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朱子思想再读》简评
  邓国元
  朱熹是宋明理学时期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思想在中国乃至东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年来，学界围绕朱熹哲学思想研究出版了众多学术论著。吴震所著《朱子思想再读》（三联书店2018年12月出版）一书是朱熹思想研究的新成果，反映了朱熹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经由宋明时代的发展，可以清晰地看到，儒学既是一种哲学思想，又是一种文化传统、价值体系，因而不能简单地以现代学术范式治之，只有领会其中的真精神才能避免隔靴搔痒。该书一个重要特点是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以回归文本的方式，着眼于朱熹思想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对仁学、心论、敬论、工夫论等方面进行专题性分析考察，努力发掘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学术风貌。该书对朱熹仁学中的公共性问题、心论所涉及理论等内容作了富有创造性的研究，证明了朱熹思想依然有不断重新解读、重新发现的可能性。该书认为，仁学除了有亲亲这一私德意涵，还有强调仁爱精神的公共意识以及对社会公德问题的强烈关怀。作为“天下公共之理”的“仁”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体落实为“亲亲、仁民、爱物”这一富有人文精神的社会行为。
  （原载《人民日报》2019年7月8日第9版，作者单位：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地域朱子学研究的新进展
  ——评王宇新著《师统与学统的调适宋元两浙朱子学研究》
  吴光
  两浙地区是朱熹生前游历讲学和出仕任职之主要地区，在朱熹亲传弟子中，两浙涌现了辅广、陈埴、叶味道、徐侨等重要人物，尤其是从南宋后期至明初，两浙地区还活跃着北山学派这样一个传承有绪、特点鲜明的朱子学流派。正是注意到两浙朱子学的突出重要性，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特立学案六篇表而出之，即：介绍浙西朱子学的辅广《潜庵学案》，介绍温州朱子学的陈埴、叶味道的《木钟学案》，介绍台州朱子学的《南湖学案》，介绍金华朱子学的《北山学案》，以及介绍明州（今宁波）朱子学的王应麟《深宁学案》、黄震《东发学案》。由此可见，宋元两浙朱子学实有深入研究的价值，但略感遗憾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一课题只有零星的论文予以讨论，而缺乏专门系统的研究著作面世，与其他地域朱子学研究相比稍显寂寞。可喜的是，王宇研究员的新著《师统与学统的调适宋元两浙朱子学研究》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版，41万字）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
  作为一部以宋元两浙朱子学为主要讨论对象的专著，本书前两章基于对朱子学发展趋势的总体把握，揭示出本书的问题意识、构建了逻辑主线。著者发现，宋代理学一方面宣扬“道”在孟子之后到宋代千余年间的传承是中断的，正是北宋周、张、二程诸儒通过对经书的重新解释（而不是通过师徒授受）发现了“道”，使得“道”的传承与发扬光大是“绝而复续”的，这与汉唐儒学流行的师徒授受的传道模式迥然不同。另一方面，宋代理学自身又非常依赖师徒授受的模式传道，张载、二程都形成了规模可观的门人群体，他们在传道时强调弟子应该遵信师傅而发现“道”（“师统”），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著者受程颢《颜乐亭铭》“非学非师，孰觉孰识”的启发，将这种矛盾概括为“学统”与“师统”二者存在张力的反映：所谓“学统”就是指引启发学者明道的经典系统；所谓“师统”是指师徒传授所形成的系统。著者在第一章专门讨论了朱熹的道统观，指出他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所谓“言语”就是师徒面相授受，“文字”则是著作文本的传道之功，二者本应相资为用，不可偏废。朱熹去世后，准确、权威的师门教诲遂成绝响，以陈淳、黄榦为代表的朱熹亲传高足遂确立了“足其所未尽，补其所未圆，白其所未莹，贯其所未一”的基本原则，坚持以朱熹著作文本为继承朱熹思想的首要权威，坚持从字面上严格遵守朱熹的教导，反对随意“创新”（见第二章第三节）。本书对宋元朱子学的讨论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的。
