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版本的形成过程
  永乐十二年（1414）十一月，重视朱子学的永乐帝敕令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学士杨荣及金幼孜纂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几人在领命后即刻开始纂修工作，并于次年（即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完成了三书的纂修。永乐十五年（1417）三月，这三本冠有“御制序言”的书被分发至中央官厅和北京／南京国子监以及各郡县学校，从而普及到全国（《明太宗实录》）。并且，此三书被归为永乐帝的敕撰书，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同时也是明代以降的“国家教材”。在这之中，《性理大全》七十卷——准确说来应是《性理大全书》，此处使用通称——收录了与《四书》、《五经》无关的宋代朱子学者们的著作（即朱子学丛书），其中收录了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蔡元定等人的主要著作，同时还收录了这些著作的各种注解。自然，《家礼》也被收录其中。①下面，我们通过明内府刊本来了解一下这些内容。②
  卷一《太极图》：周敦颐《太极图·图解》和朱熹《太极图说解》及其注解；卷二～三《通书》：周敦颐《通书》和朱熹《通书解》及其注解；卷四《西铭》：张载《西铭》和朱熹《西铭解》及其注解；卷五～六《正蒙》：张载《正蒙》及其注解；卷七～十三《皇极经世书》：书名虽为《皇极经世书》，但实际收录的是蔡元定的《皇极经世指要》；卷十四～十七《易学启蒙》：朱熹《易学启蒙》及其注解；卷十八～二十一《家礼》：朱熹《家礼》及其注解；卷二十二～二十三《律吕新书》：蔡元定《律吕新书》及其注解；卷二十四～二十五《洪范皇极内篇》：收录蔡沈《洪范皇极内篇》；卷二十六～七十理气以下，诗文以上：收录朱熹及其后生的言论和诗文。
  《性理大全》卷十八～二十一收录的《家礼》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了杨复、刘垓孙、刘璋等南宋以降学者的注解，而后中国和李氏朝鲜将该书奉为极具权威的著作。
  此处登载的和刻本书影为承应二年（1653）刊刻的《新刻性理大全》七十卷四十一册，卷一内题为“新刻性理大全”，书有“温陵九我李太史校正”字样，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请求番号为－0033。该书卷十八至卷二十一为《家礼》，共四卷二册，卷十八（家礼一）为“家礼图”，卷十九（家礼二）为“通、冠、昏礼”，卷二十（家礼三）为“丧礼”，卷二十一（家礼四）为“丧礼续”及“祭礼”。
  这是一本非常出色的精刻本。全书校点者为小出永安，出版商为京都田中清左卫门和小岛弥左卫门。③据永安跋文可知，校点工作完成于庆安四年（1651），并于两年后（即承应二年）出版。书名为《新刻性理大全》，冠以“新刻”二字，是为区分永乐年间出版的《性理大全》。对此，本文后面将会再行讨论。
  小出永安（？—1684），尾张人，名立庭，字不见，号永安或永菴（永庵），俗称内记，居室称新焦轩。幼时聪颖，在京都师从熊谷活水，学成之后担任尾张藩儒。其师熊谷活水（？—1655）为位列藤原惺窝门下四天王之一的尾张藩儒堀杏庵（1585—1642）门人。在那之后，永安再次游览京都，并在江户任官，服务于木下利康（肥后守）。永安之子小出蓬山，蓬山养子小出侗斋，侗斋养子慎斋均为尾张藩儒。①
  永安著有《中庸章句倭语钞》八卷四册、《孝经大义讲草钞》六卷六册、《孟子序说假名抄》一册、《江府纪行》一册（收入《词林意行集》），这些均有刊本，并有写本《论孟序说假名抄》一册传世。其重要的学术功绩在于校点了不少汉文书籍，《新刻性理大全》七十卷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其他已知书籍②如《老子翼》六卷、《庄子翼》十一卷，承应二年（1653）刊本，由京都小岛市郎右卫门出版发行，之后还有很多后印本。该刊本影印本收入长泽规矩也所编《和刻本朱子大成》第十辑（汲古书院1976年版）中。宽文十一年（1671）《直音傍训周易句解》十卷本，由京都吉野屋总兵卫出版发行。宽文八年（1668）《五伦书》六十二卷本，由京都小岛弥左卫门发行。在这之中，尤以《老子翼》和《庄子翼》的校点最为有名。可以说这些都是所有江户儒学草创期的学者所做的启蒙工作。
