南平市图书馆

一
  朱子学于元初传入高丽（约1300年前后），前有安垧（1243—1306）提倡，后有李穑（1328—1396）之振兴国学，性理学始兴。未久，一部分性理学者拥护李成桂（1335—1408）建立朝鲜（1392—1910）。从此，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学，遂支配王朝政治、教育、学术、社会价值观达500年之久。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有极深刻的历史的、阶级的和思想的根源。
  13世纪末至14世纪后半期，高丽封建社会陷入极为严重的危机，处于内外交困的民族危难时期。高丽封建王朝遭到蒙古统治者的空前的掠夺，又先后受到契丹和日本的不断入侵，致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高丽王室和两班贵族，置国家与民族危亡于不顾，竭力与蒙古统治者妥协议和，强迫人民缴纳金银财宝，又强征“童女”进献给蒙古统治者，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骑在人民头上的世族大臣、佛教大僧侣和地方中小地主也乘机不断兼并扩大田地，横征暴敛。在蒙古和高丽统治者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下，无法生活下去的广大农民纷纷逃离故土流亡，有的投托大农庄主，沦为其奴婢；有的到处流浪，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有的逃到山泽海岛，奋起反抗；还有不少人流亡到国外。农民大规模的“逃散”和流亡到国外，大大地减少了高丽朝廷的剥削对象，造成了财政来源的枯竭，加深了高丽封建国家的危机。在意识形态领域，原先的儒教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佛教日益腐败堕落，再也起不到“挽救”国运和“收拾”民心的作用；道教也世俗化，致使高丽社会祈福信仰和宗教迷信十分盛行。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机，安定人心，迫切需要有新的统治思想。朱子学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引进、传播并普及的。
  13世纪初，朱子学传入高丽后，经过朝鲜李氏王朝，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即传入期、全盛期和衰退期。
  13世纪初到15世纪末，为朱子学的传入期。此时正值丽末鲜初，即高丽和朝鲜王朝的交替时期，朱子学经历了由开始传入并普及到逐渐成为统治思想的过程。
  据历史记载，高丽忠烈王十五年（1290）集贤殿大学士安垧随忠烈王赴元大都燕京（今北京）时，首次读到新刊《朱子全书》，认为它是孔孟儒学之正脉，于是手抄此书并临摹朱熹画像而归。归国后即在太学讲授朱子学，并为传播朱子学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任赞成官期间“忧学校日衰”，向朝廷建议努力恢复“国学”，并设置“赡学钱”作为办学校基金，教授“诸生，传经受业者动以数百计”①。安垧遂成为朝鲜第一位朱子学的传播者。此后研究朱子学著名学者有白颐正、辛藏、权溥、马倬等，他们都是朝鲜朱子学的早期传播者。
  第二个时期，15世纪末至16世纪，是朱子学的全盛期。
  15世纪是朝鲜王朝的鼎盛期。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给朝鲜带来了朱子学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从15世纪下半期到16世纪上半期的一百年间，朝鲜朱子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个时期，各种独立的朱子学派相继出现，形成了以徐敬德（花潭，1489—1546）为代表的主气说和以李彦迪（晦斋，1491—1553）为代表的主理说的对立和斗争。在总结朱子学成果的基础上，产生了朝鲜朱子学集大成体系，其代表人物李退溪（名滉，号退斋，1501—1570）与李栗谷（名珥，号栗谷，1536—1584），他们分别完成了集朝鲜朱子学大成的任务，将朝鲜朱子学推向了新的高峰。
  第三个时期，16世纪末至19世纪前期，为朱子学的衰退期。16世纪末，朝鲜封建社会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受到空前的破坏，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社会发展陷入停滞，民生凋敝。朱子学也日趋没落，一些朱子学者趋于脱离实际的空谈阔论，有的还充当党派斗争的工具，甚至用迷信、鬼神、纤纬、天命等自欺欺人的谎言来挽救行将灭亡的命运。这一时期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有：金长生（沙溪1548—1631）、宋时烈（尤庵，1607—1689）、韩元震（南塘，1682—1750）、李柬（魏岩，1677—1727）、胡正镇（芦沙，1798—1879）等。
  二
  朱子学自13世纪末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引入高丽后，经过朝鲜王朝逐步成为正统思想，统治朝鲜长达500余年。它对朝鲜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今影响尚存。
