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方高宗之南渡也，中原失陷，父兄羁虏，虽有张浚、韩世忠、刘锜、岳飞为之将，而信用秦桧，抑战士之怒，不惜忍辱负耻，以与敌和。正人君子，始则力争之而不得，则相率归田里，而不复立于其朝。文公之父，亦以此而去。文公壮时，既志在求学，而未暇谈国家之大计，亦以朝政颠倒，尚非弹冠之时，宁沉沦于草野耳。幼学壮行之志，岂其一日忘哉。
  绍兴三十二年，六月，高宗内禅。孝宗即位，诏求直言。朱子应诏上封事，略言：
  圣躬虽未有阙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诵词藻，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中云：“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然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疑之也。今敌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义理明矣。知义理之不可为，而犹为之，以有利而无害也。以臣策之，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顾畴咨大臣，总揽群策，鉴失之之由，求应之之术，断以义理之公，参以利害之实，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孑然无一毫可恃，以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厉，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
  末云：“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陛下以为今日之监司，奸贼狼藉，群虐以病民者，谁则非宰政台谏之亲旧宾客乎？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
  孝宗隆兴元年，召赴行在（行在，谓临安也，亦曰行都），辞不获命。其年十一月，奏事垂拱殿。时宋遣王之望使金约和，未还，宰臣汤思退等，皆主和议，而近习曾觌、龙大渊招权。文公将趋朝命，问延平所宜言。延平以为今日三纲不立，义利不分，故中国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趋利不顾义，而主势孤。文公即用其说以对。第一札谓制治之原，莫急于讲学，略云：
  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尝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
  第二札谓经世之务，莫大于复仇，略云：
  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非专出于一己之私。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
  第三札谓德业成败则决于君子小人之用舍，略云：
  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其备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其具不在于号令，而在于纪纲。今日谏诤之用途尚壅，佞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则业未可谓修，朝廷未可谓正，纪纲未可谓立。凡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衡，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谓备。
  文公之言，可为至矣。孝宗闻第一奏，颜色温粹，酬答如响，闻第二第三奏，则默然不答。寻除武学博士，拜命而归。
  评论
  格物致知，世以为儒生之业，一日万几之帝王，何暇作此迂阔之谈。不知治天下者，此其本也。本之不立，虽有海军之强如英国，陆军之精如德国，工商之富如美国，而以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者为之君，竭忠尽虑如诸葛武侯者为之相，战必胜，攻必取，如孙吴卫霍者为之将，亦不能措国家于长治久安之途者也。
  三札所陈，不出封事之意，而辞气则又剀切矣。朱子初无意于为文，而读其奏议，理明辞达，切至动人。学作文字者，须与于此等文求之。朱子之谏孝宗，以讲学为制治之原。复仇为经世之要，退小人、进君子，为下手之方。呜呼，尽之矣！无论专制之朝，共和之世，未有如此而不兴，不如此而不亡者也。
  朱子之学，受于延平，奏对之言，亦本于延平。延平沉沦草野，避世若浼，其致君泽民之意，发于门弟子，洵文中子（隋时，王通隐居河汾，唐初宰辅如魏徵辈，皆其门人，著《文中子》）一流人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