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考察儒学历史，道统思想总是与载道的经典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要真正实现道统论的重建，就必须把新的道统论与经典体系的诠释与建构结合起来。从中唐韩愈重提道统论，到宋初儒家学者倡导不同的道统谱系，道统问题成为宋初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从中唐到宋初，他们的道统谱系没有与相应的经典体系结合起来，其道统论就显得没有学术根基。
  朱熹道统论的最大特点，是将儒家道统人物谱系与新经典体系的诠释与建构统一起来。朱熹一生用力最多的是“四书”学研究。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说：“熹于《论》《孟》《大学》《中庸》，一生用功。”1朱熹一生如此用功于“四书”，确实是因为他认为“五经”记载的先圣道统是由“四书”传承下来的，而他以及理学家群体通过注解“四书”就是传承孔孟道统。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几篇重要序言中，将道统论与新经典体系即他集注的“四书”联系起来。
  儒学文献分为经典、诸子与传记的不同类型，在儒学史上，“经”“传”“子”的区分既是十分明确的，但又是可以转换的。为了推动儒学发展和思想更新，一些由儒家的“子学”著作，可以转变为“六经”的“传”与“记”，“传”与“记”又可能转变为独立“经典”。儒家“经”“传”“子”的文献转换，往往根据的是儒学学术史、思想史演变的需求。为了推动儒学史的发展，汉儒确立和尊崇“五经”体系，同时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子学著作先后提升为传记著作；同样为了儒学史的发展，朱熹将汉代作为传记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提升为独立经典。但是，这不仅仅是文献形式的变换，中间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史变化：前轴心文明的先王政典的地位在下降，而轴心时期儒家诸子的著作与思想，越来越居于儒家文献与儒家思想体系的主导地位。
  《中庸》《大学》作为先秦儒家的子学著作，已经在汉代编入《礼记》，尽管以后《礼记》也逐渐由传记之学演变为《礼》经，但唐以前《中庸》《大学》均不是独立经典，其思想的内涵、意义与“四书”学区别很大。宋儒开始了重建经典的行动，是由于儒家道统授受脉络，必须通过“载道之文”的经典体系才能够确立；反过来说，要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子学著作提升为独立经典，需要一个儒家道统脉络的依据。于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四书”，开始由儒家子学和“五经”传记，逐渐演变、发展为独立经典，并组合成为一个新的“四书”学经典体系。
  朱熹要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确立为经典体系，必须确立这四部书是如何承接三代先王之道的。朱熹在“四书”的序说中，说明每一部书在传承三代先王之道的道统论意义。
  孔子是儒学的创建者，他是“六经”的整理者，也是先王之道的自觉传承者，他的道统地位是儒家的基本共识。《论语》是孔门弟子记载孔子讲学的记录，是关于孔子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所以，我们在《论语集注》书前的《论语序说》《读论语孟子法》中可以看到，朱熹并没有对《论语》这一部书做更多道统论的说明，而主要将道统的代表经典，放到其他三部著作的阐述上。朱熹在《论语序说》《读论语孟子法》中，主要是通过引述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的论述、二程对《论语》的看法，进一步说明《论语》在传承道统上的重要性。朱熹在《读论语孟子法》引述程子的说法：“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句句而求之，昼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21这是二程、朱熹的一个重要主张，即《论语》《孟子》是儒家经典之本，这与汉儒以“六经”为儒家经典之本、《论语》只是所谓“小经”有很大区别。他们特别强调了《论语》的重要地位，甚至可以代替“六经”，这就更加强化了《论语》的道统论意义。另外，在《语孟精义序》中，朱熹即称是书“明圣传之统，成众说之长，折流俗之谬，则窃亦妄意其庶几焉”［3］，也是进一步说明《论语》一书在道统史上的重要性。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对这一篇文献的道统价值，做了不一般的处理和论证。《大学章句序》，对《大学》文献在道统谱系上的地位，做了特别的强调。