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明儒学中的“身体”与“诠释”之维
  陈立胜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年1月
  该书由“身体”与“诠释”上下两编构成，通过对特定概念的解剖、具体辩难的分析，揭示了儒学研究的现代意义以及儒学思想的演进机制。“身体编”集中讨论当代思想之中的身体转向对儒学研究的意义、理学身体存在论的建构（身体之“窍”与“身不自身”的观念）、镜子隐喻在理学心性论之中的作用以及疼痛镜像神经元发现与儒家恻隐之心论的关系等议题；“诠释编”则旨在通过对朱子读书法、王阳明四句教的三次辩难、《大学》文本之怀疑与否定、“亲民”“新民”之辩的个案考察，揭示理学诠释传统之中的“尊道”（“天道”）、“尊心”（“本心”）、“尊经”（“圣经”）与“尊古”（“圣人”）之间的种种张力以及儒学通过诠释而创新的思想演进机制。全书十章：回到身体：当代思想中的身体转向与儒学研究；身体之为“窍”：宋明儒学中的身体存在论建构；“身不自身”：罗近溪身体论发微；“恻隐之心”、“他者之痛”与“疼痛镜像神经元”；“心”与“腔子”：儒学修身的体知面向；宋明儒学中的“镜喻”；朱子读书法：诠释与诠释之外；王阳明“四句教”的三次辩难及其诠释学义蕴；儒学经传中“怀疑”与“否定”的言说方式——以王阳明、陈确的《大学》辨正为例；“亲民”抑或“新民”：从传统到现代等。
  朱熹 孔子之后第一儒
  杨天石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19年1月
  作者积数十年功力，广泛研读宋明理学经典，另发掘从日本、韩国、越南引进的相关史料，写出了《朱熹孔子之后第一儒》这本全面反映朱熹生平和思想的传记。除朱熹的生平经历外，还对其在社会政治、经学、史学、文学、教育诸方面的思想成就做了深入分析。希望借此书再现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真实历史面貌，提炼出一些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内在运行规律。全书十五章：改铸儒学的新需要；生于忧患，长于坎坷的大思想家；社会政治思想；理为“天地万物之根”的世界本原论；“天命”与“气质”相结合的双重人性论；唤醒天赋观念的“格物致知”论；“克人欲、存天理”的修养论；“一中又自有对”的辩证法；鹅湖之会与朱熹、陆九渊的异同；义利之辨与朱熹、陈亮的分歧；经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朱熹与后世等。
  朝鲜“两班”及其文化特征研究
  朴晋康著，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
  该著作在概括高丽王朝“两班”和朝鲜王朝“两班”特点时，虽然借鉴了韩国、日本学者的观点，但也依据自己的分析做出了较为完整的归纳。对高丽王朝“两班”特点从贵族性、官职与身份的两重性、文武间的对立三个方面的归纳和对朝鲜王朝“两班”的非法定性和流动性等的分析，都较为准确地描绘了朝鲜“两班”的本质特点。对“两班”文化与儒学，尤其是与朱子学的关系等方面的分析，对解读“两班”文化的特征以及“两班”文化的历史作用等方面也给出了新的价值诠释。
  礼理双彰朱熹礼学思想探微
  殷慧著，北京：中华书局，
  2019年3月朱熹礼学是其宏大的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学思想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宋元以降的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书从朱熹的三《礼》学思想入手，从学、理、用三个层面对朱熹礼学进行了系统论述，将文本分析与思想、社会、政治的互动结合起来，考察了朱熹礼学思想形成的背景、内容及其特点。对困惑学界多年的朱熹晚年思想转型、朱熹为何要编撰《仪礼经传通解》、朱熹如何处理礼学与理学的关系等重要的学术问题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全书六章：朱熹的时代环境与礼学倾向、朱熹的《周礼》学思想、朱熹的《仪礼》学思想、朱熹的《礼记》学思想、朱熹的祭祀思想与实践、朱熹礼学思想的特点等。
  朱熹《家礼》制度
  伦理研究
  孔凡青著，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全书以南宋大儒朱熹的民间自治制度范本《家礼》为依据，通过对其进行制度伦理的解读，剖析了其制度伦理的认知、规制、评价和实践层面的内容，以此来探讨儒家面对新的社会实践，如何通过制度革新去推动儒家价值影响基层社会。在认知层面，《家礼》强调人与人之间互相对待的关系模式，强调人与制度的良性互动，认为治理是个体善和善治的统一，是不断趋向和谐的过程。这一思维模式有别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与当今中国社会治理要求动态、和谐、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治理模式在思维层面是相契合的。在规制层面，《家礼》规制模式上承儒家礼制自治与他治、德治与法治完美融合的规制理想，下启朱熹鉴于现实权制制度之弊端创发的民间自治路径，对我们今天思考秩序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具体理性与普遍理性等问题，探索社会治理的路径，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世纪之交的朱子学
  （上中下）
  徐公喜主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9年3月
  该书主要是对1989年到2015年期间发表的朱子学论文的精选，一是选作者影响力，二是选论文质量。精选本所选取的60篇文稿，反映了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朱子学学术发展的基本历史过程与脉络，主要涉及朱子学学术意义与地位、朱子文史哲法等学术诸领域以及朱子后学，乃至朱子学理学的现代发展等方面。
  朱熹礼乐哲学
  思想研究
  冯兵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4月
  该书从礼、理会通的角度，将经学研究、哲学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提出“礼乐哲学”、“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等新的学术概念，从礼乐形上学、价值论、实践观三个方面对朱子礼学的哲学体系做了较为系统的诠释与建构。该书指出，礼、理是朱熹思想的两个基本面向，礼学是其理学下学实践的基础，理学是其礼学的形上依据，二者相融互补，使得朱熹的思想世界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都显得丰满而自洽。该书除了“导论”部分之外，共计七章。第一、二章分别对“礼乐哲学”、“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等概念做了阐释，并大致介绍了朱熹礼乐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的思想与学术背景。第三、四、五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以礼、理结合为理论基础，以理气二元结构为分析框架，分别从形上学、价值论、实践观三个维度对朱熹礼乐哲学思想展开了论述。第六章从礼乐经典诠释及义理建构两个方面分析了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第七章简要介绍了朱熹礼乐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师统与学统的调适宋元两浙朱子学研究
  王宇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年4月
  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书围绕师统与学统的调适，考察了朱熹学说的主要概念内涵与其与两浙及邻省之学的渊源关系，详论了朱子学的权威化过程以及个中文化意义。全书共十二章：朱熹的道统观与师道观，朱熹去世后师统与学统之争初现端倪，晚宋两浙朱子学的政治处境，辅广《诗童子问》与朱子学学统的完善，陈埴和赵顺孙：亲传门人、再传门人与学统的结合，黄震：彻底的学统传道论者，王应麟：融通汉宋及其对道统论造成的破坏，《读书分年日程》与元代朱子学的科举化，《内外服制通释》和《家礼》的大众化，北山世嫡：朱子学师统崇拜的顶峰，史伯璿：对“见而知之”的彻底清算，新旧道统转换中的师统和学统等。
  白鹿洞书院揭示诠解
  李宁宁 黎华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9年4月
  该书系“白鹿洞书院文化旅游丛书”之一。朱熹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这无疑是研究我国教育史的一份很有意义的资料。全书即是对该揭示的赏析导读。
