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理学心性论研究的对象和回答的问题主要是人的主体思维与道德理性的关系问题，其中涉及由性而发的情感和情欲问题，以及心、性、情三者的关系问题，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确立了宋代新儒学道德理性的主导地位，使儒家伦理有了本体论的哲学依据，发展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使主体意识进一步强化。由此，心性论作为朱熹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天理论、道统论、格物致知论等共同构成其理学的基本理论体系，历经演变和发展，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心统性情”的思想是朱熹心性之学的纲领和核心。朱熹以其心论、性论及性情关系说为基础，总结和吸取前人的思维成果，与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张栻等相互交流，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心统性情”说，对心性理论和心与性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论述，提出了精辟而系统的见解。
  所谓“心统性情”，要而言之，就是强调以理性控制感性，主张以人的理智之心控制和把握人的本性和人的情感，以义理之心统率性情和万物，从而实现内在的自我超越，达到修养性情以符合社会规范的目的。这对中华社会伦理产生深远影响，使道德理性终究能够主导感性欲望，超越感性直观，使整个社会在一个有序的、理性世界的指导下正常运转，避免因感性欲望的过度泛滥而造成社会生活失序。这加强了中华民族重理性，重内在自觉，节制感性欲望的自律精神，以此排除宗教的干扰和感性的影响（亦不离感性），形成了与西方民族不同的特点。在现代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既要充分、合理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需求和感性欲望，更应把理性置于优先于感性欲望的位置，把理性、理智与人的本能，包括欲望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求人们不断地超越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和人格完善的人。这正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基本准则。
  朱熹通过与张栻的“中和之辩”，尽管亦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但通过两大理学家的辩论，受张栻思想的影响，两人最终认识到应把存养与察识结合起来。所谓存养，指平时的道德修养工夫，朱熹认为这是保持善性的根本。另一方面，当心为已发，性表现为情时，亦要以心来主宰情，使情符合性善的原则。他说：“心宰则情得正，率乎性之常而不可以欲言矣，心不宰则情流而陷溺其性，专为人欲矣。”①此时的心主宰情是指主于省察，即察识其心。他说：“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②所谓省察，指遇事时察识其心以按道德原则办事，使情不离性善的轨道。朱熹主张把未发已发、存养与省察结合起来，即通过心的主宰，把性与情统一起来。他说：“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耳。”③强调心主宰性情两端，把平时的道德修养与按道德原则办事互相沟通，使之均不离心的统御和把握。
  张栻在放弃胡宏性体心用之说的基础上，先于朱熹提出了“心主性情”的思想，这对朱熹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辩论中，双方都修正了胡宏“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先察识后涵养的思想，最后认识到察识与涵养可以相兼并进，交相助，强调平时的道德修养与临事按道德原则办事是互相依赖、互相促进的。这对于理学心性修养论的丰富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外，张朱“中和之辩”促进了宋代理学思潮中闽学与湖湘学的交流和发展，开创了自由讲学和不同学术观点互相诘难又互相促进的一代新风。在张朱“中和之辩”后，理学大大地发展起来并走向成熟。后来，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论学方法之争、朱熹与陈亮的“王霸义利之辩”陆续展开，而张栻与朱熹的“中和之辩”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这对于推动当时文化、教育以及理学自身的发展都是十分有益的。对加强当代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把平时的道德修养与按道德原则办事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良风美俗，也无疑具有启示意义和重要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