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儒家实践智慧的礼学演绎
  ——论朱子的礼学实践观
  冯兵《哲学研究》2016年第1期
  儒家礼学有着较强的实践性，朱熹出于应对佛老的挑战和纠正当时学界重空谈义理而轻道德实践的流弊的需要，更为强调儒礼的实践特质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实践。在朱熹看来，“因人之情”的情感原则与“经权相济”的辩证智慧，是儒家礼学在生活实践中得以有效运用的方法论基础。其中，“敬”与“礼宜从厚”是其情感原则的基本内容，“时”与“中”则是构成经权“相济”原则的核心要素。朱子对礼的实践性特质的重视和对礼学实践原则的讨论，为儒家的实践智慧提供了一个情理并重的理论样本。
  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表象与位相
  吴光辉 肖珊珊《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日本江户时代朱子学的形象变迁，经历了从“实理之学”到“真儒之学”再到“正统之学”的历史转向。同时，朱子学也自一个外来的学问，被置于多重性的对立、对抗的格局下，逐步深入到日本学问的内核，最终转换为所谓的“日本朱子学”。正是江户时代的历史变革与时代危机，才成就了朱子学在日本不断更新、不断转型的命运，也实现了朱子学超越“国家”藩篱，成为东亚之学问的最大价值。
  “勉斋之说，有朱子所未发者”
  ——论勉斋的《中庸》学及其思想意义
  许家星《江汉论坛》2016年第1期
  朱子《中庸章句》形成了一个新的典范，主导了后世《中庸》学的发展。其高弟黄榦则以新的眼光，将《中庸》分为34章6大节，突出道之体用为全书主线，提出以戒惧谨（慎）独、知仁勇、诚为脉络的工夫论系统，在章节分析、义理建构、工夫系统上取得了新成就，深刻影响了弟子饶鲁、后学吴澄的《中庸》学，形成了《中庸》学上独树一帜的勉斋学派。尽管富有开创性的勉斋《中庸》学寂然无闻，然其上承朱子，下启饶、吴的继往开来之贡献，对朱子学和《中庸》诠释史的演变实具不可忽视之意义。
  《朱子家礼》仪式当代传承的思考
  曾丽蓉 《求索》2016年第1期
  “礼乐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早就写进了历史记忆，而民间《朱子家礼》仪式的再现又将我们从历史记忆拉回到现实中来。在湖南桑植县的偏僻山村，继承“礼乐文化”的《朱子家礼》仪式奇迹般躲过两次“浩劫”而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朱子家礼》四大仪式传承至今虽有流变，却保留了儒家文化的精髓，聚集着历史、文化、艺术、信仰等诸多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内涵，是湖湘儒家“理学”文化的历史沉淀和延续。加强对它的研究、挖掘、整理和保护，有助于文化自信和民族文化重建。
  朱子的“道学—道统”论重探
  赖区平《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1期
  许多学者在内圣之学的规模下叙述朱子道统论；余英时先生则提出道学与道统之辨，从时间、人物上来为道学与道统划界，指出道统之为内圣外王合一。此两方观点互有得失。在朱子，道学与道统在时间、人物上界限重合，实无分别；而尤其根据对《中庸章句》之序与经、注的内在关联等之考论，可知道统之“统”当训为“绪—业”（而非“谱系”），道统即道之“统绪—事业”（而非道或道学之传授谱系）；道统之大本是内圣，道统之实质是内圣外王之合一；道学之传本身也是道统之传的一种方式。由此可澄清相关误解、深化相关探究。
  朱熹的“理”：“生生之理”还是“只存有而不活动”
  ——以唐君毅、牟宗三的不同诠释为中心
  乐爱国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唐君毅依据朱熹言理气不离不杂，认为在朱熹那里，理贯而主乎生生之气之流行中，从而从形上学的层面把朱熹的理诠释为动态的“生生之理”；从这一诠释出发，他不仅认为朱熹的“生生之理”是对于程颢言“生生之理”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进一步对朱熹的理气动静做了自圆其说的阐述。与此不同，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是对程颢视道体性体为“即活动即存有”者的根本转向。重要的是，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的理气动静的诠释，不同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诠释而有所创新，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诠释相互对立，展现了朱熹学术的不同面向，并给予更多的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朱熹对时文的批评
  ——兼论朱熹的科举改良思想
  赵聃《中华文化论坛》2016年第1期
  朱熹生活时代的时文指的是为应试而写的文章。虽然朱熹年少时写过时文，并且以时文中举，但他对于时文的态度却是较为复杂的。朱熹经常批评时文，但他并没有以所有的时文为批评对象，也没有完全否定时文。朱熹的时文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批评语言文字上“太细腻，流于委靡”“文字多是轻浮”的时文，而肯定豪壮有气魄的时文；批评思想内容“天地之性人为贵”义理的时文；批评时文坏了社会风气、士子精神。另外，朱熹也提出了“深资广取”“隐括以至理”“得义在内”的改良措施。值得一提的是，朱熹在论时文时，也对与之相关的科举制度提出了批评和改良建议。
  朱熹经学诠释视角下的工夫论
  康宇《哲学动态》2016年第1期
  朱熹将工夫分为“实践”与“涵养”两个部分，通过“知行”“读书”“诠释”等相互关系的探讨，建构出以“体验之学”为特征的经典诠释学说。该学说以工夫论为核心理论，讲究“身心一体”、知行间既有先后又有平行，并兼具“诠释循环”特质。为了突显工夫，朱子修订了儒家读书次第，发明出以“广义实践”为基础的诠释方法。然而，在彰显“主体性实践”的同时，朱子诠释学亦遭遇内在难题，需从“解释的张力”视角化解之。