  另外，永安的跋文对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的刊刻目的作出如下说明：
  上帝无言而四节自运、万汇自化，此无他，以蕴其理也；圣人有言而八政正敷、五教正叙，此无他，以尽其性也。曰理曰性，虽有天人之别，其实一途，非有二轨矣。大矣哉！性理之为义也。……悲夫，自圣贤既逝，而世道日降月衰，举天下无知所谓性理者。……于戏！有天之未丧斯文也，濂洛诸君子崛起于千有余年之后，以丕阐性理之教。于是乎孔氏家之青毡再布于天下，可嘉之、可尚之。……方今田中宣重、小岛广繁戮力，将锓梓经营乎不朽之懿，谋以请绪正于我先生熊谷氏。先生大嘉其举，然官事无盬而不暇应其需以故，不以庭弗类属之，校雠且点以倭训。因拳拳祇载较诸本之异同，随而折中之，复字画之舛错，就而是正之。……
  庆安辛卯冬十有一月癸未日／尾阳吾汤市热田后学／永庵小出立庭不见／敬把毫于洛阳侨寓。
  由此可知，永安将“理”定义为天道的真理，“性”定义为人类的真理，并称赞《性理大全》是明确了天人真理的伟大著作，诚可谓朱子学者式的见解。据说，近年来书肆的田中、小岛委托熊谷活水校订该书，但由于活水公务繁忙没有时间，所以永安决定按照师父嘱托校点此书。顺带一提，督促活水和永安进行校点的田中清左卫门还出版了《陆象山集要》六册和《素问灵枢》等重要 汉籍。
  之后，京都野田庄左卫门出版了《新刻性理大全》后印本。①此外，在刚オ引述的延宝三年出版的目录《古今书籍题林》中，该书被描述为：“《性理大全》作者与《四书大全》同，汇集了性理的沙汰诸儒的学说。”②辛岛宗宪的《倭板书籍考》中也有对该书的描述：“《性理大全》七十卷，有补注本，为永乐天子敕修三大全书之一。编者与《四书大全》的编者为同一人。校点者为熊谷立设弟子小出永安。”该书可以说是一本非常有名的儒学著作。虽然永安煞费苦心做了校点， 但不久之后林鹅峰(1618—1680)便指出了其中的错误。林鹅峰在《性理大全 跋冲写道：
  解《四书》《五经》，开示其蕴奥，于宋儒备矣。其为辅翼，无切于〈〈性理大全》。华本传来已久，顷年新刊本出而流行于世，便于学者，然倭训往往不免纸缪。余家藏朝鲜本，限句分读甚鲜明矣。自去岁之忧，乃把此本而口授狛庸、仲龙，每月各课三夜，新加训点，以塞修史之暇。萤雪月灯，分影 假光，积一年有半余而全部七十卷，遂终编之功。③
  由此可知《性理大全》是帮助理解宋儒学说的重要文献，虽然该文稿很早便已传入日本，但最近新出的《倭训》刊本仍有大量错误。这里提到的刊本即永安校点本，鹅峰为纠正这些训点的错误，参考家中收藏的朝鲜本句读，每月花三晚的时间添加训点，并由其门人狛高庸和中村祐晴笔受相关内容。根据鹅峰《国史馆日录》可知，加点作业始于宽文八年(1668)三月一日，结束于宽文九年(1669)十二月十五日，呕心沥血，历时一年零十个月终于完工。④
  当然，永安的校点是在对朱子学研究和理解还不够充分的江户时期进行的，这是导致由鹅峰所指出错误的原因之一。但鹅峰补充校点的《性理大全》文稿没有出版过，所以说永安校点本的《性理大全》七十卷作为唯一的和刻本，对朱子学在日本的普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江户时代初期儒学的领军人物 中村惕斋(1629—1702)所阅读的《性理大全》也是永安的校点本。⑤（二）关于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的底本
  下面，我们尝试着就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的底本进行研究。和刻本卷末跋文前的牌记题“万历癸卯年／仲春月梓行”。虽然可由此推测底本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的刊本。但事实上，明后期出现了坊刻的各种《性理大全》增注本，样态极其复杂，因此不能轻易作出判断。
  在和刻本的每一段后面，都附有《性理大全》原本没有的“集览”和“补注”，这也是和刻本的特色之一。该“集览”是由玉峰道人于明正德六年（1511）左右编著而成，附在《性理群书大全》（性理群书集览）七十卷中；“补注”也在同一时期由周礼编写而成。①
