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博士论文
  “学以为己”：朱熹课程思想研究
  龙兴（华东师范大学2019年，导师：吴刚平教授）
  在中国课程思想史上，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所接续和发展的“学以为己”儒学课程思想，以及主导和参与的四书教材编制及书院学规厘定等课程与教学实践，积累了丰富的课程理论资源，是我国古代课程思想宝库中的经典遗产。从现代课程论的立场来看，朱熹“学以为己”课程思想在课程知识论、设计论与体验论方面都有许多精辟见解和深刻论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课程理论框架。在课程知识论方面，朱熹继承和发展儒家教育思想传统，以“仁”、“礼”、“道”为核心要素和价值取向，总结出“学以为己”课程知识的思想渊源和文化基因，把以孔子的为学思想、孟子的修身文化和荀子的解蔽思想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整合为“生知”与“格物之知”，并转化为“学以为己”的课程知识类型。他不满科举制度的科目设置、考试内容和形式以及士人学子仅仅将其作为钓声名、取利禄的工具，要求士人学子学习儒家经典，在养成良好德行的基础上从事举业。在课程设计论方面，朱熹开创性地提出“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和“小立课程，大做功夫”等人性化设计原则，并据此形成了“学以为己”课程设计的认识论基础、文化逻辑和基本模式。就认识论而言，朱熹围绕人对外部世界的探究，主张“格物致知”；围绕人对内在世界的改造，主张“知行相须”；围绕人的内外世界的融合，主张“豁然贯通”。就文化逻辑而言，朱熹主张“理一分殊”是人发展的基本规则，“上学下达”是人发展的内在秩序，“气质之性”是人发展的最终表征。就基本模式而言，朱熹根据在不同学段中人的成长规律和特点以及社会发展需要，提出并推行了以“学其事”为重点的“教事”型小学课程、以“明其理”为重点的“明理”型大学课程和以“笃行之事”为重点的“践履”型书院课程等三大课程类型及其模式。从而，形成一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学以为己”课程实施序列。在课程体验论方面，朱熹提出“须是经历过”的理论主张，强调课程体验的人性基础、文化路径和学习者形象。就人性基础而言，朱熹认为“心”是万物万理的凝结；“性”是天性人性的统一；“情”是可感可控的对象。就文化路径而言，朱熹强调通过“切己体察”、“主敬涵养”和“真知笃行”等多种途径内化、深化和外化学习，将知识经验转为实践能力，从而实现儒家“学以为己”的理想人格。朱熹“学以为己”课程思想，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处时代的历史烙印和局限，但它却是朱熹对当时南宋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作出的一种尝试性理智回应，引发和推动了南宋及后世学者对士人学子自我发展的深切关怀和大力支持。其所形成和带动的课程理论资源，不仅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而且对当代课程理论研究和课程变革实践仍有重要的思想启示和现实意义。
  吴澄易学研究
  马慧（山东大学2019年，导师：刘玉建教授）
  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易学家们在各自时代精神下对《周易》进行注疏阐发，形成了象数与义理两种基本易学进路。吴澄作为元代最为重要的易学家之一，其易学思想集中展现在他的《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两部著作当中。作为朱熹门人，吴澄易学中一方面呈现出明显的理学精神，其易学思想中对邵雍、朱熹思想的继承与开拓，对朱陆之间矛盾的调和与融通历来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另一方面吴澄的易学又不范囿于宋代义理之学，在其明确表达对朱熹象数之学不满的基础上，又将绝大部分精力贯注于以象数注《易》之中，不仅大量吸纳改造了汉代以来的各类象数体例，更力求在全新的时代精神下为象数易学注入新的内涵。有鉴于此，论文旨在通过全面分析其易学著作，进而对其整体易学观、象数体例和义理思想做一全面而深入的讨论。正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首章分析吴澄的基本易学观。在朱熹易学观的影响下，吴澄同样确立了三圣之易的基本易学观，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夫子之《易》被看做是相互区别而又贯通一体的《易》之发展脉络。通过三《易》分观，吴澄得以为河图洛书之学、先天之学、象数之学、义理之学赋予适切的易学定位。在三《易》框架下，吴澄总结整合了河图洛书之学与邵雍先天之学，探讨了文王后天之学及后天卦序问题，并对作为夫子之《易》的《易传》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易，乃至引发后世“好为臆断”的批评。如何在易学史向度上，以及脱离了传统经学视域的今天，对其基本易学观予以深入的研究和适切的定位是首章的主要研究内容。论文的第二部分重点探讨吴澄的主要象数思想。吴澄的易学被后世给予“一决于象”的整体评价，可见象数思想在其易学当中的重要地位。通观吴澄的易学著述，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其对汉代象数体例的大量应用，卦变、卦主、互体、纳甲、纳支等汉代象数体例被吴澄作为注释《周易》的重要手段。然而如果深入研究吴澄对这些象数体例的应用原则与方式，不难发现其并非简单的复制和效仿，而是在深研基础上的全新拓展。其在卦主、卦变、互体等象数体例方面都做出了极富新意的理解，为其注入新的内涵，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象数易学。而吴澄对汉代以来象数体例的取舍本身也折射出不同于汉代天人感应背景的理学时代内涵。同时，吴澄在《易纂言外翼》中通过对象例、辞例、占例的探讨，不仅系统归纳了《周易》文本中取象方式问题，还对以往易学中未能引起充分重视的卦爻辞重出问题做了初步探讨，拓宽了象数易学的发展方向。最后一部分，论文着重讨论吴澄的易学的义理内涵。吴澄尽管大量应用汉代以来的象数体例进行注《易》，然而在象数体例背后的义理精神则与之完全不同。其义理之学根植于宋代以来程朱一脉为代表的以天理为核心的天人之学基础上，大量象数原则本身也只有在“太极”（理）、“阴阳”（气）的视域下才能够得到深入的理解。在理学视域下，《周易》作为卜筮之书被吴澄赋予了全新的内涵。而宋代以来充满了道德实践特征的心性之学，在其易学中也不乏体现。此外，吴澄的心性之学中更多呈现出的调和朱陆的倾向，也无疑构成了宋明理学发展轨迹中重要的中间环节。
  吕留良的遗民认同及其理学思想研究
  李栅栅（浙江大学2019年，
  导师：何善蒙教授）
