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1．思想
  彭卫民《法与天理：朱熹〈家礼〉思想研究》（西南政法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对《家礼》的思想作了非常系统的研究，正文第一章考察了《家礼》思想的滥觞，认为朱子对冠、婚、丧、祭四礼的创制来源于其对三礼中“天理”观的认知。第二、三、四章探讨了朱熹家礼思想的三大核心命题：“礼理一体”、“常变相合”论以及“天命民彝”论，这三类思想蕴含着“理与气”等古典家庭礼法哲学命题。其中，第三章“中国中古时代家庭礼秩沿革的思考”分析了从“汉型家庭”到“唐型家庭”再到“联合家庭”的结构演变，从“家国公私”的礼制纠葛到“门第家法”的观念维系再到“敬宗收族”的制度探索，家礼在中古时代的演变，既注重渲染家国一体化的“复古”色彩，又同时宣称构造形态以“应时”为要。第五章从明清之际丧礼的地方实践提炼朱子《家礼》播迁中的“地域社会”论。第六章考察了《家礼》一书在东亚的影响，探讨东亚藩属国对理学化的礼法思想的接受和发扬。论文非常系统地从思想到制度考察了《家礼》的形成和播迁，以及其与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关系。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第四章考证朱熹的《仪礼》学思想，涉及《家礼》的部分首先分析了王懋竑论《家礼》的思想背景，然后追索《家礼》文本的内容及其撰作过程，并通过比较朱熹中晚年礼学观点的异同来推定《家礼》文本的成书年代以及所反映的特点。周天庆认为《家礼》中的政、道、教是一体的，以家族生活为中心，通过祠堂设施、宗法原则、祖先信仰及祭田等，使儒家之教获得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空间，明清以来《家礼》的实践有力地深化了儒家政、道、教之间的关系，使儒家学派真正成为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①
  《家礼》在明清影响巨大。清人郭嵩焘作《校订朱子家礼》，肖永明、陈冠伟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之作了考察，认为郭氏的《校订朱子家礼》与朱子《家礼》一样，是对社会建设与礼制建设的贡献与维护，为家礼进一步落实到全社会作出了贡献。从社会学角度考察《校订朱子家礼》一书，可以说有是有非。②目前对晚清的今文、古文派的礼学研究开始进入个案研究阶段③，晚清学者对《家礼》的校订和研究不仅像他们的乾嘉前辈那样依照《仪礼》为本从文本上进行，而且还是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方面目前尚少受到学者关注。
  2．传播
  明代是朱子《家礼》在社会上得到高度传播的时代，王志跃对《家礼》的传播作了考证，《家礼》传播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主要表现为通过《家礼》传播排斥佛道，暗含了儒礼独尊的意图。④《家礼》还传播到了朝鲜并产生巨大影响，这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相当可观。彭卫民硕士论文第三章“《家礼》东迁：建构文化自我的进路”对《家礼》朝鲜化作了详细考察，认为从朝鲜自身角度来考量，《家礼》朝鲜化的进路是反映朝鲜自身政治、文化体系构建并逐步完善以及朝鲜从“认同”走向“自我”的过程。通过《家礼》在朝鲜五百余年的传播史，不仅可以从文化角度阐释朝鲜礼学范式沿革与“声教”异变的进程，还可以厘清朝鲜不同时期家礼的书写形式的形成与特点。⑤喻小红、姜波考察了《家礼》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认为《家礼》符合了韩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传入韩国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学界的推崇和民间的笃信遵循，《家礼》进入韩国科举考试以作为人才登用的参考书目，韩国政府和民间也依《家礼》推行朱子丧礼，并且随着《大明律》的颁布，《家礼》有了法律的保障，二者相得益彰。⑥张品端考察了朱子《家礼》传入朝鲜的过程及其对朝鲜礼学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朱子《家礼》于南宋传入朝鲜后，经高丽官方学者的大力倡导，发展成为规范的社会行为方式。朝鲜学者对朱子《家礼》的注释、阐发，后来发展为岭南礼学和几湖礼学两大礼学派别。岭南礼学追求人情与义理之调和，并重视其效用性，具有现实性和开放性；几湖礼学以家礼为教育与行礼之本，以风俗与国制折衷于家礼，并重视礼学的理论化。今韩国人重礼，成为“礼仪之邦”，这与朱子《家礼》在朝鲜的流传和发展有着渊源关系。①彭林从金沙溪《丧礼备要》出发考察了《家礼》在朝鲜传播时发生的朝鲜化，《丧礼备要》一书是朱子《家礼》朝鲜化的奠基之作，文章考察了《丧礼备要》的撰作旨趣、对朱子《家礼》的补苴、变通，以及对时俗的依从与匡正等方面。②
  《家礼》除了传播到朝鲜外，还传播到了日本。彭卫民考察了日本江户时代知识人对朱子《家礼》的继受：江户时代学者们依靠朱子《家礼》对日本的“家”在天理层面加以改造。江户时代，以德川家为中心的武士集团组建“家职国家”，借助“家格阶层制”这一主从有序的家内礼法，使得“孝”的规范更具备“忠”的强大政治功能。江户时代的《家礼》一方面把“家”视为拟制的血缘集团，另一方面又把它扩大为继承社会机能的经营集团，以此形成忠孝一体的“家族国家观”。③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家礼》的版本、内容、真伪、传播等问题已研究得相当充分。当代多数学者认为《家礼》为朱子所作，清人以《仪礼》为圭臬，才出现责备《家礼》浅陋进而疑其为伪的观点。假如仔细理清《家礼》出现的时代背景和前后脉络，对宋儒改造社会的理想更多些“同情的理解”，将《家礼》和《仪礼》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加以考察，就不会出现以《仪礼》苛责《家礼》浅陋之批评。《家礼》作为晚近东亚世界建构基层社会秩序的指南，对之的研究日后将结合对基层社会管理和控制的具体方式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