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八百多年前，在今江西上饶铅山县鹅湖书院发生的被誉为“千古一辩”的“鹅湖之会”，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的一次巅峰对决，堪称中国思想史上一大盛事。“鹅湖之会”所呈现出来的朱陆学术异同之争推动了南宋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广泛而深远地影响着中国学术格局。朱熹、陆九渊在交流中坚持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抱持宏阔的学术视野，为真理忘我探寻；在论辩中坚持犯而不校、和而不同，这种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与君子风范，无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当今学术界学习、传承与借鉴。鹅湖之会后，朱熹集历代儒学之大成，逐步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建立了“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思想体系。而陆九渊也在鹅湖之会后，更加坚定自身的思想自信，创立了以“心即理”“先立其大者”“自作主宰”为核心的、能与朱熹理学相抗衡的独树一帜的“心学”思想体系。自此之后，朱陆及其后学在为学之方、无极太极之辩、儒释之辩、早晚异同等领域的异同之辩成为学术史上聚讼不已的一大学术公案，影响了中国八百年学术思想发展史进程，至今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弘扬朱陆学术思想和学术精神，推动宋明理学研究走向深入，2018年6月8～9日，由上饶师范学院、中国朱子学会、上海古籍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共同举办，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铅山县委宣传部、上饶市鹅湖书院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婺源紫阳书院等单位承办的第二届鹅湖会讲：朱陆之辩与理学重构暨历代“朱陆异同”专题文献首发赠书仪式在江西上饶师范学院隆重举行。近40位来自海峡两岸的知名学者赴会，就“朱陆异同”哲学思想、“朱陆异同”学术流变、“朱陆异同”历代文献整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
  一、“朱陆异同”哲学思想研究
  哲学领域的朱陆异同主要体现为朱陆及其后学在为学之方、无极太极之辩、儒释之辩、早晚异同等领域的异同之辩，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台湾大学哲学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杜保瑞教授从朱陆哲学创作的意义入手，对朱陆之辩在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定位。他认为，朱陆哲学均是对孟子学的发展，不同之处在于做工夫上的差异。朱子讲究工夫次第，从格物认知到知行工夫，到主体性价值自觉，再到主敬的本体工夫，实际上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工夫次第；而象山讲先立其大者，要求直接做工夫，这与禅宗有类似之处。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二人区别不大，均容纳有对方的思想，特别是对儒家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二人实际上是一致的。后世学者在阐发朱陆之辩的时候，更多的是把自己的哲学观点介入到对朱陆思想的诠释当中，扭曲了朱陆二人哲学体系的原貌。因此朱陆之争本质上是意气之争，而非理论之争。南京大学哲学系李承贵教授从诠释范式和本体构建的角度谈了对理学建构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哲学实际上是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生活，哲学家较少关注具体的文献。事实上，西方哲学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多问题，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我认识范式。中国哲学自我认识范式的建构，必须在更宽广的视野中回到包括文献研究在内的中国哲学自身的话语体系中去，这是建构理学、心学，乃至马哲的前提和基础。从宋明理学的建构与佛学的关系看，三教合一并非严谨的表述，不符合宋明理学家始终批判、拒斥佛老的历史真实。