  吕留良是明清之际著名的理学大家，学术专崇朱熹，与张履祥、陆陇其等人一起为清初朱子学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受明末清初理学内部心学式微、理学复兴的趋势以及务实学风的影响，吕氏的理学思想具有强烈的救世济时倾向。他的理学思想在充分尊重朱熹原义的基础之上，结合明清鼎革的时代背景，提出了深契时代病症、承载经世致用精神的新朱子学思想，是程朱理学在清初展开的一次理论的飞跃。明亡之史实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坚守气节、不仕清廷的明遗群体，自中年弃诸生之后，吕留良的遗民意识便彻底觉醒。此后的治学道路上，吕氏始终严守遗民矩镬，并将自己的切身体验融入理学义理的阐发中去，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大精神的朱子学思想。个体层面上，吕氏强调学者首先应当严把出处、辞受的志节关口，然后方可谈学问文章；社会层面上，吕氏严于义利之辨，针对流行于明清之际义利相融的新义利观提出了激烈的辩驳；民族层面上，吕氏高举夷夏之别的大旗，面对以清代明的政治巨变，以及清政府高压的民族政策，仍毫无惧色地呐喊民族大义大于君臣之伦的气节之歌。这些义理阐释的创新性和实用性，为吕氏坚守尊朱辟三的学术尊尚、复兴发扬程朱理学提供了坚实而有力的保障。更为可敬的是，吕氏不顾世人的误解和鄙夷，坚信时文可以明道，通过时文评选的方式，向当时的学子群体灌输春秋大义、贵义贱利、严守出处等朱子学新思想，扭转了明末以来以程朱理学为加官进爵之工具、只知良知现成不识圣学真谛的空疏学风，为清初朱子学的复兴铺平了道路，是明清之际朱三调和派大行其道之下的一支孤独且顽强的力量。总之，对于清初遗老而言，反思明亡与传承圣学是一体两面、牢不可分的整体，这是时代赋予这群遗民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吕留良也不例外，要想准确把握吕氏朱子学思想的内涵和意义，易代所造就的明遗身份以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复兴是两个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因素，他的遗民意识与尊朱立场成就了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及经世务实精神的理学思想体系，也为当前古典学术如何与现代社会实现恰当地融合接轨树立了典范。
  近世日本徂徕学的“礼乐”思想研究
  高悦（东北师范大学2019年，导师：韩东育教授）
  17世纪至18世纪中期，即日本德川幕府时代，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朱子学受到古学派挑战，也是徂徕学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论文结合荻生徂徕各阶段的著作，以及徂徕生平、活动的史料，考察这一阶段徂徕学的发展过程，并勾勒出儒学在近世日本社会中的实际状况。一方面，由荻生徂徕（1666—1728）构建的“礼乐”思想及其经世论，使得徂徕学在江户学界独树一帜。徂徕学的礼乐论包含了三方面内涵：首先，“礼乐”处于徂徕思想体系的核心地位，它经常被等同于“先王之道”，即“道谓礼乐者也”。其次，徂徕的“礼乐”是一种可以被实践的教养，通过“礼乐之教”来引导人“成德”，即“先王之四术”，这时“礼乐”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规范。第三，“礼乐”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经徂徕之手，被转化为“祭政一体”的政治理念。需要注意的是，与当时日本社会内部儒者热衷于解读和实践《文公家礼》不同，荻生徂徕的礼乐论绝非是要恢复古代中国的礼仪和条文，而是意在重构日本的道德规范与社会制度。徂徕学派文士们所进行的教育（先王四教）、政治（三代追思）和对外交往活动（与朝鲜通信使之笔谈），很大程度上是以此理论为前提展开的。遗憾的是，徂徕的礼乐论未能被江户社会所接纳，宽政以降，徂徕学逐渐没落甚至无人问津，归根结底是幕府的有意打压。序章对中日学界的徂徕学研究进行了回顾，阐明论文的基本框架、研究方法与研究意义，分析了对徂徕学再研究的可能性。认为，在先行研究已极度充分的当下，从东亚的视角审视徂徕学特别是其礼乐思想，使再研究成为可能。第一章主要讨论荻生徂徕的学术背景及思想渊源，通过考察荻生徂徕的生平及交往可以发现徂徕学的形成过程，认为徂徕学独特的方法论应部分归结于独特的经历。同时论文认为，朱舜水的古学思想间接影响了徂徕、徂徕早年对“诸子学”特别是对荀子思想的重视对徂徕学的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第二章以徂徕各阶段经学、儒学类的著述为中心，论述了徂徕学“先王之道”的主要内涵与形成逻辑。认为荻生徂徕对“道”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先王之道”的形成是徂徕从朱子学体系和方法论的全面脱出的结果。第三章重点考察了荻生徂徕礼乐论的内容。徂徕将“礼乐”视为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论，“礼乐”的内容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最重要的是，徂徕强调“礼乐”背后，实际上暗含了另外一种超越“礼乐”的典范秩序——祭政一体，在这个体系下，井田制、封建制、重农思想都被囊括其中，而徂徕认为，在东亚世界内只有日本才有实现这种制度的可能。第四章具体论述“礼乐制度”论是如何展开的。以荻生徂徕著作《政谈》、《太平策》为核心，考察徂徕的制度论的实际样态，并指出：“礼乐制度论”（礼乐刑政）的实质是封建井田（复古）与“法治”的导入（郡县），是不变的制度与变异的风俗的结合。也正是因为徂徕这种制度论所体现出来的张力，才能够接纳“利”、“欲”、“事功”等被朱子学排除在外的思想。但是，“礼乐”本来是徂徕学中一个完整的体系，一旦成为实际的操作手段，就破坏了它的完整性。第五章论述了徂徕礼乐论在近世日本遭受的曲折。考察徂徕学派的活动，可以发现无论是作为教育实践行为的“礼乐之教”抑或徂徕对江户社会的改革陈情，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方面，徂徕学在风靡一时之后，宽政年间以降遭到了来自朱子学派和幕府的双重打压，“礼乐”也逐渐转化成了一种功利主义，“追名逐利”的徂徕学就此形成。结论旨在阐明近世徂徕学的意义。论文认为，荻生徂徕确实引导了日本考据学的兴起，但是考据的方法只是作为徂徕学的一种手段，而徂徕通过此种方法阐发出的“实理实学”的意识，才是推动后来的日本思想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第二方面，从内部的思想发展逻辑来审视徂徕学的“礼乐”，可以发现近世的东亚世界，实际上仍是一个由共同思想连带的整体，徂徕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仍值得今人借鉴。
  硕士论文
  朱子心论研究
  李瑜（中央民族大学2019年，导师：王文东教授）
