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近十年来，出现了一股“阳明热”。从学术角度看，主要表现为阳明学的哲学研究、文献整理以及阳明后学研究的深入拓展等几个方面，使得阳明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我们先从文献整理说起。在历经三十余年的努力之后，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体现在《王阳明全集》（新编本，2011）之中，共收录了三十余万字的佚文；而束景南以一人之力，完成了《阳明先生佚文编年》（2012、2015修订版）一书，对佚文收集和整理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关阳明生平研究，束景南完成了《王阳明年谱长编》4册（2017），该书是目前关于阳明生平和年谱最具权威性的力著。关于阳明学的重要思想文本《传习录》的研究，以吴震《＜传习录＞精读》（2011）为代表，该书透过严密的文本解读，对阳明思想做了系统性的哲学史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除了邓艾民《传习录注疏》（2012）这部早已成为经典的文本以外，值得一提的是由黎业明整理的佐藤一斋《传习录栏外书》（2018）的出版，该书以收集《传习录》佚文而著称，有助于学界进一步掌握《传习录》的各种文本价值。当然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这些文献整理的成果来深化阳明学研究，这才是今后不得不努力的一个方向。
  关于阳明哲学思想研究，也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现象。首先是将阳明学置于中西比较哲学的视域来加以重新解读和考察，出现了可喜的新成果，例如瑞士哲学家耿宁《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2014）便成功地将阳明学与现象学进行了有趣而有理论深度的比较考察，作者一方面能够深入阳明思想文本的内部，注重阳明思想的“事实本身”，与此同时，又能开阔理论视野，从意识现象学甚至从佛教唯识学的多元视角出发，对阳明学“良知”概念的意涵做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良知具有“本原能力”“本原意识”和“始终完善的良知本体”等多层意义，进而令人信服地指出“良知自知”才是阳明良知学的一项重要特质，提出了诸多阳明学研究的创见，也引发了中文学界接连不断的讨论。此外，陈清春《七情之理：王阳明道德哲学的现象学诠释》（2016）将阳明学与舍勒的价值感受现象学做了比较研究，也是这一领域的一项开创性成果。
  其次，将阳明思想置于阳明的生活世界来加以考察，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如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2009）和杨正显《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2015）力图结合阳明的生活实践来具体考察阳明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轨迹，为后人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课题：如何将阳明学的思想世界与历史世界加以紧密的结合而不是将两者割裂开来，或许是阳明学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相对于狭义的阳明学思想研究，对于广义阳明学的研究——其中主要包括阳明后学研究，近几年来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在吴震、钱明、彭国翔、林月惠等学者的早期研究的基础上，随着阳明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展，“阳明后学”已然成为宋明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独立领域。特别是随着《四库全书》丛书系列的影印出版，有关这一领域的相关资料文献的逐步完备，推动了阳明后学研究的发展，出现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而学术研究的推进和积累反过来促进了阳明后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例如《阳明后学文献》丛书自2007年至2017年底为止，已出版两编共14种20册，其中包括了阳明第一代、第二代大弟子的重量级人物的文集资料，目前第三编和第四编也已接近完成，这就为未来的阳明后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也为进一步开拓阳明学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在阳明后学中，学派研究历来是一大重点。众所周知，关于阳明后学的分类，黄宗羲《明儒学案》按照地域分类的方法成为后世研究的基本依据，受此影响，纷纷出现了有关王门各学派的思想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2009）不仅考辨了王阳明家世、生活经历等史实，还结合大量明清文献对阳明弟子的地域分布和发展进行了仔细梳理；王传龙《阳明心学流衍考》（2015）亦属此类。在学派研究中，泰州学派、浙中王门以及江右王门的研究较受关注，如吴震《泰州学派研究》（2009）、钱明《浙中王学研究》（2009）、何俊和尹晓宁《刘宗周与蕺山学派》（2009）、李伏明《江右王门学派研究：以吉安地区为中心》（2017），等等。