  首先，丽末鲜初，朱子学成为社会改革的理论武器，对社会历史的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程朱理学的纲常伦理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豪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一般具有保守性。然而，在14世纪以来的朝鲜则不同，它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新兴势力，作为新兴势力（士林派）反对和限制豪强大主保守势力（勋旧派）的理论武器。高丽末期社会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赵浚、郑道传等人，以朱子性理学为理论武器，为朝鲜新王朝的建立竭尽全力，建功卓著。赵浚认为，封建秩序紊乱的根本原因在于“纪刚紊乱”，故断然支持李成桂一派的新兴力量。郑道传等人以朱子学的“纲常伦理”、“天理”、“人欲”论为武器，反对高丽当权贵族的“残民”和“兼并”，他们认为：“盗贼实乃‘饥寒切身’，不暇顾礼仪，多迫于不得已而为之。”①他们痛斥当权贵族的苛政，鼓吹“王道”政治，主张以忠义事君，以清廉治民，提出“均田论”、“限田论”，以限制勋旧大臣的土地兼并。并主张“以农为本”，发展生产，减轻农民负担，安定民心筹。上述这些主张，对发展生产，安定民心，促进社会进步起了积极作用，迎来了15世纪朝鲜政治、经济、文化繁荣的新局面。
  其次，朱子学者在反对高丽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佛教和其他宗教迷信的斗争中，以其辩证的无神论思想，对哲学思维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高丽时期，佛教兴盛，但末期逐渐走向衰弱。当时，佛教寺院林立，僧侣荒淫无度，穷奢极欲，使国家财政濒于枯竭。僧侣地主依仗特权对农民敲骨吸髓，致使民怨沸腾。
  14世纪以郑道传为首的朱子学者，为扫除障碍，推行社会改革，积极投入反对佛教的斗争。他们以批判佛教为己任，写出了《佛氏杂辨》一书，在理论上全面系统彻底地批判了佛教的虚伪性；郑道传反对佛教的轮回说，主张人和一切万物都是要经过发生、发展和消亡的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他认为，现实世界是由“气”即物质的变化而成的，不论是肉体和精神都是从同一物质始源即“气”产生的，“气之凝者，为形质，为神气”①。按他的说法，当气在凝聚时，精神也随之化为乌有。因此，肉体和精神不是相互分离，而是密切相连的。郑道传以此批驳佛教的“神不灭论”，这是在他的哲学中唯物主义思想。但他却把抽象的“太极”即“理”，看作田地万物之原始，未能摆脱客观唯心主义的框框。
  与此同时，另一为著名朱子学者李穑，也从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批判佛教。他虽未能有力地揭露佛教的危害性和虚伪性，但是他在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对客观事物的产生过程却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他看来，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社会，以具体形态而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气”而产生。他指出：“天地也，人与物受气而生。”②他不仅对自然现象，而且对社会现象也强调“气”的决定作用。他指出：“虽道之在太虚，本无极也，而能形之者唯气为然，是以大而为天地，明而为日月，散而为风雨霜露，峙而为山岳，流而为江河，序然而为君臣父子之伦，灿然而为礼乐刑政之具，其于世道也，清明而为理，秽浊而为乱，皆气之所形也。”①但他又认为所有这些事物和现象，在其根源上，都归于“无极而太极”，即以“太极”为本。可见李穑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脆弱。然而，他们在与佛教主观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所有发挥的积极作用，还是不容抹杀的。
  再次，朱子学在客观上，推动了朝鲜的科学文化和技术的发展。
  朝鲜封建王朝是以朱子学为统治理论和指导思想而建立的。建国后，封建统治阶级以朱子学为理论武器，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制，推行了“均田制”和“限田制”，限制了勋旧大臣的土地兼并，克服了高丽末期政治经济上的混乱局面，并采取一系列劝农措施，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相对安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文化技术也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当时所取得的科学成果，主要表现在天文历法、数天文历法方面：在新历书《七政算内篇》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终于编写出内容更丰富、更准确的历书《七政算外篇》，还创造出闻名国内外的自击漏、测雨器、天球仪浑象等天文仪器。