  爱物何以可能
  ——朱熹的生态伦理观探析
  李涛《伦理学研究》2016年第1期
  人对物究竟应给予物什么样的道德关爱？这是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学具有普爱意识，自先贤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的主张以来，物一直是道德关爱的对象，但同时在“爱有差等”观念的支配下，对物的爱又不同于人，其间显现出普爱与差爱的矛盾冲突。朱熹在本体论上以“生生之仁”确立了人、物的平等意识。而在现实生活世界里，万物所自有的客观等级秩序以及人所面临的不同道德情景，人又会以“差等之爱”的情感方式表现出来。朱熹用“理一分殊”来化解“普爱”与“差爱”的冲突，以“推己于物”和“用之有时，取之有节”的方式展现人对万物的—爱之情。
  张栻、朱熹对“太极”与“性”关系的不同解读
  吴亚楠《江淮论坛》2016年第1期
  “太极”即“性”很可能是张栻在与朱熹会于长沙之前就已经提出的观点，并且作为他成熟的思想而始终坚持如一。于此，朱熹却有一前后变化的过程：从前期的认同到后期以“太极”为“理”而反对“太极”为“性”。张、朱二人之间所以最后形成此种差异，与他们对于《易传》和《中庸》不同的利用方式和诠释结果密切相关。张栻继承并推进了胡宏的性本论，从而在这个重要的观点上维护了湖湘性学的学派特色，并与朱熹理学显示出不同。
  从族类到气类：论朱熹的“异姓存祀”观
  胡荣明 《学术界》2016年第1期
  朱熹从其哲学体系的内在圆融性出发，依据分类与祭祀所具有的一般性原理，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族类之间相属关系及其识别标志，对早期中国基于血缘或祖先之德的祭祀分类体系进行了一种创造性转化。他在“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祭祀原则的基础上，为“异姓存祀”的合法性提供一种学理支撑。这既是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姓存祀”现象进行的学理解说，同时也是为其道统祭祀行为进行了理论道路的清理。
  论朱熹诗歌的冲雅之风
  杜少静 刘锋焘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朱熹不仅是宋代著名理学家，而且是一位创作量甚丰的诗人，现存诗歌约一千二百首。在诗歌方面，朱熹的影响虽然不及南宋四大家等人，但后世评论者亦代不乏人，明代王祎就用“冲雅”二字来形容朱熹诗风。诗风之“冲雅”，当指诗歌冲澹自然、平和萧散、含蓄蕴藉而又中正典雅的特点。朱熹诗歌“冲雅”之风的艺术表现有素雅清远的意象选择、平易流畅的语言表达、浑然灵动的景理融合、淡泊平和的心境描写以及丰富含蓄的情感抒发，“冲雅”之风形成的主观原因有儒释道精神的互相调和与个人自觉的理论追求，文学渊源是他对“诗贵自然”的审美追求和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的继承。
  朱熹中期内圣道学学术旨归论
  徐公喜 吴京红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朱熹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活动中，其道学经历了从内圣道学到内圣外王合一道学的历史过程。朱熹学术思想发展中期阶段的起点可以定在乾道五年（1 169），而绍熙元年（1190）则成为晚年阶段的起始点。这一阶段，朱熹通过寒泉精舍讲学、寒泉之会、鹅湖之辩、义利之辩以及对“四书”的整理与发挥等学术活动，承续早期“为己之学”，以明人伦而格物致知核心，不断完善了其思想体系，强化了内圣道学学术旨归。
  《近思录》朱子阶梯说的历史意义与影响
  程水龙 曹洁《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入道之序在学术思想传承上异常重要，朱熹说：“《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此说为后世求学理学者建构了入门之阶，此朱学化的治学之道链接了理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的沟堑。中国历代程朱学者对“朱子阶梯说”的继承与发展，推动了程朱理学广泛传播，史上《近思录》大量注本、续仿编本，又成为此书的辅助阶梯，不断满足着各时代学者登阶之需，衍生出的阶梯说新构想为人们提供了多条“入道之阶”。理学传入东亚后，《近思录》长期在朝鲜半岛、日本享受着“经典”待遇，其朱子学学者不断赞许《近思录》的入道功用，所构建的本土化朱子学阶梯为理学广泛传播发挥了积极历史作用。
  康有为视界中的朱熹与陆九渊
  魏义霞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在康有为的视界中，朱熹、陆九渊的思想泾渭分明，学术地位相差悬殊。在讲“宋明学”时，康有为讲到了朱熹和陆九渊以及朱陆之争，并对两人的思想予以比较。康有为对朱熹与陆九渊的比较和评价秉持孔教立场，可以说，康有为对朱熹与陆九渊关系的认识和态度取决于对孟子、荀子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两人的态度，同时又奠基于对宋明理学的整体审视之上，既呈现出康有为与同时代人迥异其趣的朱陆观，又提供了解读朱陆关系的另一种样式。
  船山对朱子、阳明“亲新之辨”二元对立模式的解构
  陈力祥 杨超《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2期
  朱子与阳明的“亲新之辨”，从根本而言是“朱子理学”与“阳明心学”在实践工夫论上“向外”和“向内”的二元对立。朱子从《大学》“三纲领”之“经”出发，训“亲”为“新”，丢弃了“新民”中“亲近、亲爱”百姓之意蕴；阳明从《大学》之“传”出发，舍弃了外在“新民”之手段。船山解构了朱子单一的“向外”的“有言”之教的新民，主张自身明德以感召他人的“无言”之教的新民；船山也解构了阳明单一的“向内”“自新”新民，主张“自新”与“新他”二者结合的新民。船山新民观从内容与形式上都为后世学者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路径，彰显出亲新之辨的和合建构特质。