  从第三章到第十一章，著者按照时间先后讨论了宋元两浙地区所有重要的朱子学人士、流派和文献。在处理具体个案时，作者抛弃了“小而全”的传统研究模式，而在前两章所提出的问题意识引导下，从相关史料中甄选出符合逻辑主线、回应全书问题意识的切入点，进行深入讨论。本书第三章对徐侨、叶味道、杜范的讨论反映了朱子学是如何适应复杂多变的南宋后期政治环境的。辅广（见第四章）、陈埴（见第五章）一方面笃信师徒授受可以传道，另一方面，通过注释整理朱熹的经典著作，使之成为新的学统。台州朱子学传人车垓的《内外服制通释》对朱子《家礼》的服制部分进行了通俗化解读和补充（见第九章）。处州朱子学传人赵顺孙对朱熹亲传门人的著作兼收并蓄，编成了《四书纂疏》（见第五章）。进入元代，明州朱子学传人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提供了一套完备的学习方法和丰富的参考书目，方便广大普通学子自行修习朱子学，从而挑战了师徒授受的传播模式（见第八章）。王应麟（见第七章）既高度肯定宋学相对于汉唐儒学的优越性，又强调宋学的崛起是建立在继承吸收先秦、汉唐儒学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这就在客观上将理学道统观中跳跃性的传道轨迹修正为线性、连续的轨迹。他们的这些努力竭力维持了朱子学的师统与学统这两翼的平衡。
  但是，随着南宋宁宗朝开始的朱子学官学化运动的深入，获得朱子学传授系统的资格变成了实现功利目的的手段，各个地域之间的朱子学派系也出现了竞争关系，并滋生了过度的师统崇拜。本书指出有些朱子后学崇拜自己直接的老师，而贬低、背叛朱熹的教诲，“尊师重于尊朱”；有些则崇拜师徒之间的面对面交流，过分强调了“心心相印”，忽视语言文字的传道功能；还有些朱子后学（北山学派）发展出了“世嫡”观念，主张师承传授统绪中的每一代都仅有唯一的传道者，朱熹、黄榦、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就是他们所处时代唯一的传道者（见第十章）。本书所观察到的这些现象都是以往的研究重视不够的，因而富有新意。
  面对师统崇拜的弊病，一些朱子后学从维护学统的立场对其进行了深入批判，代表人物就是黄震（见第六章）和史伯璿（见第十二章）。黄震在宋末已经主张正本清源，回到孔子、孟子，“以孔子为师”，而不要盲从朱子学的后辈学者；还提出“讲说已备于前人，体行正属于我辈”，主张杜绝无所创新的著书立说。史伯璿在《四书管窥》中更以丰富的例证揭示了“尊师重于尊朱”乃至“尊师贬朱”的现象在宋元时代普遍存在于两浙、新安、福建等朱子学派系中。
  本书的结论（见第十二章）将研究视野从宋元拓展到了明代。黄震、史伯璿对朱子学亲相授受的师统的批判证明，片面崇拜“师统”在元末已经难以为继，而属于学统范畴的宋元学者的著书立说的工作，也因为理论创新的后继无力而走到了尽头。入明后，朱子学的重要学者曹端、薛瑄、吴与弼都没有明确的师承。崛起于明中期的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认为“颜子没而圣学亡”，彻底否定了曾、思、孟三者之间亲相授受以传道的可能性。然而，阳明虽不信赖著述，而却笃信面对面的语言交流足以传道，高度重视面授亲传，一手缔造了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师门群体。也就是说，师统与学统的矛盾又开始了新一轮历史循环。
  本书在方法论上有四点值得特别肯定。首先，本书在研究中注重地域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立足两浙而能跳出两浙，将两浙朱子学设定为具体而微的解剖个案，从中总结出不但适用于解释两浙地区的朱子学发展史，也或可解释同一时段其他区域的朱子学发展情况的规律，从而避免一般区域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的唯我独尊、夸大溢美之弊。其次，本书注重思想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朱子学的官学化是朱子学在宋元时代飞速发展的动力所在，因此必须把朱子学的发展与政治局势的变化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特别是要重视科举制度的变革对朱子学传播的影响。第二章和第三章讨论了南宋后期朱子学人士的政治命运，第八章讨论了朱子学在元代的科举化以及两浙朱子学的努力；第十章注重分析北山学派发展与宋元鼎革、元代文化政策变化的关系。再次，本书注重人物与文献相结合的考察视角。全书十二章中，有七章内容是以朱子学文献为讨论对象，即：《诗童子问》（见第四章）、《木钟集》和《四书纂疏》（见第五章）、《日抄》（见第六章）、《困学纪闻》（见第七章）、《读书分年日程》（见第八章）、《内外服制通释》（见第九章）、《四书管窥》（见第十一章）。最后，本书注重个体研究和群体研究相结合的论述方法。对于著述丰富的重要学者，本书以专章介绍，对于典型的学者群体和学派，则采用群体研究的方法，以求覆盖更多的朱子学人士，譬如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十章。
