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9年6月29日至30日，“东亚礼学与经学国际研讨会暨上海儒学院第三届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大会开幕式由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执行副院长吴震教授主持。在开幕致辞中，哲学学院院长孙向晨教授指出，本次会议以“礼学与经学”为题，将从事文史哲不同学术专业的学者汇聚一堂，共同研讨东亚礼学的文化传统，表明由儒学所构建的“东亚文明”具有打通近代学科设置的可能性，同时也表明在人文学科领域文史哲三家的未来发展具有进一步增进了解、加强沟通的巨大潜力。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长朱杰人教授在致辞中则指出，所谓礼教，不是宗教，而是关于礼的教育，今天讨论东亚礼学，离不开对朱子礼学的研究，而朱子礼学思想具有化民成俗的现实关切，如何使礼学和礼教重新回到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和社会意识中来，这是当今复兴传统文化的一项时代课题。
  本次会议围绕“礼学与经学”这一主题，开幕式大会报告环节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洪兴教授主持，吾妻重二、叶国良分别做了题为“佐藤一斋《哀敬编》初探——日本阳明学者的儒教丧祭书”和“论《仪礼》中的几席位向”的主题报告。在其次的分组报告中，与会学者分别从“儒家传统礼学研究”、“东亚《家礼》研究”、“其他儒学与经学研究”三个方面展开了为期两天的学术讨论。
  一、儒家传统礼学研究
  在有关儒家传统礼学的主题下，梁满仓梳理了《礼记·礼运》文本，指出民惟邦本以及由此衍生的爱民、富民、利民主张是封建国家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依据。吕友仁指出经学今日已是“绝学”，而礼学则是“绝学”中的冷门。杨华针对“礼崩乐坏”问题，提出礼的内涵分为形而下和形而上两个层次，形而上的礼义具有从未中断的连续性，这正是中华礼乐传统得以连续和传承的文化基础。叶国良指出，就《仪礼》全书论，仅关涉人事之礼及与神魂有关之礼，认为凌廷堪《礼经释例》所概括之礼例，杂论人、神，不可据信，指出其中涉及的几席位向应该分别讨论和定位。刘丰将《礼记·儒行》与《荀子·儒效》作对比，厘清了战国儒学发展的脉络及更加重视政治品性的转向。吴飞讨论了程瑶田礼学的心性学基础，指出其所强调的恕、让、厚、和四德，都是礼学上强调接人待物之法的德性基础。
  礼的哲学解读是传统礼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陈赟探讨了亲亲与尊尊作为周礼的原则与后世儒家所理解的人道的基本规定的“仁义”之间的关联，指出仁义的原则是对丧服、宗法精神的提炼与纯化。朱承讨论了《礼记》中的生活规范与政治秩序，并指出礼仪和风俗制度形成的“差异性”等级秩序，是儒家规范性政治的主要表现。
  对古礼的考辨是传统礼学研究的艰深之处。陈壁生讨论了郑玄对圆丘礼的建构，指出圆丘祭天之礼是一个郑玄解经方式的典型问题，经过郑玄，圆丘祭天礼进入中国传统政治，塑造了政治的基本价值，也进入了后世的周代史写作。罗新慧以西周铭文回应《礼记》“支子不祭”问题，认为小宗可祭其父，但在未与大宗分族之前，不能祭祀大宗之祖。陈徽讨论了禘、祫问题，认为作为大祭，禘礼三年一举，它审定的不仅是死者之间的昭、穆之序和尊卑、亲疏之伦，实则亦是通过此法以厘定、规范生者之间的伦理关系，维护相应的宗法政治秩序。古礼的具体仪文是儒家礼学原理的应用。吴丽娱梳理了关于唐代明堂礼的文献，指出礼制的变化是不同理论和意识形态长期斗争与相互混融的结果，也是高宗、武则天时代皇权不断加强的体现。朱溢介绍了南宋大礼卤簿制度的制定及制约因素，曾亦讨论了汉儒关于宗庙迭毁争论中的亲亲与尊尊问题，认为祭祀之意本在于亲亲，然格于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之政治现实，以宗尊而不毁，又与亲亲原则相违矣。黄铭指出，晋代反向过继中的妾母服制作为非礼之礼，体现了皇权对礼学原则的入侵。陆敏珍在对宋代焚黄仪式的观察中指出，一个礼仪的仪式并不只具有意义模式，它也是一种社会互动的形式。韩国学者金镇佑则分析了朝鲜后期庶孽宗法地位的弱化事例及其原因。
  此次会议中，学者们还关注了对传统礼学文本的重新诠释问题。夏微指出宋代《周礼》学开元、明、清批评郑玄《周礼注》之先导，开创以义理解《周礼》的新方法，并推动了《周礼》辨疑之风的拓展与深入。潘斌考察了清人“三礼”诠释，指出其校勘、礼图、礼例等方面的研究皆有集成特点。唐明贵讨论了郑玄《中庸注》兼采今古文的注释特色。胡文丰透过宋儒李觏《礼论》检视其在经学上的造诣，以及一生论述的理序基础。张涛则复原出宋儒魏了翁《周礼要义》的部分类目，为讨论其经学思想，提供了新的材料。
  二、东亚《家礼》研究