  “心”在朱子哲学思想中占有枢纽性地位。此“心”虽具仁义礼智，但不具有道德本体的含义，而为一知觉经验之心。论文把“心”作为一个整体研究而非仅对“心”各个功能做孤立考察，志于揭示“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厘清“心”的知觉、思虑、情、道德意识活动等功能的作用、根源以及内在关联，并探究朱子如何在意识活动中确立仁义礼智的伦理价值。论文的基本结构包括四个章节：第一章探究朱子心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渊源。根据朱子对《中庸》、《孟子》的诠释，可见朱子已并非完全循其原意而更侧重于对两者心性概念的吸收与改造。从实际问题而言，朱子认为“人性的共同性和差异性”问题在程颐处已经解决，但学界还存在着把感觉当做仁、把事物当做“心”、把情感当做仁、只讲心与性而不讲情等问题而并未彻底厘清心性情三者关系。径及“心”与仁义礼智的关系。朱子论证心具仁义礼智有两种途径：一是人性路径，用理气解释性善本质和现实的差异性问题；一是天人路径，通过论说天地之心与人心的共通之处，为仁谋求宇宙论的证明。第三章考察朱子对“心”之功能的看法以及如何在意识活动中确立仁义礼智的伦理价值。主要有以下发现：心有知觉、思虑、记忆、情、主宰、道德意识活动等互相关联的功能，并以主宰之能为尊；知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知觉包含具体思维、情感；朱子在划分思虑与情感的界限时，把情的外延进行了扩大；“心”仅为一身之主宰而无主宰天地万物的含义；道心是道德意识活动，并且朱子肯定道德意识活动及善情的发出与仁义礼智有必然性关联。第四章对朱子心论进行评价与反思。笔者从“心”的功能、“心”与性的关系、“心”与修养工夫论的关系等角度做一考察，认为“心”在朱子思想中占有一枢纽性地位。同时笔者认为朱子以“心论”为武器，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对佛教予以排斥，重振儒家义理而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和使命自觉。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两点。其一，把“心”的诸多功能统合成整体看待，并非仅对“心”的各个功能做一孤立、片面性考察。其二，关于四端与七情的根源，朱子持有两种看法：一是“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一是“七情分配四端”。笔者在考察后认为两论均不能自洽，但可以肯定“四端是理之发”、“爱是理之发”、“喜怒欲是气之发”这三点。
  陈亮、朱熹“成人之辩研究
  岳娇娇（南京大学2019年，
  导师：王月清教授）
  论文基于比较分析，专探陈亮、朱熹二人在成人之道上的认识分歧，分析产生分歧的主客观原因及南宋儒者的家国情怀，通过原因分析揭示12世纪末期士人阶层的精神风貌及道学的演进变化，探讨“成人”之辩在历史上的影响，凸显“成人”之辩的重要意义。成人之道是儒者建构理想人格的重要命题。“成人”是儒者追求的人格典范，是一种全面发展的人格理想。朱熹、陈亮作为南宋儒学的代表人物于12世纪末期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成人”之辩就是其中之一。“成人”之辩由陈亮首先发起。陈亮为反对朱熹醇儒式的理想人格，提出了带有英豪性格色彩的“成人”理想。陈亮认为舍人无道，人性本身无所谓善恶，坚持义利双行，王霸并用，成人人。朱熹将成圣作为最高理想，把道理解为超越的，人性理解为纯善的，因而强调革除私欲，学为醇儒。陈亮与朱熹在成人之道上的认识分歧通过对汉唐的不同评价展现出来。在王霸义利视域下，陈亮高扬汉唐君主的才能功业，把成人理想塑造为开拓一世的英豪，朱熹则否定汉唐君主的价值，认为其不合王道，不能成为理想人格的典范。“成人”之辩是儒者关于理想人格的第一次辩论，它不仅是朱熹、陈亮二人思想碰撞的见证，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成人”之辩加速了道学内部的分化，引领了明清之际批判道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论辩使得陈亮、朱熹的思想日趋成熟，扩大了二人的影响。陈亮的思想在论辩过程中得到迅速传播，加快了浙东学派脱离道学的趋势。论辩结束后，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被推崇为官方正统思想，直至元明清三代，“醇儒”理想都被士人当作追求的典范。由于“醇儒”理想过分强调性命天道，忽视现实状况，因而在与科举制度结合后只能成为虚幻不实的美好想象。明清之际，政治衰微，士人不满于醇儒式的成人理想，开始寻找具有实干精神的人格模型。陈亮的“成人”思想推崇英豪人格，注重实效与才干，有助于儒者反思程朱理学的流弊，从性命义理之学中跳脱出来。基于此，陈亮的成人理想受到了后世儒者的极力推崇，引领了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
  朱熹“敬畏”思想的美学意义
  周佼（浙江工业大学2019年，导师：程勇教授）
  “敬畏”是一种审美态度，它包含有庄严恭敬的态度与忧患意识。庄严恭谨的态度使个体处于清醒状态并保持理性思索，使个体时时对周围事事物物保持开放的心境与敏锐的觉知，容易唤起个体对崇高、雄健之美的欣赏。忧患意识使个体的思考始终不离人间，以人为本，并对社会与他人抱有一份责任感。在此视角下，我们对朱熹所崇尚的人格美之内涵与要求，具体如渊明风流、光风霁月会有另一番理解。“敬畏”之境与“洒落”之境的矛盾与内在统一，朱熹对“孔颜乐处”与“曾点气象”多有讨论。这两个典型境界意象的矛盾，也是“乐天忧世”这一审美传统的具体体现，事实上无论“乐天”还是“忧世”，其中都有“敬畏”思想的作用。“敬畏”天理使人生于世而有行为边界与最终追求，从而有了“乐天”之心；“敬畏”思想也使人始终明确最高境界的难以实现与忧国忧民之心，“忧世”意识油然而生。论文主要采取文献研究法和辩证分析法两种研究方法，通过文本细读和查阅相关的资料，以“我注六经”的态度挖掘朱熹“敬畏”思想的存在及其丰富的内涵。在朱熹“敬畏”思想与“敬”观念之间，“敬”与“畏”之间通过辩证与分析，对“敬畏”思想的边界予以确认。论文在第一章基本廓清朱熹“敬畏”思想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哲学内涵后，于第二章进入对朱熹“敬畏”思想美学意蕴的思考。以“常惺惺”之审美心境、整齐严肃之威仪之美、忧患意识之审美底色分别展开，试图解决作为着力于道德实践工夫的“敬畏”思想，是如何关注审美、进入审美境界的问题。人生境界论或者说人格审美论是儒家哲学乃至朱子理学探讨中心的核心，第三章将朱熹“敬畏”思想放在人格美学中进行考察，分析“敬畏”思想在朱子人格美学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朱子和合思想探微
  古周瑜（江西师范大学2019年，导师：邓庆平教授）
