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学”在中国宋明时代曾是思想的主流，而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广义的“理学”包含宋明时代的主要儒学思想。历史上，理学的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国及东亚地区，而是曾经漂洋过海远传西欧，并对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由利玛窦开创对中国古代儒学的接纳态度，强调其敬畏上天的一面，是一种有选择的融会。与此同时，传教士积极致力于“四书”等儒家经典的西译，包括注释、疏解和辨析，其中借鉴了大量理学家的诠释，这些内容在当时欧洲知识界被广泛阅读，产生深远的影响。中西交流及其争议的背后，是时代思潮的暗涌，表现为一种真实的古今中西之间。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曾指出耶稣会士“面对的是另一个文明，这个文明在几乎对犹太一基督启示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建立起来”，而“互补性和同一性是我们终极的整一性的一部分”，甚至“利玛窦在四个世纪之前努力要在中国实现的一切正是我们要为我们的时代和地方所做的”，是一种“穿越差异的统一”。
  天主教来华传教士基于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所形成的人文主义立场，以经院哲学去分析中国儒家思想观念。他们决定与理学士大夫一起，采取“辟佛、老”的姿态，捍卫儒家正统性，以“古儒”而批判“今儒”的姿态，猛烈批判宋明理学，力求与先秦“古儒”合流。这一时期以罗明坚、利玛窦等为代表。龙华民则采取更为严厉的姿态，连同“古儒”一起批判。但在继承利玛窦的学者中，理学并不能完全受到批判或者回避，这是由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界的现实状况决定的，早期传教士汉学家不仅不能脱离理学的土壤，而且逐渐浸润于其中，尤其表现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他们虽然批判朱熹，但实际翻译却大量采纳程朱理学正统思想、张居正的御前讲义、清初理学名臣的作品以及康熙皇帝的《日讲》系列，甚至民间通俗化的《明心宝鉴》等。另一方面，随着16世纪欧洲科学和人文的兴起，理性地位日渐提升，宋明理学中寻求合理化理解的倾向往往能契合欧洲新思潮。
  全面大胆接受宋明理学的是卫方济《中国哲学》一书，该书延续前辈的方法而引入到宋明理学领域，进一步让宋明理学与自然神学沟通，使用纯粹理性建构一种宋明理学的基督宗教诠释学，并在朱熹“天即理也”的基础上，于宋明理学与经院哲学之间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进而要在宋明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一种“中国的自然神学”，类似于基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礼仪之争”后，该途径被教廷禁止，但卫方济仍然坚持。
  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等延续这一方法，积极致力于对宋明理学思想的引介和重新诠释。理学经过欧洲汉学家和思想家们的诠释，摇身一变而成为一种新的“自然神学”，促进了欧洲思想界“走出中世纪”。不论是传教士，还是欧洲本土思想家，经由宋明理学尤其是其中的形上学、礼仪之学和伦理学的启发，反思中世纪神学和基督宗教传统，对其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批判，这股潮流与其他很多潮流一并汇聚成18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方面，不仅卫方济等耶稣会士严重地冲击了中世纪神学，启蒙思想家莱布尼茨晚年撰写《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在龙华民对宋明理学的负面评价中找到了有价值的内容，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先定和谐论）中重新评估宋明理学。沃尔夫则在《中国人实践哲学演讲》一书中通过选取传教士对宋明理学思想的介绍，详细阐述和表达对自然力量和道德实践的启蒙理性认知。莱布尼茨和沃尔夫都没有读过《中国哲学》，而是各自独立发现了宋明理学包含很有价值的形而上学，他们对理学的理解和传播可谓异曲同工。
  本研究立基于文本批判（TextualCriticism），立体深入其中，兼采思想史、观念史和诠释学反思的研究方法。在文本批判学的基础上，考察思想史上立体和动态的结构图景；与此同时，“文本”（text）本身从诠释、误解、默契，进而付诸“行动”（action），成就精彩的人文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