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吉林大学2017年，导师：孙赫男教授）
  《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一生最后五年倾注大量心血的一部礼学巨著，其独创性地将礼学分为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礼和祭礼七个部分，以《仪礼》为骨干，贯通三礼、广引经史子集，对前人注疏或照录或节改，间加按语以考释，代表了朱熹礼学的最终成就，被誉为“礼书之大全，千古之盛典”，是研究朱熹晚年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论文首先将朱熹纂修《仪礼经传通解》放在其一生的礼学实践中来看待，促成其晚年倾心编撰《通解》的动因应该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朱熹早年进行的“以礼化俗”的礼学实践；第二，朱熹中年在参与政治活动中的议祧庙、嫡孙承重讨论等经历；第三，其晚年受到政敌攻击“伪学盗名”。受以上三方面因素的促进，加之“庆元党禁”后朱熹赋闲，在庆元以后他开始全力纂修此书。《仪礼经传通解》的三十多位参编者都是朱子的心腹弟子或好友，朱熹通过编撰该书带出了一支“队伍”，这些人在朱熹殁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了“考亭后学”的核心，对扩大朱子学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朱熹生前编撰此书时正值“庆元党禁”，朱子非常担心书稿被政敌构陷销毁，在其易箦前特别叮咛黄榦继续完成。不久之后因党禁渐弛，嘉定年间由南康道院分两次将全书刊行，书版直到明初尚存，且有零星刊印。但明中期经过补修的板片比例已占到的七八成，这种嘉定刊宋元明递修本《通解》今天尚有完整的两部存世，分别藏于东京大学和北京、台北。到明正德年间，《通解》第一次被部分翻刻（仅有经文而无注文），约同时朝鲜用铜活字进行了全文翻印。到清初康熙年间，吕留良的宝诰堂翻刻了全部《通解》，乾隆年间梁万方修订了全本《通解》并在聚锦堂重刊，到清末光绪年间另有数种印本。
  关于《通解》的特色，从三礼学史的视角看其特尊《仪礼》，振起唐初以来不绝如缕的《仪礼》之学；从解经学的视角看，《通解》对经、注、疏、按四者灵活搭配组合，不拘常例；从政治制度的视角看，《通解》有打通礼制与礼经之间的界限的倾向，略有以古化俗、为后王法的意味；在朱子学内部，此书却透出明显的理想主义倾向，与可以施行的《乡约》《家礼》判若两途，与朱子早年的学风也不尽相同。当进一步深入到《仪礼经传通解》的解经学内部后，就会发现清代考据学者使用的几乎所有方法在其中都可以找到，文中举了大量的例证。细分言之，约有十目：（1）贯通经意，申补注疏；（2）攻疏之误，摘其瑕谬；（3）纠注失当，为其诤友；（4）注疏皆舍，另发新解；（5）发凡起例，揭橥互见；（6）表彰近贤，取长补短；（7）阙而存疑，以俟后贤；（8）校雠异本，修润经传；（9）训释文字，参用己意；（10）黄榦继业，不坠师风。
  入清以来，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扬其流，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以击其波，汉、宋两家几不可两立。至陈澧、曾国藩诸家又开始调停汉宋，特别强调朱子之考据学，提出朱子晚年曾有“考据学转向”，此后几乎所有的调和论者都注意到了朱熹晚年以《通解》贯通义理考据的做法。严格意义上讲，将“礼”作为朱熹晚年的学术归宿提出“礼融汉宋”，其实并不是“汉宋之争”发生后，持“调和汉宋”论者的调停之言，而是朱子及其后学一直以来坚持的学术立场，直至清初的江永、秦蕙田无不持此意见。我们将清代的礼学论著与朱子礼学进行比较，就会清楚地发现清代的礼学大师都关注《通解》的考礼文字，也就是说清儒与朱子的考礼在方法上一致、性质上接近、事实上继承，二者之间的承递关系显著，也表明了清代的考据学者对朱熹晚年考据成绩的认可。
  《通解》贯通三礼的宏大视野极大地启示了清代的三礼学者，有清一代出现了百卷上下的通礼著作多部，无不深受《通解》的启发。甚至其影响还不仅于中国，对朝鲜半岛和日本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通解》的优点很多，同样也曾受后儒的一些批评，概括有三：（1）割裂经文，信从杂书；（2）分类勉强，体例稍杂；（3）考据不密，间有疏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