  论文试图对朱子的和合思想进行梳理分析，对传统哲学中和合的内涵与价值进行探讨。论文第一章对“和合”一词的来源与内涵进行了梳理。“和”、“合”二者以“和谐”、“生生”之义互训合成“和合”一词，广泛应用于伦理、宇宙生成论等领域，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第二章对朱子和合思想的时代背景、学术背景和思想背景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梳理。朱子的和合思想产生于三教合一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年轻时的朱子虽读儒书却流连佛老，对佛道都有深刻的研究，拥有佛学与道家的双重学术背景。拜师李侗之后朱子潜心研究儒学，以儒学本位，融合佛道，形成自身的思想体系。儒释道三教丰富的和合思想为朱子提供了理论资源。第三章着重从宇宙论、心性论、修养工夫、为政主张及中和说五个方面分析梳理了朱子哲学体系中的和合思想。在宇宙论上，朱子以太极为本体，以理气和合、阴阳和合来解释宇宙万物的生成与发展，继承了中国哲学和合生物的一贯传统。在心性论上，朱子坚持了理气论的立场，认为人是“性与气合”的产物；将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将“心”划分为“道心”与“人心”，四者相互之间都是既冲突又融合的和合关系。在工夫论上，朱子主张敬体和用。以敬为体，时时警醒提撕，“涵养”与“省察”并重，使人的情感意识在已发之时符合理的规范，达至“和”的状态。在政治上，朱子主张施政者要“德礼”与“政刑”和合相济，对传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政治理念作了新的阐释。在中和说上，提倡“中体和用”的思想，追求“中和”之境。第四章分析了朱子和合思想的历史影响。论文以朱子同时代学者张栻与朱子后学陈淳为案例进行了简要分析。朱子与张栻的“中和之辨”是二者通过对“中和”问题的论辩实现朱张二人中和思想的和合。而陈淳则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朱子的中和思想，对“中和”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朱子去世后，为捍卫朱子的思想理论，揭示朱子思想体系的逻辑关联做出了重要努力，为传承和发展朱子的思想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第五章主要从价值观、心性修养、国家关系三个方面对朱子和合思想的现实启发进行了思考。
  朱熹治学思想研究
  周攀（湘潭大学2019年，导师：王向清教授）
  通过对朱熹生活的时代背景、学术风气、人生历程、哲学思想等一系列考察，作者研究了朱熹的治学思想。第一，朱熹的问题意识，主要包括对“为己之学”的追寻、如何维护儒学的纯正性、对如何维护社会稳定的思考三个大的方面。由问题为探索起点，逐渐展开了朱熹一生由出入佛老到师从李桐、再到服膺程颐，最后自成一家的学问历程。第二，朱熹的治学目的和方法。朱熹的治学目的包括了“为己”的初衷和“为人”的追求，“为己”既包含了在学问的道路上为自身寻得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又要求对知识有一个终极的、整体的解释，以支撑起生命的意义。“为人”的追求是学问落实到现实生活的体现，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治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建构了一套儒学的方法理论体系，他的治学方法包括读书法和格致法。朱熹的读书法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概括，首先对读者本身来说，他要求读者立志与持志、量力而行、学思并进，同时他的读书法也为学者提供了一个读书的门径，即先主后次，以儒家典籍为主再由此拓宽到历史、文学等书籍上；先易后难，即先把四书读透彻了再六经；由今及古，在现有的研究水平上做学问。朱熹的格致法是朱熹治学思想的核心，可以从朱熹提倡格致法的原因和格致法的思想内容这两方面进行阐述。第三，朱熹的治学特点和朱熹的治学思想存在的问题与启示。治学特点包括下学而上达、以论辩会讲来完善治学的特点、返本开新的路径特点和致广大、尽精微的精神特点。治学思想存在着内在理解与外在知识如何贯通、主观意识与客观事实如何交织的问题。朱熹的治学思想给我们的启示为：在治学的方法上应做到“学问思辨”的统一；在治学的格局上应做到博与约的统一；在做学问的追求上应做到个人与时代的统一。
  朱子人性论中“恶”根源问题探究
  王杰栋（华侨大学2019年，
  导师：杨少涵教授）
  朱子作为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人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人性中恶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深入研究朱子的人性论思想，有助于进一步探究中国传统人性论的价值体现，正视人性本身恶的存在，能够进一步改善人性本身恶的因素，阻止恶的行为产生。朱子论人性恶的思想，是在先贤论人性恶的思想上形成的。因此，梳理先贤的人性论恶的思想，对讨论朱子的人性中恶的思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朱子理学人性恶的形而上学的依据，首先要从理气方面研究人性的善与恶关系，恶该如何去定义是对恶的如何理解和恶的行为表现的重要前提基础。形上恶如何去定义是相对形上善而存在的，探讨恶的形上来源是把握人性恶思想的根本基础。其次，分析人性恶的形而上根源，是对人性恶的产生的根本原因进行描述。形上恶的根源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对宇宙本体论的理气关系的描述，气强理弱是朱子形上恶的直接原因。最后，从形上恶的理气运动表现方面来描述，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结合，导致本然之性堕落于气质之中。这是由于理气运动的变化，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气相衮而污染造成的。朱子论人性中恶的思想离不开人这个行为主体，而朱子所论证的道德恶，一方面是由于人心在作祟，另一方面是情感发之不中和导致的。论文不单单从理气方面入手，而且从心性方面论证，是为了下面工夫论的修养作铺垫。故朱子所论证道德恶的表现，一方面离不开社会关系这个整体，另一方面是由于人自身的习气造成的。但是，不管是社会关系的表现还是习气的影响，都是基于个人的人心而造成的。所以，朱子论人性恶行为的规避，要从心入手，立足于心统性情，强调敬要作为心的主宰能力。关于朱子的人性工夫论的修养，一方面要向外推求，格物致知，另一方面也要对内居敬涵养，保证性情中和。总之，分析朱子论人性恶的思想，正视人性恶的存在，对于个人的工夫论修养和道德风气的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朱子理气论视域下的生死与祭祀问题
  李亚东（华侨大学2019年，导师：冯兵教授）
  儒家的生死观，自孔子开始就被奠定了“未知生，焉知死”的重视现世的基调。朱熹作为南宋时期一代集大成的理学大家，面对着佛道宇宙论和民间迷信的冲击与挑战，逐渐提出了一套以理气为核心范畴的更完备的儒家生死观和宇宙论，并从本体论层面对生死、鬼神、祭祀等关乎终极与彼岸之类的问题做出形而上依据的解答。论文认为，朱熹的生死观以儒家基本立场为出发点，以理为体，直面生死、鬼神问题之根本，以气为用解释鬼神显化。朱熹欲以这一套具有自然主义倾向和理性特质的生死观，去回应佛道的挑战，去除邪见，归正人心，同时他又要维护儒家宗法伦理实践——祭祀的合理性。在用理气鬼神论回答关于祭祀的内在逻辑问题时，他鬼神论思想中的非理性因素与他哲学体系中的理性特质产生了矛盾。最终，朱子将解决的方法落诸个体的躬身践履之中。历史证明，朱子对于生死鬼神问题的诠释，成为了儒家生死观在宋代以后的典型代表。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研究
