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继孔安国注《论语》“自行束修以上”之后，皇侃之疏明确讲“束修，十束脯”，“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后来，孔颖达讲“束修，十脡脯也”，北宋邢昺也疏曰：“束修，礼之薄者。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而来学者，则吾未曾不诲焉，皆教诲之也……‘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者，按：《书传》言束修者多矣，皆谓十脡脯也。”［18］此外，北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在论及“束帛、束修之制”时说：“若束修则十挺之脯，其实一束也；若束帛则卷其帛，屈为二端，五疋遂见十端，表王者屈折于隐沦之道也。”［19］可见，在皇侃讲“束修，十束脯”之后，较多学者认为“束修”为十脡脯，其实只是一束。在数量上有了变化。
  南宋朱熹撰《论语集注》，注“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曰：“修，脯也。十脡为束。古者相见，必执贽以为礼，束修其至薄者。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20显然，朱熹所作的注释，就“束修”而言，与皇侃有一定的相像性。如前所述，在皇侃那里，“束修，十束脯也”，“古者相见，必执物为贽”，“束修最是贽之至轻者也”，而在朱熹《论语集注》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只是皇侃讲“束修，十束脯”，朱熹讲“修，脯也。十脡为束”，与孔颖达、邢昺等相同。朱熹还说：“古人空手硬不相见。束修是至不直钱底，羔雁是较直钱底。”［21］这里所谓“羔雁是较直钱底”，即皇侃所说“中则卿羔、大夫雁”。
  其实，朱熹不仅把《论语》“自行束修以上”的“束修”解读为“修，脯也。十脡为束”，而且还在《仪礼经传通解》中，也同孔颖达《礼记正义》那样讲“束修，十脡脯也”［22］。杨伯峻《论语译注》把“束修”注释为“十条干肉”，在数量上等同于皇侃所谓“束修，十束脯”。
  平心而论，朱熹对于《论语》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解读，从字面上看，并没有超过皇侃、孔颖达、邢昺。那么，朱熹的解读，其新意又何在？
  以朱熹为首的宋代理学家，其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实际上并不只是停留于字面上，其重点更在于探讨这些字面含义背后的所以然之理，因此，要在弄清楚孔子所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的字面含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孔子为什么要这么说，即其中所蕴含的微言大义。这就是朱熹所谓：“盖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但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
  在朱熹看来，之所以要“自行束修以上”，是因为如果没有“束修”，那么就“不知来学”，“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与此相反，“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也”。按照朱熹这一解读，孔子之所以要求“自行束修以上”，其目的只是在于表明来学之诚意，并能够据此而有往教之礼；而之所以“未尝无诲”，是因为“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
  在《论语》中，孔子讲“仁”，“仁者爱人”；而在《论语集注》中，朱熹则不仅讲“仁”，而且讲“仁者之心”“仁之体”。朱熹注《论语》“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曰：“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23］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指自己欲立达，由此而想到他人也欲立达，这是“以己及人”，是仁者之心、仁之本体。至于仁者为什么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朱熹引程颢所说：“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已。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24］也就是说，因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能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就是朱熹注“束修”所说“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圣人之于人，无不欲其入于善”，由此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能够“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做到“诲人不倦”。
  孔子不仅讲“仁”，而且讲“恕”；而朱熹则不仅讲“以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还讲“推己及人”，并讨论“仁”“恕”之别。朱熹注《论语》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指出：“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并引述程颢所言“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25］。认为孔子所谓“恕”，即“推己及人”。据《论语》所载，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对此，朱熹注曰：“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子以为非子贡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及矣。’愚谓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所以为仁恕之别。”［26朱熹认为“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于人”，为“仁”，而“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为“恕”；“仁”为“不待勉强”“自然而然”，“恕”为“推己及人”。
  朱熹不仅讲“仁”“恕”之别，而且特别强调“推己及人”为“仁之方”。朱熹《论语集注》在注“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的同时，又注“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曰：“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27］认为“能近取譬”，从自己所欲而推知他人所欲，推己及人，是仁之方。据《论语》所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此，朱熹注曰：“推己及物，其施不穷，故可以终身行之。”［28］认为孔子所谓“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己及人”，可以终身行之。这也就是朱熹注《论语》“束修”所谓“不知来学，则无往教之礼，故苟以礼来，则无不有以教之”。因而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强调要“自行束修以上”，也就是说，若能够“自行束修以上”，以礼而来，那么就能知得来学，因而才有“往教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