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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日本学界有关朱子及其后学思想（狭义的“朱子学”）的研究并不多，本文拟扩大范围，介绍包括朱子学研究在内的宋学研究（广义的“朱子学”）的最新进展。本文分专著、单篇论文、译著三方面做介绍，最后总结本年度的研究并展望未来的学术走向。
  一、专著
  1．福田殖：《宋元明時代の朱子学と陽明学》（《福田殖著作集I》），研文出版，2016年11月。
  本书著者福田殖（1933～2016）为九州大学文学部名誉教授。师从九州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史讲座首任主任教授楠本正继，同时又师事九州大学教养部冈田武彦教授。福田殖先生于本书出版前一月逝世，本书也成为作者最后一部著作。
  本书由作者在已发表的21篇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由四章组成：第一章“道学诗”，第二章“宋代篇”，第三章“元代篇”，第四章“明代篇”。其中，与朱子直接相关的有第一章的《朱子の道学詩について》《宋明の道学詩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两篇讨论“道学诗”的论文,以及第二章“宋代篇”中的《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続）》。其他论文与朱子并不直接相关,但都是讨论宋明理学的议题。第二章“宋代篇”的《范仲淹に関する二三の問題》《胡安国小論（上·下）》《張南軒に関する二、三の考察》《張南軒初年の思想》探讨了范仲淹的相关问题以及胡安国、张南轩等湖南学者的思想;第三章“元代篇”《許衡について》《元代の経学者許衡ーその思想的特色》《呉澄小論》讨论素有“南吴北许”之称的许衡和吴澄的思想。第四章“明代篇”《陳白沙思想の性格》《王陽明の心学思想の構造——学三変•教三変をめぐって》等讨论陈白沙的思想特色和王阳明的思想变化。无论哪篇文章,都以该时代的代表性理学家作为讨论对象,于此也可窥见作者的学术追求和志向。
  首先，本书的第一章对“道学诗”做了考察。“道学诗”乍听起来很陌生，其实就是指道学家所作之诗。道学诗乃借用诗之形式表达道学之哲理。在本章的论述中，作者将邵雍《伊川击壤集》定位为道学诗的先驱。
  作者认为，朱子道学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三十七岁时创作的《斋居感兴二十首》（《文集》卷四）。朱子于该诗序文中云：“虽不能探索微眇、追迹前言，然皆切于日用之实”。作者认为据此可以看出朱子于道学诗并不追求文采，而是留意有助日常修养的伦理性，并将该诗当作“道学诗”的标杆。作者指出，道学诗是阐述哲理之诗，惯用说理之言——理语，与普通诗重视表现感情和风景不同。比如，作者根据朱子《克己》（《文集》卷二）一诗的内容，认为“克己”不单是禁欲的工夫，而是伴随着开朗自在和喜悦的自我充实的意识。如此，道学诗是通过诗的形式表现道学修养实践中的心境。福田氏通过以上的考察，发掘出“道学诗”与普通诗不同的独特价值。
  其次，第二章宋代篇的《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一文，分析了朱子对“鬼神”“死生”的思考。正如分别有“在天之鬼神”“在人之鬼神”“祭祀之鬼神”，鬼神是多种多样的。作者认为，朱子将鬼神的这种多样性，归因于“气”的多面性，通过阴阳二气的屈伸往来解释鬼神。对于鬼神这种本来是超自然非现实的存在，朱子尝试做出符合自然科学的、合理的解释。但是，另一方面，朱子对视鬼神与气为一的弟子说“是这气里面神灵相似”［1］，可见朱子避免将鬼神等同于气。此外，关于“鬼神”，朱子又说“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处且莫要理会”［2］，承认鬼神也有无法根据理推阐的一面。根据以上两点，福田氏指出，朱子的鬼神生死观本质上存在着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和通过因果律解决的方面，事实上毋宁说，正是无法由理推阐的一面成就了朱子理论的自恰完足。