  栾祖香（锦州医科大学2019年，导师：孟杰教授）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以其丰富的内涵和严密的逻辑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展的高峰，其思想在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理解这一思想也有助于全面认知朱熹的思想。朱熹继承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生态伦理思想与北宋五子有关生态伦理的思想理论并且吸收佛家和道家思想的智慧，形成了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思想。同时宋代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时代条件。朱子自身对天人关系的积极思考和不懈探索是其生态伦理思想形成的主观因素。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理一分殊”的生态整体观、“格物致知”的生态认识观、“生生之仁”的生态价值观、“取用有度”的生态实践观。这一生态伦理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出了人与自然万物有差异的平等。朱熹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思想主张对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理论借鉴意义，不仅可以加强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理解，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促使我们正确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解决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使人与万物能够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
  《朱子语类》易学思想研究
  李讷（河北大学2019年，导师：李振纲教授）
  朱熹作为宋代大儒，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古代经书考辨尤为用力，在易学研究方面亦是构建了致广大而又尽精微的思想体系。朱熹易学思想对《易》追本溯源的考究，对太极、阴阳、理气等范畴的具体运用，以及兼综象数、义理和图书学派的发展，可谓是宋以来对易学思想一次推陈纳新的大总结。“《易》本为卜筮之书”作为朱子易学思想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成就其易学思想体系构成的基石。朱熹认为《易》历经至今已是本象尽失，《易》洁净精微的价值内涵不是后人牵强附会也不是百家之言的万千道理，而是以“易本是空底物事”的独特言说方式开物成务。只有持虚明宁静之心、以前人先贤之指引与身经事变之实相结合才能够切身体会到《易》的智慧所在。在朱熹的易学思想体系中“太极”概念在卜筮象数、宇宙生成论、本体论中都有不同的涵义和定位。太极与阴阳的关系以及阴阳的变化，朱熹始终坚持以“一体两分，两体合一”的逻辑关系进行解读。理气关系，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理先气后的关系是逻辑意义上的区别，从宇宙论或构成论而言，任何事物都是理与气的统一，无所谓先后。朱熹认为“理一分殊”从宇宙生成论而言是宇宙世界是太极之理的统一性和分殊之理的多样性的大一统，从伦理道德而言是将这“理”作为“真理”——道德标准的最高准则更广泛地推运于人伦纲常。在理之动静的问题上，静为太极（理）之本，动为太极（理）之用。朱熹易学思想的现实意义是让我们从生命的本源去认知世界，认知自然，认知自我，从而让我们以知行合一的躬亲实践以验真知。
  朱熹《训蒙绝句》研究
  席文杰（贵州师范大学2019年，导师：郝永教授）
  朱子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一生致力于讲学论著，其将儒学推向了一个新高度。他创作的《训蒙绝句》起于“天”终于“事天”，多以“四书”中的章句及理学概念来命名，并阐发义理，可谓促成日后朱子理学体系建构的奠基之作。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介绍《训蒙绝句》的创作情况及版本流变。《训蒙绝句》是朱子早年病中默诵“四书”的体验之作。现今流传下来的《训蒙绝句》多为百首，其中不乏窜乱之作，诸版本中具体篇目及排列次序也多有不同，其刊刻工作主要集中在清代，且多与伪作同刊印行。第二章主要论述《训蒙绝句》中的理趣与“圣贤气象”。第一节主要是探讨朱子诗歌中的理趣色彩，通过对朱子创作的其他哲理诗的引入分析从而探讨出《训蒙绝句》的特色所在。《训蒙绝句》与朱子创作的其他部分哲理诗相比缺少形象性，重理而少趣，多是直接言理，而其他较为人所熟知的哲理诗则大多是借用各种形象来譬喻说理，理趣兼涉，言理较为曲折隽永。第二节选取了《训蒙绝句》中的部分篇目来集中论述“圣贤气象”。“圣贤气象”最先是作为理学术语由宋代理学家提出，而随着理学影响的深入，这一理论逐渐被当时的诗人群体所接受，亦不乏部分诗论家以此作为评价诗歌创作好坏的标准。因此，“圣贤气象”不仅影响着理学家的个人诗歌创作，也影响着部分诗人的创作。第三章主要是阐释《训蒙绝句》中蕴蓄的诸多义理。以《训蒙绝句》各诗篇内容中体现的理学思想为依据，对《训蒙绝句》的内容进行分类，具体分为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境界论四个部分，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其理学内涵，进而理清其脉络，从而系统地论述其体现出的理学思想，最终探讨出《训蒙绝句》于朱子理学思想体系建构的重要意义。第四章探讨《训蒙绝句》中体现的蒙学思想。首先，对《训蒙绝句》的文本进行定性。其次，对《训蒙绝句》中谈及“小学”与“大学”的篇目进行阐释。再次，选取与《训蒙绝句》相关的部分前人书写的思想类蒙学著作进行研究，进而探讨总结出《训蒙绝句》于前人蒙学著作的承袭与创新之处。最后，选取朱子门人陈淳的《小学诗礼》及朱子其他两部蒙学著作即《小学》及《童蒙须知》与《训蒙绝句》进行详细比较，着重论述朱子的《训蒙绝句》相较于这几部蒙学著作的新异之处，从而揭示出《训蒙绝句》在宋明时代背景下的现实意义及其所产生的影响。
  朱熹《小学》的德育思想研究
  郑娟（安徽大学2019年，导师：丁成际教授）
