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元皇庆二年（1313年），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被确立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指定书目。与此同时，朱熹的道统地位也得到不断巩固，众多儒家学者都把朱熹作为道统传人。在这种情况下，元代学者在叙述南宋学术史时，就进一步突出了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的地位，而将张栻、吕祖谦等仅仅作为朱熹思想理论体系建构的取资对象。程端礼说：“自朱子集诸儒之成，讲学之方悉有定论。”［55］胡助说：“至宋濂洛诸大儒起，唱鸣道学以续其传。南渡朱张吕三先生继起私淑，其徒相与讲贯，斯道复明，而朱子晚年，又集诸儒之大成。然后圣人之道昭揭日星，诸子百家之言折中归一。”［56］陈栎亦说：“乾淳大儒，朱子第一人，次则南轩，又次则东莱……则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南轩固不杂，东莱远不及矣！”［57］梁寅则认为：“东莱吕氏、南轩张氏亦皆有志于道，而天不假年，独朱子年弥高而德弥劭，是以挺然为一代之宗师。”［58］可见，到此时，在不少学者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朱熹为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大儒中第一人，张栻等而次之，吕祖谦再等而次之；张栻纯粹不杂，但不如朱熹，吕祖谦则远不及朱熹；张栻、吕祖谦虽然有志于道，但天不假年，学术成就有限，只有朱子年高德劭，堪称一代宗师。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许多士人的观念之中，成为他们历史叙事的潜意识。这时，朱熹和张栻已经分属于不同的两个等次，因此从文献上看，人们提及朱熹、张栻的时候，大多是称“朱张”，而鲜有人称“张朱”。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对“朱张会讲”进行了不同的叙述。吴澄对“朱张会讲”在岳麓书院发展史上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说：“当张子无恙时，朱子自闽来潭，留止两月，相与讲论，阐明千古之秘，聚游岳麓，同跻岳顶而后去。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59］但是他对朱、张会讲的过程中二人角色有另外一番叙述：“朱子初焉说太极与南轩不同，后过长沙谒南轩，南轩极言其说之未是。初亦未甚契，既而尽从南轩之说。有诗谢南轩曰：我昔抱冰炭，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要妙难名论。及南轩死，有文祭之曰：始参差以毕序，卒烂熳而同流。是晦庵太极之说尽得之于南轩，其言若合符节。”［60］按照这一叙述，则朱熹太极之说乃“尽从南轩之说”“尽得之于南轩”，这就与朱子门人后学所说的朱熹说服张栻，张栻“幡然从之”的叙述截然相反了。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元代朱熹的地位不断上升，以朱熹为核心的道统意识渗透到士人的观念之中，但仍有学者试图摆脱这种观念的影响，从不同的立场对“朱张会讲”加以叙述。
  到明代，朱熹的集大成地位进一步强化，张拭、吕祖谦与朱熹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杨廉认为朱熹的集大成在于能将“象山之尊德性，南轩之辨义利，东莱之矫气质固有以兼之……谓之集周、程、张、邵之大成，殆非过也，盖吾朱子自孔子以来一人而已。”［61］章懋甚至以反诘的语气强调张栻、吕祖谦的学术地位和贡献不能与朱熹相提并论：“南渡之后有朱、张、吕三先生焉……则张、吕又安可班于朱子耶！由是观之，其得斯道之传者，醇乎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62］李东阳也认为，张栻之学要逊朱熹一筹：“晦翁之学，因有大于彼（张栻），然亦资而有之……由南轩以企晦翁，又等而上之，以希所谓古之人者……吾于吾士大夫望之矣。”［63］
  对朱张关系的这一定位，也决定了明清学者对“朱张会讲”的叙述方式。黄衷在《岳麓书院祠祀记》中谈到“朱张会讲”说：“朱张不远千里讲道湘西，论中庸之义，尝越三昼夜而不合，然卒定于朱子。”64］在他看来，认为“朱张会讲”定论于朱熹。黄宗羲也认为张栻得到朱熹的帮助之后，方能“裁之归于平正”［65］。清代的杭世骏则说：“张南轩、吕东莱，取资于朱子者也，黄勉斋、陈北溪、陈克斋受学于朱子，真西山、熊勿轩、吴朝宗私淑于朱子者也。”［66］他强调的是张栻、吕祖谦“取资”于朱熹，并且把朱子置于当时众多学者学术活动所围绕的核心。
  可以看出，明清学者关于朱、张关系和朱、张会讲的叙述，实际上只是宋元时期朱子门人后学相关话语的延续和进一步确立。张栻只是以朱熹为中心的道统叙述的一个配角，一种烘托。“朱张会讲”中，朱熹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张栻是被说服、被矫正的对象。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尊崇朱熹的氛围非常浓厚、朱熹在道统中的地位远超南宋诸儒之上的时候，个别学者对朱张关系的定位仍然有与众不同之处，把朱、张一同视为道统正传：“朱、张二子得孔孟道学之正传，求孔孟之道当自二子始。苟循其言而践其实，谨于心术之微，达于彝伦日用之常，俾无不尽其道焉，则士习正矣。及出为世用，推之以开物成务、致君泽民，将无不可。”［67］这一说法将朱、张相提并论，在当时情况下无疑是对张栻地位的充分肯定。
  还有学者对“朱张会讲”也有不同于“卒定于朱子”的说法，认为二人商讨论辩，虽两心相契，但关于“未发”看法一直有差异：“以此观之，则二先生昭聚讲论而深相契者大略可见，而未发之旨盖终有未合也。”［68］也就是说，“朱张会讲”并非朱熹对张栻观点的覆盖和张栻对朱熹观点的全盘接受，而是交流论辩过程中的求同存异，有同有异。在当时，能够对“朱张会讲”进行如此清醒理性的叙述，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