  毋庸讳言，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书对两浙朱子学与其他区域朱子学流派虽然也进行了比较，但相关论述较为零散，已有的论述尚不够深入。其次，本书侧重人物和文献研究，而在哲学概念辨析方面略嫌薄弱，除了对师统、学统和道统这一组概念着墨较多外，对朱熹思想的其他核心概念未有更加深入的考察。再者，因为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和文献量多面广，因此在个案研究时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借鉴吸收尚有遗漏。
  总体而言，本书的构思体现了较长时段的历史视野、鲜明的问题意识和严密的逻辑脉络，代表了新世纪地域朱子学研究的最新成就，是一部值得推荐的优秀学术专著。
  （原载《光明日报》2019年5月18日第11版，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推阐朱门道统，发掘朱学新视域
  ——读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
  曾令巍
  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目前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儒家经典中哲学概念与核心命题的诠释，以及通过它们之间的关系所关涉的不同理学派别与理学家。这些研究又主要是围绕个案、史料与其哲学思想等方面展开。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朱子学的研究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不仅是由于朱子学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因为它是宋以后整个元明清时期中国学术思想最具代表性的成果。①正是基于这种考量，江西师范大学邓庆平教授的专著《朱子门人与朱子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2月）出版，无疑是其多年浸淫朱子学研究后学术精华的汇集，同时也证明他对朱子学研究的体证之功。兹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一、纵观朱子学术思想历程，判定“朱子门人”与“朱子学”，
  以及考察朱子门人的不同从学阶段及其群体特征
  氏著汲取现存的研究资源，既对“朱子门人”与“朱子学”这两个概念作了精细的辨析与界定，又重点以朱子学术思想的成长历程为主线考定朱子门人的不同从学阶段及其群体特征。朱子门人之多，诚如氏著中引朱氏挚友陆游为方士繇所撰之墓志铭：“朱公之徒数百千人”。此数目的精确性如何虽可质疑，但却反映出朱子之学术思想在当时学术界中的传播情形。而朱公门人之盛况不仅表现在对其群体性的勾勒，还专列朱门翘楚以证其实：宋代学者黎靖德于咸淳六年（1270）所编的《朱子语类》所记之人就达数百，《宋史·道学传》又对黄榦、李燔等六人作专题以述之。明清时期，以戴铣《朱子实纪》、宋端仪《考亭渊源录》与韩国李滉《宋季元明理学通录》，以及黄宗羲《宋元学案》、朱彝尊《经义考》等海内外学者撰著分别从人数、籍贯等方面作不同的阐述。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范式以来，以陈荣捷为代表的现代学人对朱子门人的“是”与“非”问题作了详实的考证，这就为朱子门人研究的深化和展开提供了牢固可靠的史料。在借鉴陈氏研究的基础上，方彦寿教授的《朱熹书院与门人考》采取以书院为研究标准，从而将书院与门人的研究结合起来的做法为研究朱子门人提供了新视角。其后，又陆续有文章补充和完善已有的研究。从这一视角来讲，《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的出版亦属此例。但是，此书又有所不同，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首先，氏著辨析与界定了“朱子门人”与“朱子学”这两个概念。“朱子门人”一词旨在表明学者学派归属的问题，在参考陈荣捷先生《朱子门人》与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该著明确了朱子门人的标准是有求学记录的亲传弟子。因此，同时期以真德秀、魏了翁等为代表的对朱子学有好感的私淑者便被排除在外。至于“朱子学”，学术界通常采用了约定俗成的做法，却又疏于深究。①在分析目前所使用的相关“朱子学”的概念后，著者对此一概念的界定则是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学科相关核心概念的区分方法，从而判定了“朱子学”的确切定义。②