近年来，由于黔本《阳明文录续编》以及黔中王门文献的相继发现，黔中王门的思想也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如陆永胜《心·学·政——明代黔中王学思想研究》（2017）、赵平略《王阳明居黔思想及活动研究》（2017）等相关研究，为了解阳明学在地方的思想活动以及思想传播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特别是阳明重要弟子蒋信、孙应鳌等人的思想被重新发现，无疑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由于阳明后学新文献的大量出现，一方面改变了阳明学研究的面貌，同时也有学者尝试突破《学案》体的研究方式，尝试从整体上来展现阳明后学的义理发展，例如张昭炜《阳明学发展的困境及出路》（2017）便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以“传心”模式为主线，勾勒了阳明后学各派的发展线索。
  除了学派研究，有关阳明后学人物的个案研究也有所突破，在学界基本完成阳明第一代主要弟子如王畿、欧阳德、罗洪先、罗汝芳、聂豹的研究基础上，对于这些第一代弟子中的重要人物，其实仍然存在不少探索余地。如邹守益研究在文献、生平和思想方面均有新突破，张卫红《邹东廓年谱》（2013）和钟治国《邹东廓哲学思想研究》（2013）分别考察了邹守益的生平和思想；如王畿研究，则有高玮谦《王龙溪哲学系统之建构——以“见在良知”说为中心》（2009）以“见在良知”为线索探讨了王畿哲学思想本体论、工夫论等方面的建构，李丕洋《心学巨擘：王龙溪哲学思想研究》（2016）亦是近来有关王畿思想研究的重要成果；再如黄绾研究，张宏敏《黄绾生平学术编年》（2013）具有代表性；关于罗洪先，张卫红《罗念庵的生命历程与思想世界》（2009）对罗的思想有非常细致入微的考察。
  继阳明第一代弟子的相关研究之后，阳明后学研究更扩展到阳明第二、三代再传弟子的个案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侯洁之《晚明王学由心转性的本体诠释》（2012）以阳明心学再传弟子刘师泉、王塘南、李见罗、杨晋庵四人为中心，探讨了晚明王学由以心为宗转向以性为宗的思想脉络，揭示了王学内部对于“以心为宗”的理论反省；吴孟谦《融贯与批判——管东溟的思想及其时代》（2017）对学界历来关注不够的重要人物管东溟的思想，从三教合一、悟修关系、政教问题等关键问题着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陈仪《王塘南思想研究——明代中晚期良知学的辩证》（2017）重点探讨了王时槐的本体论和工夫论，试图揭示明中晚期良知学的理论特色；张斯珉《卫道之学：明儒耿定向思想研究》（2018）则是学界有关耿定向思想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除了学派研究和个案研究以外，阳明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也得到了拓展，有些学者开始关注阳明后学发展中的某些内在问题，例如陈立胜《王阳明“万物一体”论：从“身—体”的立场看》（2008）从“身体观”的角度出发，对阳明学做出了崭新的思想考察；张卫红《由凡至圣：阳明心学功夫散论》（2016）从工夫论角度来重新审视阳明后学的历史与思想的展开；朱承《信念与教化——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2018）则将视角拓展至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领域，揭示了阳明后学在推动社会教化、实现“万物一体”等方面的思想贡献。
  从历史上看，阳明学在中晚明的发展不仅是思想义理的拓展，更是一场社会思想运动，所以有必要从社会史、思想史、宗教学等多重维度审视其丰富面向。比如讲学活动是阳明学传播的重要途径，是我们了解阳明学发展的重要窗口，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2007）、刘勇《中晚明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2016）综合了思想史和社会史等方法对阳明学的讲学活动做了专题性研究。阳明学在思想建构和讲学以外，甚至还参与了中下层的地方实践，张艺曦《阳明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2013）勾勒了阳明学的社会事业，并论证了这些实践与阳明学思想的关系。
  阳明学在中晚明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即阳明学与晚明儒学宗教化趋向的展开，以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2009、2016）和《颜茂猷思想研究——17世纪晚明劝善运动的一项个案考察》（2015）两部专著为代表，探讨了心学发展与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动向等问题，揭示了明清思想转型中的多元面向。另外，有关晚明心学研究还有刘增光《晚明＜孝经＞学研究》（2015）别具一格，该论著关注杨起元、虞德熙等人的《孝经》学，揭示出晚明社会有一股孝经学思潮，而这股思潮反映了晚明三教合流的思想动向。
  最后提一下东亚阳明学研究，张崑将《阳明学在东亚》（2011）、韩国学者崔在穆《东亚阳明学的展开》（2011）具有开拓性意义。近两三年来，韩国学者金吉洛《韩国象山学与阳明学》（2016）的翻译出版和邓红《日本的阳明学和中国研究》（2017）则分别探讨了韩国阳明学和日本阳明学研究的基本特色。很显然，东亚阳明学研究仍有进一步开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