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寒泉著述时期的朱子以拯救这个世界的姿态，多头并进，厚积薄发，聚焦北宋诸子、北宋名臣、先秦四子，各种著作全面铺展开来。
  全面聚焦北宋诸贤的道学。
  与二程有渊源的著述包括《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程氏易传》《程氏文集》《程氏经说》《仁说》《巧言令色说》等；梳理北宋名臣言行的《八朝名臣言行录》；构造道统谱系的《伊洛渊源录》；注释“四书”体系的《论语》《孟子》；还有全面阐述北宋四子理学思想的《近思录》……
  早在乾道五年（1169年），朱子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校订后合并刊刻为《太极通书》，并将太极图抽取出来，放置在全书之首。“太极图”成了周敦颐理论的纲领，《太极图说》成了朱子理学的基石。《太极图说》是周敦颐为“太极图”写的一篇200多字的说明，开篇就是：“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文虽短，却是周敦颐的宇宙观的明晰阐述，又涉及体用、阴阳等哲学概念。朱子通过解读《太极图说》来确立理学大厦中的理气关系。构建理学的基础，朱子不得不慎重。朱子对《太极图说》的注释和修改是基于哲学的构思，基于义理的考虑，并不全是严密考据的结果。乾道六年春，朱子注释《太极图说》的《太极图说解》的草稿初成，就立刻录了两份给吕祖谦和张栻寄去。事有凑巧，此时两人都在严州，张栻知严州，吕祖谦为严陵学宫的教授。张拭对朱子的《太极图说解》存疑，收到信后，他将《太极图说解》拿出和朋友、门生互相参阅探讨，然后给朱子回信说：“我对太极图也存有疑问，二程与门生讲论问答的内容很多，二程对《西铭》的解读很详，可是，二程对太极图却一句话都没说，到底是为什么呢？我真疑惑啊！”吕祖谦则说他难以理解朱子的《太极图说解》，他回信说：“近日才拿到文本玩味，但我浅陋，不足以窥探到其中的精华，许多不理解之处我已另附纸张具体写出来了……”
  除此，朱子让汪应辰、蔡元定、林用中、陈明仲也参与到《太极图说解》的讨论中来。
  张栻接获朱子的《太极图说解》并与门人朋友议论后，他根据朱子的文本，再依照湖湘学派的见解，也撰了一部《太极图说解》。不久，《太极图说解》在高安刊印出来了，延平也见到此书了。但朱子还没看到，只是听说，他感到了某种不安。《太极图说》是道学根基，朱子的解读也正在完善中，如果对此书的解读不严密就流布在外，恐怕会动摇整个理学基础。朱子马上给张栻去信说：“不知尊兄的《太极图说解》如何？如果不太妥帖，一定先收藏着，等考订清楚之后再刊印啊！”张
  栻接到朱子的信后，当即收回刻板。乾道九年（1173年）四月十六日，朱子思考成熟，终于完成了《太极图说解》。但朱子的解读与张栻、吕祖谦的解读仍然存在分歧，为了不至于与朋友的学术分歧公开化，朱子将成果暂时封存，未将此书刻印。
  虽然张栻收回刻板，虽然朱子也未公开印行《太极图说解》，但两人的书稿在朋友弟子之间互相传阅，他们肆意解读，众说纷纭，意见杂乱。朱子知道后，批评随意解读的弟子说：“那些解读就像是没有标注星的秤杆、没有标注寸的尺子一样，理解偏差了。”但朱子仍然没有公开印行他考订的《太极图说解》，直到淳熙十五年（1188年）二月，那时，张栻已经去世8年，朱子才将他的正解刊印发行，让学徒广泛传播。乾道九年序定《太极图说解》，朱子已认定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发挥了儒学的千古奥义，是儒学立场宇宙论的正解，尔后，朱子一直捍卫他确立的理论基础，并不断与其他学者论争。淳熙十三年与林栗论争，对手级别不高，论争未触及核心，不足以道。淳熙十五年和十六年朱子遇到强劲的陆九韶、陆九渊兄弟，那才是棋逢对手的交锋。还有庆元三年（1197年）与吕祖俭、庆元四年与袁枢之间的辩论。当然，这已是后话。那时，他正处于党禁的困境之中。朱子整个体系是开放的，不断修订的，但《太极图说解》则不同，自乾道九年，44岁的他在寒泉精舍撰成后，就没再调整——理学的基础不可移易，也不可撼动。
  与此同时，朱子全面搜罗北宋名臣的言行，编《八朝名臣言行录》。
  乾道八年九月《八朝名臣言行录》成，刻版于建阳。八朝是北宋八朝，从太祖朝到徽宗朝。八朝名臣的言行缺乏统一整理，治史者对前朝的事情没弄清来龙去脉就断章取义，说些虚浮怪诞的话……历史被胡说，被戏说。朱子常为此而痛心。八朝名臣的言行，都是救世的言论和治国的思考啊！朱子将八朝名臣的行状、司马光的《涑水记闻》、孔平仲的《谈苑》、欧阳修的《归田录》、僧人文莹的《玉壶清话》等等名臣的著述找出，遴选整理，从北宋的第一位宰相赵普开始，搜罗了北宋朝104位名臣的言行事迹，以供治世与救国者参阅。
  但此书记录北宋名臣吕夷简的事引起了吕夷简子孙的反弹。
  书中记录的一件事，让吕夷简与郭后之死扯上了关系。吕祖谦看了，反应很强烈，他迅速给汪应辰去信说：“近来建宁府刊印一部书，书名是《五朝名臣言行录》（《八朝名臣言行录》编到英宗朝的时候，就已传布出去，因只编到五朝，故名《五朝名臣言行录》，后再编‘三朝’，才合成‘八朝’），听说是朱元晦编的，其间的考订颇多，不久前也去信问询元晦了，但还未收到回信。不知你看过此书没有？其间的内容离前辈名臣的言论本意越来越远了，许多记录杂说未免失真，这恐怕不得不为之厘清整顿啊！”
