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道统”不仅要有传道的经典文献、人物谱系，而且特别关键的是要有“道”的核心思想。唐中叶韩愈在面临佛教、道教的盛行而作《原道》时，特别强调儒家之道的核心思想是“仁义”。到了宋代，无论是面对儒学外部的不同思想信仰，还是儒学内部的不同学术流派，这是努力重建新儒学的士大夫必须解答的问题。
  程朱确立“四书”的新经典体系，就是认同“四书”体系里儒家之道的核心价值观。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对“四书”体系中每一本书的基本宗旨与核心思想做了论述。早期儒家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共同思想特点，就是在继承三代礼乐文明的基础上，做出一系列创造性的思想提升和理论建构，其思想成果体现为三个重要的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
  三代先王留给儒家学者的文化遗产就是礼乐文明，这包括一整套宗教化的政治制度、社会准则、思想观念，早期儒家继承和改造了这一套礼仪规范，并且对这一套礼仪规范做出理性化的思想诠释和价值提升，创造出了“以礼归仁”“以礼制中”“以礼为教”的思想，形成了以仁义、中庸、教化为儒家之道的核心思想。所谓“以礼归仁”，就是将“礼”的外在规范制度提升为“仁”的内在情感情操，以“仁”的道德情操、道德理想去衡量、评价“礼”的规范制度。所谓“以礼制中”，也是将“礼”的外在规范制度提升为“中”的普遍性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式，以“中”的价值原则和思维方式衡量、评价“礼”的规范制度和治理方法。所谓“以礼为教”，就是通过道德教化，将“礼”的强制规范制度化解为个体道德自觉与社会优良风俗，以“教”的道德自觉与优良风俗完成“礼”的规范秩序和国家治理。
  所以，宋儒所确立的“四书”学，其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他们选择、结集、诠释“四书”的目的，就是传承、弘扬、发展仁义、中庸、教化的价值体系。“四书”的每一本书既有对某一价值理念的特别关注与论述，又有对仁义、中庸、教化的价值体系的整体追求。
  《论语》准确而全面地记载了孔子的思想和言行。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通过对三代礼乐的先王之道的深刻思考，推动了“礼—仁”“礼—中”“礼—教”的思想体系的建立，从而确立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义、中庸、教化。这些核心思想也就是道统的思想理念和核心价值。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对仁道、中庸、教化均有全面而深入的论述，所以，孔子是早期儒家仁、中、教的价值体系的奠基人。但是，如何深化、展开儒家仁、中、教的思想理念和核心价值？孔门诸弟子各有自己不同的发展方向和思想创造。唐宋以来的儒家士大夫特别重视《大学》《中庸》《孟子》，恰恰在于这些早期儒家文献对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中、教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创新。
  《孟子》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仁义。从唐中叶韩愈的《原道》开始，就将孟子推举为孔子道统的继承者，后世始有“孔孟之道”的说法。而且，韩愈《原道》的观点十分明确，他们传承的道统内容就是“仁义”。宋儒继承了这一观点，朱熹在《孟子说序》中引证了韩愈《原道》以“仁义”为儒家道统核心思想的观点。同时，朱熹又引证程子的观点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27］由此可见，从韩愈到二程、朱熹，均认可一个相通的观点，就是孔子与孟子传递的道统内容就是“仁”和“仁义”。但是，宋儒也发展了这一观点，韩愈仅仅是肯定孔孟之道的内容是仁义，而程朱认为孟子“有大功于世”，不仅包括性善、恻隐等心性论，还包括养气、存心等修身工夫论，这恰恰是孟子对孔子仁学思想的拓展，也是宋儒需要进一步诠释和发展的思想。孟子拓展了孔子的仁学，孟子以人的道德情感为经验基础，通过性善、恻隐等心性论思想，从人的内在的、情感的方面确立了儒家关于仁的核心价值；孟子又以义理之天为超验依据，将仁义与超越性的天道结合起来。另外，孟子还关注君子仁人如何自我修养，故而提出养气、存心等实践仁义的修身工夫论。程朱确立了孟子的道统地位，就是希望以孟子的仁学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仁学的不同思想维度。朱熹在《孟子说序》中重点引证道学宗师二程、杨时对《孟子》一书的见解，因为朱熹就是继承了二程、杨时关于《孟子》一书的核心价值及其对仁学的理论化、实践化的拓展。
  《中庸》能够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中庸”。《中庸》是由子学、传记之学的文献提升为宋代核心经典的，这样一部原本是普通诸子学文献的书，如何能够在唐宋以来上升为核心经典？其中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这一本书集中讨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即中道；其二，这一本书对中道做了多维度的探讨，有利于中庸之道的哲学提升。可见，《中庸》潜在的思想文化价值决定了后来的地位提升。朱熹的《中庸章句序》，是他关于道统论的最重要的文献，也是研究宋儒道统论必引的论著。这一篇文章通篇论述道统问题，将“中”认定为上古以来圣圣相传的道统内容，从而确立了中道在儒家道统授受过程中的特别价值。在《中庸章句序》中，朱熹说：“盖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几也。”［28］在这里，朱熹明确提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乃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亦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一脉相承的道统的精神核心。“中”作为一种核心价值和思维方式，有两个思想来源。一个是近的思想来源，“中”是西周“礼”的价值提升和哲学提升；一个是远的思想渊源，“中”是全面涉及传统中国的社会生活、科学技术、宗教信仰、艺术创造、思维方式的价值提升和哲学提升。而儒家思想，恰恰是既继承了西周礼乐文明的传统，也继承了华夏中道思想文化的传统。所以，儒家将以“中道”为核心的道统追溯到三代时期，就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想象，而是有着久远文化渊源。在儒家的“六经”及诸子、传记中，“中道”思想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朱熹为弘扬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中道”思想，将其作为儒家道统的内容。特别是提升了《中庸》的核心价值，将儒家中道与心性、天理统一起来。
  《大学》能够成为儒家道统典籍的核心价值是“教”。《大学》也是由子学、传记之学的文献提升为宋代核心经典的，它之所以能够上升为核心经典的原因在于它强调了“君师”合一、“教治”合一的儒家崇教传统，彰显了儒家核心价值理念的“教”。在《大学章句序》中，朱熹强调《大学》之教其实就是体现了三代时期“教治”合一的思想传统，这也是儒家推崇的道统。但是，这一种将德性教化与政治治理合一的思想传统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体现。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首先就提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29］这一个“教人之法”的《大学》之教，源于“君师”合一、“教治”合一的儒家道统。从上古的伏羲、神农、黄帝到尧、舜等道统脉络的人物，其实均是“继天立极”的“君师”。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孔子虽然无“君师”之位，但是继承先王道统而推行“先王之法”，故而有《大学》经一章留下来。然后通过曾子之传，而将此先王之道传递下来。《大学》只是古代先王的“教人之法”，其教人的内容其实就是《论语》《孟子》《中庸》的相关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的核心价值。所以，《论语》《孟子》《中庸》倡导的价值理念其实均可以纳入《大学》的大框架之中。《大学》是朱熹列入“四书”之首的经典，其理由他曾多次强调：“是以是书（指《大学》）之规模虽大，然其首尾该备，而纲领可寻，节目分明，而工夫有序，无非切于学者之日用。”［30］《大学》所以被列为“四书”之首是因为它提出了为学（也是为教）工夫的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其称为“教人之法”“教人之术”“修己治人之方”。至于《论语》《中庸》《孟子》等经典所列的教化论，均可分别纳入这个体系之中，朱熹明确说：“《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31］《大学》作为儒家为学纲目，将“修己治人之方”统统纳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