  朱子《家礼》是朱子礼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它不仅是南宋以来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部礼书，而且对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次会议，日本学者吾妻重二和韩国学者张东宇分别率领日韩两国《家礼》研究团队共约二十五人参加会议，就东亚《家礼》学问题做了专题性学术报告。在大会报告中，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指出，《家礼》中的丧礼和祭礼在日本尤为引起关注，佐藤一斋的《哀敬编》重视丧礼中“哀”的感情和祭礼中“敬”的感情，是考察《家礼》在日本接受与变化的重要文献。《哀敬编》结合了日本国情和习惯，从《家礼》出发，探寻出儒教丧祭礼仪的新发展。韩国张东宇指出，为使《家礼》适应16世纪之后的朝鲜，朝鲜知识分子为修订《家礼》做出了诸多努力，在对变礼做出明确规定的著述中，《礼疑类辑》是朝鲜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对文本的考辨分析是《家礼》研究的基础。徐渊通过对《家礼》与《士丧礼》及《书仪》的比较研究，指出宋代理学是通过礼仪革新达到文化保守的目标。王志阳以篚和幂尊疏布巾为例，讨论了朱子礼学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在《家礼》面世后，历代学者的承袭与回应同样值得关注。顾宏义考证出元后期钱塘人应本为最先对朱熹撰述《家礼》之说提出质疑的学者，其辨析《家礼》之说，当载录于《三家礼范辨》内。苏正道指出明代以来流行的《家礼》及其改编本存在问题，清初学者主张习礼、考礼，回归《仪礼》研究。王献松则指出，汪绂《六礼或问》以“明礼意”为思想宗旨，对朱子《家礼》有所发展，在清代礼学史上的学术价值值得重视。孙致文则介绍了近代上海学者姚文柟会通古今丧礼的研究，及其对《家礼》的承袭与检讨。
  《家礼》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礼书。徐到稳指出，实践礼学是私家编写、以儒家精神指导民间礼仪的学问，在明后期达到极盛，清前期开始衰落，明清礼学转型在于从实践礼学走向考证礼学。姚永辉梳理了以《家礼》为本的实践礼书明儒丘濬所著《文公家礼仪节》的文本生成理路，陈媛进一步介绍了该书在中韩两国的传播及特点。何淑宜以明清易代之际浙西士人为中心，探讨他们对明末清初政治、社会剧变下，士风、习俗变化的回应及礼仪实践。徐道彬分析了清初徽州的《茗洲吴氏家典》对朱子《家礼》的继承，并指出其对乡野礼仪续绝存亡，开辟新径的贡献。
  在小组讨论中，田世民进一步探讨了江户期的知识人兼顾日本的制度与习俗，对《家礼》的礼文仪节的诠释与实践。日本学者榧木亨梳理了江户时期朱子学者中村惕斋《慎终疏节通考》及《追远疏节通考》中，对《家礼》未提及的丧祭礼仪用“乐”的论述。松川雅信介绍了在佛教主导殡葬仪式的背景下，近世日本崎门派的“家礼”实践。韩淑婷考察了日本幕末时期佐久间象山的《丧礼私说》对《家礼》的接受及运用，并指出其对调和丧礼中儒佛矛盾的贡献。越南学者佐藤瑞渊从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纂的越南《家训》中揭示出越南古礼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
  来自韩国的学者着重介绍了《家礼》在朝鲜的传播与发展。韩国学者郑现贞介绍了朝鲜本《家礼》之形成及其特征，朴润美指出《家礼》在朝鲜初期国家仪礼整备中被用作提供礼之原则的主要根据，韩在壎以《家礼辑览》为中心介绍了朝鲜中期对《家礼》的考证及补正。李俸珪以《国朝丧礼补编》与《林园经济志》为中心，讨论了朝鲜后期士大夫与朝鲜朝廷对《家礼》的活用，金允贞以《四礼便览》为例，讨论了朝鲜后期冠昏丧祭四礼的实践。崔然宇则以传统丧礼中服饰及织物为媒介，考察古礼及《家礼》在朝鲜时期的实践及变用。全圣健进一步以实现朝鲜王朝家礼体制改革的《四礼家式》为主，介绍了朝鲜后期代替《家礼》的新定式。
  三、其他儒学与经学研究
  在大会报告中，虞万里介绍了唐文治先生年谱长编的序言，指出蔚芝先生集德业、功烈、著述于一身，读经而润身立德，读经而求圣传道，读经而经世济民，实乃一等之人品文品学行。美国学者周启荣重新解读《论语》文本中“攘羊”的语境涵义，进而论证“攘羊”只是一种非礼杀牺牲的“违礼”行为而不是触犯“刑律”的行为。
  此外，韩国学者徐大源考辨了孟子人、物性同异，陈畅介绍了阳明后学管志道易学形而上学及其意义，日本学者尾崎顺一郎介绍了陆陇其的《三鱼堂四书大全》编纂与四书学，张天杰进一步讨论了吕留良、陆陇其的《四书》学与清初的“尊朱辟王”思想运动，谷继明报告了南朝经师刘瓛年谱及其《易疏》补笺，肖永奎考察了王安石的性善论说，陈岘澄清了朱熹对《周易》先天学的改造及其影响，陈晓杰梳理了阳明后学的“克己复礼”论，何益鑫疏解了竹简《性自命出》章句问题。
  吴震教授作闭幕致辞，指出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中之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特别是新生代的年轻学者开始关注礼学传统的经学研究和思想研究，出现了令人欣喜的传统文化研究新动向，此次会议力图打破文史哲学科之间的壁垒，推动礼学研究的跨学科对话，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未来还将继续努力，加深国际化协同合作的力度，为进一步推动“东亚文明”领域内的礼学研究与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