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自伊洛之说昌，而学说已焕然一新。至于经书，则仍以汉唐注疏立于学官。及朱子之《集注》出，注疏之学为之一变。元明以来，易、诗、书、礼、论语、孟子皆宗宋学，而汉唐注疏几乎不行，此亦可见文公学力之大矣。
  诸经之中，论孟二书，最为精要。文公先编次《论孟精义》三十四卷，又作《训蒙口义》，既而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集注》，即今所行者是也。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为《论孟或问》三十四卷。
  朱子自言于此二书，理会过四十年，字字为咀嚼过，所作集注，多一字不得，少一字不得。秦吕不韦撰《吕览》（亦名《吕氏春秋》），尝榜咸阳门曰“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卒无有人能增损一字者。此畏其势耳，岂不能增损哉？朱子之书则庶几矣。
  《大学》《中庸》，本《礼记》中篇名。宋儒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为孔门传授心法，故抽出别行，以配论孟，总称四书。文公始为章句，较汉唐旧日本，经文颇有移易，语孟早成，学庸至晚年始定。易箦之日。犹伏枕改大学诚意章曰：“此人鬼关也。”别有《大学或问》一卷、《中庸或问》一卷。
  《诗经》自毛郑（诗有毛传郑笺，毛苌传之，郑元笺之也）以来，皆以小序为主（小序，序所以作诗之意冠各篇，或云子贡所作），其与经文舛戾，则穿凿为说以通之。郑樵（字渔仲，莆田人）撰诗辨妄，力诋其非。文公作《诗集传》，乃尽废小序，涵泳经文，而得其意，订其序之是非，别为一编，附置经后，以还其旧（今坊本每不刻次卷）。
  《易》以卜筮之书，未遭秦火。汉兴，言易者六家，独费氏传古文易，而不立于学官。东汉之时，马融、郑玄皆为费氏学，其书始盛行。自康成（郑玄字）、辅嗣（王弼字，注《易经》）合彖象文言于经，学者遂不见古本。东莱吕子，因嵩山晁氏所编古《周易》，而重定之。朱子撰本义，谓象数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处之实。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吉凶可否之决然，后求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者后推之于事（画卦揲蓍之法别有一书，摸印以传，名曰《易学启蒙》，署名云台真逸，即朱子别号也）。
  《书》本行孔安国注，朱子命弟子蔡沈（字仲默，号九峰，建阳人）作集传。光宗绍熙元年冬，刊易、诗、书、春秋经义四子书于临漳。及其成也，为文以告先圣，有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书临漳所刊四子后文各一首，其论四子云：
  “圣人作经义诏后世，将使读者诵其文，思其义，有以知事理之当然，见道义之全体，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贤之域也。其言虽约，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细靡不赅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为无所用心矣。然去圣既远，讲诵失传，自其象数、名物、训诂、凡例之间，老师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于新学小生骤而读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归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经。盖其难易远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乱也。故今刻四古经，而遂及乎此四书者，以先后之，且考旧日闻，为之音训，以便观者。又悉着凡程子之言及于次者，附于其后，以见读之之法。学者得以览焉。抑尝妄谓《中庸》虽七篇之所自出，然读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则亦非所以为入道之渐也。因窃并记于此云。”
  文公于三礼，未及订注，第以《仪礼》授之黄干，成《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于《孝经》有刊误，于《离骚》有集注，于韩文有考异，于道家言，如《参同契》《阴符经》，亦皆有撰述。盖无所不通云。
  评论
  汉唐笺注之学，详于名物，而略于义理，未免偏重。北宋诸儒，如司马温公、欧阳文忠公、苏文忠公皆兼以义理说经。伊洛继起，析理愈精，而圣人之道愈明矣。其后承学之士，尽废汉学，高谈义理，空疏无补，则其末流之失，而不可以并疵朱子，朱子固极博学者。善乎！清陈澧（字兰甫，番禺人，著《东塾读书记》等书）之言曰：“近儒考据之学，源出朱子，不可反诋朱子。”
  朱子之学，细读《四书集注》《大学》《中庸》章句，足以尽之矣。文集语录，共数百卷，人不能尽有，有之亦不能读，不如四子书之到处可得也。
  朱子说《诗》，以孔子有“郑声淫”，《礼记》有“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等语，遂尽以郑卫为淫奔之诗，不知此指其声也，非指其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