  其次，氏著围绕朱熹本人思想的发展历程对朱门弟子做一整体性的考证工作。
  这种研究内容就要求我们分别从动态与静态两个层面考察朱子门人的群体特征，即从门人从学于朱子的动态过程与其静态的特征分析。前者主要是以时间为轴考察朱子门人群体所进行的学术思想活动和实践活动，具体内容包含三个阶段：早期门人（绍兴十九年到朱熹创立“中和新说”标志着理学思想真正成熟的乾道五年）、中期门人（乾道六年到绍熙五年庆元党禁之前）与晚期门人（绍熙六年到庆元六年朱熹去世）。通过这三个阶段的考察，朱子门人这一学术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便呈现在学者面前。对其静态特征的分析，则是涵盖了上述三个阶段中涉及的朱门群体聚集过程、问学机缘、地域分布、社会阶层来源、朱熹本人的讲学和著述及其兼学情况等七个方面，也由此为我们展现了以朱熹为核心所形成的朱子学这一学术群体在宋明理学史上的重要影响。除此，该著指出，当时的一些朱子私淑在传播与推广朱子学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应该被纳入学者的视阈之内。
  二、朱子学问题的系统化拓展与义理诠释的精致化、规范化
  朱子学之学术（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者，不仅包括朱子，还涵盖朱子门人及其后学。限于朱子学术成就覆盖范围之广与朱子门人、后学受教人数众多，因此著者认为，在解读朱子学之哲学思想的时候，既要围绕最能代表朱子思想的著作，又要有针对性地关注朱子门人与其后学的学术成果。对于前者，著者选择《朱子语类》作为研究对象。这是由于它是朱子学思想体系的第一次完整系统的表达，以它为研究对象就是从门人向老师提出问题出发，并围绕问题的深入探讨与展开去阐明朱子门人在朱子学思想体系最终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向世陵教授指出，这种“以《朱子语类》为中心去探讨朱子学问题体系的路径本身就是值得引起注意的新的思考”。①
  对朱子门人哲学思想的研究，氏著以蔡氏父子与陈淳为中心展示他们对朱子学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与哲学义理阐释的精致化、规范化。蔡氏一门，以蔡元定与蔡沈最为卓著。对其哲学思想的研究，著者运用经学哲学的概念。前者的代表作之一《易学启蒙》，不仅是蔡元定起稿，还是朱子与其反复商讨的结果。而蔡沈的《书集传》则是直接“继承朱子意志而作，完成了朱子的未竟的事业，但其中也有不少是对朱子思想的丰富和推进”。②在理学家的思想体系中，道统观念已是深植于心。朱子于《尚书·大禹谟》中所提取的“十六字心法”又为以蔡沈为代表的理学家所继承，因而蔡沈《书集传》在贯彻这一思想的同时，利用《洪范》补充、完善道统思想，将朱子强调的道统传承由尧舜禹的“十六字心法”推延到了商汤与周武王的“皇极”心法，从而做到了既关注儒家心性论的内圣修养方面，又关联到了外王的政治层面。通过对以蔡氏父子为代表的理学家哲学思想的研究，著者认为他们从事的经学研究表面上是对朱熹经典注疏工作的继续与完成，实质却是对朱子学派经学体系的丰富和完善。
  朱子哲学理论建构最基本的前提是确立理的本体、形上地位，又围绕理气关系从不同面向解释现实世界的所以然。这种思想在被陈淳吸收的过程中，又以“理不离气”去修正“理在气先”等内容，从而将朱子的理本思想与理气浑成论的现实等整合统一起来。尽管他撰著的《北溪字义》涵盖了本体论、心性情与道德修养等内容，但是他因受朱子思想影响而未能超出朱熹的理学命题。不过，著者却着重强调，陈淳《北溪字义》的贡献不是在于思想内容方面超出朱熹且有所创新，而是在于“这一文本对朱熹著述中概念的选择性解释以及由此带来朱子学概念体系的规范化问题”。③
  三、朱子学传播与推广后所造成的影响
  朱子学的命名本是一种学术层面的意谓，然其也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关怀的行动和实践，对南宋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从思想文化到国家政治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而这与朱子学逐步官学化和制度化的趋势是分不开的”。④这些情况均被著者详加论述，具体表现为朱子学的社会推广、朱子学的制度化、朱子学的传承与以韩国为例的朱子门人在海外的影响等方面。
