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对于朱熹解读孔子所言“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而提出的“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后来的王夫之多有批评。他说：“吾之与学者相接也，唯因吾不容自己之心而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而安能已于吾心哉！始来学者，执束修以见，则已有志于学，而愿受教于吾矣。吾则因其所可知而示之知焉，因其所可行而示之行焉，其未能知而引之以知焉，其未能行而勉之以行焉，未尝无有以诲之也。益教者之道固然，而吾不容有倦也。神而明之，下学而上达，存乎其人而已矣。”［34］王夫之认为，教者在于教，而不能不教，这是教者之道，而且不能仅仅停留于“心”。显然，这是针对朱熹所谓“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言。
  诚然，就一般道理而言，朱熹讲“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王夫之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二者是一致的。就具体而言，对于执束修以见的来学者，朱熹讲“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王夫之讲“未尝无有以诲之”，二者也有一致之处。但是，对于没有执束修以见，且不知是否来求学者，朱熹讲“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王夫之讲“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不能只停留于“吾心”。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无论是执束修以见的来学者，还是没有执束修以见的非来学者，都必须是“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显然，王夫之对于儒学之道的理解，与朱熹是有一定差异的。
  程树德《论语集释》引述了历史上各种关于“束修”的解读，也包括清代毛奇龄《四书剩言》、刘宝楠《论语正义》、黄式三《论语后案》的观点，但并没有就“束修”是什么，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只是引述《四书诠义》所言：“大道为公，夫子岂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而不知来学，则圣人亦不能强也。自行束修以上，未尝无诲焉，公之至也。”［35］显然，这一引述大致依据朱熹的解读而来。所谓“大道为公，夫子岂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讲孔子无不欲尽天下人而诲之，这与朱熹讲“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是一致的；所谓“不知来学，则圣人亦不能强也”，正是依据朱熹所言“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
  朱熹生活的宋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36］宋代理学追求自我，追求成圣，自我意识日益强大，人们需要更多的相互尊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朱熹重视人与人之间因气禀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尊重他人自己的选择，讲“不知来学，
  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这与当时人们强调自我意识，可能有很大的关系。王夫之所在的明末清初，人们的自我意识日渐弱化，启蒙开始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题。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王夫之强调“道无可吝，教无不可施”不能只停留于“吾心”，也可见得其合理之处。换言之，儒家在不同文化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体现出内部的差异性。
  但是，对于儒学来说，其根本宗旨是不变的。先秦儒家讲“仁者爱人”，讲“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不变的基本原则。当然，仅仅停留于这些基本原则是不够的。正是从这些基本原则出发，朱熹既讲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性，又要求尊重个体间的差异，在对孔子所谓“束修”的诠释中，既提出“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的基本原则，又阐发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的具体待人之道。相对于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朱熹不仅讲“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而且还讲“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这不仅在对“束修”的诠释上超越了以往的诠释，而且对于理解儒家的待人之道也颇有新意，同时对于今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需要相互尊重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相比之下，现代各种解读，大都不是接朱熹而来，也不同于王夫之，而显得较为肤浅。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依据汉唐诸儒的一家之言，把“束修”只是理解为“束修”之礼，不能从形而上的层面，理解为“束修”之理，很容易被误解为孔子教人，需要收礼，需要获得报酬，而不是出于“仁”之理；李泽厚《论语今读》讲“凡十五岁以上，我没有不收教的”，则从年龄的角度把“束修”理解为“十五岁以上”，似乎能够克服孔子教人需要收礼、“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误解，体现一种平等的义务教育，但这样的解读，似乎还缺乏必要的文本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