  吕祖谦不得不挺身为吕夷简辩驳。吕夷简是吕祖谦的六世祖，为尊者讳，为先人讳，也是人之常礼。
  吕祖谦给朱子的信中说：“近来麻沙刻印出一本《五朝名臣言行录》，刻板的样式和《论孟精义》很相似，听说是老兄编的。书中很多内容需要考订商量的。如果确实有存疑处，我将前往求教。如果出于他人之手，那刊行于世的驳杂史料也太多了，我倒没时间去一一辨明。”
  吕祖谦兄弟、吕夷简子孙都来辩白。朱子说：“引用的内容出自司马光《涑水记闻》的记录，我曾经亲自问询与司马家族关系极其密切的范仲彪，问他《涑水记闻》是否出自司马温公的手笔，得到异常肯定的答复。”
  德高望重的司马光不会胡诌，那么历史的正见就不容后人妄意更改，朱子也绝不能因为与吕祖谦有私情而调整叙述。后来，朱子对他的门生说：“子孙想为先人辩白，又一定要让天下人听从他们辩白的意见而更改是非，是办不到的。”
  一个家族、一个宗派都得确立一个谱系。朱子还开始构造一个儒学的道统谱系，他编出《伊洛渊源录》。儒家的道统是由韩愈提出的，但正式确立“道统”体系的却是朱子。《伊洛渊源录》一书梳理了北宋理学的主要传承谱系，搜罗了周敦颐、二程、张载及程门弟子的言行事迹，并明确他们的师友授受关系。朱子写信给吕祖谦征求意见，吕祖谦
  说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并劝朱子再等几年，等完备以后再出书。《伊洛渊源录》在确立道统、树立儒学正脉的同时，极有可能出现门户之见。朱子也很慎重，将这部梳理和总结理学史的专著小心收藏着。后来，此书由民间“盗版”刻印，并将邵雍增补进去。
  与二程有关的理学著作已成规模，朱子继续溯源而上，锁定先秦“四子”，踏上“四书集注”的漫漫征程。“四书”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合称，作者依次是曾子、孔子、孟子、子思，四书也称“四子书”。朱子开始搭建“四书”构架。
  朱子说：“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要探求圣人本意，最切近的方法是先专心攻读《论语》《孟子》。朱子自小就极用功于“论”“孟”，20岁时看谢良佐的《上蔡论语》，依次用红笔、青笔、黄笔、墨笔抹出书中的精华，不断领悟。读《孟子》，先是逐句读，后来整段读，终于理清《孟子》的脉络，觉得意思极通畅。隆兴元年（1163年），34岁的朱子就已撰出“四书”系列最早的一部——《论语要义》。此时，朱子静静坐在寒泉精舍，翻看《论语》《孟子》，古今注释100多家，但能承孔孟之道的正知正解，则是二程和北宋的其他9位先生——张载、范祖禹、吕希哲、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焞。朱子将与二程趋近的注释集中起来，合成《论孟精义》——朱子集前贤之大成的气象渐渐显露。
  那时的建阳正是图书之府。建阳所刻书籍称建本，与“浙本”（浙江临安，今杭州）、“蜀本”（四川成都）三足鼎立。麻沙、崇化（今书坊）、长坪、熊屯、马伏都有书铺。仅崇化就有水井百口，寺庙百座，人口超过3万，整个书坊的乡民，以刀为锄，以版为田，老少妇孺，都能操作，作坊里的刻凿之声，仿佛筝鼓齐鸣，终日不息。朱子注释《论孟精义》的时候，到了书肆林立的崇化，建起一座小小的书院——同文书院，一边收藏书坊的刻书，一边招募刻工印书。可是，说来又可叹，建阳的图书行销四方，无远不至，县学竟然没有藏书，学人读不到圣贤之书。
  《论语》《孟子》是圣人的直接言论，《诗经》《尚书》隔圣人已一重两重，《易经》《春秋》离圣人就三重四重了。朱子注释《论语》和《孟子》，是要让天下读书人能获得圣人的正知正解以窥探圣人之道，而且，必须迅速刻印出去，让建阳的读书人能读到圣贤书，让天下的读书人能读到圣贤书。
  乾道八年（1172年）正月，朱子撰出《论孟精义》，落款时题下：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熹谨书。
  月正，就是正月；元日，是初一。
  正月初一，一年的开始；《论孟精义》，“四书集注”的奠基。
  十二月，《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草稿也已出来，朱子寄给张栻、吕祖谦讨论，为了不致将草本传播出去，朱子说：“此是草本，幸勿示人。”
  就等待《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的序定了，到时，“四书”将铺就一条士人“修齐治平”的康庄大道。
  探求正知正解，拯救宋王朝，朱子苦心治学著述，他太累了，一天，他端详着画师给他画的画像，半晌，感叹地拿起笔，写下一段《写照铭》。朱子说：“乾道九年（1173年），我44岁，但突然间，便容发凋悴不堪了，虽如此，我也要以修身来度过此生……”并题写铭文自戒：
  端尔躬，肃尔容，检于外，一其中，力于始，遂其终，操有要，保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