  过去一直将“祭祀感格”说当作朱子鬼神论的重大缺陷，在《朱子の死生観について（続）》中，福田氏对“祭祀感格”说进行了再探讨。所谓“祭祀感格”说是指，人死之后构成人体的气也随之飘散，但并非立即散尽，通过适当的祭祀，先祖之气能够感通而至（感格）。朱子从将鬼神与气相联系做出合理解释的立场出发，试图说明祭祀这一本来非合理性的儒家传统仪式的意义。针对此说，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岛田虔次质疑气如果完全散尽，也就没有必要祭祀。此一质疑揭示了朱子祭祀感格说的缺陷所在——朱子的合理主义倾向与传统儒家的非合理主义的龃龉不合。［3］
  对于岛田氏的上述观点，福田氏站在拥护朱子的立场上重新探讨了祭祀感格说的内容。根据《语类》中朱子的发言，福田氏指出：朱子认为子孙的身上延续了祖先之气，通过祭祀，子孙身上的祖先之气便会伸长，而随祭祀感格的祖考之精神，存在于祭祀者自身的精神之中。即不同于过去将朱子所说“祭祀感格”理解为物理现象，福田氏将之理解为祭祀者心中的问题。于是，福田氏认为“祭祀感格”说是在可以合理认识的“知”的世界和宗教的“信”的世界并存的状态下成立的。
  以上介绍了本书与朱子直接相关的论文。正如上述，本书著者福田殖师事楠本正继和冈田武彦，在具有浓郁的九州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特色的学风中形成自己的学问体系。九州大学的宋明理学研究，并不单是理论分析、文献考证，而且还有尊重体悟的传统。作者认为“道学诗”是对修养者心理状态的表现的观点，以及从祭祀者的心理问题的角度重新理解祭祀感格说等，都充分发挥了九州大学宋明理学研究的传统方法。另外，文末附载疋田启佑《福田殖先生の学問》一文，对本书各篇的内容做了扼要介绍，可参考。
  与本书同时出版的《日本と朝鮮の朱子学》（《福田殖著作集Ⅱ》）分本篇和附篇。本篇讨论了李退溪等朝鲜儒者［4］和楠本硕水、楠本端山及大桥讷庵等日本儒者［5］的思想。附篇收录了作者撰写的介绍老师辈冈田武彦、荒木见悟先生之学问的文章。因为该书讨论的是关于日本朱子学研究和朝鲜朱子学研究的内容，不属于本文介绍的范围，故在此只提供书讯，请读者一并参考。
  2．川原秀城［6］主编：《朝鮮朝後期の社会と思想》，勉诚出版，2015年2月。
  《朱子学年鉴》设立了韩国学界的朱子学研究和日本学界的朱子学研究的项目，但关于日本学界的朝鲜朱子学研究则付诸阙如［7］。虽然本文并无义务介绍日本学界的朝鲜朱子学研究，还是深感有责任对此稍作介绍。
  本书编者川原秀城，是当今日本学界朝鲜朱子学研究的第一人。本书收录九篇论文，皆由活跃于第一线的学者撰写，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角度，考察伴随1592年丰臣秀吉的入侵（“倭乱”），1627年、1636年满清的两次入侵（“胡乱”）带来巨大变动的朝鲜后期社会。其中，与朝鲜朱子学直接与关的论文有吉田光男［8 ］《士林派と士禍言説の成立》、川原秀城《宋時烈の朱子学——朝鮮朝前中期学術の集大成》。
  二、论文
  1．种村和史：《継承と刷新:宋代詩経学の理念と方法》，庆应义塾大学日吉纪要《中国研究》第九号，2016年3月。［9］
  种村和史氏长期致力于宋代《诗经》学的研究，本《年鉴》也曾多次对其研究加以介绍。本文是种村氏对自己历年发表的21篇研究论文的总结性论述。
  作者的具体考察和论证，请直接参考该文末尾所附目录揭载的论文。在此仅介绍作者关于《诗经》学研究的整体观点。
  在本论开头，作者概述了自己迄今为止研究宋代《诗经》学的目的所在。
  一直以来，笔者都以阐明如下问题为目标开展研究：宋代《诗经》学者继承了前代《诗经》学的哪些方面，又出现哪些新变，与此同时，他们是如何建立自身解释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又是由怎样的学问理念作为支撑，在中国古代《诗经》学史上占据怎样的位置。
  种村氏对自己的研究目的做了如上说明，该文主要讨论以下三点。（与下述三章对应）
  （1）经过对代表性的《诗经》注释书的分析确定宋代《诗经》学的特征，及其与各时代《诗经》学的关系。
  （2）作为《诗经》解释方法论基础的认识。
  （3）儒学的道德观及时代状况在《诗经》解释中的反映。
  在第一章《刷新が内包する継承、継承から生まれ出る刷新》中，种村氏总结了自己对欧阳修《诗本义》、王安石《诗经新义》、苏辙《诗集传》、程颐《诗说》等北宋《诗经》学代表性著作的研究。
