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孔子强调要“自行束修以上”。如果把“束修”解读为“干肉”，很容易使今天的人们联想到孔子是把“束修”当作教人的报酬。问题是，孔子肯定不是为了获得“束修”而教人；在一定意义上看，“自行束修以上”只是“礼”，所以孔安国解读为“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汉唐儒家把“束修”解说为或干肉之类的“贽见薄物”，或“束带修饰”，都是从“礼”的层面进行解读。朱熹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修是至不直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真宗时，讲筵说至此，云：‘圣人教人也要钱。’”［29］在朱熹看来，“礼”和“钱”是不能混淆的，而有些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所以才有“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说法。由此亦可推想，李泽厚《论语今读》从年龄的角度把“束修”理解为“十五岁以上”，并且能够得到一些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是担心如果把“束修”解读“干肉”，会与教人之报酬混为一谈，而导致所谓“圣人教人也要钱”的说法，并与孔子讲“有教无类”以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相冲突。
  朱熹《论语集注》注孔子所谓“束修”，包含了从“礼”的层面进行解读，认为“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但是，在朱熹看来，孔子所谓“自行束修以上”，不止于“礼”，又超出了“礼”的层面，而是在落实“推己及人”之恕道，也就是说，通过“自行束修以上”便能够知得来学者，而最重要的是知得来学者的诚意，由此才能有往教之礼。
  朱熹对于孔子所谓“束修”的解读，重视谢良佐、杨时等人的说法。他的《论孟精义》引谢良佐所说：“束修不必用于见师，古人相见之礼皆然。言及我门者苟以是心至，未尝不教之。”又引杨时所说：“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故不倦也。”［30］也就说，“束修”不只是“礼”，而是“心”，是来学者的诚意之心。朱熹的理解与此完全一致。为此，朱熹还说：“诸说无他异。”［31］
  朱熹《论语集注》注孔子所谓“自行束修以上”之后，接着又注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指出：“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物之有四隅者，举一可知其三。反者，还以相证之义。复，再告也。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因并记此，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愤悱，诚意之见于色辞者也。待其诚至而后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复告尔。’又曰：‘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能坚固；待其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32］朱熹还说：“愤悱，便是诚意到；不愤悱，便是诚不到。”［33］在朱熹看来，老师教学生，要根据学生是否有诚意而施教，这与朱熹注“束修”所表达的根据来学者是否有诚意而决定是否行往教之礼，是一致的。
  由此看来，对于孔子所谓“束修”，既可以从“礼”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礼，也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的层面诠释为“束修”之理，把“束修”诠释为“心”，以表达为心意。
  同时，由于“束修”的目的在于教学，“束修”之礼和“束修”之理对于教学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束修”之礼，作为“礼”，相对于教学而言，是外在的。教者为“束修”而教，学者为“束修”而学，“束修”与教学二分，不能真正落实儒家“为仁由己”的“为己之学”。与此不同，“束修”之理，作为“理”，即为心之诚意，相对于教学而言，是内在的。诚意不仅是教学的内在根本，也是为人之根本，所以，“束修”之理所包含的诚意，与教学互为一体。
  因此，朱熹把孔子所谓“束修”解说为“修，脯也。十艇为束”，虽然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超越前人，但是，朱熹从“理”的层面把“束修”诠释为“束修”之理，诠释为“心”，超越了以往只是从“礼”的层面把“束修”诠释为“束修”之礼。而且，这种对于“束修”的形而上学的诠释，也是后来学者未能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