  朱熹《家礼》思想的朝鲜化
  彭卫民著，
  成都：巴蜀书社，
  2019年5月
  全书主要论述《家礼》一书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历来朝鲜王朝对中国礼教积极效仿，其整个国家机构与政治体制建立在礼学的基础之上，《家礼》的朝鲜化反映了其政治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然在明清交替之际，其在礼学建构上对中华的认同出现了变化。该书通过考察《燕行录》、《家礼》等材料勾绘出这种认同转变过程的复杂轮廓，有助于东亚政治与儒教文明交流的研究。全书共六章：中朝关系史料中的文化认同失落感、朝鲜使节中国行记中的华夷观、文化认同中的《家礼》东迁进路、政治认同中的《家礼》国法化与士庶化、朝鲜王朝通制与典章对《家礼》的继受、《韩国礼学丛书》所见朝鲜王朝礼书等。
  朱子家礼与传统社会民间祭祖礼仪实践
  邵凤丽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5月
  宋明以来，朱子《家礼》家祭礼仪文献书写系统分为国家礼制、文人礼书和民间日用知识读本三大类。该书对朱子《家礼》与中国祭祖传统的历史进行了详细梳理，分别总结、归纳了不同类别文献的书写特点以及在家祭礼仪推广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了宋明以来在徽州、福建等不同地区家祭礼仪实践与《家礼》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思录集解
  ［南宋］叶采集解，程水龙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
  2019年6月
  《近思录》由南宋朱熹和吕祖谦选取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人语录共622条，分类编辑而成。南宋叶采为《近思录》各卷创建纲目和提要，成《近思录集解》，使得原书体例更明晰完备，理学思想的表达更趋明朗，是《近思录》系列文献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本次点校《近思录集解》，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元刊本为底本，以《续修四库全书》收录的元刻明修本和清康熙年间邵仁泓重订本为主要校本，同时参校南宋刻本杨伯喦《泳斋近思录衍注》、明代前期刻本叶采《集解》、清初《朱子遗书》本《近思录》、清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康熙年间刻本、茅星来《近思录集注》乾隆年间抄本、江永《近思录集注》同治八年刻本。并引历代《近思录》注本中的相关文字，对《集解》本中的疑难字句加以注释，另附明嘉靖年间贾世祥刻本《近思录》（白文）、历代刊钞叶采《近思录集解》之序跋于书末。
  朱子学刊
  《朱子学刊》编委会编，
  合肥：黄山书社，
  2019年6月
  该书稿共收录了有关朱熹的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分为“朱子学研究”、“宋明理学研究”、“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三部分，反映了朱子研究的最新成果。书稿中的论文不仅包括国内的朱子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还包括韩国、日本等国朱子学研究者的研究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朱熹文学与佛禅关系研究
  邱蔚华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7月
  全书主要包括三大模块：一者为成因研究，揭橥朱熹佛禅因缘生成的历史语境及其佛禅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二者为表现研究，分别检讨朱熹文学思想、诗文创作、语录体散文与佛禅各个层面千丝万缕的联系；三者比较与影响研究，纵向比较与横向联系双线交叉并行，贯穿朱熹文学与佛禅种种关系的探讨中，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出朱熹文学与佛禅之关系的独特之处以及宋佛禅流变在文人心理的投射和影响。
  真德秀全集（全31册）
  吴伯雄编，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9年7月
  真德秀（1178—1235），字景元，后改景希，号西山，后世称西山先生。中国福建建州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南宋名臣、著名儒家学者，属朱熹理学一派。该全集选取真德秀所著《大学衍义》、《文章正宗》等一系列书籍，汇总编排，再现了真德秀一生的学术造诣，同时也反映了两宋时期的哲学思想面貌。
  朱教授讲朱子（修订本）
  朱杰人编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朱子著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是一份极富发掘意义和传承价值的文化遗产。难能可贵的是，朱子文字亦含义精博，内容明赅，语句工美，道味宏长。因鉴于此，该书择取朱子著述中三百条精要典雅、值得推介的句子、段落，按照内容分类后，采用“译讲”的办法串解原文，无疑是一种力求创新的古籍整理方式：忠实传达句意的同时，将背景、因果、典故、寄义、思考等融汇其中，值得珍藏品味。此次出版修订本，作者又进行了加工完善。
  《四书章句集注》引文考证
  申淑华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9年8月
  《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是理学家朱熹的代表作。朱熹用了四十多年时间给《四书》做注释，对以往学者的注释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集注》中大量征引。不过对于所引征者，朱子多称“某氏”、“某子”，只有少数人物称字、名、封号、职位等等，这给阅读、理解和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该书按照引文先后顺序，以“引文”、“原文”、“出处”的格式，对朱熹《集注》引文进行了上溯原文的系统考证，对于研读《集注》本身以及深化对朱子思想渊源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江户前期理学诗学研究
  张红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9年8月
  江户时期是日本儒学、汉诗发展的鼎盛阶段。德川幕府崇尚文治，儒学达于极盛，其中尤以朱子学为重点（中心）。朱子学作为当时官学，深刻影响着整个江户的思想文化、诗学观念。该书以江户前期朱子学家大量文集、诗集、序跋的写本、抄本、刊本等资料为依据，全面、系统地研究藤原惺窝、林罗山、林鹅峰、林凤冈、林梅洞、松永尺五、那波活所、木下顺庵、宇都宫遁庵九位朱子学大家的诗论思想，考察其诗学谱系及对中国诗学的接受，梳理五山诗学向江户诗学转换的线索及其内在脉络，探讨中国诗学在日本江户前期的接受状况，以及朱子学对诗学所发生的深刻影响。
  朱子福建题刻集释研究
  朱晓雪编著，
  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朱熹是宋朝著名的理学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书法家、金石学家，其足迹遍布福建各地。除了寻访前人碑碣石刻之外，朱熹自己在所到之处也留有大量的墨迹，包括书匾、楹联、摩崖、碑刻等，这些题刻值得后人收集、整理、研究。该书将福建境内朱熹题刻的摩崖、石刻、碑刻汇集起来，一方面为研究者和使用者提供一份便利，另一方面将朱熹的题刻与其理学思想、教育思想、文学思想等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对朱子学的研究起到一定促进作用。
  大同集
  ［宋］朱熹撰，陈峰点校，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同安是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初仕之地，《大同集》集朱熹担任同安主簿时所作诗文作品，内容包括朱熹任同安主簿时所作的诗、书、序、记、跋、杂著、行状等文章，以及朱熹离开同安后所作的与同安的人、事、地有关之著述编纂而成的文集，印记着朱熹过化同安的足迹。《大同集》之版本流传，大体经历了宋陈利用的初刻本、元都璋的重刻本、明林希元的增补本、明鲍际明的重刻本以及清陈胪声的校刊本。这不仅是一部很有地方史料考证价值的文献，而且其字里行间闪现着朱熹在理学探究上的初始实践。
  易学启蒙通释 周易本义启蒙翼传
  ［宋］胡方平
  ［元］胡一桂著，谷继明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19年8月