  《小学》作为朱熹德育思想集中体现的一本蒙学著作，在中国德育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朱熹重视学习者的年纪、思维力和身心发展水平，并以此来划分教育阶段，采用相应的教材及教学方法，认为古之教者有“小子之学”和“大人之学”。另一方面，朱熹又看到了小学与大学之间的连贯性，“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小学时将事学好，到大学便会自明其理。朱子指出“后生初学”，看“小学之书，那是做人底样子”，为打造圣贤坯模奠定基础。由于此书编纂的材料均来自古代经典和嘉言善行，因此《小学》不单起到“蒙以养正”之功，更是一本教人读书学习的修身读物。论文共有四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小学》的成书背景，从社会环境和理论基础两方面考察了其德育思想的来源，以历史唯物的视角，分析了南宋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境况。《小学》德育思想迎合了时代需要，朱熹在对先秦孔孟诸儒和北宋理学家道德教育理论继承、吸收、改造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教育经验成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德育思想。第二部分：依据德育学的相关原理，考究《小学》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德育目标，结合该书内篇三目，重点论述“立教”为旨、“明伦”为纲、“敬身”为本的德育内容，得出《小学》“德艺兼修”、“教人有序”、“先入为主”的德育原则和榜样示范、爱教结合、情感熏陶、实际锻炼的德育方法，并总结了书中蕴含的三重德育思想特点，具体包括现实要求与理想人格、个人修为与社会担当、德性涵养与躬身践履的有机统一。第三部分：作为历史产物，《小学》必然也被打上了时代烙印，其中既有对古代教育思想的积极影响，具体包括系统划分古代教育阶段、补充蒙学文献与传承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贡献；书中也有儒家传统伦理中一贯的封建色彩，如男尊女卑、父兄君臣的等级制思想和部分内容的历史局限性，需要加以甄别和剔除。第四部分：结合当代德育理念，借鉴《小学》的德育思想价值，坚持品德规范、心理发展、能力形成的德育目标；发展生活育德、爱人养德、治世立德、自我修德的德育内容；遵循全面发展、循序渐进、防微杜渐的德育原则；完善言传身教以育人、宽严相济以励人、成风化人以塑人、知行合一以成人的德育方法。
  朱熹《孟子精义》研究
  王琳（重庆师范大学2019年，导师：李波教授）
  《孟子精义》奠定了朱子孟学思想的基础，对《孟子精义》的研究与探讨，无论是从考察宋代孟学研究发展流变出发，还是从厘清朱熹孟学思想细节考虑，都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是书，笔者先后经眼了七个版本：明抄本、清康熙中期吕氏宝诰堂《朱子遗书》二刻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抄本、清同治十三年金陵公善堂刻本、清光绪十二年传经堂《西京清麓丛书》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紫阳丛书》刻本、日本正保十四年和刻本。详细比勘《孟子精义》诸版本，梳理出了四库本众多讹误问题，而市面较为通行的《朱子全书》本、《儒藏》本虽曾以吕氏宝诰堂本为底本对《孟子精义》做过较为细致的校勘工作，但其中亦不乏可俟商榷之处。《孟子精义》虽是朱子“述而不作”的作品，却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一方面，朱子在搜集资料时对于《孟子》哪几章有重点解读的必要，以及道学群体对《孟子》义理的阐释集中在哪些地方、众人如何将理学与孟学结合阐释等问题非常清楚。因而，就结构上来说，此注本在各个章节的义理汇集上刻意呈现出的轻重详略之分，其详略程度本身即已足见朱子对于目标阐释对象的深刻把握；从文本内容来说，《孟子精义》所录道学家的言论基本上是按照“本体—工夫”的观念模式解构孟学义理，而朱子则借他们的解说重构孟学理论阐释体系，在观念的二次运用、塑成中，《孟子》既有的传统传释思维模式便被打破，因而，《孟子精义》具有从旧材料中开出新传统的意义；而就朱子个人学术历程来说，《孟子精义》又具有“逃禅归儒”和“归本伊洛”的双重意义：“逃禅归儒”是指自这本书从编纂到最终刊印行世，数年之间，朱子的注意力逐渐从佛老之学回归到儒经之中，沉潜涵泳，反复玩味，最终掸落禅学底子继承孔孟道统；“归本伊洛”是指在反复修订这一本书过程中，朱子逐步将理学思想吸收对象聚焦到伊川之学上。另一方面，朱子将排异端、辟邪说的理念完全实践于《孟子精义》的辑录过程中。这样的辑录理念虽具有排除杂学、确立正统道学谱系、形成孟学义理诠释中心等诸多积极作用，但亦有其消极影响。详析《孟子精义》所录道学群体的学术师承，可以看出这个道学谱系主要是以二程、张载及其门人弟子构成，朱子的学术取向明显以关、洛之学为主，其他学派所出的孟子解都未被其重视。这样的辑录方式呈现出较为强烈的封闭性与排斥性，朱子不仅自道学外部排除了王雱、许允成、苏辙等人的孟子解，自道学谱系内部而言，诸先生孟子解未被《精义》录用的那部分思想内容，亦因此失去了关注。随着朱子学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勃兴，大量未被朱子认同的其他诸家孟子解，亦因缺乏关注而很快从历史上消失。
  朱熹诗学对李睟光的影响研究
  ——以《芝峰类说》的接受为中心
  张呈涵（延边大学2019年，导师：张克军副教授）
  论文旨在以李睟光的著作《芝峰类说》为中心，兼顾其他文本，研究朱熹诗学对李睟光的影响，探讨朱熹在朝鲜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朱熹诗学随其理学思想进入了朝鲜半岛之后，经过几个世纪的酝酿发展，逐渐成为朝鲜官方的主流文学思想，对朝鲜文人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产三了重要影响。从李睟光在《芝峰类说》中对中国诗论的引用情况来看，李睟光不仅直接接受了朱熹的诗学思想，同时也通过严羽、魏庆之、罗大经等深受朱熹诗学影响的后世诗论家间接接受了朱熹的诗学思想。在具体的诗学思想上，李睟光对朱熹诗学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文道观”上，李睟光接受了朱熹“文以载道、以理为先”的文道关系思想，强调了道学的重要性先于文学。而在诗歌领域中，李睟光和朱熹一方面从道学的角度，贬低诗歌创作的地位，同时又从诗人角度，对诗歌创作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其次，李睟光诗学的“性情说”受到朱熹诗学的影响，将诗歌视为吟咏性情的手段，强调诗歌应该用以表达诗人的天性和感情，同时又遵循朱熹“诗道之正”的诗教要求，从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角度对诗歌的内容和语言表达形式进行了规范和限制。再次，李睟光诗学中的“自然观”受到朱熹诗学的影响，要求诗歌在情感表达上要有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上反对过分追求声律，一味用典，盲目模仿古人诗作的不良风气，在艺术风格上推崇平淡近理而又含蓄有味的诗歌风格。最后，李睟光的诗歌评论的方法与方式都受到朱熹由经学延伸而来的诗歌评论方法的影响，在诗歌评论中特别注重诗歌的音韵和训诂，对诗歌的注释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勘误，并对一些学者“穿凿附会”的诗歌解释方法做出了批判。同时，在诗歌评论的过程中，李睟光注重“涵泳自得”的运用，推崇反复熟读品味诗歌意味和艺术形象的诗歌赏析方法。虽然朱熹诗学对李睟光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李睟光对朱熹的诗学是有所取舍，有所发展的辩证接受。从朱熹对李睟光的影响中，我们能看出朱熹诗学在朝鲜古代诗学，乃至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能看到朝鲜古代文人对朱熹诗学思想进行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丰富与发展。
