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宋明理学研究中，文献材料的新发现无疑具有基础性意义。近十年来的朱子学研究更注重朱子生平研究及其庞大的文献群的整理工作，自朱杰人主持的27册《朱子全书》（2002）出版以后，2010年又有修订版以及《朱子全书外编》4册的出版，为朱子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目前，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主持的大型丛书《朱子学文献大系》正在不断出版，必将为学界提供更为全面和丰富的朱子学研究系列文献。这里仅以《朱子语类》以及朱子书信的研究为例，首先引人注目的是《朱子语类》的文献研究，已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三部重要成果：胡秀娟《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研究》（2013）、朝鲜古写徽州本《朱子语类汇校》（2014）以及“池录”《朱子语录》（2016）；其次在朱子书信研究方面，顾宏义主编的《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2017）从现存宋人文集中汇集了大量朱子与师友往来的各种书信，对于全面了解朱子思想的形成及其在当时的动态活动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在朱子生平方面，束景南相继推出了《朱子大传》增订本（2016）和《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2014），其学术重要性自毋庸赘言。高令印、高秀华《朱子事迹考》（2016）的研究则别具一格，他们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考察方式，对朱子行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收集到不少朱子画像等珍贵资料，同样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当然，朱子哲学研究历来是朱子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近十年来，在大陆学者如张立文、金春峰、陈来等，港台学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刘述先等，海外学者如陈荣捷、余英时、田浩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更有新发展和新收获。值得一提的是，陈来自早年完成《朱熹哲学研究》（1988）后，近年又推出了《仁学本体论》（2014）这部“造论”之作，力图突破宇宙论、理气论、心性论等固定研究模式，重新挖掘仁体思想对于重建儒学义理系统的哲学意义，以哲学史为视野，运用以史带论的方法，通过对“仁体”的概念化论述和理论化重建，以回应“情本体”哲学的各种理论问题，深化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的哲学性探讨，故而具有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特意义。
  高令印、高秀华《朱子学通论》（2007）侧重于探讨朱子学的渊源、传播及影响，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2010）对以往朱子学研究中未能充分关注的如“敬”“生”等哲学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义理探讨。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思想的展开》（2017）中译本的出版对大陆学者而言也别具意义，该书对朱子圣人观、理气观、鬼神思想等问题皆有细致的考察和独到的分析。吴震有关朱子学的系列研究即将以《朱子思想再读》为题公开出版，该书从工夫论视域对朱子哲学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力图重建朱子学的系统工夫论，并对朱子学的经典诠释、心性理论、政治关怀以及宗教意识等问题展开多层次的考察，以重新揭示朱子文本的思想意义。
  不过，从近年宋明理学研究的整体发展来看，在通论式著作已相对成熟的背景下，研究取向逐渐转向以问题为导向。具体到朱子学中呈现为两种倾向。
  第一是以问题为线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开始出现。这些著作试图从不同角度切入，进而重新审视朱子哲学思想，比如丁为祥《学术性格与思想谱系——朱子的哲学视野及其历史影响的发生学考察》（2012），从朱子思想的形成过程和后世评价两方面分析了朱子哲学维度和历史维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藤井伦明《朱熹思想结构探索——以“理”为考察中心》（2011）则试图修正牟宗三以朱子的“理”为静态不活动的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理解朱子思想。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代人物赵金刚的新著《朱熹的历史观：天理视域下的历史世界》（2018）也有许多理论性创新，该书旨在打破理气、心性的传统分析架构，从历史哲学的维度重新审视朱子哲学思想，补充了以往有关朱子历史哲学研究的不足。
  第二是以某一问题、某部经典为中心，对朱子哲学思想某个局部进行了专题性考察。例如以问题为中心的成果有田智忠《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2007）、刘贡南《道的传承：朱熹对孔子门人言行的诠释》（2011）、乐爱国《朱熹格物致知论》（2010）、《朱熹＜中庸＞学阐释》（2016）等。吴启超《朱子的穷理工夫论》（2017）对朱子工夫系统的研究，美国学者田浩《旁观朱子学：略论宋代与现代的经济、教育、文化、哲学》（2011），美国学者艾周思《儒家之道的重建：朱熹对周敦颐思想的运用》（2014），德国学者苏费翔和美国学者田浩《文化权力与政治文化：宋金元时期＜中庸＞与道统问题》（2018）对朱子道统观的研究等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朱子学新研究。不过，在这些文本阐释、义理分析的中国哲学传统研究方法之外，中西比较哲学正成为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热点，新的哲学视野也为传统朱子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局面，这些研究往往也以问题为导向。如有学者尝试从诠释学的角度对朱子思想加以考察，如中国台湾学者林维杰《朱熹与经典诠释》（2008），主要用比较哲学来探讨朱子思想。又如美国学者白诗朗《论创造性：朱熹、怀特海与南乐山之比较》（2012）比较了朱子宇宙观与怀特海、南乐山的异同，还有黄勇关于朱熹与美德伦理学比较的相关论文等。
