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继2017年日本学界就朱子学与明治维新、权利思想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1］之后，2018年，日本学界针对朱子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朱子学相关经典注释与研究；2．礼学研究；3．朱子学教育论研究；4．近世日本朱子学及朱子学者研究。本文择取部分代表作品对相关成果做简要介绍。［2］
  一、朱子学相关经典注释与研究
  2018年对《朱子语类》等朱子学经典进行日文训读、翻译、注解的工作仍在继续。同时，对朱子学经典的诠释与研究论文亦有佳作。其中不仅可以看到对朱熹著作所做的新诠释，也有不少研究探讨了其他学者对朱熹经典的继承或批判。
  市来津由言通过对朱熹“四书”注释的“‘解说’性言辞特质”进行分析，指出朱熹的“四书”注释，从其所具备的注释性表达来看，应该理解为是一种学术性的“说明”。而其与此前注释相区别的最大特色则在于，朱熹的注释具备迫切地在“现场”（文中使用了“生的现场”［生の現場］这一说法）进行“实践”的志向，同时，这也使得朱熹的学术体系即使是在“实践”的层面上也难以与“说明”进行剥离。在此基础上，市来津由言将朱子学注释与王学及近代学术的“说明”进行对比，提出三者在“解释”“说明”上所表现出的异同，即：朱子学与王学都注重“生的现场”，与“生”的课题直接相关；与此相对，近代学术并不以更好的“生”为目的进行说明，而以精确的描写为自我目的。［3］有关其他学者对朱熹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问题，廖明飞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例，就《仪礼集说》中对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疏文的引用，记文的处理以及受朱熹影响、启发的敖注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和分析。［4］日本学界对元代朱子学的研究素来较为薄弱，廖的研究可谓对此一环的补足。［5］同时，张卉、董涛的研究以“四书”尤其是《中庸》一书为文献基础，以“心”与“中”的系统为主要内容，呈现了朱熹对“道统”的建构，并指出“朱熹之后的学者，继续发展‘道统’思想，但都鲜能超越朱熹，或者说依旧在朱熹‘道统’体系的框架之内”［61］。而同样探讨“道统”问题的新田元规，则就费的“道统”“道脉”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与以士大夫为主体，试图通过修己实现平天下的宋学框架相对立。［7］此外，松野敏之分别介绍了赵岐、朱熹和张九成对《孟子》中舜的评价，探讨了各时期学者们对舜的解读。［8］松野敏之的另一论考《朱熹＜小学＞与朱寿昌谭》则细致讨论了作为“孝”的表现，朱寿昌谭的佳话在《小学》中所处的重要位置，并通过对《小学》各篇中对朱寿昌谭的收录，探讨了朱熹在编写《小学》时所表现出的特征。［9］
  二、礼学研究
  作为关西地区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以吾妻重二的《朱子家礼》及其在日本实践的相关课题研究为代表的关西大学，以及以怀德堂朱子学研究为代表的大阪大学，近年来可谓硕果累累。2018年，作为重建怀德堂竣工100周年纪念事业的一环，吾妻重二于1月份以《儒教的葬祭仪礼与日本》为题做了演讲，列举林罗山、中江藤树、熊泽蕃山、德川光国等的儒式葬祭仪礼实践，在强调儒教在思想和仪礼上对日本的影响的同时，也指出江户时期日本儒学家在实践过程中根据日本国情所做的折中、改造。［10］而在其另一论著《荻生徂徕、伊藤东涯、东峰与儒教葬祭仪礼》中，吾妻重二则选取了古学派的荻生徂徕等人的丧葬仪礼论考为例，对相关文献的成立等问题做了考察。论文指出，伊藤东涯、东峰的丧葬仪礼论考基本忠于《家礼》，而原本与《家礼》多有共鸣的荻生徂徕则逐渐表现出与《家礼》相异的针对仪礼的独自构想，并在晚年主张是否采用儒教仪礼不应依据个人判断——这一主张在以“礼乐刑政”为儒教本质的荻生徂徕身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11］
  三、朱子学教育思想研究