  《易学启蒙通释》和《周易本义启蒙翼传》是南宋末年至元代胡方平、胡一桂父子分别撰写的羽翼朱子的易学注疏。其中，胡方平所撰《易学启蒙通释》，主要内容包括：一，对朱熹《周易启蒙》进行字面上的疏证；二，就易学象数与义理知识作补充性说明；三，对较难的知识点作详细阐发。详略得当，疏解清晰，是了解朱熹《易学启蒙》最便利的读本。《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则是胡一桂通过追溯学术史、广引诸家的方式来发扬朱子易学的作品。其体现出的易学学术史的建构，一方面论证了朱子易学为百家之冠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突破了朱学末流狭隘的学术路径，称得上是宋元易学的结成性、提纲性著作。此外，《翼传》由于广征博引，还具有多方面的文献价值。按，《易学启蒙通释》作者所交整理本实际字数为八万字，此前已有《儒藏》李秋丽点校本。《周易本义启蒙翼传》实际字数为十八万字，为首次整理。
  和刻本《家礼》校注
  彭卫民校注，
  成都：巴蜀书社，
  2019年9月
  该书以日本藏元禄丁丑年浅见䌹斋校刻朱熹《家礼》为底本进行校注与研究。该本向称善刻，该书在其基础上，采用宋刻杨注附图本、宋刻纂图集注本、元至正元年（1341）黄瑞节刻朱子成书本、万历三十一年（1603）性理大全书、明嘉靖间刻本、钦定四库全书本、光绪六年冬公善堂影宋本等七个宋元明版本进行校对，致力于厘定一部可靠的《家礼》读本，并广泛吸收诸家注释和其他礼书对其进行注释、疏证。附录论文两篇，通过对和刻本《家礼》流播进行研究，探讨东亚藩国对中国传统礼法思想的继受与发扬。
  鹅湖书院史料汇编
  ［清］郑之侨、王赓言、吴嵩梁编，谢水华点校，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据陈来先生考证，除朱子二陆的三首诗外，主宰了数百年学术思潮的鹅湖讲学并未留下完整的史料记载。鹅湖会后的学术论争，其史料亦大多保存在他们的书信往来及语录之中。正因为如此，后之学者往往摘取四贤文集、语录、年谱诸书，汇编成集，以成朱陆异同之论争。成书于乾隆九年郑之侨的《鹅湖讲学会编》是一部系统保留朱、吕、二陆鹅湖之会的历史资料，弘扬书院精神的重要典籍。为提防日后“久而或失所考”，在《鹅湖讲学会编·书田志》的基础上，王赓言、吴嵩梁加以增修加详，独成一编，冠名《鹅湖书田志》。源于一脉相承，此次整理，将郑之侨撰《鹅湖讲学会编》与王赓言、吴嵩梁编《鹅湖书田志》合为一辑，汇编而成新的《鹅湖书院史料汇编》。
  朱子文化大典
  《朱子文化大典》编委会编，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9年10月
  全书分为三册，从朱子本人的家世、经历、著作入手，主要介绍朱熹生平的相关事迹（内容包括朱熹的家世、从学、讲学、论道、仕途、政绩及师友、门人、著述等与其生平相关的事迹，并附有历朝对朱熹的褒扬、朱熹与从祀孔庙的福建理学家等）；朱子文化的源流（主要介绍朱子理学形成的历史背景、理学南传与朱子理学及朱子理学体系的建构等；朱子理学的思想概述、经学思想概述、伦理思想概述、教育思想概述、政治思想概述经济思想概述、文学思想概述及自然科学思想概述等）；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主要介绍朱子后学对朱子文化的传承；朱熹历史地位的确立与朱子文化传播）。该书几乎网罗了与朱子相关的文化事件、文化现象及人物，称得上是一部有关朱子文化的“百科全书”，是朱子文化爱好者全面了解朱子文化内容的一部力作。
  朱熹自然观研究
  王霞著，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9年10月
  朱熹是南宋儒家的杰出代表，是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其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自然观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该专著以朱熹的自然观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自然观具体包括宇宙观、生命观和天人观，论述朱熹对于宇宙的认知、对于生命的看法和对于天人关系的观点，集中体现朱熹对于自然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认识，是其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阐述朱熹的自然观蕴含了关注自然、关心生命的思想倾向，对于朱熹弟子和后学及后世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朱子福建史迹图集
  福建省文物局福建省文物鉴定中心编，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9年10月
  福建作为朱熹“始生之乡”、“侨居之里”、“讲学之地”，有丰厚的朱子文化史迹遗存。该书以福建省内朱子及与朱子直接相关的200余处文物古迹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文物遗存的角度追寻朱熹在福建真实、形象的历史记忆，呈现朱熹在福建丰富、多元的人生足迹，展示一代儒宗留给福建与后世的璀璨历史文化遗产，积极挖掘朱子文化的深厚内涵。
  朱子学年鉴（2018）
  朱子学会厦门大学
  国学研究院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年10月
  《朱子学年鉴》（2018）在积极挖掘传统朱子学智慧的同时，直面全球朱子学研究，为朱子学和中国哲学爱好者展示最新和最全面的朱子学研究图景。2018卷主要内容有：“特稿”栏目选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教授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田浩教授的文章，前者探讨了朱子《太极解义》的哲学建构，后者围绕朱熹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等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和政治目标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朱子学研究新视野”栏目推介了朱杰人教授的《二程与朱子的道统说》、朱汉民教授的《经典诠释与道统建构——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序说的道统论》、李景林教授、王宇丰博士的《朱子的思想蓝图与当代中国思想的建构》等。“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栏目比较详细地梳理了2018年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目前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学者简介”、“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朱子学动态”、“资料辑要”等栏目尽可能全面地展示2018年全球朱子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
  朱子感兴诗中日韩古注本集成（上下）
  卞东波编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11月
  南宋理学家朱熹的《斋居感兴二十首》是一组曾产生深广影响的作品。因为属于“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文学性有限，故当代研究寥寥，但从东亚汉文化圈交流史与东亚朱子学史的角度来看，意义重大。该书汇集了8种中国注本：宋代蔡模《感兴诗注》、何基《解释朱子斋居感兴诗二十首》、熊刚大《朱子感兴诗句解》；元代胡炳文《感兴诗通》、刘履《选诗续编补注》；明代吴讷《朱子感兴诗句解补注》、刘剡《感兴诗合注》；清代吴曰慎《感兴诗翼》。四种日本注本：林恕《感兴诗考》、山崎嘉《感兴诗考注》、久米订斋（顺利）《感兴诗笔记》、加藤延雪《感兴诗考注纪闻》。四种朝鲜注本：宋时烈《朱子感兴诗札疑》、沈潮《朱子感兴诗解》、任圣周《朱文公先生斋居感兴诗诸家注解集览》、李宗洙《朱子感兴诗诸家集解》，并附有东亚《感兴诗》的著录、唱和及其他相关资料，比较全面地展现了朱熹《斋居感兴诗》在东亚范围内的地位。
  《近思录》集校集注集评（修订本）
  程水龙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11月
  《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吕祖谦精选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语录而成的一部理学入门书，被视为学习《四书》的阶梯，在儒学史上具有独特的经典地位。成书之后七八百年间，传刻、注释、续编、仿编等各种形式的《近思录》相关版本绵延不断，流布极广，并远播日本、朝鲜等地。该书在广泛搜罗海内外各种《近思录》版本的基础上，选用现存南宋刻本杨伯岩《泳斋近思录衍注》为底本，分类分条汇辑现存古人《近思录》校勘记，汇集历代重要且经典的《近思录》注解，并将现存各时期主要注家、理学家和学者对《近思录》的解说评述择其精要进行辑录，力求全面地汇辑国内外历代注家的注释、述评之语，为读者和相关研究提供完整而可靠的读本及资料基础。