  除了上面提到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传统，朱子学研究还开辟了新的阵地，出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一是朱子经学研究不断趋热，尤其以朱子礼学、家礼学和易学为代表。在朱子礼学方面，朱熹的重要著作《仪礼经传通解》在其生前并未完成，后由弟子黄榦续撰《丧礼》《祭礼》，不过黄榦撰《祭礼》仅成草稿，后由杨复整理草稿为十三卷，稿本仅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桥本秀美和叶纯芳整理出版了《杨复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2011），为研究朱子礼学提供了重要的版本。另外，在朱子家礼方面，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2012）详细考察了朱子《家礼》流传的各版本源流以及《家礼》的内容来源，不仅证明了朱子《家礼》并非伪书，而且通过宋元各种善本的严密校勘，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全面也最可靠的《家礼》定本。田世民《近世日本儒礼实践的研究》（2012）是在京都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几经修订，对江户日本接受朱子《家礼》的学术史、思想史等问题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二是以朱子易学研究为代表，朱子融图书、象数与义理为一体，融会了北宋易学的传统，其易学思想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克宾《朱熹易学思想研究》（2015）、唐琳《朱熹易学研究》（2016）、王风《朱熹易学散论》（2017）对朱子易学思想进行了专题性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此外，陈逢源《“镕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是关于朱子“四书”学的研究，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2013）是第一本有关朱子《尚书》学研究的专著。
  近年来，朱子学研究还逐步拓展到广义的朱子学，即朱子后学乃至明清朱子学，这是第二个新领域。杨柱才主持的“朱子门人后学”国家重大项目将在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两个方面为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提供全面的文献和思想研究，值得期待。王锟《朱学正传：北山四先生理学》（2010）、陈支平《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2016）开拓了何基、王柏、陈淳、黄榦、真德秀等朱子后学的研究。由于朱子学在传承过程中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化特征，特别是在宗族、地域社会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数学者综合运用区域史、思想史、社会史、经学史等方法，试图全面呈现朱子学的传承和发展。例如史甄陶《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2013）和刘成群《元代徽州理学家群体与新安理学的传承发展》（2015）对元代朱子学的多元复杂面向进行了细致梳理和思想研究。有关朱子学的地域性发展，傅小凡《朱子与闽学》（2010）、周茶仙和胡荣明《宋元明江西朱子后学群体研究》（2013）、方遥《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2016）等著作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学术意义。至于清末民初朱子学，也开始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正在陆续涌现。
  三是向东亚朱子学的拓展，朱子学传到朝鲜（韩国）和日本后，朝鲜性理学和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皆以朱子学为基础，并且长期作为主导思想而存在。近年来在黄俊杰“东亚儒学”项目的推动下，中日韩三国学界也加紧合作，成果有蔡振丰编《东亚朱子学的诠释和发展》（2009）、林月惠《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2010）、杨祖汉《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证》（2005）及《从当代儒学观点看韩国儒学的重要论证续编》（2017）等。自2013年开始，中国大陆也出现了东亚朱子学研究的一些成果，代表作有陈来《近世东亚儒学研究》（2018），该书在《东亚儒学九论》的基础上，新增四篇朱子学的专题论文而成，将中国朱子学纳入东亚儒学研究的视野，对于打破东亚儒学研究单纯以日韩儒学为主的格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吴震《东亚儒学问题新探》（2018）主要涉及国内学界关注不够的“东亚”问题及其相关的东亚儒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对于向来研究比较薄弱的江户日本儒学，特别是日本朱子学以及日本近代阳明学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专题性考察，对于拓展国内东亚儒学研究以及日本儒学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