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2018年对《朱子语类》等朱子学经典进行日文训读、翻译、注解的工作仍在继续。同时，对朱子学经典的诠释与研究论文亦有佳作。其中不仅可以看到对朱熹著作所做的新诠释，也有不少研究探讨了其他学者对朱熹经典的继承或批判。
  市来津由言通过对朱熹“四书”注释的“‘解说’性言辞特质”进行分析，指出朱熹的“四书”注释，从其所具备的注释性表达来看，应该理解为是一种学术性的“说明”。而其与此前注释相区别的最大特色则在于，朱熹的注释具备迫切地在“现场”（文中使用了“生的现场”［生の現場］这一说法）进行“实践”的志向，同时，这也使得朱熹的学术体系即使是在“实践”的层面上也难以与“说明”进行剥离。在此基础上，市来津由言将朱子学注释与王学及近代学术的“说明”进行对比，提出三者在“解释”“说明”上所表现出的异同，即：朱子学与王学都注重“生的现场”，与“生”的课题直接相关；与此相对，近代学术并不以更好的“生”为目的进行说明，而以精确的描写为自我目的。［3］有关其他学者对朱熹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廖明飞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例，就《仪礼集说》中对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疏文的引用，记文的处理以及受朱熹影响、启发的敖注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分析。［4］日本学界对元代朱子学的研究素来较为薄弱，廖的研究可谓对此一环的补足。［5］同时，张卉、董涛的研究以“四书”尤其是《中庸》一书为文献基础，以“心”与“中”的系统为主要内容，呈现了朱熹对“道统”的建构，并指出“朱熹之后的学者，继续发展‘道统’思想，但都鲜能超越朱熹，或者说依旧在朱熹‘道统’体系的框架之内”［61］。而同样探讨“道统”问题的新田元规，则就费的“道统”“道脉”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与以士大夫为主体，试图通过修己实现平天下的宋学框架相对立。［7］此外，松野敏之分别介绍了赵岐、朱熹和张九成对《孟子》中舜的评价，探讨了各时期学者们对舜的解读。［8］松野敏之的另一论考《朱熹＜小学＞与朱寿昌谭》则细致讨论了作为“孝”的表现，朱寿昌谭的佳话在《小学》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并通过对《小学》各篇中对朱寿昌谭的收录，探讨了朱熹在编写《小学》时所表现出的特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