  朱子语录文献语言研究
  潘牧天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12月
  朱子语录是宋代大儒朱熹与其门人弟子讲学问答的实录，集中体现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且反映了宋代的社会、经济、文化概貌。《朱子语类》的编撰主要参考了“五录”、“三类”，李道传《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即是其中最早的《池录》，是最早的朱子语录编本之一，也是现存唯一的朱子语录“汇编本”，目前仅存台湾藏宋刻、明抄残本计十四卷（不计重复）；黄士毅《朱子语类》是最早的朱子语录“类编本”，目前仅存日本藏朝鲜抄本；黎靖德《朱子语类》是朱子语录类编本的集大成者，也是目前通行的语录版本；另有宋刻《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明刻《朱子语略》、《晦庵先生语录类要》等“选编本”。这些不同的编本各有其特色，多为海内外孤本，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朱子语录中有异文词近500对，包含词语1000个以上，涉及文字、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这些珍贵的版本异文为研究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可靠的材料。该书基于对《池录》、黄士毅《朱子语类》、黎靖德《朱子语类》以及诸选编本的全面校勘，以语录各版本间的异文为线索，对朱子语录进行文献与语言的全面考探。
  宋元时期的东阳理学
  顾旭明著，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9年12月
  全书共分七章，重点对吕祖谦、朱熹在东阳的学术活动及其对理学的影响，以及元代以许谦为代表的浙中朱学、以陈樵为代表的浙中心学进行研究。东阳乃婺之望县，是婺学发生地之一。元代的东阳理学，实为浙地翘楚。因此，梳理宋元东阳理学发展史，对研究婺学的发生，乃至宋元时期浙学不可或缺。书稿主要采用考证的方式布局全文，通过大量事实、参考文献的引用，认真探讨了东阳理学从渊源到要点及特色。
  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全13册）
  朱熹著，郭齐尹波编校，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9年12月
  朱熹文集是研究朱熹思想及其学术的主要材料。《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在校勘辑佚的基础上，对文集中的每篇诗文，考订撰作年月，添加解题、注释，整理历代评论，并附有版本考略、传记资料、文集序跋、篇名索引、人名索引等参考资料，是为文集的首个深度整理本。《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以其全面、深入的解析，对于推动朱熹研究，乃至于宋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扩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朱子学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
  张品端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年12月
  13世纪初，朱子学传播海外，迈进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在韩国和日本，朱子学成为近世东亚文明共同分享的学术传统，东亚文明的共同体现。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得到东南亚社会的普遍认同，成为一种配合经济增长的有利的人文因素。在西传过程中，欧洲传教士对朱子学的解释，为欧洲启蒙思想家和古典哲学的开创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在北美，当代学者以较为熟练的西方现代哲学语言来阐明朱子学，重视对朱子思想的研究，推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该书以二十几位外国哲学思想家为主，着眼于中外哲学对话，从中看到朱子学在海外“得新意，长新格”。朱子学作为一门学问，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思想学说体系，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具有“世界朱子学”的意义。
  学术论文
  闻见与德性——朱子、阳明“知”论辨析
  向世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的两分是宋明时期流行的做法，德性之知不萌于闻见则是自张载、二程开始的代表性观点，目的在于维护德性的先天必然性。朱子希望沟通闻见与德性、人心与物理的“主宾之辨”，形成既有内外又合内外的格物穷理的认识路经。朱学与阳明学的主要争议，集中在是否可经由闻见知识进入到内在德性的自我觉醒和彰显，从而打破自然生理与至善伦理之间的障壁。朱子认为“做圣贤”与“格天下之物”为一事，阳明以亲身经历予以否证，强调吾心良知自足，良知之外无知。阳明虽也不否认知识，但毕竟吾心即物理，初无假于外，闻见表现为良知本体的彰显流行。这既有克服朱学致知路向的理论需要，也有“拔本塞源”、矫正不良社会风气的现实理由，而最终目标则在成就完善的圣贤人格。
  朱子论天地以生物为心
  唐文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朱子在《仁说》中明确提出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但要充分理解这一思想，最好结合《太极图说解》：周敦颐太极图的五层圈实际上与《易传》“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直接对应，其中第四层圈“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的确切含义即是以八卦命名的家庭人伦秩序；按照朱熹的理解，太极图每相邻的两层都有天地之心的作用，也就是说，太极图其实也可以称作天地之心图；朱熹特别重视天地之心的主宰含义，在其思想架构中，天地之心的理论功能是统合理气，也就是说，与工夫论层面的心统性情相应，宇宙论层面则是心统理气。
  朱熹审计监察的
  思想和实践
  肖建新 谭书龙《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1期
  朱熹从审计司切入，阐释审计机构的职能，说明审计的方法、程序、态度及文化意蕴，关注赋税征收和财政支出的审计，也重视检放赋税、赈济救灾、经界均税时灾情程度、钱物使用、土地占有等。朱熹对于赋税收支审计的思索和实践最为丰富，并抓住传统审计的命门——勾考簿籍账历，体现传统审计方法上的特色。朱熹审计监察的思想和实践，突出官吏治绩和赋税征收，重视朝廷或国家的经济控制和廉政治理，具有政府或国家审计的特质，与内部审计、社会审计有较大差异，这也是由宋代审计发展程度和水平决定的。朱熹关怀现实，关心政治，在地方官任上身体力行，直接参与审计事项，并希望通过审计，勾考绩效，监察行政，制约权力，保障统治的秩序和社会的稳定，体现出其对于德治仁政的追求。
  经史之别：程颐与朱熹《春秋》学之歧异
  曾亦《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1期
  朱子理学以程颐为宗，虽遍解诸经，却无《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其先，胡安国本于程颐《春秋传》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贬”之书法。朱子则颇攻胡氏之学，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且不信条例之学，而于《春秋》三传中独重《左传》，则纯粹以史书视《春秋》也。可见，朱子理学虽为程颐之嫡传，至其论《春秋》，则于传承程颐《春秋》学的胡安国，多有批评。不过，朱子虽不擅《春秋》，犹颇有议论《春秋》的文字。因其理学上的尊崇地位，故其《春秋》议论对后世影响亦不小，形成宗朱一派《春秋》学。大概自宋、元以降，治《春秋》者，或宗胡安国《春秋传》，或宗朱子，形成两派完全不同的春秋学脉络。近代以来，学界素以程颐、朱子为理学大宗，然就春秋学而论，则程、朱之持论全然相反，盖程子以《春秋》为经，而朱子多视《春秋》为史也。
  朱子《家礼》的特质——基于社会教化的视角
  周元侠《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1期