李教授援引朱熹、王安石等人的有关思想，从本体论建构的角度详细论证了儒学与佛学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刘强教授从心学工夫论的角度阐发了对朱陆异同的看法，他认为，古人之学，气象浑朴，虽有异同，而未必定分轩轾，若断章取义，挂一漏万，极易南辕北辙，入宝山而空手回。此其一。其二，即便各家各派，确有义理之差异，观点之分歧，亦未尝不可调和之，折中之。汉末儒释道各家并峙，衢路分明，而后有魏晋玄学出，折中弥缝，辩异玄同，乃成一代之学。唐代佛老禅宗盛行，儒门淡泊，而后有宋明理学出，吐故纳新，夺胎换骨，又成一代之学。是故，程朱理学也好，陆王心学也罢，亦只是后人大体言之，未可定于一是，更不必执一而论。即便哲学史上聚讼不已的“朱陆异同”说，亦未可以“朱理陆心”视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朱子既未尝外心而论理，而象山又何尝外理而论心？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求流论述了朱子的性情之辨及其对人性实在性的论证。他指出，为了回应佛教性空论的挑战，朱子对人性的实在性展开了论证。这一论证是通过性情之辨来达成的。在朱子那里，人性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内容，与之相应的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端之情。然而，性与情之间非如牟宗三所言是“异质的两物”，因为仁义礼智之性是主体内在的感通能力，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则是这种能力在特定经验情境下的发用，其实质是仁义礼智之性的经验性显现。而四端之情在“孺子将入于井”的情境下总是不由自主地呈现出来，这表明仁义礼智之性具有实在性。不难发现，朱子是通过四端之情的呈现来论证人性的实在性的，这一论证思路被他的学生称为“因情以知性”。
  厦门大学国学院朱人求教授阐述了象山教化理论与实践。他认为，教化意味着人的精神的转变，它表示人的精神意识和行为方式从个别性状态向普遍性状态的跃迁，从而获得一种普遍性的本质。象山先生十分关注教化对人格塑造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作用。与其心学旨趣相仿，象山把教化的本质规定为自我教化，尤其强调教化的主体性。虽然通过讲明与践履，教化的最终目标是“一致于道”，但它又有着民众社会教化和士君子自我教化的分野，社会教化不过是自我教化向外推衍的结果。正是在这讲明与践履、民与十、社会教化和自我教化的张力中，象山先生开始了自己的教化理论与实践。
  上饶师范学院周接兵博士探讨了朱陆在“心”学方面的异同。他认为，对“心”的关切与阐发不仅是朱子理学思想体系本身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朱子学区别于与之同时的其他学派（如婺学、湖湘学、浙学等）尤其是陆王心学的重要标志。因此，深入梳理和阐发朱陆二人“心”学之构建及其异同，是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朱陆各自的思想体系的题中之义，也是理解朱陆其他异同的关键所在。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郭美华教授论述了朱熹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诠释。他认为，朱熹之解孟子，有他自身一个完整的系统作为框架，此框架系统无疑逸出孟子哲学的范围。朱熹解孟子，有一个鲜明的强认知倾向，从认知立场为孟子道德哲学做了深一步的廓清；同时，基于认知立场，他将性的普遍确定性加以空前凸显，认为人之为人的本质有一个客观、普遍、超越的性质，而非个体任性；由此，对于善的理解，也就主要显现为某种脱离现实过程的抽象性质。朱熹认知主义立场上的普遍与超越取向，就孟子哲学的心学色彩而言，无疑有许多彼此榫枘不合之处，与性和善的动态生成义也不吻合。朱熹对孟子道德哲学的诠释，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存在论实情，即人之先行存在与先行理解的源初浑一，在此意义上，朱熹似乎呈现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告子之学，而非孟子之学。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粟品孝教授阐发了朱熹“正君心”的思想。他认为，宋代理学家十分重视帝王的“方寸之间”，主张君主克己正心、修身进德，把内在的心性修养与外在的治国安邦有机结合。这种“正君心”的主张在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那里得到了充分展示，他明确提出了“正君心是大本”的思想。这一思想既是宋代理学心性论发展在政治思想上的自然结果，更是宋代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强化的重要表现。
