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
  朱子《资治通鉴纲目》历来被学界视为传统史学义理转向过程中的圭臬之作，影响深远。现有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其体例与思想的阐发，而忽略了其典范地位的建构性质。换言之，印刷、阅读等文本的传播、接受过程，不是单纯的知识消费，也是一种再生产和建构的过程。南宋时，《纲目》刊布后，其定位尚处于游移状态。一方面，《纲目》被纳入“通鉴学”体系，以羽翼《通鉴》而存在。这种形象的塑造，并没有触动时人观念中《通鉴》因中兴编年而尊享仅次于《春秋》的地位。另一方面，《纲目》又被认为回归《春秋》劝惩之法，几与《春秋》争辉。此类认知建构，已隐然有《纲目》取代《通鉴》原有地位之势。这两种并存的认知，经历宋末元初正统论的讨论，被进一步选择，其中《纲目》归于“通鉴学”的认知逐渐被过滤。史学系谱内的秩序也得到一次较大的变动。《通鉴》被视为“鲁国旧史”，《纲目》则贵为拟《春秋》的“史中经”，此后仿从、阐释《纲目》，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