一方面，朱熹强调治、教合一在道统史上的意义，他肯定从伏羲、神农、黄帝到尧、舜等先王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君师”一体、“教治”合一，这体现出“继天立极”的道脉传承，儒家学说就是继承了上古圣王“教治”合一的传统，朱熹强调“《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4］，就是强调《大学》是记载三代“教治”合一的传道之文。另一方面，朱熹强调《大学》一书是孔子传道曾子的重要典籍，他说：“及周之衰，圣贤之君不作，学校之政不休，教化陵夷，风俗颓败，时则有若孔子之圣，而不得君师之位以行其政教，于是独取先王之法，诵而传之，以诏后世。……而曾氏之传独得其宗，于是作为传义，以发其意。”［51朱熹引用程子的说法，认为“《大学》，孔氏之遗书”［6］，故而他将《大学》分成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叙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7］。所以，朱熹从上述两个方面，充分肯定这一部“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的书，既保留了远古以来“君师”一体、“教治”合一的圣王之道，又是体现孔子、曾子二人传道精神的重要文献。
  《中庸》也是《礼记》中的一篇，朱熹对这一篇文献的道统价值，同样做了不一般的论证。在儒家典籍中，一直就有尧、舜、禹在传位的同时也传道的记载。《论语·尧曰》有尧帝语于舜帝之言：“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尚书·大禹谟》也载有“允执其中”。以中道作为儒家道统授受的思想核心，是儒家一贯的思想传统，也是《中庸》这一部著作的核心思想。朱熹通过《中庸章句序》以系统阐述儒家道统思想。一方面，朱熹强调“中道”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肯定道统史上中庸之道是一脉相承，即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8］；另一方面，则是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在“不得其位”的情况下承接了中庸之道统，“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而有贤于尧、舜”。孔子是“继往圣、开来学”的重要道统人物，再经过颜子、曾子之传，道统传到了子思，“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诏后之学者”［9］。由此可见，《中庸》一书在道统史上十分重要，它是代表尧、舜、禹、汤、文、武等圣王的“允执其中”道统之传，又是体现孔子、颜子、曾子、子思传承道统的文本。而且，《中庸》一书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二章至第十一章是“子思引夫子之言”［10］，其余各章则是“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11］。因此，朱熹也是从两个方面，肯定《中庸》一书是“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12］的书，是记载孔子、子思传道的重要文献，在道统谱系上的重要地位。
  《孟子》原来是子学著作，但是唐宋以来，越来越多的儒家学者认为孟子继承了孔子之道，所以，《孟子》一书就成为道统谱系上的重要文献，继而上升为经典。像《论语序说》一样，朱熹在《孟子序说》中，也是通过引述司马迁《史记·孟子列传》对孟子的评价，以及韩愈对《孟子》的看法，说明《孟子》在传承道统上的重要性。譬如，朱熹引司马迁《史记·孟子列传》所说，孟子“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3］。朱熹还引韩愈的评价：“自孔子没，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14］在《孟子序说》中，朱熹摘录韩愈有关儒家道统传授谱系的论述，突出了《孟子》的道统意义。《孟子》终篇《尽心下》末章载有孟子的一段感慨，历数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间隔均为五百余年，他们或见而知之，或闻而知之，但是却不断有后圣继起，他显然是关注孔子之后能否有继之者的重要现实问题。朱熹《孟子集注》即从道统论的立场出发做了解说，他说：“此言虽若不敢自谓已得其传，而忧后世遂失其传，然乃所以自见其有不得辞者，而又以见夫天理民彝不可泯灭，百世之下，必将有神会而心得之者耳。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而终之以此，所以明其传之有在，而又以俟后圣于无穷也，其指深哉！”［15］
  朱熹因孟子而发的“故于篇终，历序群圣之统”的感慨，显然是对孟子千年之后的道统，是否有继之者的现实问题的追问。而他本人之所以会以毕生精力从事“四书”学的诠释与建构，就是传承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以来的道统。事实上，朱熹对孔子以来的士人传道经典重视程度，显然已经超过三代先王传道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