  二、“朱陆异同”学术流变与思想比较研究
  朱陆异同对后世学术的影响也是本次会讲重点讨论的焦点。中国朱子学会顾问、中华朱子学会副会长朱杰人教授从历史真实的角度阐述了对朱陆异同的看法。他认为，朱陆之辩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儒家文化转型的时期，朱子是这一时期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者、继承者和捍卫者。在当时佛教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朱子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突出表现在他对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儒家文化有着足够的信心，对承担起重构理学的历史重任有着足够的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使他完成了理学哲学体系经典的基本结构。但他仍然面临两个巨大的挑战：一是以陈亮为代表的功利主义，二是以象山为代表的心学。可以说，朱子对理学的重构是在与不同学派的争论中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鹅湖之会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从历史真实看，鹅湖之会实际上是不欢而散的，而且鹅湖之会后，争论又演化成门户斗争。后世朱陆异同之争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不断被放大。因此，我们今天在研究朱陆异同，重构理学的过程中，必须追问如下问题：朱陆之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究竟有没有同，有没有异，有无会通的可能；朱子本人是如何阐述这一问题的；与朱子同时代的宋人，以及后世明清学者对这一问题持何看法；等等。朱教授还认为，明朝灭亡是亡于学术，朱子是源对而流错，陆王是源错流也错。如果说朱陆之间有同，只能是为学目的相同，即都是为了成德成圣。
  天津工会管理干部学院陈寒鸣教授围绕朱陆之辩对明代学术的影响展开论述。他指出：明代学者程敏政在其著作《道一篇》中所持有的朱陆早异晚同论以及为此做出的和会朱陆的努力，开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先河。事实上，朱陆之辩并非水火不容，因为朱陆首先都是伟大的儒者，而儒者之学本质上就是成人之学，程敏政正是从这一点上揭示了朱陆早异晚同的历史事实，并深刻影响了阳明等学者，形成了和会朱陆的学术思潮。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体系结构的角度看，要澄清朱陆之辩，首先要还原历史的原貌。今天我们倡导复兴儒学，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复兴，最首要的是如何做人，要把出发点和归宿落实到成人这样一个根源上，这无疑是朱陆之辩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王耐刚博士以明代孔庙从祀为中心考察了朱陆异同对明代的影响。他指出，陆九渊、王守仁二人从祀孔庙，是学术与政治相互纠合的一个缩影，反映出理学史上朱陆（朱王）异同及其相关问题的影响力。论文旨在分析陆、王二人从祀的庙堂争议及其学术影响。陆九渊的从祀，由王门学子薛侃提出，得到了嘉靖皇帝的支持，反映出嘉靖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王守仁的从祀，虽过程波折，但由于王门学子的种种工作，最终获得成功。但一般士大夫在朱学、陆学上的矛盾心态，反映出了陆王之学在政治合法性与道统合法性上的张力，也反映出从祀孔庙问题的复杂性。
  台湾华梵大学哲学系陈振崑教授阐发了劳思光论对陆异同的当代道德义涵相关论述。他认为，劳先生认为程朱理学以建立形上理论为主，希望由智性来使意志纯化；因此，朱熹的“心”就属于“气”，成为被治的对象。陆王心学则肯定理性意志的主宰性，以磨炼、透现理性意志为工夫，而坚认意志纯化时即成为理性意志。顺陆王心学的方向看，“道德境界”才是道德哲学的真归宿，“道德理论”只是附属的部分而已。陆王所谓“心即理”，都应从这条线索来了解。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浙江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张宏敏副研究员论述了明儒黄绾对朱熹学术的评判。他指出，中晚年时期的黄绾对朱熹及其学说颇多“微词”，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朱陆之辩”持中立态度。在黄绾看来，无论朱学抑或陆学，两者任何一方，只要有益于“变化气质”、合乎圣贤之道，均可归之于“圣人之学”。二是对“涵养须用敬”工夫的批评。在黄绾看来，朱熹继承程颐而有的“主敬”“致知”的“修道”哲学皆非“圣人之学”。三是对《大学·格物补传》的非议。四是对“分戒慎、恐惧为静存，分隐微、慎独为动察”的不满。