  白玉蟾金丹派南宗与朱熹理学关系新考
  盖建民《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儒释道三教关系历来是道教各派必须认真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在经历了激烈的三教争雄格局之后，宋代三教关系明显不同于六朝和隋唐，三教融通的观念渐强，为越来越多的三教人士所认可，道教金丹派南宗“教分为三，道乃归一”的三教观就反映了这一趋势。通过梳理道书文献、笔记史料和田野考察的新材料，对南宋道教代表人物白玉蟾与朱熹是否有直接交往这一学术疑难问题进行考辨，可以发现，虽然二人并无直接交往活动，但白玉蟾金丹派南宗与朱熹理学思想多有互动和汇通。
  朱熹《小学》与其童蒙教化体系的构建
  陈兴华 《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
  朱熹十分重视童蒙的教化，通过编撰《小学》等童蒙教化文本推动其教化思想的普及化和民间化，推动社会秩序的重建。朱熹把“事”作为童蒙教化的逻辑起点，注重“学”“教”结合，以诗、礼、乐为方式载体，以家庭、学校和社会为空间载体，并充分利用印本书等传播媒介，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童蒙教化体系。朱熹童蒙教化体系内在包含了价值目的、内容选择、实践逻辑、教化和传播载体等要素，是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有机整体。
  明代《朱子家礼》传播新探
  王志跃 《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2期
  明代是《朱子家礼》在社会上得到高度传播的朝代，体现在传播方式上有依靠耆老、融入诗词、通过考试与奖惩等；传播人员有各级官员、普通儒生、地方大族、特殊人群及庶民百姓。而《朱子家礼》传播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朱子家礼》传播排斥佛道等暗含了儒礼独尊的意图，《朱子家礼》传播与风俗及法的互动，则表明《朱子家礼》传播仍然存在一些阻力。事实表明：社会秩序的井然与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有赖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向先圣祈祷
  ——比较宗教学视域下的朱熹“祝告先圣”
  张清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向先圣祈祷是朱熹生活中的重要行为，朱子文集中保留了很多朱熹在祭孔仪式上向先圣祈祷的祝文。在朱熹看来，祈祷是个体情感的恰当表达，也是通过“悔过迁善”走向生命改变的切实行动。他将先圣看作自身生命效法的原型和指引，在祝告时不断祈求与先圣之灵的感通和交流，以此通过遭遇“先圣”回向自身。对朱熹来说，祝告先圣的精神性意义在于，它是自身默想圣贤人格并向着圣人方向前进的重要方式。从宗教学的视角来看，朱熹这一行为真正体现着宗教祈祷的本真性意义，因为祈祷的本质在于祈祷者在跟神圣对象的相遇和交谈中实现心灵的改变和转化。朱熹从“祝告先圣”中获得的是一种与“神圣”遭遇的价值体验。对这种经验的揭示，有助于拓展对儒者生活神圣向度的认知，从而丰富和深化对儒学宗教性的理解和把握。
  19世纪日本儒学思想的朱陆之争
  ——以楠本硕水《朱王合编》为中心
  申绪璐《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18世纪末，朱子学在德川幕府最高学府昌平坂学问所中取得独尊地位。但是进入19世纪，阳明学在日本的影响日益增大，并成为幕末维新期的重要思想。在此过程中，昌平坂学问所的儒官佐藤一斋有着重要作用。作为日本崎门学派的朱子学者，楠本硕水于19世纪末编纂《朱王合编》一书，其中收录大量幕末维新时期阳明学者和朱子学者围绕朱陆之争问题的争论。该书不仅反映了19世纪日本儒家学者对于朱陆之争的反思，关于理学的相关问题的讨论如读书求道、知行先后等亦得以进一步展开。《朱王合编》是了解19世纪日本儒学思想的一份重要材料。
  晚清汉宋兼采思潮中的《论语》诠释
  ——以《论语后案》对《论语集注》的吸收与批评为例
  肖永明 陈峰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黄式三是晚清汉宋兼采思潮中的代表人物。其《论语后案》“不分汉宋”，于朱熹《论语集注》甚为措意，既肯定了朱熹论“学”的思想倾向、贬斥异端的学派主张，又对朱熹的天理观、人性论、道德论等方面加以批评与修正。《论语后案》对《论语集注》的吸收与批评，既体现了黄式三对宋学的“依违”之态，又折射了黄式三通过诠释义理概念以“重构”新学术体系的思想主张，亦可展现汉宋兼采学术理念在《论语》诠释中的具体落实，成为研究汉宋兼采学术思潮演进的鲜活个案。
  论朱熹的“理生气”
  沈顺福《中国哲学史》2016年第3期
  《朱子语类》有“理生气”的说法，人们以为这是朱熹的观点。朱熹之理是形而上的，超越于经验现实，这便是“静”。“静”之理无所谓生死。朱熹之气是形而下者，它本身便能够生万物。形而上之理与形而下之气的关系是本末、体用关系，二者之间具有“依傍”关系，但不是经验性的生的关系。故理不生气。事实上，将理视为静理，恰恰体现了朱熹哲学的思辨性。《语类》记载可能有误。
  主宰谓之帝
  ——朱子哲学中“理”的主宰作用
  赵金刚《哲学动态》2016年第3期
  在朱子思想中，理影响着气的创生与状态，“理”是“气”的主宰。朱子对于理之主宰作用，从诸多方面予以说明，而朱子所说的理之主宰分别体现于本体和流行两方面。在本体上，主宰体现为天地生物之心，“生”是其中的枢纽。在流行上，主宰体现为理则和理序，具有某种规范意义。在这两个层面上，本体上的主宰更为根本。同时，理对气的主宰，也可以看作理对于历史世界的主宰。
  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首次翻译：以《中国丛报》为中心
  赖文斌《上海翻译》2016年第3期