  另外，如上所述，和刻本卷一的扉页标题下题“温陵九我李太史校正”，是明人李廷机校正过的文稿。李廷机（1542—1616），福建泉州府晋江人，字尔张，号九我，谥号文节。温陵是泉州的雅名。万历十一年（1583），李廷机在殿试中夺得榜眼，尔后在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南京吏部、户部、工部等部门任职，政绩斐然，之后又在北京担任礼部右侍郎、左侍郎等要职；万历三十五年（1607）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身份入主内阁。虽然不久之后，李氏因卷入党争而辞官，但由于其在政界的成绩和廉洁的为人，使他在当时声望斐然，甚至还担任过科举的考官。随着他的名声日益显赫，自万历以后到明末，民间书肆出版了大量署名李廷机的科举考试用书。②姑且不论《性理大全》中登载的校正者是否做出过实际工作，但毫无疑问，这一现象反映出明末出版界的真实情况。现在，我们再尝试着研究由李廷机校正和题署版本的《性理大全》。
  A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书《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B60-1287）。卷首内题“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卷之一／温陵九我李太史校正”，卷末牌记题“万历癸卯年／仲春月梓行”。由于这些内容与和刻本相近，因此会误以为这就是和刻本的底本，但里面没有像和刻本那样附上“集览”和“补注”。事实上，仅有卷一内题“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卷二及之后的卷册内题“性理大全卷之○”，这也是与和刻本的差异之一。特别是，即便是两书有相同牌记（万历癸卯年），但内容也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完全相信牌记的内容。明末出版界的乱象由此可见一斑。
  B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藏书《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299-0034）。卷一内题“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大方性理全书卷之一／温陵九我李廷机校正”。但卷二及之后的扉页仅题“性理大方书卷之〇”，没有标注李廷机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内容是否是“性理大全”，但书名就是“大方性理全书”。虽然没有牌记和刊记，但人们认为这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大方性理全书》（C4524900）为同一本书。若真是如此，那么这便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金陵应天府学刊本。①虽然该版本随处都有“集览”和“补注”，但在《家礼》部分没有看到这些“集览”和“补注”，这一点明显与和刻本不同。
  C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诸桥文库）所藏《新刻性理大全书》（122-MW-25诸775）。衬页题“太史李九我先生纂订／性理大全／青畏堂藏版”。卷一内题“新刻性理大全书”，它的下方仅有一个“校”字，似乎删掉了正上方原本该有的校点者姓名。书中没有牌记和刊记。此外，仅从《家礼》部分来看，里面没有附上“集览”和“补注”。
  如上所述，尽管以上A、B、C本题有“李廷机校正”，且在形式上与和刻本相似，但因为没有“集览”和“补注”，或附上的“集览”和“补注”极不完整，所以不能说这是和刻本的底本。②另外，有的版本虽未题“李廷机校正”，但内容却与和刻本相似，这类版本如下。