  首先，种村氏指出，这些著作都受到《毛诗正义》影响，并且相当重要。比如欧阳修《诗本义》经说的确立，《毛诗正义》即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关于《诗经》的比喻，欧阳修认为“古之诗人取物比兴，但取其一义以喻意尔”（《诗本义》卷二《鹊巢》）、“诗人引类比物、长于譬喻”（《诗本义》卷五《破斧》）［110种村氏认为，这两点分别是在《毛诗正义》“兴者，取于一象”（《国风·周南·兔罝》），“兴必以类”（《国风·召南·击鼓》）之说的基础上加以展开的。作者更认为，欧阳修对《毛诗正义》中仅仅针对个别的解释加以融会贯通，扩大到《诗经》整体的解释中。此外，认为朱子的“淫诗说”导源于欧阳修的“准淫诗说”，而欧阳修的“准淫诗说”实际上在《毛诗正义》已有先例。过去单纯强调《毛诗正义》是宋代学者批判和超越的对象，而作者提示我们《毛诗正义》也为宋代学者的解释提供了思路和方向，可以说补充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其次，在第二章《宋代詩経学の解釈理念と方法》中，种村氏提出以下三个术语突显宋代《诗经》学的特征。
  一是“泛论”“泛言”。将诗篇的一部分，解释为体现了全诗的整体意义或者普遍教训的内容，以“泛论”“泛言”解之。这样的方法不见于《毛诗正义》，而见于欧阳修的《诗本义》，此后在其他注释书中也有所体现。
  二是“假设”“设言”。认为诗篇的一部分，并非如实记录事实，而是诗作者的虚构，以“假设”“设言”解之。这类方法不见于毛传、郑笺，而见于《毛诗正义》。朱子《诗集传》中有所使用，此后学者也经常使用。
  三是“思古伤今”“陈古刺今”。这类概念本身已出现于《诗序》，自然毛传、郑笺、《毛诗正义》也继承了这一解释角度。宋代解释的特色是，譬如王安石认为，诗中歌咏勾起对古代回忆的现在的部分，和歌咏想象的古代的部分两个不同的时间层同时存在。
  通过以上的考察，种村氏指出，宋代《诗经》学者的解释立足于这一前提：诗作者秉持明确的意识，综合虚构和现实、过去和现在的不同维度、层次的事件，加以组织创作。
  在第三章解釈における道徳的•政治的意図と文学的意図との不可分性》中，作者指出宋代《诗经》解释中强烈反映了当时形成的道德价值观。比如，对于生逢乱世深陷不幸生活中的民众离开父母之邦移居他国的行为，汉唐《诗经》学采取有条件地认可的解释。但是在宋代，这些行为都是忌讳，因而尽量不将有关诗句解读为离开父母之邦移居他国。这是被周边强大的异民族国家所包围的宋朝的历史状况所需要的伦理观，在《诗经》解释上的反映。另外，宋朝的《诗经》解释，有排除讽刺前代君主行为——“追刺”的倾向。这一倾向反映了在宋代自由批判政治受到限制的事实。
  通过以上的分析，种村氏认为，宋代《诗经》学根本上共通的学问倾向，一言以蔽之，是将阐明诗篇的构造和追究其逻辑性融合为一。
  目前为止的宋代《诗经》学研究，重在阐明个别著作的特色。种村氏的研究，则是在考察各书特性的基础上，将这些特性作为理解宋代《诗经》学整体的指标，通过分析这些指标，以期勾勒宋代《诗经》学共通的特征，明确宋代《诗经》学的特色和倾向。
  2．吾妻重二：《〈家礼〉の和刻本につい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9号，2016年3月。［11］
  《朱子家礼》作为士庶人家举行冠、婚、丧、祭之礼的指南，在东亚世界有着广泛影响。日本江户时代也出版了大量的和刻本，其影响可见一斑。吾妻氏在本文中，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日本现存的和刻《朱子家礼》诸本做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根据吾妻氏的调查，《朱子家礼》的和刻本至少有以下四种：浅见䌹斋点《家礼》五卷、图一卷，《文公家礼仪节》八卷，小出永安点《新刻性理大全》家礼部分四卷，《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家礼部分二卷。该文以前三种和刻本为对象，讨论了各自的成立、特色及所据底本。以下略述吾妻氏此文的要点。
  （1）浅见䌹斋点《家礼》五卷［12］
  作者指出，《朱子家礼》主要有两个版本系统：1）周复五卷本系统有：宋版、公善堂覆宋本、明版、《四库全书》本、郭嵩涛本；2）《性理大全》系统有：纂图互注本、《朱子成书》本、《性理大全》本、和刻本。浅见䌹斋校点本（和刻本）虽为五卷本，但从文本内容来看，属于《性理大全》本系统。然而，除了和刻本，《性理大全》本系统中并无其他版本为五卷本。此外，朝鲜本有四卷本、七卷本而无五卷本。因此，浅见校点本当是以《性理大全》本《朱子家礼》为底本，重新编辑分卷，试图复原《朱子家礼》原本五卷的形态。［13
  (2）和刻《文公家礼仪节》本
  明成化间邱濬从便于理解和实际行礼出发，改编《朱子家礼》，成《文公家礼仪节》八卷。《仪节》在明代非常流行，陆续出现各种重辑、重订之本。和刻本《文公家礼仪节》，由京都大和田九左卫门刊刻于万治二年（1659），底本并非邱濬原本，而是杨慎手定、种秀堂藏版的崇祯刊本，因而文字内容也与邱濬原本不尽相同。
  （3）和刻《新刻性理大全》本（小出永安点）