  论文从三方面概括了朱子《家礼》的特质：第一，《家礼》按照“礼有本有文”的原则，系统地规定了“家日用”之通礼，突出了“纪纲人道之始终”的冠婚丧祭之礼，从而将作为“天理之节文”的“礼”广泛贯彻到百姓日用常行之中，最终实现了化民成俗的目标；第二，《家礼》遵循“礼者履也”的基本理念，制定简便易行的家庭（族）礼仪，使之能够普及到社会底层，成为影响至今的民间通用礼；第三，《家礼》借鉴宋儒对家庙以及宗法制度的构想，创造性地改造了原有的“祠堂”概念，通过设定宗子在“家礼”中的核心地位，从而发挥宗法制度在维护家族秩序中的作用。历史证明，祠堂及其宗法体系在后世的运用中确实发挥了敬宗收族、凝聚家族力量的重大作用。
  事与理
  ——朱子《小学》概说
  唐纪宇《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1期
  《小学》的编纂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编辑讨论阶段、鄂州本刊刻及修改阶段、传本《小学》刊刻阶段、刊后与其他学者讨论阶段。在朱熹看来，小学和大学共同构成了古代完整且完善的教育体系，这一教育体系的目标明确地指向个体道德的自我完善（修身期）。在修身的过程中，小学和大学分别承担了不同的职责。大学教育指向对“理”（所当然及所以然）的认识，旨在提升自身的道德认知水平。小学教育则指向“事”（具体的道德实践），通过伦理行为的养成和塑造涵养本心之固有善良与敬意。此外，在经典诠释中朱子广泛地使用小学观念，突出了为学过程中“理”与“事”的辩证关系，也使得读者对《论语》中为学的内容有了更为准确和丰富的把握。
  朱子之理的“活动”问题
  ——兼论朱子格物说
  朱光磊《哲学动态》
  2019年第1期
  朱子之性理被牟宗三判为“即存有不活动”，虽然历代学者之研究有支持此论点者，但此说既在义理上不能自圆其说，亦在文献上缺乏可靠的证据。朱子之性理实为“即存有即活动”，不过此“活动”义是性理先天地给予气心以是非的指示，而非具有先天的动力推进义。气心需要在事事物物与纷纷扰扰的念头中通过工夫实践来贞定住“未尝息”的是非对错的道德判断，在道德实践上做好后天的动力推进。所以朱子之格物工夫，并非传统所论的“心外求理”，而是将通过气心降衷之性理的是非之知落实到事事物物之中，在事事物物中辨别是非对错分殊之理，并由之开物成务。
  “得君行道”：朱熹政治取向与实践中的权利张力问题
  常新《国学学刊》
  2019年第1期
  宋代仁宗朝提出“本朝之治，与三代同风”的“祖宗之家法”后，激发了士大夫“得君行道”的政治热情，这既促进了儒学向理学的转化，也激发了士大夫的政治担当意识。宋代政治权利结构和政治生态复杂，士大夫践行“得君行道”的政治理想受到诸多限制，存在朝廷和地方、官僚集团和理学家集团之间权利平衡问题。朱熹在南康军与浙东“得君行道”的治理实践中受到来自执政集团与豪族大姓的掣肘，最终其“见儒者之效”的政治抱负未能真正实现。
  朱子的《大学》诠释及其“四书”体系的建构
  毛朝晖《孔子研究》
  2019年第1期
  朱子的《大学》诠释在其经学体系中至关重要，其过程也屡经嬗变。论文以朱子的《大学》诠释为切入点，爬梳参稽《大学章句》、《大学或问》、《朱子语类》等文献，力图完成两件工作：第一，考证朱子学习、研究、诠释《大学》，尤其是其修订《大学》注解的经过。第二，阐明朱子对于《大学》一书认识的转变，以及基于此认识的转变而开展的“四书”体系的建构过程。
  何为理学——宋明理学内在的哲学取向
  杨国荣《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2期
  “新儒学”（Neo-Confucianism）、道学、理学构成了理学的不同之名。以“新儒学”指称理学，体现了理学与传统儒学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用“道学”概括理学，表明了理学以“性与天道”为对象，理学之名折射了理学从普遍之理和殊理的统一中来把握世界和人自身的趋向。以理与气、理与心性、道心与人心、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心与物、知与行等为概念系统，理学既在天道观的层面辨析“何物存在”、“如何存在”等形而上问题，又通过追问“何为人”、“如何成就理想之人”而展现人道之域的关切。在更一般的层面上，理学突出“理之当然”，以此拒斥佛老，上承儒家的价值立场。理之当然与实然、必然、自然相联系，既展现了当然的不同维度，也蕴含了天道与人道的交融以及本体论、价值论、伦理学之间的理论关联。
  从《仪礼经传通解·祭礼》看朱子学的宗教维度
  谢遐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2期
  礼制的宗教意义一向被忽视，朱子学的宗教内涵同样被忽视。这种情况起因于学术界未正视古代中国的宗教性质。敬天法祖是中国人的信仰，也是中国人的宗教。古代中国的宗教表现为礼制，是敬天法祖的制度实现。《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全力编纂的巨著。他以残存的《仪礼》为经，拣选、编辑能搜罗到的相关材料，使之大体再现了古代中国的礼制，为后人提供了全面了解古代中国（战国时期以后）的入门资料。古语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按照杨复的说法，《仪礼经传通解》的《祭礼》，能够体现朱熹“扶植纲常、垂世立教之本心”，“经世宏纲莫重此书”。论文在详读《祭礼》的基础上，从中初步整理朱子学的宗教维度，大致拉出体现敬天法祖的祭祀制度。国家是祭天、祭祖的主体，可见古代中国的宗教是国家主持、主管的宗教。国家宗教祭祀的神祇体系相当复杂，难点在理清居于顶层的天、帝关系。中国宗教中有五位上帝，五帝之上有上天（有时也称为帝———昊天大帝或皇天上帝期，又有五天帝、五人帝之分，论文对之稍作清理，以此显明古代中国国教信仰对象十分明确，既有制度，又有崇拜对象。同时祭祀活动中又有情感要素，如敬畏、依恋、感恩，这就阐明了中国人的信仰实况，朱子学宗教内涵轮廓现矣。接着论文依据《仪礼经传通解》中雩祭资料指出，不应把国家宗教看作原始宗教。最后，论文以“天子有善，让德于天”补足《祭礼》未讲全的意义。
  朱熹与科学：一理开二门——理学对科学的双重意蕴
  刘仲林 周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9年第2期
  在“以生通仁、以仁统生”的理学路径下，朱熹通过共相贯通的努力，使得其理学思想在理不离气的本体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天理归仁的价值论上分别证成了“所以然之理”与“所当然之理”的共相，即“一理开二门”。朱熹“一理开二门”之理学思想分别从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角度呈现出对科学发展的双重意蕴：一方面体现在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既孕育又遏制的矛盾现象，另一方面体现在对现代科学跨学科综合发展的启迪意义。
  朱熹《周易本义》的学术思想特色
  唐琳《江汉论坛》
  2019年第2期
  《周易本义》是朱熹解《易》最重要的学术著作。该书核心的思想是一以贯之、不遗余力地彰显《周易》为卜筮之书的性质，扭转当时重义理而轻卜筮的易学风气。基于此，《周易本义》的学术思想特色表现为，经传相分，明确《周易》本为卜筮而作；立于卜筮之书的本义，训释《周易》经传；文字力求简短明了，为读者留下思考空间；从各个角度申说《易》要活解，充分体现《易》因卜筮而示教戒之意。该书充分彰显了朱熹作为一代思想大家重视文本本义、实事求是的研究精神，具有弥久的生命力。
  “主静立人极”断取义源流考论
  翟奎凤《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2期
  周敦颐《太极图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朱子对此句“中正仁义”从阴阳动静、礼智仁义、亨贞元利的角度予以诠释，即中正对应礼智、亨贞，正、义为静，仁中为动。朱子此诠释强化了“主静”在人极修养中的重要性，消弱了中正仁义的主体修养的道德价值。朱子于此句断句没有问题，但其门人后学有时单提“主静立人极”，有意无意忽略了“中正仁义”于人极修养的重要性。明初学者孙作明确把“主静立人极”断为一句，明代一些阳明后学喜说“主静立人极”，以之为周子学说要旨，明末刘宗周为此说集大成者。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也常以“主静立人极”论周敦颐思想。明代以来围绕“主静立人极”问题，学界有不少批判反思。全面认识周敦颐的人极思想，需在易学背景下来理解，显然“中正仁义”才是其人极思想的核心与主体，“主静”是实现“定之以中正仁义”的一种修养方法。
  张力与融合
  ——朱子道统说的
  形成与发展
  丁四新《中州学刊》
  2019年第2期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谢贵安《安徽史学》
  2019年第2期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惟王尽制与惟圣尽——朱熹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蕴
  郭敬东《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2期