  D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所藏《新刊性理大全》（005-0003）。在卷首“御制性理大全书序”之后有“嘉靖十九年叶氏广勤堂校正重刊”的牌记，在卷七十末尾有“嘉靖庚申孟秋／进贤堂梓新刊”的牌记。据此可知，嘉靖三十九年（1560）进贤堂新刊发了嘉靖十九年（1540）广勤堂的重刊本。该版本虽然没有李廷机的题署，但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有“集览”和“补注”。
  该书《家礼》部分与和刻本版本完全不同，完整地附上了“集览”和“补注”。除此之外，在卷首的“先儒姓氏”处还记录了每位学者的详细经历，这一点也与和刻本一致。栏外线框内的标题也大致相同。该书的版式为十一行二十六字，与和刻本的九行二十字不同。另外两个版本的书名也不相同，该书的书名是《新刊性理大全》，而和刻本的书名为《新刻性理大全》，但两个版本的内容却完全一致。如果是这样，那么该D本即使不是和刻本的底本，也可以说是和刻本的祖本了。
  对此，我们先看看书名与D本《新刊性理大全》相同的版本（主要有以下两个版本）。
  E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新刊性理大全》（编号：C4524700）。在卷七十末尾题“嘉靖庚申孟秋／进贤堂梓新刊”，还有和D本相同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的牌记，但《家礼》部分没有附上“集览”和“附注”。也没有李廷机的题署。
  F本．米泽市立图书馆收藏的《新刊性理大全》（米泽善本三六）。在卷首“御制性理大全书序”之后有“嘉靖壬子年余氏双桂堂校正重刊”的牌记，为嘉靖三十一年（1552）的刊本。该本仅有《家礼》部分，没有附上“集览”和“补注”，也没有李廷机的题署。版式与E本相同，从年代先后来看，E本应是F本的重刻版本。
  明代（尤其是嘉靖年间以后）《性理大全》的刊行状况极其错综复杂。虽然书名相同、题署相同、牌记相同，但内容却不相同，令人感到困惑。若要好好理清这些版本间的关系，还需另行做详细的调查。对于和刻本的底本，暂时整理出了如下内容。
  第一，《性理大全》为明永乐十三年（1415）由胡广和杨荣等人编纂的敕撰书，编纂完之后不久便出版发行。第二，明正德六年（1511）左右，玉峰道人补充了“集览”，编制成了《性理群书大全》（性理群书集览）七十卷。第三，这一时期，周礼进一步补充了“补注”。第四，明中期以降，还出现了各种增注本的《性理大全》。根据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编的《中国古籍总目》可知，《性理大全书》七十卷的刊本有十三种，《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的刊本有十二种，《新刻性理大全书》七十卷的刊本有四种，《新刊宪台厘正性理大全》七十卷的刊本有三种，《新刻九我李太史校正性理大全》七十卷的刊本有两种，此外还有《性理群书大全》七十卷和《性理大全会通》七十卷的刊本。书类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确不为过。①
  在数量众多的相关书籍中，和刻本《新刻性理大全》的祖本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进贤堂刊本《新刊性理大全》（D本）。而底本也应是这一系统中的书籍。从和刻本上的万历年间牌记来看，底本是万历年间的重刊本。总而言之，需要着重注意的是，和刻本的祖本和底本并非是永乐年间的《性理大全》，而是增加了“集览”和“补注”的明末坊刻增注本。
  最后阐述两点相关事项，仅作参考。首先是关于“集览”和“补注”。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收藏的朝鲜版《家礼》四卷本（万历三十一年刊），从卷二到卷四，各卷都收录有整理过的“集览”和“补注”。这些“集览”和“补注”不是附在各项之后，而是单独列出并汇总在各卷的卷末。该版本是重编了增注本《性理大全》的朝鲜版《家礼》，极富趣味性。另外，校正了《性理大全》中由李廷机编写的《家礼》一卷，并流传后世（部分缺失）。②该书内容简洁，被人们用作自家实际举行冠昏丧祭的指导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