  首先，朱子学原初型态本为私学，时间主要是从朱熹早期传播其学术思想开始。关于这些，著者在论述朱子门人的群体特征时已有详细介绍。这里所讲的朱子学的推广存在一个隐性的前提，那就是朱子学思想体系的成熟、规范。而朱熹的思想与朱子学的形成，无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不一致。所以，推广朱子学的使命也就落在了朱子门人及其后学的身上。由于朱子学不仅具有学理方面的重要性，还具有实践层面的指导意义。为此，著者也主要是从这两个方面论述朱子学兼学术与社会化的功能。
  其次，朱子学的制度化是基于第一个方面的深入发展。由于朱子门人的传播与推广等复杂因素的交织作用，朱子学便走向了官学化的道路。所谓官学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以太学、州县学等为代表的由官方创设的学校的出现，一是官方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讲走向官学化而非官学化，主要是涉及对朱子学如何进行历史定位的问题。著者认为，“朱子学历史地位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具体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称之为制度化更能彰显其丰富的具体内涵，正是这个过程使得朱子学由私学逐渐成为官学也即制度化朱子学，制度化朱子学是制度化儒学在宋元明清的主要表现形态”。①由此，氏著也就朱子学制度化的相关问题展开进一步的探讨。同时，我们在进行评价朱子学历史地位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细节：关于朱熹历史形象重建的问题。南宋末年以后，朱熹因历来被作为儒家重要的代表而受到帝王、知识分子等不同社会群体的推崇，可是近代以来又多遭批判。因此，邓教授以《朱子行状》为中心将其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考究朱子门人是如何重新建构朱熹的历史形象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最后，论述以黄榦、陈淳等为代表的朱子门人在海外的影响力。朱子学学派的传播与推广，直至官学化的确立与完成，都是与朱熹、朱子门人后学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自朱熹学术思想为学者所接受以降，便以他为中心形成了门人群体聚集的现象。即使朱熹去世后，由于朱门弟子卫护朱子学的道统思想，所以其学派学说经过他们的传播而始终能保持学术生命力继续存在与发展，并在南宋末年的学术思想、社会政治与教育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以黄榦、陈淳为代表的朱门翘楚的学说，随着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后旋即成为当地最盛行的学术思想。因而，以韩国为重要传播区域的朝鲜半岛也产生了以李退溪等为代表的朱子学本土化的理学家及大量理学著作，他们接受中国理学家的学术思想并围绕太极、理气、心性情等理学命题进行理论创造的同时，也汲取礼学思想等内容在日常生活中付诸实践。
  拜读邓庆平先生此著，深感其研究朱子学用力之精勤。其研究朱子门人在继承以往朱子门人个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在扩大朱子学相关研究领域的同时尝试深挖相关问题，从而“构成一个侧重于朱子门人群体研究的完整体系”。氏著中对某些问题的研究结论虽然有失简单之嫌，但瑕不掩瑜。因为它在朱子门人和朱子学研究的领域中所起的推进作用更值得引起学者们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原载《朱子文化》2019年第2期，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①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页。 ①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第17～21页。 ②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第19～21页。 ①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第3页。 ②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第3页。 ③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第171页。 ④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第5页。 ①邓庆平：《朱子门人与朱子学》，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