  南宋时期，朱熹在继承北宋理学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上，以统性情的三分架构对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系统地建构了一套成熟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以善制为指向的政治制度伦理的建构；二是关于以善治：指向的政治主体行为伦理的规范论文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对朱熹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整体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于当下中国政治伦理建设所具有的时代意义。
  “反其本而推之”——朱子对《孟子·梁惠王上》“推恩”问题的理解
  东方朔《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推恩”问题出自《孟子·梁惠王上》“以羊易牛”章。所谓“推恩”，简单地说，指的是行为者在面对某事物（或境况）时发现自身所具有的特殊的“心”会自然产生某种道德反应，并将此“心”所产生的道德反应推而广之，施加到其他相关事物或境况中去，以使该行为者在面对其他相关的事物或境况时也能作出相同的道德反应。“推恩”理论涉及许多复杂的道德和心理问题，中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对此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论文所要处理的只是朱熹对“推恩”问题的解释。论文的基本主张是：西方学者的相关解释固然有其优越之处，但相比之下，朱子的诠释更能显示出理论的整全与一致。论文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方面尝试透过朱子的理解以显示朱子理论的主要特色，并以此回应西方学者的解释；另一方面也试图透过朱子的这种解释以呈现朱子在某种意义上对孟子理论的“扭转”。
  明代朱子学的羽翼、修正与转向
  ——以吕柟《四书因问》为中心
  李敬峰《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3期
  朱子学在明代中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一统天下的地位面临耸动的危险。以朱子学为依归、与阳明“中分其盛”、与湛若水共主讲席的吕柟，借由《四书》的诠释，以重构理气关系、归宗古典仁学、慎独统领工夫、力辟知行合一为学术进路，从理气关系到心性仁学，再到涵养工夫，既羽翼和修正朱子学，更推动朱子学在明代中期转向浑沦、笼统，开辟出回到张载、辩难阳明以补救朱子学的新路径，为明末由阳明心学返归朱子学学术思潮的到来埋下伏笔，亦在一定程度上有发明阳明心学之功，成为探究明代中期朱子学与阳明学竞合、消长的一个具体而鲜活的个案。
  义理与词章之间：朱子的文章论
  张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朱熹的文章论在内外关系的架构中，以道德与文章关系为基础，将文章纳入其理学体系。文章是内在道德的外在呈现，道德修养工夫使作者有诸己，内在道德形之文章成为义理，义理有其自身的结构，发为文章成为其结构形式。文章有义理是实，有合理的结构是有条理。个人的精神境界呈现于文章的整体美感特征为气象。最高的文章境界与最高的精神境界一致，圣人两种境界合一。
  朱熹所读禅宗典籍
  哈磊《宗教学研究》
  2019年第3期
  佛教对朱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禅宗方面。本文依据《晦庵先生文集》和《朱子语类》等朱熹著作中所涉及的灯录、语录等禅宗典籍，分别从灯录、语录两大类加以考察，其中语录部分，又分为引及、考见两类，初步确定了朱熹所读禅宗典籍的范围。
  朱熹与宋代的乡饮酒礼变革
  ——兼论礼典设计对地方官僚政治的回应
  杨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朱熹十分重视乡饮酒礼，并于庆元年间改革乡饮酒礼。他纠正了绍兴礼式中的多处不合古礼之处，并重新确定了宾、主、僎、介的座位和秩序。他将“僎”或“遵者”的角色进一步制度化、固定化，并将早先规定的“僎”的身份即“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改为“州以倅，县以丞或簿”。这一简易、从时、通变、实用的礼制改定，反映了宋代地方按察官的制度变迁，是南宋添差、奏辟之类冗官增加以后在礼典设计上的一个制度性反映。
  朱熹哲学的内在矛
  沈顺福《江西社会科学》
  2019年第3期
  朱熹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却在诸多哲学问题上存在着某些不足。在鬼神观上，他认为鬼神是气，是形而下者；在人性论上，他认为恶来源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便没有了地位；在道气观上，朱熹主张道是体是用。用便是气之流行。道气之或别或合，不一而定。造成朱熹上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理气二观，即万物不仅有理本，而且还有本。朱熹强调理气之间的统一性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即理不离不开气，而且还是气的某个特殊分。理便是气，这才是正确的气观。
  从张履祥到祝洤
  ——清初朱子学在浙西的传承及其特点
  张天杰《浙江社会科学》
  2019年第3期
  清代前中叶的浙西有一批传承有序的朱子学者，以张履祥为发端，吕留良为助手，经过吕葆中、柯崇朴、严鸿逵、车鼎丰等吕氏门人的接续，直到张氏之私淑祝洤，为拯救风俗人心起而“尊朱辟王”，将朱子学作为道德践履的思想资源。他们将朱子后学与朱子本人的著述并重而分别加以刊刻或选编，在选编之时喜好使用朱子《近思录》的学术诠释范式，这些努力，对于朱子学的重新诠释与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水户学的“尊王攘夷”到福泽谕吉的“脱亚论”
  ——试论朱子学在
  近代日本的命运
  陈晓隽 吴光辉《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3期
  江户时代末期，日本水户学者借助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来宣扬尊王攘夷的思想，树立起了日本作为中华、作为神州的中华主义。步入明治维新之后，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为代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批判中国儒学主义教育，否定仁义礼智的观念，并将这一批判转向了中国。事实上，这样的批判或者否定应该说也是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的一个逻辑转用，它凸显出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朱子学认识，即自作为“学问”的朱子学转向了作为“方法”的朱子学。朱子学核心价值的21世纪新意义黄俊杰《深圳社会科学》
  2019年第4期
  论文将朱子学置于21世纪新视野之中，探讨朱子学中的“理一分殊”说、“仁”说与“公共”精神，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新意义。论文首先指出21世纪世局的根本问题在于“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潮流的激荡，“全球正义”（globaljustice）备受挑战，而“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斗争之纾解，则有待于朱子学思想资源的流注。朱子学对近八百多年来东亚思想界影响深远，其三大核心价值中之“理一分殊”说强调“理一”在“分殊”之中，对21世纪世界建立“和而不同”的“多元普遍性”具有深刻启示。其次，朱子学的“仁”说以“爱之理”释“仁”，强调“爱之存在的存在性”，可以因应文明冲突与对话的新时代问题。最后，朱子学特重“公共”精神，对于21世纪世界各国因贫富不均所带来的“分配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问题具有新启示，可以开启“活私开公”的新思维。
  朱熹论性情、爱情与人情
  ——兼论李泽厚以“情本体”
  对朱熹的批评
  乐爱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9年第4期
