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首先应该看到，朱熹主张子思撰《中庸》自有其传统的历史证据。此说，首见于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郑玄《三礼目录》也确认了子思是《礼记·中庸》的作者；即便是《文化权力》所引用的欧阳修《策问》［8］也只是怀疑子思“疑其传之谬也”，即《中庸》的思想内容不能代表儒学的正统，而未否认子思是《中庸》的作者。至于苏轼，该书也承认：“与欧阳修不同的是，苏轼仍然认为子思是《中庸》的作者。”［9］在《文化权力》中，真正质疑“汉人虽称《中庸》为子思所著，今以《书》考之，疑其（《中庸》）不专出子思”的是叶适，然而此说出自《习学记言序目》，此书于朱熹去世后23年（1223）刊刻，朱熹已无法参考。曾子和子思的师徒关系问题也是如此。《礼记·檀弓》两处记载子思曾向曾子求教，《孟子》也曾提到：“曾子，师也。”也许，《檀弓》不一定是“周代的文献”，但至今尚无更早的可靠证据可以反证此说。总之，由于“历史真相”的极端复杂性和相关证据的缺失，应该还没有宋代学者能够提出更早的文献证据推翻司马迁和郑玄的定论（包括叶适），自然也不能批评朱熹在寻找“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不如其他宋代学者那样“严谨缜密、深思熟虑”［10］了。
  在处理子思与孟子师徒关系可靠性问题时，朱熹更明显地表现出了考据学意义上的严谨。孟子的师承问题，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认为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而赵岐《孟子章句》则以为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唐人司马贞《史记索隐》引隋人王劭之说，以“人”字为衍文，当作“受业子思之门”。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写道：“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则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11］朱熹指出孟子的贡献在于能够“推明此书，以承先圣之统”，通过研习《中庸》而传道的，并未亲炙子思。但到了《中庸章句》卷首“子程子曰”至“有不能尽者矣”这段跋语中，朱熹又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12］如此，子思与孟子不仅是亲相授受，而且子思还授之以《中庸》。最后在《孟子集注卷首》中，朱熹征引了《史记索隐》王劭说及赵岐、《孔丛子》各说，而结论却是：“未知是否？”仍不敢定论。
  《中庸章句序》与《中庸章句卷首跋语》《孟子集注卷首》三者对思孟师徒关系的表述的差异，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朱熹在构建“道统”谱系时，对历史考据意义上的问题是谨慎而深思熟虑的，并未因为偏爱师徒授受关系而轻易排除那些明显的反证；第二，子思与孟子亲相授受（亲传面授）是否成立，根本上不会对朱熹构建其道统谱系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