  朱子学的教学思想一直是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其中又以宽政时期所谓“朱子学正学派”的思想及其政策、行动为研究重点。伊藤大辅针对广岛藩儒赖春水在天明、宽政时期的教学统一思想的研究便是一例。通过对赖春水《学统论》和《学统辩》等史料的解读，伊藤对赖春水之所以主张以朱子学统一藩内学术的原因做出了说明，指出赖春水等朱子学者的教学统一思想，是在近世后期藩校教育得到普及的情况之下，针对藩内教育的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法，并以这一时期之后不断增强的藩祖信仰、史书编纂事业等情况为背景，对我们思考近世后期的各种问题具有重要意义。［12］
  与朱子学化民成俗的功效讨论有关，针对学校论的研究，则有梅村尚树《宋代的学校——祭祀空间的变容与地域意识》问世。［13］但梅村尚树的论著超越了学校论、教育论的范畴，综合了文化史、社会史的考察，以宋代为中心，以至明初为止的学校为对象，剖析了学校作为宗教设施和公共空间的两个侧面。该书副标题“祭祀空间的变容与地域意识”，也提示了这部作品不同于以往思想、哲学或教育学框架内对学校的讨论，其广阔的视野和丰富的史料也为思想史、教育史、社会史等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宝贵材料。此外，安居总子连载于《新汉字汉文教育》上的《江户期的汉文教育》在第三回中探讨了佐藤一斋和昌平黉的教育体制，介绍了当时学生们所使用的书籍和学习方法。［14］
  四、近世日本朱子学及朱子学者研究
  2018年，针对近世日本朱子学的发展及日本朱子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武田祐树通过对藤原惺窝与林罗山交流的最早材料——书简进行分析，对两者师徒关系的基本性格重新进行了整理，对先行研究中认为藤原惺窝是包摄性的，而林罗山则是纯粹的（或者说是狭隘的）朱子学者的这一论调进行了批判。［15］同样对林罗山进行再评价的还有宇野茂彦。宇野茂彦对丸山真男及和辻哲郎所描绘的林罗山形象进行了批判，介绍罗山在读书、修史及学校创建等方面的功绩，对罗山的形象进行了还原，指出罗山在日本文化史上的巨大功劳。［16］闵雅泉选择“诚意”和“致知”为关键词，对熊泽蕃山的《大学和解》《大学小解》等资料进行分析，并与中江藤树的学说做比较，指出前者在对朱熹与王阳明的学说进行折中的问题上对中江藤树的忠实继承。［17］高山大毅对江户后期的开明儒者古贺侗庵针对纣王、海陵王等暴君所下的独特评价进行了分析，结合他对丰臣秀吉的言行及对《叶隐》所持有的同样观点，对古贺侗庵的思想进行了评价，提示了这一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并结合其在明治时期的广泛存在，指出侗庵思想的先驱性。［18］韩淑婷对佐久间象山的思想形成中，朱子学“居敬”“穷理”的学问方法和对“居敬”的突出强调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对象山思想中的“居敬”的具体内容、性格，以及“居敬”对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所具备的意义进行了论证。［19］
  时值明治维新150周年，2018年日本学界对日本朱子学、朱子学者与明治维新、近代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大量讨论。除上述列举的论文中可见的相关讨论之外，横山俊一郎有关泊园书院的研究，也对儒学与近代这一问题做出了深入探讨，提示了泊园出身的政治家、企业家们的“实践伦理”与徂徕学、后期水户学、朱子学的亲和性。［20］
  除上述研究之外，还有面向普通读者的入门书籍问世。［21］同时，日本学界也对朝鲜朱子学进行了整理。［22］同时应看到，从其他角度或学科对朱子学或者相关领域进行的研究也取得相当丰厚的成果。例如，高山大毅从文体论的角度出发，对林鹅峰的问答体作品进行分析，指出鹅峰作品多用问答体的这一特征，由近世前期特有的学问状况孕育而出，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23］从朱子学出发对日本思想史进行分析的作品可见岛田英明的大作《历史与永远——江户后期的思想水脉》。该著作虽不能完全归类为日本朱子学研究，但该书以徂徕学的高扬为起点，对徂徕以后至幕末的日本思想界做了全面立体的把握。书中对宽政正学派（柴野栗山等）、赖山阳等知识分子的行动，以及他们对所处时代的思考做了鲜明的刻画，并阐明了他们与明治时期内村鉴三等人在思想上的关联。［24］水户学、经济史学研究专家吉田俊纯关于经世思想的研究，也对朱王折中的熊泽蕃山的经世论等问题做了详细论述。［25］
  以上是笔者对2018年日本朱子学研究成果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