  华侨大学冯兵教授对宋学形成路径进行了思想史考察。他认为，宋学的形成主要基于中唐以来的古文运动对儒学思想表现力的重视与解放、疑经惑传思潮中儒学生命力的自我激发，以及儒释道三家相激相长过程中儒家义理学的兴盛三大主要的思想发展过程。而这三者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其中，古文运动、疑经惑传思潮以及儒学对佛老思想的批判与借鉴代表着儒学内部的自我革新，释道两家思想对儒学的刺激和促进则部分体现了外部力量的作用。如此数种思想运动的内外交错互动，在唐宋之际的重大社会变革这一社会史背景下，最终构成了宋学得以产生的思想合力。
  东南大学李娴博士从知行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王阳明对朱熹知行思想的解构与重建。她认为，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本论思想，最终把天理彻底收摄于一心，消解了朱熹哲学的内在矛盾，建立了系统完备的儒家心性论思想体系。他对朱熹“格外物以穷理”的修养工夫产生了怀疑。但直至“龙场悟道”，王阳明才真正寻找到朱熹哲学的矛盾症结所在。即朱熹哲学的矛盾症结就在于其天理的客观外在性。在王阳明看来，朱熹哲学之所以产生诸多弊端，原因主要有两个：一在于朱熹承认客观外在之理存在，把理既规定为性理，又规定为物理，并把性理与物理等同，导致“格外物
  以穷理”。二在于朱熹“析心与理为二”，使天理具有了超验品格。因此，他在对朱熹哲学进行扬弃时，对理的内涵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改造：一是剔除朱熹之理中的物理成分，把理仅仅规定为内在德性。二是把理收摄于一心，彻底否定客观外在之理的存在。王阳明还认为朱熹割裂了知与行的联系，从而造成知行二分，也正是这种知行二分的思想才导致当时士大夫言行不一的风气，根源就是“只因知、行分作两件”。
  中国矿业大学胡可涛博士梳理了20世纪中叶以来港台朱子学研究状况，他认为，港台的朱子学半个多世纪来呈现了稳中有进、蓬勃发展的势头，不论是文章的数量还是质量都蔚为大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中国台湾的朱子学研究较早就放在世界的视野展开，这非常有利于朱子学的研究立足本土，走向世界。未来朱子学研究学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应紧密结合港台现代社会在工业化社会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深入发掘朱子思想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重点侧重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其二，应紧密结合西方哲学思想的资源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可以说，朱子的人性论、教化论和基督教的形上学、原罪说，卢梭、霍布斯的性恶论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人性论、修养论都有可比较处，通过比较以深化对朱子思想的理解并彰显其理论价值；第三，应加强基础性研究，借鉴古今中外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同时，紧密结合朱子思想的体系脉络，正确、客观地分析朱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天理、欲等规范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从而推进朱子学的研究。
  三、“朱陆异同”历代文献整理及其学术影响研究
  朱陆异同的历史演变主要依靠文献来记载和传承，朱陆之辩的哲学精神也体现在文献的集结之中，因此，有关朱陆之辩的文献研究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朱陆异同》专题文献主编严佐之教授从朱陆文献集结的角度阐发了他对朱陆异同的看法。他指出，无论是朱陆之辩还是理学重构，都是哲学史、理学史、学术史、思想史领域中专业学者大有可为的领地。而朱陆文献，本质上是反映朱陆异同历史演变的证据所在，也是我们研究朱陆异同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料。从文献集结的角度看，朱陆之后七百年中，朱陆之辩始终没有断流过，始终是与中国理学史纠缠不清的一个重要脉络，甚至在理学衰落的乾嘉考据时代，仍然有人在研究朱陆异同。今天，我们重构理学，无论是接着讲还是照着讲，首先要尊重我们的历史，尊重历史就绕不开对朱陆异同历史演变轨迹的客观考察，就必须避免出现类似于“是朱子之所非，非朱子之所是”那样的脱离文献真实的主观臆断。而历史文献的集结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文献的发掘、辨别、研究和运用，无疑是保持朱陆异同研究客观性、真实性的重要保障。朱陆会通，不仅反映了历代学人在差异中求共通的努力，而且应该是今天理学重构的创作选项，文献整理和编纂无疑能为此提供便利的平台，这也是我们这次“朱陆异同”文献集结的出发点。