  朱子学是儒学的新发展，被西方称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学说，很早就走出国门，被译成不同文字传播各国。但其英译相对滞后，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广州创办的第一份英文月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是第一个将朱子学向西方传播的阵地。文章对英语的概况、译者的身份与目的、翻译的策略与问题等方面进行考察和分析，以期探讨朱子学早期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问题。
  朱子、阳明与船山《大学》诠释之比较
  ——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为中心
  孙钦香《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大学》是宋明理学家们用力最深的文本之一。专以“明明德亲（新）民”关系的诠释而言，朱子遵从二程《大学》改本，主张“新民”说，并以“本末”论来阐述“明新”关系；王阳明主张恢复古本《大学》，力主“亲民”说，并提出“明亲合一”的理论；作为宋明理学的批判总结者，王船山力反阳明之论，维护程朱《大学》改本和“新民”说，同时运用“理一分殊”论，一方面否定阳明“明亲合一”论，另一方面又批评和深化朱子“明新本末”论。由此可见，同一文本因学者自身的时代问题意识及其学术关切的差异，呈现出异彩纷呈的不同解读，借此也说明经典文本本身丰富的、开放的义理诠释空间，以及儒家学说所具有的“学随世变”的生命力和创发力。
  朱熹的《格物补传》和王阳明的《大学问》
  ——围绕《大学》版本的两派分歧
  林可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王阳明反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格物方法，主张“致良知”，这一分歧促使其在《大学问》中反对朱熹将《大学》古本之“亲民”改为“新民”。“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与“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分歧，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争，《格物补传》与《大学问》的不同，是理学与心学在包括认识论、本体论、伦理观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不同。
  朱熹诗佛禅情结诗性视界探微
  邱蔚华《东南学术》2016年第3期
  朱熹诗丰富微妙的诗性视界，既包括禅悦之思的诗意传达，也表现为以禅悟思辨的言说方式传达“理趣”，还包括以佛证儒、借佛析道学之“理”的诗性旨趣。其蕴含着独特的审美意蕴：一者为“思着的诗”的艺术美，具体表现为独特的言说意象、语言运用思维及诗歌境界；二者为“诗化的思”的文化底蕴美，即表现为诗人兼摄融通的道学性格和诗理合一的艺术传达。这种独特审美意蕴与朱熹之佛禅因缘及两宋极富弹性和包容性的文化土壤关系密切。
  从常用词的更替看《朱子语类》一书的方言背景
  孙淑娟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患—忧—虑—愁”“意—度一料—猜”“燥—湿—干—湿”“投—掷—抛”四组常用词在《朱子语类》一书中的使用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表现迥异。从使用者的籍贯入手，按照现代方言分区标准，《朱子语类》一书的方言背景应是以闽方言、吴方言和赣方言为主，同时夹杂客家话、徽方言和官话。这—庞杂多元体系正是造成四组常用词使用迥异的主要原因。由此，常用词研究应顾及语料的方言背景，对其做方言层次的区分，以揭示各历史时期层面的真实状况。
  朱子理学与明清廉政文化建设
  周振华 余龙生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在自身修养、选才用人、惩治贪腐、仁政恤民等方面，对明清两代建设廉洁、廉明、廉正、廉能的廉政文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发挥了积极作用。明清时期也产生了一批以朱子理学廉政思想为行动指南的清官，其中以海瑞、于成龙为代表的廉官能吏，用自身的实际行动和政治实践，为明清廉政文化吹进了清新之风。
  朱熹“明天理，灭人欲”当代价值新解
  方彦寿《东南学术》2016年第3期
  长期以来，学界对朱熹的“明天理，灭人欲”有诸多误解，而对隐藏在这一学说背后的重要意义，诸如“明公理，灭私欲”“明正理，灭邪欲”“明善理，灭恶欲”等内涵缺乏深入的挖掘，进而对其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与深入落实视而不见。实际上，在“天理”的旗帜下，朱熹高扬的是正心诚意，促进人格完善，革除弊政，反贪倡廉，提倡爱国主义，坚持民本思想等，至今仍应视为是金光闪闪的“正能量”。
  朱子学公私观的一种政治史考察
  ——以“霅川事变”为线索
  陈晓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以南宋理宗朝发生的“霅川事变”为线索，探讨在朱子学公私观出现之后，两种公私观（传统公私观与朱子学公私观）在政治史中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以及不同的政治集团是如何运用儒学的观念来达成各自目的的动态过程。在传统公私观框架下，君主是“公家＝天下”之家主，就必须尽可能抑制对于“私家＝内”的关注，而始终以“公＝天下”为优先考虑事项。“公之领域的优先性”在此作为客观之原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君主主观意志的不确定性。而真德秀继承了朱熹的公私观，认为君主之“爱亲敬长”之私德能通过“身→家→国→天下”之同心圆的无限扩大直接影响到“天下”。在此，传统公私观的“内”与“外”的分界线完全崩溃，“内”与“外”的原则上的区分（“私恩”对“公义”）也完全退居次位。由于父子之血缘关系和君臣之政治关系同时都属于“天理之公”，那么就无法从原则上确定以何者为优先，而都必须由君主的当下之道德判断“权”来决定，这也正是朱子学为何要反复强调君主必须是圣人的原因所在。
