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理学视野中的礼乐教化思想研究
  张文（山东大学2018年，导师：曾繁仁教授）
  中国的美育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中礼乐教化思想作为古典美育思想的核心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作为礼仪之邦，礼乐文明是中国古文明的精神支柱，礼乐教化则为这种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论关于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是否真实，礼乐文明作为古代社会的普遍规范是不容置疑的。尤其在儒家文化中，向往三代之治，构想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背后依旧是对礼乐文明的不懈追求。礼乐文明是一种包含着宗教、政治、文化、道德、审美等因素的综合体，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典型代表，礼乐文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也对生存于礼乐时代的人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从礼乐的起源到周代礼乐文明的形成，礼和乐已经不仅仅是当时文化可有可无的一部分，而是已经发展为代表时代文明程度的文化表征。礼乐文明由此表征着个体人格的理想状态，而以礼乐为标准规定和培育个体的需求自然就产生了，这就是礼乐教化成为中国美育思想主流的原因。
  论文以朱熹理学为观察视野，致力于研究礼乐教化思想在宋代理学视野中的发展变化。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发展，我们必须将礼乐教化的传统进行梳理，这就是第一章写作的原因。第一章首先论述了礼乐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问题，确定了礼乐文明作为中华文明根源的历史事实，并证明了礼乐教化作为审美教育研究的核心话题的学术根据。其次论证了礼乐教化思想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衰落以及诸子百家对此的争论，这种争论激发出了关于礼乐教化研究的主要角度。我们发现，诸子百家几乎都是围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这就为我们建构全文的框架奠定了基础。
  根据礼乐教化内部分化的历史与来自外部的理论挑战，秦汉及之前的礼乐教化思想大都涉及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礼乐教化思想的合理性根据，礼乐教化思想的主体性基础，礼乐教化思想的方法与程序，礼乐教化思想的功能与价值。论文从礼乐教化与理本论、礼乐教化与中和论、礼乐教化与工夫论、礼乐教化与境界论四个方面入手，其实是对秦汉以前礼乐教化思想研究的延续。就理论构架来说，秦汉以前礼乐教化思想的四个方面几乎涵盖了礼乐教化的各个主要方面，因此后世谈及礼乐，基本上也是从这几个方面入手来进行的。
  曾繁仁先生主编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宋金元卷》选择以美育本体论、美育心性论、美育工夫论、美育境界论作为研究礼乐教化的切入点，就内涵而言，与秦汉之前的研究略有不同，但就研究思路而言，却与秦汉之前的研究思路基本一致。这种分类说明中国古代美育思想的发展是内部的更新和换代，是传统思想的一脉相承，后世的发展仅为深化而已，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更替和改变。而就朱熹理学思想自身的体系而言，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境界论同样是其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这就与礼乐教化思想的主要方面基本吻合。于是以朱熹理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构建全文的章节安排，既符合“理学”体系的基本构成，也符合“礼乐教化”思想的基本内容。这就是我们以上述四个部分作为论文框架展开写作的原因。
  从总体上来说，朱熹理学的基本构架是：以理本论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形上根据，从而确立儒家伦理价值的绝对可靠性；以心性论作为绝对价值内在于主体的根据，从而为主体与价值的天然融合奠定主体心性的基础；以工夫论作为现实主体克服气质之性走向天命之性的可行路径，使主体借由工夫修养克服气质之性中的私欲和欠缺，回归天命之性并与理同一，从而为天人合一的境界论的到来打造切实可行的手段与方法；以境界论作为现实主体达到对伦理道德的绝对自觉的标准，通过对心与理一的境界的追寻，在现实世界中实现个体精神境界的真正提升。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一个相互配合、完整统一的理学思想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朱熹逐渐建立起自己对礼乐教化思想的新的认识。具体表现在：