  李泽厚以“情本体”的立场，认为程朱学派“用‘超越’的‘理’、‘性’作为管辖、统治具体人间情欲的主宰”，而事实上，朱熹讲“心”是主宰，“心统性情”，又讲“心”兼“性”、“情”，并讲“性”与“情”的不可分离，凸显“情”对于“心”、“性”的重要性。同时，朱熹又讲“仁性爱情”，反对“离爱而言仁”，强调仁与爱的不可分离。尤其是，朱熹还认为，应当根据人情而制礼，反对各种不近人情的做法，有时甚至还将人情与天理并言。显然，朱熹既讲“理”、“性”，也讲“情”，并将“心”、“性”、“情”统为一体。因此在朱熹那里，“性”与“情”并非对立，并非以“超越”的“理”、“性”否定“情”，而且，“心”对“情”的主宰，并非外在的压制，而是“心”的自我调适，是一种功能性的主宰。
  朱陆之争与朱熹陆九渊往来书信的佚缺
  顾宏义《中原文化研究》
  2019年第4期
  朱熹、陆九渊二人多次发生学术之争，其学术争辩多通过往来书信互探疑义。但朱、陆往来书信多有佚缺者，似当出自有意之所为。首先，佚缺的朱熹、陆九渊往来书信，其部分内容、文句，皆含有表彰、服膺对方学说，或观照对方观点而反思、反省己说的文字。但在朱、陆身后，随着论争的激化，二人之后学皆不能接受其师竟然接受或服膺对方之说，如此则只能将此类书信隐匿，而拒绝收入朱、陆二人的文集之中，终至佚缺。其次，为证明对方服膺己说，朱熹、陆九渊在引录对方书信时，屡有删略文字以使对方文字看起来符合己意。最后，朱熹引录陆九渊书信文字，多是为批评陆说以伸张自己的观点，而陆九渊引录朱熹书信文字，却大多是为证明朱说实与自己的观点相同。此一现象可说明在晚宋乃至稍后的学界内，大抵处于朱主陆从的状态。分析朱熹、陆九渊往来书信的佚缺现象以及形成原因，可知此类现象往往是因为编纂其文集、著述之后学的有意作为，以便能与其坚持之学说相符合。此当引起今日阅读、研究者的充分注意。
  因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
  浅谈朱子之“小学”对于理解其《大学》工夫的意义
  郭晓东《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4期
  朱子以格物为《大学》工夫之首，但在朱子的整个工夫序列中，格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而已。朱子认为，格物工夫要以其“端绪”为前提，此“端绪”即本心之体的发见处，格物所要可“因”的“已知之理”。然而，此“端绪”非本能呈现，在朱子看来，它有赖于“小学”、涵养履践工夫的培养。“小学”与“大学”工夫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无“小学”则“大学”工夫无根本，无“大学”则“小学”工夫难以圆满。
  朱熹哲学中“自然”概念的内涵和角色
  吴亚楠《现代哲学》
  2019年第4期
  “自然”不仅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术语，也是包括朱子在内的儒家哲学的重要术语。在朱熹看来，“自然”是指没有人欲掺杂或造作的，天理本体完全实现自己或者被实现的状态。这包括三种情形：形上本体的先天存在、动植物的当下和人符合天理的行为和实践。“自然”与“天理”的这种密切关系决定了只有符合“自然”的才可能是符合“天理”的，因此“自然”成为我们各类行为的参照标准、过程要求和境界目标，这是自然概念在朱子哲学中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天理”的内涵和特性中，朱熹认为“当然”更切近人事，所以“当然”比“自然”更为重要，这决定了“自然”最终无法拥有像在道家哲学中一样显赫的地位。
  论朱熹与伊藤仁斋对《孟子》阐释之异同
  ——以《孟子》“不动心”章为中心
  王岩 李逸津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朱熹是孔子之后中国经学思想之集大成者，伊藤仁斋是日本古学派之开创者，他们均重视《孟子》，均通过对“不动心”章的解读提出了对道、气、仁义、知言等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朱熹以“不动心”作为圣贤境界，重视“集义”、“浩然之气”、“知言”对于涵养不动心的重要作用，集中阐发了以“道”、“理”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提出了以“人伦日用之道”、“仁义”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他们对“不动心”章的不同解读，说明了儒学思想在东亚文化圈的传播与变异。
  朱熹与张栻之义理辨析与学脉建构
  ——中和·仁说·道统
  陈逢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朱熹与张栻同辈论交，彼此欣赏。于学术分歧之际，剔除疑义，纠举偏失，进而于日用之间察识，化解动静纷扰，开展儒学系谱，二程歧异得以厘清，张栻的引介与启发具有关键作用。只是以往以道南与湖湘学脉是相互竞逐的关系，将朱熹思想发展视为湖湘学没落的原因，不免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或是标举存有，认为张栻不能发其师精蕴，只能顺从朱熹说法，不免见其偏，不见其全，此与理学发展脉络相违背。朱熹从“中和”之辨，建立心统性情架构；厘清《太极图》与《通书》之关系，绾合天道与道德；进行“仁”说辨论，最终以“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确立经典诠释内容。理学得以成立，有赖两人无私分享，学术为公，可为典型，意义所在，固不可以门户论之。
  朱子《家礼》思想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与影响
  彭卫民《国际汉学》
  2019年第4期
  江户时代的知识人在摆脱佛教丧葬礼轨的束缚后，将死生观建立在朱子《家礼》仪式的日常实践上，这是日本社会容受朱子学的一项重要课题。为了使儒家生命仪式进一步本土化，知识人注重从“天理”、“道统”、“水土”三个层面对《家礼》思想进行“日本化”的改造。“天理观”确保了名分与人伦之间的融合；“道统观”从日用伦常的角度论证了礼制容受的合法性；“水土观”则强化了《家礼》思想在日本社会的自我认同感。从“积累”“脱然贯通”
  到“推类”——论朱子“格物”说的内涵与工夫
  张兴《理论学刊》
  2019年第4期
  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是朱子《大学章句》诠释的核心，而“格物”思想则是其最重要的内容。朱子的“格物”说是一套非常严密的思想体系，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而且也是一套系统的工夫。这就需要对朱子“格物”说的内涵、过程、目的、选择以及思想性质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明善”是“格物”最主要的目的；从其内涵来看，则包括即物、穷其理、至其极三个方面；从其过程来看，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积累，第二步是脱然贯通，第三步是推类。从其选择来看，则包括“格物”对象的难易选择与先后选择；从其性质来看，是代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正统意识形态；从其目的来看，朱子的“格物”思想，既有着较大的思想意义，同时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价值。
  猪肉与龙肉
  ——朱熹与道教丹学的
  一段公案
  方旭东《世界宗教研究》
  2019年第5期朱熹在晚年给学生蔡元定的一封信中提到周敦颐有关阴真君丹诀的诗，用了“猪肉”“龙肉”的比喻。其具体含义为何，迄无定说。论文首先检讨了柳存仁之说，指出其失，进而讨论了吾妻重二的相关解释，提出商榷。随后，参考俞琰的《席上腐谈》，寸朱熹的内丹修炼问题给出了一个意见。最后，举出一条反证质疑现有关于“阴君丹诀”是《阴真君还丹歌注》之说，为王卡关于“阴君丹诀”是《阴真君金丹诀》的推测补充了一个证据；同时结合《道枢》所收《参同契》文本推测，“阴君丹诀”应是唐代以来流传的丹诀类《参同契》。
  船山于荆公、朱子“礼理之辩”互斥模式的辨正
  杨超 朱汉民
  《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5期
  在价值层面，荆公、朱子都试图以礼理相融之径路，达平治天下之目标。但在学理的架构上，二者却均为其时代所囿，对经典中内圣外王和合之道，有所背离：荆公托古改制，舍理求礼，以刑名法度，代传心之精义；朱子逆而行之，以理摄礼，借身心理义，摄治世之礼法。船山也有礼理相融之宏愿，在同情了解之后，指出朱子、荆公二人均以合之名，行分之实，在理论架构上，船山内圣外王并重，而主张礼理交养，互为本末，辨正了二人的互斥。其后，船山以人伦之昌明，化解荆公礼制法度与朱子身心性理之学的对立，力求礼理统一在学理上成为可能，其亦试图求得圣人原意，使得己说不止于因时立言，而赋予其“千万年语”之意涵。
  道德实践的动力问题——以东亚的性理学为例
  高海波《道德与文明》
  2019年第5期
  在道德哲学中，通常认为，只有道德情感、道德意志才会为道德实践提供动力，而单纯的道德理性则不会。而东亚儒学，尤其是东亚性理学，对此问题其实有深入的讨论。从朱子、王阳明、刘宗周、李栗谷、李退溪等人的思想来看，在人的心理意识结构中，情感、意志、理性都可以为道德实践提供动力。只不过，不同的哲学家对这三者的侧重或排序有所不同而已。对道德实践而言，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为我们提供道德实践的动力。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道德实践动力的认识。