  朱子“实理”思想的四个层次
  ——兼论朱子“实理”视域下的辟老与辟佛
  王洁 《孔子研究》2016年第3期
  朱子的“实理”概念，立足于佛道两家虚空之理的对立面，以“实”来重点强调“理”原本所具有、但又隐含着虚化危险的伦理价值规定。从万物存在之终极根据与意义的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一至善的德性；从万物存在之所以然之故与所当然之则的物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具体的人伦规范与道德原则；从禀受于天而得之在人的性理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从“实其实理”的修养角度看，实理表现为于日用常行间着实做工夫的道德践履。朱子从“实理”概念出发，对佛、道二教的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朱熹哲学中的欲望与秩序
  崔亨植《管子学刊》2016年第3期
  为建设理想社会，儒家一直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哪种社会秩序是更为合理的？它合理的依据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并维持这种社会秩序？同时，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怎么去定义人的欲望，怎么去解决秩序与欲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关于这些问题，朱熹用“天理之节文”定义了“礼”，认为在“公”的价值观视角上，“礼”是具体而现实的表现“天理之节文”的秩序体系。他把公和理同天理结合起来，在为这些概念提供存在论背景的同时，又赋予了其不可违背的绝对的道德权威。恰恰与之相反，朱熹又把人欲望中与公对立的私、与礼对立的欲，定义为私欲，认为“私”及“私欲”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的秩序，强调为了保存天理一定要克服“私”及“私欲”。朱熹认为，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作为礼的主要构成内容，它们依据于天理，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私”与“公”、“人欲”与“礼”的关系以及天理的特点，不是以社会秩序的重组为中心，而是通过“礼”所表现的社会秩序，寻求构建社会秩序的正确方向。
  朱熹《诗集传》的文献学成就
  李世萍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在宋代疑经惑古思潮的背景下，朱熹运用多种校勘方法，对《毛诗》字词章句进行了仔细的校勘；以“某，某也。或曰：某也”表示字词章句意两说并存；在对字词名物不可确解时，朱熹则以“某未详……或曰……”等表示阙疑，留给后人思考判断。以上三方面的文献学成就，充分体现出朱熹严谨审慎的治学态度。
  山崎暗斋对朱子“中和”思想的受容
  孙传玲《东疆学刊》2016年第3期
  山崎暗斋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亦是垂加神道的创始者。作为一个“神儒兼摄”的思想家，他以儒家的“中和”“中”之道为线索，认为日本的神道经典中体现了“中”之道。他还认为日本天地之神“天御中主尊”所蕴含的“中”即尧舜禹三圣相传之“中”。他将朱子学理论与神道经典相结合，对神道经典进行重新诠释，在寻求神儒之间共通性的同时，试图构建一套神道经典语境下能够彰显日本文化主体性的神道理论体系。
  《四书》本《大学》与《礼记·大学》：两种文本的比较
  李纪祥 《文史哲》2016年第4期
  朱熹释“大学”为“大人之学”，郑玄释“大学”为“太学”，前者指学问，后者指学宫。对早期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而言，翻译此书是追随朱熹的观点，因此从马士曼、马礼逊到理雅各，俱以“Great Learning”而非“Tai School（太／泰学）”来翻译《大学》篇名。朱熹关注的是《大学》的作者问题，“经、传之分”也是从此思考而出现的章句做法；郑玄与孔颖达关注的是“从戴德到戴圣”的编者问题，从《汉书·艺文志》、郑玄《六艺论》、《三礼目录》到《隋书·经籍志》可以作为一种书目线索。朱熹提出的三纲领，在孔颖达那里只称为“三在”；朱熹提出的八条目，在郑玄那里是不成立的概念，而在孔颖达视域中的《大学》文本结构，确然并无后世所谓的“八条目”。郑玄认为在“太学”中所学的是一种“博学可以为政”之“学”，因此，“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反映的正是戴圣编辑《礼记》的理想：以礼治国。这也是郑玄在《三礼目录》中将《大学》分类为“通论”的原因。
  朱子“生理”思想研究赖尚清 《哲学研究》2016年第4期
  朱子哲学中的“理”，从静态的层次，可以分为“生理”和“原理”；从动态的层次，则“生理”又可进一步分殊为天理、性理、伦理、物理，而朱子所说的“生理”具有本体义、发用义、流行义和主宰义。在本体的意义上，“生理”和“原理”是直接同一的。“生理”和“原理”也不是两个“理”，而是同一“理”的两个面向。本文主要是为了突出朱子哲学中“理”的“生理”的面向及其本体、发用、流行的含义。“原理”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纯逻辑的“原理”，而且是作为存在论和价值论本原的本体。后世儒者之所以对朱子的“理”有各种争论，主要原因是没有突出其“生理”的面向，以及没有对“生理”进一步分殊，同时对“生理”所具有的本体义、发用义、流行义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更多强调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原理”的层次以及“形而上”的含义，所以对朱子哲学有各种曲解。
  朱熹正义思想探析
  朱璐 《哲学研究》2016年第4期