  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所长顾宏义教授在考证梳理朱陆佚缺的往来书信之后认为，这些未被《晦庵集》收载的朱熹书信，其内容大抵属于表彰陆九渊或符合、赞成陆氏学术观点者，陆九渊致朱熹书信也存在相似现象。此类佚缺书信，其部分内容、文句，皆含有表彰、服膺对方学说，或观照对方观点而反思、反省己说的文字。当然其中有仅属礼貌性的客套话语，但更多的当出于其真实的想法。通过分析朱熹、陆九渊往来书信的佚缺现象以及形成原因，可知此类现象往往是因为编纂其文集、著述之后学的有意作为，以便能与其坚持之学说相符合。此当引起今日阅读、研究者的充分注意。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戴扬本教授以《朱子圣学考略》为中心考察了清初的朱陆异同之辨。他指出，《朱子圣学考略》是一部朱熹的学术思想史。从体例的编排设计上体现出了清初时期学界就朱陆之辩的争论中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朱泽沄在《朱子圣学考略》一书中，就自己探究朱子学学理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向来关于朱陆之学有所谓“尊德性”和“道问学”之分，故谓朱子偏于道问学，宗陆氏之学者遂以支离批评朱子；谓陆氏偏于尊德性，宗朱子之学者便有以虚无来批评陆学。然在朱泽沄看来，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命题，因为朱子之学原本讲的就是尊德性和道问学齐头并进的工夫，他认为朱熹学术的核心便是“尊德性以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本，道问学以尽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功”，类似的思想，在文集和语类中多处出现，通过寻绎其前后用功次第，脉络线索历历可见。
  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方笑一教授在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整理弁言中指出，守仁编纂《朱子晚年定论》的目的，据其自序所云，盖因贬谪龙场期间，于圣人之道忽有所悟，然“独于朱子之说有相牴牾，恒疚于心”。后为官南京，“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在他看来，《四书集注》和《四书或问》之类，皆朱子“中年未定之说”，“思改正而未及”，《朱子语类》之属又因“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与朱子真实意见相乖。他以为己说“不缪于朱子”，而“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遂将朱子书信“采录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王守仁认为，《定论》中采录的文字，才是朱子的“晚年既悟之论”，能真正代表其最后的学术观点。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李慧玲副教授在《朱子晚年全论》点校卮言一文中指出，《朱子晚年全论》作者李绂治学领域广泛，在理学、史学、文学、方志学等方面均成绩卓著，尤以理学最为世人瞩目。其学主陆王，对二人心学极为推崇，尝谓“朱子道问学之功居多，陆子尊德性之见为卓”。李绂对朱子书信内容的选择原则，主要侧重于朱、陆观点相符部分，而与此无关者均不收录。
  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张文博士在陈建《＜学蔀通辨＞考论》一文中指出，在留存至今的朱陆异同专书文献中，明人陈建所撰《学蔀通辨》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因朱陆异同之辩议题的重要性质，《学蔀通辨》自问世以来就备受关注。就其内容主旨而言，《学蔀通辨》比较朱子与象山的思想发展轨迹，揭示他们存在的分歧和差异，从而彻底否定朱陆早异晚同之说。其价值主要在于：因为朱陆异同在学术史上客观存在，通过《学蔀通辨》的论述，有助于我们认识其分歧和差异之所在；《学蔀通辨》主要阐发朱子之说，并对其多有精要的总结阐发，因此有助于深入认识朱子的理学思想；《学蔀通辨》对儒学与禅佛的历史渊源有细致考索，对儒佛之学的区别也有详密辨析，对于认识宋代理学与禅宗，乃至儒学与佛学之关系都颇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