  胡广、杨荣等奉敕编纂的《性理大全》七十卷为永乐“三大全”之一，1415年编成后，由内府刊刻颁行天下。其中，卷十八至二十一收录《朱子家礼》。正德年间，坊刻《性理群书大全》（一题《性理群书集览》）七十卷附载玉峰道人所撰“集览”。同时，又出现附载周礼所撰“补注”之本。明中期以降，《性理大全》更出现各式各样的增注本，版本情况相当复杂。［14］
  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七十卷，由京都的田中清左卫门和小嶋弥左卫门刊于承应二年（1653），小出永安为之校点。和刻本附载了《性理大全》原本没有的“集览”和“补注”。作者认为，和刻本的底本虽难以确指，但可以推测其祖本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进贤堂刊《新刊性理大全》本（内阁文库藏本），其底本当为该系统之版本。
  吾妻氏长期关注《家礼》的文献学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部分成果可参考《朱子〈家礼〉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等。近年，吾妻氏致力于搜集整理日本的《家礼》相关文献，以《家礼文献集成·日本篇》（《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之名影印出版，并附《解说》。2010年出版第一辑，2016年出版至第六辑，该辑收录了以上三种和刻本。本文也是作者在第六辑《解说》的基础上增订而成。
  3．松野敏之［15］：《宋代訓蒙書と朱熹〈小学〉》，《国学院杂志》第117卷第11号，2016年11月。
  在朱子《小学》以前，已经出现了不少以童蒙教育为目的而编纂的训蒙书。朱子编《小学》［16］曾经参考过的就有吕本中《童蒙训》、吕祖谦《少仪外传》等。朱子的《小学》正是以此前积累下来的训蒙书为基础编纂成书的。松野氏此文，首先概述了朱子编《小学》参考过的训蒙书，其次分析朱子如何引用这些文献据以编成《小学》，从而明确《小学》的特征。
  松野氏指出，《少仪外传》等《小学》以前的训蒙书，是根据所引用书的不同编排叙述，而《小学》则是立“立教”“明伦”“敬身”等门目，根据内容的不同分类叙述。与此同时，朱子也留意各个门类篇幅的平衡，务必网罗人事的方方面面。松野氏认为，以上这些编纂《小学》的考虑，与朱子把《小学》当作大学的预备阶段看待密切相关。就朱子学而论，研读以四书为代表的经书是要探索“事之理”，《小学》的目的则是提示“格物”和“敬”的对象——“事”的具体内容。
  过去大多将《小学》置于朱子学的框架内理解，松野氏从“训蒙书”这一角度，通过与宋代其他训蒙书的比较，明确朱子在《小学》编纂上的思考，在此基础上，重新考察《小学》在朱子学中的意义。
  三、译著
  1．绪方賢一、白井顺：《朱子語類訳注》卷98～100，汲古书院，2016年12月。
  日本中国学界立志通过合作共同将《朱子语类》140卷全部翻译成现代日语，并做校订、注释。2007年出版了第一册（卷1～3）译注，至2016年共出版十三册。本年出版的三卷译注，其中卷九十八、九十九为《张子之书一·二》，卷一百为《邵子之书》。
  2．李退溪著、难波征男校注：《自省録》，平凡社《東洋文庫》，2015年10月。
  朝鲜大儒李退溪从近200通与弟子、友人的书信中，择取22篇，编定成册，以为自省之用，故名《自省录》。本书即为《自省录》的日文译注本，卷末附难波氏所撰解说《李退渓の〈自省録〉と東アジア体認学》。
  四、总结和展望
  2016年狭义的朱子学的研究并不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学界的朱子学研究停滞不前，而是因为学者对宋学的关心由朱子本人扩展至与朱子有关的其他思想家。正如后附《2016年日本学界朱子学研究书目》所载，有不少学者将视野聚焦于陆九渊、杨万里等与朱子同时代的思想家。在日本学界的宋学研究者中，如土田健次郎、小岛毅等并不以朱子为宋学的中心，而是将朱子相对化，认为朱子只是此一历史时期活跃的思想家之一。可以预期的是，今后在此立场上开展宋学研究或成为一种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介绍的川原秀城主編朝鮮朝後期の社会と思想》和难波征男译注《自省录》二书皆出版于2015年，因笔者的疏忽，未能及时予以介绍，敬祈读者海涵。
  （作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译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