  朱熹之学综罗百代，致广大而尽精微，朱子对正义问题亦有所思考。朱子推崇德性正义，认为“义”是“天理之宜”，主张行天理之公义，格物致知，“处物为义”；推行政治正义，主张“正君心”“格君心之非”以行政，以民本“为国家者明道正义”；践行经济正义，倡导“正经界”，复古井田制，创立“社仓”制以恤民。朱子的正义思想，带有鲜明的理学特质。
  作为修身学范畴内的“独知”概念之形成
  ——朱子慎独工夫新论
  陈立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独知”成为一个修身学的概念始于朱子慎独说。朱子训《中庸》与《大学》慎独之“独”为“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此“己所独知之地”不是一“物理空间”概念，乃是一心理空间概念，专指人心中一念萌发状态，故与汉唐诸儒以闲居之所为训“独”路数迥然有别。“一念之萌”成为朱子修身工夫论之聚焦点，他以“念虑”之“起”与“不起”作为标准，将心灵生活划分为三个时段：思虑未起（即“未发”）、思虑已起（即“已发”）以及介于两者之间动而未形、萌而未彰、有无之间的状态（即“几”）。此“几”即人不知而己独知之对象。与此相应，作为“专言”之“戒慎恐惧”工夫（即“敬”工夫）是心灵贞定其自身的力量，它统贯于心灵生活之各时段；作为“偏言”之“戒慎恐惧”工夫则系于未发时工夫（即涵养工夫、静工夫），而于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一念之萌”之时段，则须“慎上加慎”，是为“慎独”工夫（省察工夫、动工夫）的工夫。此慎独工夫因专注于念虑之“正”与“不正”、“意”之“实”与“不实”，故是一现象学意义上的“意向性”活动。
  安萨里与朱熹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艾文迪 钟周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安萨里和朱熹分别是11～12世纪伊斯兰和儒家文化的“复兴者”和“集大成者”。他们的思想遗产从根本上影响了各自文明的发展进程。本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两位先哲的核心理念和使命是什么？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线索是什么？他们教育思想所反映的共同价值观是什么？本研究是受到中国明清时代形成的“回儒”传统启示的一项研究，力图为促进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对话贡献微薄之力。
  “四书类”的设立与流变
  ——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著录为线索
  张晚霞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年第4期
  “四书类”是我国图书分类体系中出现较晚的一个类目，始设于明代官修目录《文渊阁书目》。北宋以来，《大学》《中庸》二书受到理学家的高度重视，渐与《论语》《孟子》并列。南宋朱熹撰成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四书学”系列著作，标志着我国经学史上“四书”名称的确立和“四书学”体系的形成随着“四书学”著作的日趋繁盛，基于实际需要，《文渊阁书目》创设了新的图书门类“四书类”，集中著录该类典籍。此后，明清官私目录大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四书类”及其相关类目，并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四书类”成为传统分类体系中“经部”的重要类目之一，充分体现出古代书目类目增省的“文献保证”原则以及“与知识发展相同步”原则。
  朱熹的易学推类方法论探析
  郎需瑞《周易研究》2016年第4期
  朱熹易学造诣深厚，其易学逻辑思想主要是围绕“类”而展开的。首先，他将“类族辨物”看作是一种逻辑方法，通过“稽类”来获得关于事物类同与类异的认识；其次，他将易看作是“假借虚设”之词，认为易之道理是“悬空”“假托”之说，把类思维同事物之义理相结合，重视对“道理”的考察；在推理的过程中，朱熹还强调“理不走作”，运用辩证的思维，权正取舍，以确保推理的有效进行；最后，他将“依类而推”的易学逻辑推理原则发展成为“稽实待虚”的逻辑推理理论，丰富了易学推理理论。总之，朱熹一生著述丰硕，他的易学推类思想在易学逻辑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程朱理学与藏传佛学的入世之变
  ——以朱熹和宗喀巴为中心
  魏艳枫《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印度哲学在很早以前就有以绝对的无作为宇宙本质的观念，这种观念在佛学中化为大乘佛教空性思想，而进一步在中国禅宗中形成无一物可得是为见道的理论，并在中国文化中造成深远影响。然而，宋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家对禅宗以空为本的本体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认识论、顿悟成佛的修持术都提出了批判。在本体论上，理学家消空入有；在认识论上，理学家反对到超言绝相之地求知，而主张在可触可见的实物中求知；在修养论上，理学家变禅宗的刹那顿悟为漫长的渐修。类似现象也出现在藏传佛教中，宁玛派光明大圆满法、噶举派大手印法等修持术的理论与实践都与禅宗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后起的注重戒律的格鲁派却像程朱理学一样质朴和严谨。二者的共同目的是化放旷高蹈的神人为圣洁的君子和宗教家。
  即体即用与体用分离
  ——张拭与朱熹的太极之辩
  王丽梅 《孔子研究》2016年第5期
  张栻与朱熹都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两人就理学中的很多问题都进行过广泛的交流和深入的探讨。文章考察了张栻与朱熹关于太极问题的交涉与论辩，张栻以性诠释太极，朱熹以理解读太极。张栻认为太极既涵动静之理，又明动静之蕴，故太极即体即用，体用一源；朱熹认为太极只涵动静理，不具有动静之实，故太极只见其体，不明其用。张栻与朱熹的太极之辩，不仅说明了二人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同时促进了二人思想的成长与成熟，进而推动了南宋理学的发展与完善。