  刘子翚的伦理思想研究
  蔡骋骏（湖南师范大学2019年，导师：唐凯麟教授）
  刘子翚是两宋之交理学在福建传承的一位重要人物，与胡宪、刘勉之并称为武夷三先生，是朱熹早年求学于武夷山时的老师之一。两宋之交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外族入侵和朝政昏暗让本就苟延残喘的南宋朝廷危机四伏；同时，儒学面临着巨大挑战，亟需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以重新取得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刘子翚的伦理思想便是为此需求应运而生的，旨在重建一个士人乃至平民都可遵循的儒家道德规范。从思想来源来说，刘子翚的伦理思想主要袭自二程，兼收佛家的心性修养论。刘子翚的伦理思想可分为心性论、道德修养论和仁爱观三大部分。在心性论方面，他以“道”为根本，将“心”视为体认“道”的唯一媒介。“性”是“心”未发之特征，每个人都生而具有，并人人相同。“情”则是“心”因事而产生的喜怒哀乐。在道德修养论方面，刘子翚十分强调守敬与克己复礼的作用，守敬以修心，克己复礼以修身，二者内外结合构建了以“不远复”为核心的道德修养论。在仁爱观方面，刘子翚基于“有生同体”的思想将天地万物都纳为仁爱施行的对象，以期实现“推仁心于天下”的政治理想。总体而言，刘子翚伦理思想的特点大体有二：首先是道德修养方面十分重视修心的工夫，重视内心在道德修养方面的作用；其次是带有很强的平民化倾向，注重儒家道德规范对于平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刘子翚进行的这些理学思考，不仅是对两宋之交失节行为频发做出的理学家式回应，也是儒学为重新获得在平民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而做的努力。他所进行的伦理学建构成为了朱熹日后构建理学体系的先声。
  蔡模《孟子集疏》研究
  李润芳（南昌大学2019年，导师：杨柱才教授）
  《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是朱子学术工作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部最被后世之人所熟知的著作。《集注》一书的完成，标志着“四书学”的开篇。鉴于《集注》“气象涵蓄、语意精密、至引不发、尤未易读”的特点，并出于使《集注》能够“类聚缕析，语脉分明，宗旨端的”的目的，朱门后学为羽翼文公之《集注》而作的著述不胜枚举，绝大多数在编纂之时采用了对《集注》作“疏”的体裁，而南宋时期蔡模的《孟子集疏》当属其中的创始、奠基之作，其特色鲜明的“经—注—疏”的体例开启了宋元的纂疏之学。其书名为《集疏》，有“会集”之义，该书多是引用朱子《或问》、《精义》、《语类》、《文集》，以及张载、吕祖谦与朱门秀出者之语，尤其是“发越朱子言外之意，及推广其余说”者，其坚守“以朱解朱”这一特点，阐发朱注，使得后世学者“观《集疏》者，《集注》之意易见；观《集注》者，《论孟》之指益明”。蔡氏一族三世多从学于朱子，笃信力行，三世不坠者，独此一家耳。蔡模之父九峰先生是朱子晚年得意门生，蔡模的名与字均是文公所起。蔡模一生不好仕途，隐居笃学，著述育人，其著述也均是为羽翼文公之书而作，可以说是竭尽心力弘扬朱子之学，并为之倾其一生。《孟子集疏》一书直至蔡模仙逝也未能脱稿，是其晚年呕心沥血之作。作为注疏《集注》的早期之作，《孟子集疏》对其后的四书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值得肯定的学术价值，应当受到朱子学与四书学研究的重视。
  陈淳心性论研究
  曹晶晶（上海师范大学2019年，导师：邓辉教授）
  陈淳作为朱子晚年最得力的弟子，对朱子学的传承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促使朱子学更广泛的传播，其哲学思想历来被学者认为是“笃守师说”，其晚年对陆九渊的批判，也给世人留下了强烈的“门户之见”的印象。论文以《北溪字义》为中心，结合《北溪大全集》对陈淳心性论进行研究，探讨他对朱熹心性论的发展和朱子学后学中心性论的发展走向。文章包括绪论和正文的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文章的选题背景，目前学术界对陈淳心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以《北溪字义》为中心研究陈淳心性论的价值以及文章的研究方法。第一部分介绍陈淳生平和其心性论的理论渊源。陈淳生性聪颖，少时表现已不同于同龄人，林宗臣见之授以《近思录》，开启了他对圣人之学的追求。由于陈淳夯实的文献功底，使他在晚年的讲学中能够将选取的每一个哲学范畴进行追本溯源，做到融会贯通，这样的诠释方式一方面有利于学者更全面地理解理学思想，另一方面则有利于探寻陈淳心性论的理论渊源。第二部分是文章的重点及中心论述内容，是对陈淳心性思想以及心性修养工夫的具体阐释。行文首先从“理”、“命”、“性”三个范畴论述陈淳心性的本体依据；再由性之善恶以及心的具体表现分析陈淳心性论中的“性”和“心”；最后探究其“心统性情”和心性修养工夫的具体内容。虽然陈淳心性论是对朱子心性思想的继承，但也具有其创新之处，因此在这一部分，笔者更关注于陈淳在心性思想以及修养工夫方面对其师说的创新与发展处，以探究陈淳心性论对朱子心性学发展的侧重点。第三部分主要分析陈淳心性论的价值和对其心性论进行评价。经过以上几章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陈淳心性论的独特价值和他对朱子心性思想的发展与深化处，在总结这些结论的同时对学界一直以来所争论的陈淳对心的诠释是否有心学倾向的问题给予回应，即陈淳在阐述“心”与“理”的关系时确实存在着学倾向。文章以陈淳“心性论”为心，分析其“工夫论”对“宇宙论：“心性论”的现实意义，探求陈淳心理论的现实目标。
  真德秀文学思想研究
  洪婷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9年，导师：史伟教授）
  南宋后期，真德秀作为一代文宗，既有选本，又有文集，且兼具理学家、政治家的多重身份，而且是所处时代主流学术的代表，对当时的士风与文风有很大的影响力。真德秀文学思想的形成既有横向的同时代的学派、思潮的影响，又有纵向的学术源流的宗法，更有基于文学选本与文学创作基础上的新变，进而能够打破文、理之分野，引领一时学术之风尚，促进有宋一代文化之转型。论文分为五章。绪论部分综述七十年代以来与真德秀相关的研究成果，并对八十年代之后的研究成果作分类整理。第一章对真德秀的文学思想进行梳理，论及其崇古、尚淡、宗经、立德的文学思想，溯流及源，从古与今、工与拙、经与史、文品与人品的关系出发考察其对诗与道的观念。第二章以真德秀为核心，考察其在江湖与魏阙、正统与非正统士子的交游活动中构建人际网络，与江湖士子加固了学术传承上的延续性与学术交流的紧密性；与科举士子探讨文章道学，又