  农业技术方面：15世纪，朝鲜总结了农业技术经验，编出了《农事直说》《衿阳杂录》《蚕书》《养花小录》等农书，对普及农业生产技术起了积极作用。
  医学方面：16世纪著名医学家许俊编撰了名闻国内外的巨著《东医宝鉴》。这本书不仅广泛应用了朝鲜，而且还传到中国和日本，在国外多次被翻印，成为东方中医界所重视的珍贵医书。
  语言文字方面：15世纪，朝鲜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即“训民正音”，推动了朝鲜科学文化的进步发展。历史研究方面：编写了高丽史的重要文献《高丽史》和《高丽史节要》，还开展编写了李朝历史的珍贵文献《李朝实录》等。
  然而，朝鲜王朝后期，即16世纪末期以后，随着朝鲜封建社会的衰落，朱子学也日趋停滞不前，毫无生气，一些朱子学者崇尚空读，严重脱离实际，有的竭力推行文化专职主义，“斯文乱贼”的帽子满天飞，对不同的学术思想实行残酷镇压和无情打击，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进步。但朱子学对朝鲜历史所起的重要作用，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一概肯定，应该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三
  朱子学转入朝鲜后，经过朝鲜朱子学者们的艰苦努力，不仅成为朝鲜化的朱子学，而且对中国和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6世纪，李退溪继承，发展了朱子性理学并对朱子性理学做出了全面独到的解释，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理一元论哲学体系，把朝鲜朱子学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为巩固朝鲜封建王朝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他公开宣布以“破邪显正”、“明道以正人心”为宗旨，把佛教以及其他学说当作“异端”“邪教”加以排斥，并为朝鲜封建王朝培育了大批人才，为稳固朱子学在朝鲜的统治地位起了积极作用。也因此深受朝鲜统治者的信任和拥戴，世称东方夫子，与李粟谷并称为朝鲜二贤。
  退溪哲学思想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受到中国和日本思想届的推崇。1920年前后，北京尚德女子大学重刊退溪的《圣学十图》时，梁启超曾赋诗称颂李退溪：“巍巍李夫子，继开一古今；十图传下诀，百世诏人心。云谷琴书润，濂溪风月寻；声教三百载，万国乃同钦。”当年的黎元洪也在上书重刊时，称颂李退溪：“中华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
  朝鲜的朱子学经退溪从日本江户初期开始转入日本，一直到元末、明初，对日本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朱子学创始人藤原惺窝（1561—1615），“因与朝鲜所称朱子学派李退溪门人金诚一、许箴之等接触，终于放弃了佛教思想”①。走上了研究朱子学的道路，成为日本朱子学的创始人。日本山歧暗齐（1618—1682）原为禅宗僧人，还俗后，读到退溪的《自省录》后，大为感动，遂孜孜不倦地读完退溪文集四十九卷，以退溪是朝鲜朱子学的第一人。说道：“我浏览了元明时代儒书，但其中唯李退溪以朱子之意为意，是发挥朱子思想精髓的真儒。”②
  大冢退野（1677—1750）读到退溪《自省录》后，超然自得，从此后，他对退溪《朱子书节要》精心研究达40余年，创立了日本朱子学大冢派。他的门人薮孤山在他的《送赤彦礼序》中说道：“大冢先生愤然兴起，乃始专力朱子之学，既得朝鲜退溪李氏所撰《朱子书节要》而读之，超然有得于心，喜曰：‘是获朱子之心者矣。’遂尊崇其出如神明云，先子继兴兄事大冢先生，同心同德遂大启斯学，惠我后人。盖二君子之学宗年氏，而得李氏为多矣。故大冢先生之言曰，勉斋之状朱子，不如节要之尽朱子也。先生亦曰，百世之下，继紫阳之绪者，退溪其人也。”③又在《送赤崎海门序》中叙述道：“孔子之道传乎曾子、子思而传乎孟子。孟子殁后久失其传。至宋程朱二子深求始得焉。其学传乎朝鲜李退溪，退溪而传之乎我国山岐暗齐。暗齐而传之乎先府君慎庵先生云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退溪教育思想对明治维新制定“教育敕语”有间接的影响。这是因为明治维新的侍讲元田东孚是制定“教育敕语”的人，他最尊崇李退溪的大冢退野学统。因此，明治维新的“教育敕语”不能不与李退溪教育思想无关。李退溪深受日本朱子学者的尊崇和爱戴，山岐暗齐把李退溪尊为“朱子后第一人”。如今，对李退溪思想研究造诣颇深的日本高桥进教授也称李滉为“朱子学的再集大成者”，可是其对日本的影响之深远。

①徐世明、朱火金，江西省上饶市政协文史馆馆员。 ①《高丽史》卷一〇五《安垧传》。 ①《三峰集》卷二八。 ①《三峰集》卷九《佛氏杂辨·佛氏轮回之辨》②《东文选》卷七三《萱庭记》。 ①《东文选》卷七二《西京风月楼记》。 ①朱谦之：《日本朱子学》。 ②宇野哲人：《在日本李退溪研究》。 ③玄相允：《韩国儒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