  “禘”解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曾令巍 《中州学刊》2016年第5期
  在经学史上，关于“禘”的理解历来就存有分歧，尤自郑玄、王肃以降。至唐代《五经正义》颁之国胄，世人治经唯郑之从。然而，民间也出现了以赵匡为代表的新的学术动向且开宋学先风。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虽采赵匡之说，但因朱子不满程子解“禘”而程朱之判已明；虽然学宗朱子，但是以吴澄、陈澔为代表的门人后学对“禘”的理解也有区别。因此通过对“禘”的研究，可以一窥朱子学在经学领域，尤其是礼学研究方面的精微化趋势。
  张载对《孟子》的诠释及朱子对其的扬弃
  李敬峰《兰州学刊》2016年第5期
  张载的《孟子说》在元代已佚，而近期由林乐昌教授辑佚出版的《张子全书·孟子说》则为全面揭示和研究张载的孟子学思想提供翔实的史料。张载的《孟子说》以推阐孟子的心性思想为重点，以建构心性本体为诉求，将孟子的单一“性善”说区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两层性论，心性工夫“尽心”思想发展为“大其心”，“养浩然之气”转换为“变化气质”。从经学史的视角来看，他的《孟子说》呈现出舍弃注疏、崇尚义理；以“心解”代“注疏”；以《易》《论》诠释《孟子》等新的经学特质，推动和确立孟子其人其书在儒家道统以及经典谱系中的地位，它所揭示和显豁出来的思想为朱子建构孟子学提供直接的思想来源。
  从《闽中十景》看朱熹行迹与清初儒林文化
  陈端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闽中十景》是清代康熙年间闽中画家绘制的以福建地方胜景为主题的实景山水作品。本文通过对画作中朱子行迹图像、文字信息的详实研究，考证了朱熹生平足迹与闽地胜景之间的文化联系，也充分展现了朱子理学作为清初官学思想对福建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从《闽中十景》的创作动机、题材形式以及士人主体在赠礼过程中展示的意识形态，能够清晰看到具有儒家文化色彩的“朱熹行迹”主题，也为后世展示了清代康熙时期士人的价值观念与儒林群体交游、互动的生态景观。
  从《中庸》“鬼神”章注释看江户日本朱子学的展开与变化
  傅锡洪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江户前期，朱子学者山崎暗斋及其门流继承了朱熹《中庸章句》第16章“鬼神”章的注释立场，强调“鬼神实有”，而“诚”即是对此“实有”的肯定。其同期伊藤仁斋发起的“古学”运动，却使得朱子学以《四书》为中心的儒家经典体系崩坏，表现在《中庸》上，即是认为对“鬼神”取“敬而远之”态度的孔子不应如此正面论述“鬼神”，从而判定“鬼神”章为后人伪作并且窜入了《中庸》原文，而且该章与上下章之间无法衔接，由此否定了《中庸》文本的整全性和连续性。这一观点使得其后众多注释家亦认为“鬼神”章“非明鬼神也”，其意图无非是强调人应像并无“勉强伪饰”的“鬼神”一样诚实正直。他们虽然捍卫了《中庸》原文的整全性和连续性，但这一仅限于人事领域的解读，却与借助祭祀活动而致力沟通人事与天道的朱熹保持了很大的距离。由此可见，以仁斋学的出现为标志，朱子学在江户日本的发展偏离了朱子学原有的义理方向，进而在江户中后期形成了各派思想融汇折中的潮流。由此可以断言，在整个江户日本，朱子学其实并未真正获得过定于一尊的地位。
  韩南塘论道心人心之关系
  谢晓东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韩国大儒韩南塘持有四端七情同质论，认为四端是兼善恶的。在他看来，道心与人心不只是七情，同时也是四端的表现形态。在概念层面，韩南塘限定了主理主气这两种流行表述，进一步阐释了气用事和不用事这两个命题。他认为，道心人心有从一开始就截然一分为二的模式，以及道心人心继而合而为一的模式。在人心之善与道心的关系问题上，韩南塘不同于李栗谷的两种善的理路，而是善的一本论。韩南塘还批评道心人心道器说，认为它是一种对人心道心及其关系的错误理解。可以说，韩南塘揭穿了道心人心关系之谜底。清代学术思想史重思与
  清初朱子学的历史地位
  方遥 《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
  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大特色就是学术潮流的多次转变，而在变与不变中，往往表现出特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过去一般被视为清学正统与主流的考据学，虽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学术价值与贡献，但并不能等同于整个清学。而在考据风气掩盖下的清代理学特别是朱子学，在很大程度上仍垄断着义理的真理性和解释权，从而在思想界始终保持着相当的重要性。加之朱子学数百年来一直担负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更使得这种思想上的重要性变为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实实在在的支配力量，以及广大民众所普遍遵循的信仰与原则，从而在民间社会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其中，清初朱子学作为清初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不仅是整个清代朱子学的根基与代表，而且与王学、考据学等相互关联，能够在反思、总结传统理学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和发挥，以努力回应并解决新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与要求，应该成为清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点。