  “心”与“事”：朱子心学责任伦理
  涂可国《求索》
  2019年第5期
  20世纪学界对儒家心学的研究主要注目于孟子心学和陆王心学，较为忽视朱子心学。其实，在朱熹思想系统中，人心与责任相辅相成、密切关联，而这主要借助于“事”明言范畴加以联结。最为关键的是，朱熹阐明了人心是人待事、处事、做事的动力、标准，是履行责任的精神基础。朱子心学责任伦理大致可以从三大方面加以探究：一是人心本质论与责任伦理；二是人心类型说与责任伦理；三是人心功能论与责任伦理。既然责任本质上就是人分内应做的事，既然做好事、做成事体现了一种责任伦理，那么朱熹以心与事为核心的心学责任伦理思想就表明，要充分履行人生的责任、义务、使命，就务必正心、存心、养心，注重懂事、明理、行理，注重去掉私心杂念。只要做到朱熹彰显的“心统性情”，那么他所说的“心中有事”、“心外无事”、“事外无心”，就意味着达到心事合一、人心与责任统一的良好状态。
  “常理”与“非常理”朱熹死亡观念的一个侧面
  胡荣明《孔子研究》
  2019年第5期
  为解释死亡发生的根本原因并应对死亡所带来的社会失序问题，朱熹从理气宇宙论与道德生命观出发，按照“常理”与“非常理”的死亡分类模式，一方面将“人死为鬼”、“人死气散”视为“生死之常理”，并通过祖先与子孙间的祭祀感格弥缝因死亡所造成的人伦秩序的断裂；另一方面，又将强死为厉解释为气未散尽的非常理状态，并通过终归于散与道德生命的修养等途径予以安顿。朱熹建构了一套理学化的死亡知识体系，具有周全性与涵容性的特点，其中蕴含的儒家人文主义气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徽学视阈下的新安朱熹
  陈支平 冯其洪《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区域史或者说是地域史研究，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而涌现出不少关于开展建构地域学、区域学的倡议。但是迄今为止，“徽学”可以说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建构地域学的唯一的一枝独秀的地域学标杆。“徽学”之所以成功地成为中国地域学的标杆，其中“学术与文化”的因素，是促成这一“地域学”形成的催化剂和凝固剂。而朱子学的形成及其传播，坚实地奠定了“徽学”文化学术发展的重要根基。即使是清代兴起的徽州“朴学”，我们也可以从朱子学的治学方法论看到它的重要源头。
  朱子思想转折的内容、意义与问题
  ——文化政治视角的考察
  陈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古代中华文明是秦汉政治制度和孔孟义理精神的有机结合体。唐以后佛教、道教由对人心的掌控而对儒教的文化地位与价值影响带来冲击，激起所谓“夷狄之法”与“圣人之教”的矛盾冲突。朱子心性论是其道统论的理论内涵，道统论则是其心性论的功能目的。朱子的努力巩固了儒学作为中华文明之精神结构的地位，甚至形塑了东亚儒教文化圈，但以心性为中心对儒家思想的重组也留下诸多重要理论问题有待我们今天解决。
  论朱熹学术的工夫论倾向
  ——以《论语》“为仁”诠释为中心
  郭园兰《中国哲学史》
  2019年第6期
  “克己复礼为仁”在清代汉宋之争中成为焦点，是儒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朱熹释“克己复礼为仁”之“为仁”为“谓之仁”、“是仁”、“见仁”、“到仁”、“至仁”等，其诠释“为仁”不是定义“仁”，而是借“克己复礼”工夫指示“仁”之本体、境界。“克己复礼”是先前的工夫，是求“仁”之术，“仁”是后至的效果和目标，做了“克己复礼”工夫，“仁”自然水到渠成。透过这一诠释可以看到，朱熹重视工夫实践，反对空谈仁说，其学术具有明显的工夫论倾向。这种工夫论倾向，充分彰显了儒家学说的独特哲学价值，在世界哲学发展中可发挥重要作用，揭示这一倾向，对于平议汉宋之争亦不无裨益。
  道德存在的普遍性维度及其界限
  ——朱熹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转戾”与“曲通”
  郭美华《哲学动态》
  2019年第6期
  孟子道德哲学突出个体主体性及其完善，而在人的普遍本质与普遍道德原则上有着晦暗不清之处。朱熹从认知主义立场出发，将人性“理化”为普遍而超越的规定性，并将道德规范“理化”为形上的普遍原则，由此化解了孟子道德哲学中的自任心性之流弊。同时，在认知取向下，朱熹突出了“思”的独立性展开及其对于道德生存的积极意义；进而将认知的主体、道德的主体、道德的规范等加以条分缕析，对孟子道德哲学起到了廓清作用。不过，由于性、善、义、思等都被引向抽象普遍而超越之物，活生生的现实道德生存活动便被湮没了。由此，孟子道德哲学中的推扩问题，在朱熹就成为一个抽象观念世界与现实生存活动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而普遍的类本质与超越道德原则的强化，也使得个体性的具体行事活动没有得到恰适的安顿。这表明，在个体性现实生存与普遍性原则之间的和谐融合，仍然有待于儒学新的创造性哲思。
  朱子人心道心论的渊源与发展
  田炳郁《哲学分析》
  2019年第6期
  朱子之前，人心道心之说有苏轼的一本论传统与二程的对立互发论传统。朱子早年深受苏轼的影响，后来逐渐继承二程之论。朱子晚年明显表达人心道心互发论的观点，但同时主张“心”的单一性，并且强调“有道理底人心便是道心”，以形成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韩儒李滉注重朱子人心道心对立互发之说，而李珥更重视“一心”思想。在中国与韩国的理学发展史上，人心道心之说始终是伦理学讨论的中心主题，其所关注的道德之来源、动机、获得方法等问题，对现代伦理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朱子对孟子性善论的“哥白尼倒转”及其伦理学差异
  陈乔见《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6期
  孟子通过不忍、恻隐、羞恶、愉悦等情感体验来指示人心中的善端，又通过类比推理来阐明人心之所同然，并由此论定人性善。朱子倒转了孟子道性善的理路，一变而从天理之善论定人性之善。然而，天理之善归根究底是吾人对宇宙万象之观察、体验与体悟而来的，换言之，先验实得自于经验。由于道性善之理路不同，孟子与朱子性善论与伦理学之间存在诸多对照性的差异。朱子性善论自有其极高之价值与意义，但是，孟子性善论较少形而上学的预设，亦更为融贯一致。
  论理学家的经学著作成功的根本原因
  ——以二程、朱熹的相关著作为范例姜广辉唐陈鹏《哲学研究》
  2019年第8期
  自元代起，国家科举考试所列入的经典注本，除了几部古注释之外，清一色是程朱理学一派的经学著作。论文首先剖析二程理学的体系架构和主要命题，继以程颐的《周易程氏传》和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例来探求理学家解经的特点，指出宋儒经典诠释的成功之道：一是在于他们有一套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使他们对传统经典中“性与天道”问题的解释能做到得心应手；二是他们也并未抛弃传统的训诂学方法。这两点对我们今人创造性地诠释经典有重要启示。
  赵岐、朱熹《孟子》注“仁义”说之比较
  闫云《理论月刊》
  2019年第11期
  汉代赵岐和宋代朱熹注《孟子》“仁义”说的逻辑有异。赵氏说仁义首言以治道，行仁政而法先王；次言以德行，有全德和殊德的分辨。朱子则先在天道层立其本体，以理、生物之心言仁，再分两途下贯到人事以尽其发用：以政事言仁，由圣人而推及治道；以德性言仁，主张仁统四德、仁体爱用。赵氏全以人事立说，朱子则天道、人事兼言；赵氏由治道兼及德行，朱子则由天道下贯人事，再分治道、德性论之。赵氏行仁政须法先王之道，朱子则主张禀得天理之全，扩充仁心而膺受天命。以德行言，赵氏重行，主于爱；朱子重性，主于理，极尽本末体用，指明践履功夫。总之，赵氏重仁义之用，言治道重于德行，讲求经世之效；朱子重仁义之体，注重内圣修养，言天道、圣人、德性重于治道。
  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
  ——从三重批判论朱子学的
  自我转化及其超越
  许家星《学术研究》
  2019年第12期
  “知得它是非，方是自己所得处”的反思批判精神，构成朱子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初成于丁酉的《论孟或问》对《精义》所收程门说做了毫厘必究的辨析，详尽阐明《集注》取舍用心，体现了朱子对程门学派的某种“决裂”与超越，堪称朱子思想“独立宣言”。然《论孟或问》实反映朱子中年看法而“原多未定之论”，朱子晚年对此多有否定与更改。以勉斋学为代表的朱子后学，如双峰学与北山学，分别从义理与考据两面批判朱子《四书》。朱子学此一固有之批判精神绵延于明之阳明学、清之朴学，二者对朱子所展开的辩难，实不外乎朱子之藩篱，可谓朱子学内在演变所至。就此三重批判的视野鸟瞰八百年朱子学，可明乎朱子学对于后朱子学时代思想学术实具定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