  第一，礼乐教化与理本论结合主要是为了以天理作为礼乐教化施行的合理性基础。朱熹以礼乐为天理之节文，以此将礼乐与天理沟通，天理的绝对正确性就决定了礼乐教化的绝对正确性。同时，以天理来论礼乐并非是将礼乐等同于天理，而是为了说明礼乐的形成是符合天理的流行的，这就为礼乐教化找到了内在的、不变的标准。循此标准，礼乐教化作为天理的载体，就不必执着于古礼的外在形式的延续，而是可以依不变的天理而因时而变、随事而制，在符合天理的范围内有所损益。可以说，天理与礼乐的关系既证明了礼乐教化的合理性，也赋予礼乐教化以损益变化的可能性。
  第二，礼乐教化与中和论的结合主要是为了以中和论为礼乐教化的开展打造心性论基础。礼乐教化与心、性、情的关联直接决定了礼乐教化与主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天理与礼乐同和，心性同样与礼乐同和，这样，礼乐教化就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规范，而是内在于人的本性的天然流露。礼乐教化与性、理的同和阐释了“中”的本体意义，而礼乐教化与情、心的同和则展现了“和”的现实意义。个体性情之“和”又进一步促进了礼乐教化对社会群体之间以及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和”。
  第三，礼乐教化与工夫论的结合主要是为了以工夫论阐释礼乐教化在个体修养提升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礼乐教化在朱熹的教育体系中隶属于小学教育，而在其工夫论体系中从属于居敬涵养一路。前者决定了礼乐教化的实施应该处于个体成长发育的早期阶段，即青少年时期，是为大学时期穷理尽性做心理准备；后者决定了礼乐教化对于个体的主要作用是培养良好的心性根基，为格物穷理营造良好的心理状态。
  第四，礼乐教化与境界论的结合是将礼乐教化放置在个体修养的整体目标之中来观察，以确定礼乐教化在人生境界提升中的作用和意义。作为人生境界提升的必要手段，礼乐教化在境界的提升中发挥着三重作用。其一，学有次序，礼乐教化是个体成长的启蒙教育，对个体心性的涵养有着开发保持的作用；其二，博文约礼的工夫论要求保证境界的提升不落入庄禅的狂放之中，而是经由礼乐的涵养一步一步踏实前进；其三，立于礼，成于乐，乐在主体消融渣滓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私欲散尽，天理流行，心与理一就成为一种自然之势。
  朱熹楚辞文献学研究
  管仁杰（浙江大学2018年，导师：崔富章教授）
  论文以朱熹楚辞文献学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传统文献学研究方法，主要着眼于编纂、校勘、音注及刊版等几个基本层面，对朱熹治骚的具体成果——《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三书展开文献研究，梳理、检讨朱熹楚辞研究中所做的文献整理、校注工作及其成就。同时，结合学术史背景，分析论证朱熹在整理、校注楚辞文本的过程中，对前人的继承与突破。
  论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参照楚辞学史发展背景，分析朱熹在楚辞文献的编纂、筛选等方面所做的具体工作，以及其个人的楚辞观、楚辞编选准则等。由此知朱熹所构建的楚辞学体系，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对前人有所突破。在理论层面上，朱熹将义理思想引入对楚辞的评判之中，批评传统以来所谓“楚辞”片面看重形式，而忽略了对作品思想内涵的要求，由此，朱熹突破旧有的楚辞概念，确立了新的楚辞评判标准。在实践层面上，朱熹依照自己的评选标准，对通行的《楚辞》篇目进行删汰和增补，重新编定了一个《楚辞》新本。可以说朱熹的楚辞编纂工作是其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而此举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刘向、王逸以来《楚辞》“定本”概念的束缚，开启了人人可重编《楚辞》的变革时代，成为楚辞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影响深远。
  第二部分，对朱熹楚辞著述刊刻与版本流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个案研究，考证出朱熹晚年在党禁森严的局势下，计划隐名刊刻《楚辞集注》的经过，只是未来得及实施。朱熹身后，其门人、子孙等都先后刊刻过《楚辞集注》等书，其中，嘉定十年本是朱熹季子朱在以朱熹遗稿参校之前刊本而刊刻，最有价值。今中国台湾所存宋刊《反离骚》实为嘉定十年本《楚辞集注》残卷，以及明嘉靖袁褧本也出自嘉定十年本，可据这二书还原朱熹遗稿的面貌，进而揭示朱熹编纂、校注楚辞文本过程中的细节问题。
  第三部分，依据朱熹楚辞三书《集注》《辩证》《后语》中的校勘材料，对朱熹的楚辞校勘工作进行研究，考订朱熹当时所参考的诸多校本，揭示其对洪兴祖校勘成果的继承与修正，并对朱熹所做校勘实例进行具体的辨析。
  第四部分，依据朱熹楚辞三书中的音注材料，分别对朱熹楚辞非叶韵音注和叶韵音注进行研究，梳理分析其楚辞音注的具体来源，着重论证了朱熹对吴棫叶韵规则的继承与增补，并推考出朱熹所定的《楚辞》韵式、韵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