  朱熹对《五经》鬼神观的诠释
  翟奎凤 《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
  作为集理学之大成的思想家，朱熹对鬼神的讨论多样而丰富。他一方面秉承理学的理性精神，把鬼神解释为阴阳二气的屈伸往来；另一方面对《五经》中关于鬼神的记载仍深信不疑。《五经》关于鬼神的讨论，既有非常哲学化、理性化的一面，也有充满宗教神秘主义气息的一面，前者以《易传》为代表，后者以“三礼”所论祭祀为代表。朱熹的鬼神观从根本上说是一个类似宗教信仰的问题，其中的一些矛盾很难完全从知识理性的角度来贯通。在他看来，人们祭祀天神、地示、人鬼，一方面是气的感通，另一方面是精神信息与情感的感通。在祭祀中，天地人鬼、时空获得了一种感通与统一，这不仅是一个宗教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其根本在于寻求统一性与连续性。
  辨体与变体：朱熹的文体学思想论析
  任竞泽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朱熹的文体学思想是其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儒家的哲学理学思想密切相关。第一，关于辨体尊体论，朱熹提出了“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的辨体经典论断，这是中国古代辨体批评史上的关键链条之一。第二，在古书辨伪之辨体上，朱熹以此辨体批评方法来辨识古书真伪等，既有系统的辨体理论又有具体的辨体批评实践。他把辨体作为方法来辨伪的代表是《伪古文尚书》和《麻衣易说》。第三，朱熹对《诗经》的诠释方法和纲领，即“读诗须先识得六义体面”之辨体为先思想，是他“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的进一步引申和强调。最后，在处理辨体和破体这一对立范畴的态度和方法上，朱熹持辩证通达的观点，其核心主张就是“变而不失其正”。作为理学家，儒家思想的“中庸”理念及其论《易》时相关的经权、常变等朴素辩证观，都是他辨体通变观的哲学思想基础。
  重建“儒者之学”
  ——朱子《大学》补传成说及对各家格物论的批评
  张新国《中州学刊》2016年第6期
  在外部文化环境和内部观念逻辑的双重作用下，宋代儒学在既有思想基础上进行重整。这一过程虽始于宋初，但从实质上说至朱熹才得以完成。朱子对于前人和时贤在新儒学建构中的贡献予以一定肯定的同时，也给予了深刻的理论批评。这一点在朱子补传《大学》中得以集中展现。考察文献可见，朱子于此文本曾反复斟酌，以求既接续儒学精神源头，又能在更宏阔而精微的层次上重塑新儒学，最终建构出明体达用的新儒学体系。至此，儒学发展具有了新的理论基点。
  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往来书信编年考证
  顾宏义 《兰州学刊》2016年第7期
  朱、陆之争，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影响深远，历元、明、清而未息，然而朱熹与陆九渊三兄弟初识于淳熙二年（1175）鹅湖之会后，书信往来频繁，内容丰富，有学术争辨者，有互探疑义者，也有相互致意者。文章将朱熹与陆氏三兄弟往来书信加以编年考辨，以期利于相关研究之深入。文中所录朱熹之书信主要依据《晦庵文集》，陆氏兄弟之书信主要依《陆九渊集》。
  朱熹“八书”与《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真伪新考
  顾少华 《史学月刊》2016年第8期
  朱熹“八书”和《资治通鉴纲目凡例》的真伪问题是学界的一段公案。“八书”反映了庆元四年左右，赵师渊相助朱熹“整顿”《纲目》一事。这符合朱熹晚年将《纲目》纳入“整顿”新旧诸书的计划。更为重要的是，“八书”所显示的赵氏修订《纲目》的具体工作、朱熹对《纲目》条例的认知及行文措辞等细节，无一有违史实，足见“八书”出自朱熹之手，旁人断然无法伪造。“八书”为真是论定《凡例》真实的重要基础。通过“八书”可以确认《凡例》来源可信、可靠。同时，以朱熹其他文本中的相关表述审视《凡例》的主旨和细节，亦无违戾处。因此现存《凡例》系朱熹手定。至此“八书”和《凡例》的真伪悬疑得以化解，二者可被确定为真。
  论朱子对孔子“性相近”的诠释
  ——兼论新儒家牟宗三的诠解
  李涛 《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8期
  孔子“性相近”一语在中国思想史素来争论颇多，难下定语。朱子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将之诠释为“气质之性”，谓天地之性杂在气里所形成，一方面肯定人之自然之性，另一方面，以目的论视角，强调自然之性流行发用时，亦有道德的性理发生作用，使人能知善恶，此是人之为人之真性。对此，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无法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消融此种诠解，视其为岐出，强调气质之性的独立性来保证性理的超越性，对人的现实性有所遗落。而朱子则将现实与超越统于一体，欲将人从平庸中超拔出来，以气质之性的普遍性彰显人性的超越性。
  书以载道：朱熹的书学观及其价值意义
  杨万里 《中国书法》2016年第24期
  朱熹于书法创作及书学理论均颇有建树，其最具特色者即坚持“载道”的书学观。就书法批评与接受而言，他认为，观前代贤哲真迹应师其馨德；摹刻大儒君子之遗墨可广其仁人之言；刚正君子之书颇具激贪立懦之助；而对于“学者之书”则应以参悟其治心养气之学为要。对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书派这一群体的关注，将有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知宋后的书学格局与审美走向。而对儒家“载道”书学传统的创造性传承，对我们当下的书法创作与批评也极具价值导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