  形成政治上的呼应。第三章探讨《文章正宗》与其学养、经历的关系。真德秀对诗、对文大致一视同仁，持论标准大同小异，与朱熹之论诗重艺、论文重道迥然不同。其文章选本《文章正宗》以文学批评的方式展现了理学家复杂的文学观念。第四章围绕科举考试，以考前投业、科考阅卷以及《文章正宗》成为场屋用书，考察真德秀在任知贡举或点检试卷官期间，自身的文学主张与取士原则，对于士风、文风的影响。第五章考察真德秀的诗文创作与《文章正宗》所取法的标准是否一致。考量陶渊明的人格价值与风格特征上之优长与真德秀的审美趣味不谋而合；杜甫之忧患、悲悯、忠爱与历经丧乱的真德秀感同身受，真德秀为文的师绪与路数对宋体四六衍生出了“荆公派”与“东坡派”进行传承与统绪，恰与有宋一代文化之“会通化成”合辙。
  程瞳《新安学系录》研究
  邓晶（华中师范大学2019年，导师：董恩林教授）
  《新安学系录》是第一部勾勒新安理学轮廓的著作，该书通过辑录从宋至明初112位理学家的传记等资料，梳理了徽州地区程朱理学师承脉络，在我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尤其是徽州学术文化研究中有重要意义。明朝初期，朱学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并在科举入仕的刺激下不断发展。到了明代中叶，虽仍是统治思想，但是王学崛起，朱学面临巨大冲击。作为“程朱阙里”和“东南邹鲁”，徽州具有独特的文化环境，使得这里具有浓厚的尊奉程朱的文化氛围。程曈作为明中叶的徽州学者，面对心学的冲击，通过编写《新安学系录》，梳理从南宋到明朝前期徽州地区程朱理学的师承脉络，总结徽州程朱理学发展史，以期保持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可以说，梳理脉络、维护程朱，是《新安学系录》的成书宗旨。《新安学系录》成书于明正德年间，共辑录学者112人，大致以时间先后为序，或一人为卷，或数人为卷。收入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程朱及其同辈学者；二是程朱在徽州的及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三是弘道有功的书院山长和相关官员。除第十六卷外，每卷的内容构成基本都为碑志传状加遗事，二者结合以述学者言行，这一编纂体例与《伊洛渊源录》极为相似。《新安学系录》以二程和朱熹为宗师，以一套严整的体例贯穿首尾，汇集新安地区宋元时期理学家传记资料于一堂，第一次将新安理学作为一支地方理学流派勾勒出来，记录了新安理学的传承源流。因此，它不仅仅是一部传记资料集，更具有展现地方学术流派的“学案”特征。在《新安学系录》收录的人物中，有11位学者从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徽州籍贯学者，而郑玉、程敏政这两位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徽州学者，程曈却未于书中列传，两者联系对比更能发现程瞳的尊朱思想。除此之外，程曈描绘的两幅“新安学系图”不仅展现了徽州学术师承的脉络，还体现了浓郁的家族师承之风。在学系传承中可以发现，新安理学的发展还与北山学派、双峰学派、介轩学派有一定的联系。作为一部总结性的地方文献，《新安学系录》引用的文献有百种之多，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在“新安理学”成为地方理学流派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薛瑄伦理思想探考
  邰晓天（辽宁大学2019年，导师：金香花副教授）
  元明之际，理学到了时代转型的关节点。薛瑄作为明初朱子学的代表人物，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和突破，实现了“理”向“气”的内在转化，其重视自然使然的“复性说”，躬行践履、经世致用的思想更是开了明代实学的先声。论文克服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为出发点的、对明初朱子学不经反思、取径单一的通行范式，结合哲学伦理学及史学方法，对薛瑄伦理思想展开基于文献的体系性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薛瑄的思想最为重气，其思想倾向是气本论。薛瑄的气本论是对理本论这一思想的修正，也是明清实学的先声。薛瑄在本体论意义上主张以气为本，在价值论上又提倡以理为本，这种二元论思想正反映理学在明初的转化，一是理气观向气本论的转向，二是修养论由重“道问学”向重“尊德性”的转变。其次，“复性”为宗的伦理思想。薛瑄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是“心”与“性”，明确提出“立心为本”的命题及复性为宗的方法论，心性统一，有着明显的心本体论和泛性论倾向。薛瑄以复性为思想核心，简化了理学理论，恢复了传统修养论，强调实践性。复性说的主要目的是使人复还天命之至善本性，进而达到“人性”与“天命之性”的合而为一，即圣人之“天人合一”境界。最后，考察基于气论基础上的“躬行践履”的伦理实践与实学思想。薛瑄思想虽然在价值论意义上肯定理的逻辑在先，但在认识论上则肯定以气为本、理气合一的宇宙观，从实学层面上看，薛瑄开启河东之学，重气则自然会重视通过后天实践“变化气质”，积极带动实学实践，这也有助于去除朱熹理学经几百年的官学化过程中出现的教条化和形式化的积弊，开启了实用的“实学”思想和学风，对明中叶兴起的“实学思潮”起了直接的先导作用，是明代“务实”之风的理论先驱。综上，薛瑄伦理思想既重视以理为本的价值论和复性为宗的方法论，又重视积极的外求实践，求理遍求于身“内”（复性）“外”（实学），展现了其理论的结构。从学术史的意义而言，对薛瑄伦理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梳理朱子学在明初的发展，对薄弱的明初朱子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补充价值。
  吴澄哲学思想研究
  刘思雯（吉林大学2019年，导师：张连良教授）
  元代的吴澄作为“和会朱、陆”的代表人物，为推动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吴澄从朱陆后学的门户之见入手，提出“朱陆二氏之为教一也”，为“和会朱、陆”提供了理论基础，分析陆九渊的“心学”，认为陆氏的“心学”是传圣贤之道，从而完成了对朱、陆思想的和会。吴澄“和会朱、陆”的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崛起有着无可替代的贡献，是陆九渊心学到王阳明心学的过渡环节，对朝鲜的性理学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的“朱陆二氏之为教一也”思想，直接启发了明代学者程敏政作《道一编》。在明代大儒王阳明的思想当中，也不乏吴澄思想的影响。由于吴澄一生著作颇丰，草庐全集浩繁，所以选取明代王蓂编纂的《草庐吴先生辑粹》一书为研究依据，通过对此书的把握，更深入研究吴澄的哲学思想。论文主要分为三个章节对吴澄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在绪论部分，介绍了创作论文的原因，以及学术界对于吴澄思想的研究概况。论文的第一章，是对吴澄的简介，包括生平和学术创作。第二章，是依据《草庐吴先生辑粹》对吴澄“和会朱、陆”思想的研究。第三章，是吴澄哲学思想的影响，包括对明代心学的影响和对朝鲜性理学的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