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过去一年，美国有不少涉及朱子学的研究。本报告将按专著、论文、会议论文以及学位论文的排序对有关成果逐一介绍。
  一、专著
  刘纪璐教授（JeeLoo Liu）于2017年出版了其新著《新儒家：形而上学、精神与道德性》（Neo-Confucianism:Metaphysics,Mindand Morality）。[1]该书集中分析了数位新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全书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新儒家形而上学的思想，共收入四篇论文。第一章讨论了周敦颐“无极”和“太极”的概念，以及其“无极”的思想与以前“无”的思想的关系。第二章分析张载的气论，指出张氏把“气”引入其形而上学和道德学说之中。第三章主要考察二程与朱熹的形而上学。作者讨论了在他们的哲学体系当中，自然是否偶尔生成，抑或其中存在着一个法则？通过将他们的形而上世界观注释为规范的现实（normative reality），作者指出三人都将天理视为一个具有等级性的法则，其中总体的法则主宰着个别的事物。第四章则将焦点放在王夫之如何发展气论。她认为王夫之是新儒家气论与天理的集大成者。在其理论当中，自然世界与人类的世界是浑然为一的，两者都被气与天理所支配。
  该书的第二部分讨论了新儒家学者的道德思想及人性，以及各人的分歧。第五章首先考察了朱熹的人性论。作者指出于朱熹而言天理或太极是世间最高的法则或标准，而它们是内在于人性之中的，道德准则也是以天理为依归。第六章则讨论了陆象山和王阳明的道德观。作者指出两人均有别于程朱学派，认为天理存在于人的思维当中，或将人的思维看成是天理本身。第七章则分析了王夫之有关人性的论述，其中气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由于气是变化无常的，故人性也是会随时间而改变的，且受人的感情和欲望等影响。
  该书的第三部分以当代的伦理学和心理学来剖析新儒家学者关于人性与道德的思想。第八章以认知科学和心理学为出发点分析张载的道德哲学，并认为张载主张人的道德是一步步，自发地发展而成的。第九章指出有别于张载，二程认为人的道德于不同处境之中都是相同的。而他们的教育便是要培养人们这种道德感。第十章探讨朱熹有关如何成圣的思想。她以道德认知论为视角，讨论了朱熹如何鼓励人透过对个别事物、人性的理解去掌握天理。第十章把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视为一种“较高级的感知”（higher-order perception）。以道德反思论（moral reflflexivism）为基础，她认为王氏的良知说是指人具有自我管束与纠正的能力。第十二章分析了王夫之的社会伦理学。根据她的描述，王氏并不认为道德可与社会割裂。社会对人的道德成长有一定影响。
  二、论文
  除专书以外，2017年亦有数篇涉及朱熹的论文出版。首先，田浩教授（HoytCleveland Tillman）在201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学生对当代朱子婚礼的看法》（“Reflflections on Chinese Student Opinions on the Modernized Zhu ConfucianWedding”）的论文。[2]这篇论文收录在《日常生活以外：纪念何尔曼教授六十五岁大寿论文集》（UberdenAlltaghinaus:Festschriftfurthomas O.Hollmannzum 65.Geburtstag）之中。这篇论文可说是数年前他与女儿田梅（Margaret MihTillman）合撰之论文的延续。[3]田浩教授在文中通过分析和比较从中国几所大学的大学生之中所得到的数据，来探讨现代学生对于经朱杰人教授改革后的朱子婚礼的看法。这些大学包括南方的杭州师范大学、北方的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作者在2010年的文章中对后三者已有详细的分析，故此文只概括其中的调查结果以做比较之用）。以下是一些在调查中值得留意的地方：
  （1）性别差异对学生接受有关礼仪与否有重要的作用。例如杭师大的受访女学生较留意仪式的美感，受访男性却不太在意仪式美丽与否，更着重其对家庭的重要性。
  （2）大多数受访者（不论是南方或北方）都不认为经朱杰人教授改良的朱子婚礼的美感足够使人们接受和采用。
  （3）受访者认为仪式当中所朗读的古文会令人却步。
  （4）尽管受访者希望有足够的自由度去安排婚礼，但他们仍希望父母（尤其是男方的家长）提供协助。这在北方尤为明显。据作者所言，多数北方大学的受访者认为婚姻非是单单两个人的事。
  （5）调查显示南北两地学生观点上的一些差异。例如，南方的学生普遍不认为朱杰人改良的朱子婚礼与传统差距很大,可是北方有超过一半的学生则认为他的版本与传统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作者推断这可能反映了北方大学生对 传统的喜爱,而南方学生较重视美感。不过作者也指出,调查仍未能全面反映 相关的地域差距。
  尽管作者在文末强调有关调查有其局限,但他认为,朱杰人教授或其他人 在推广传统婚礼时,有关数据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Eiho Baba亦于《东西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发表 了《“矢口觉”在朱子哲学中作为认知与理解能力:通过“魂”和“魄”所作的 一・个考察》(“Zhijue as Appreciation and Realization in Zhu Xi: An Examination through Hun and Po")一文。"’这篇文章通过“魂”和“魄”这两个概念考察“知觉”在朱子哲学体系中的意思。作者认为,“知觉”是ー个精神物理学上的过程。它拥有一种能对不同环境和各种复杂的关系中的正确行为做出认知性的 评价的能力。作者继而指出,“知觉”并非ー种对既定事实的被动性的感知。相 反,它是ー种能参与对世界进程做出决定(participatory co-determination of the world)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通过对认知和理解能力的训练来获得的。
  又Larson Di Fiori和Henry Rosemont合撰之《论〈论语〉中的仁》 ("Seeking Ren in the Analects")亦引用了朱熹有关“仁”的解释。仁的意思历来均为研究《论语》者关注的课题之一。此文认为在阅读《论语》时,人们不应将孔子视为ー个意图建筑思想体系的哲学家,而应将之视为一位希望教导 学生的老师。因此,我们应以学生如何与孔子讨论仁作为切入点来理解仁这个 概念。文章中段提到朱熹的注释也注意到孔子在论仁这个概念时会因情况而做出改变,而孔门学生在其中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仁并非ー个抽 象而绝对的标准。相反,它是个人与他人相处时的行为准则。
  三、会议论文
  在2017年10月份,美国东方学会西部分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Western Branch)年会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举行。其中有两篇报告讨论了朱熹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的书信来往。第一篇是《朱熹与陈亮书信中的抱膝诗》(ル函 on ''Embracing Knees ‘‘ in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Zhu Xi and Chen Liang),作者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课程的博士生黎江南(Li Jiangnan )。这篇文章议论了朱熹和陈亮在利用书信往来时,陈亮希望朱熹为他写一首抱膝诗的事件。作者认为这起事件反映了两人对诸葛亮态度的转变,和指出朱熹试图与陈亮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考虑到朱熹本身的知名度以及信件在当时流传的程度，作者认为朱熹在这件事情中使陈亮处于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因此，对这起事件的分析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二人辩论的内容，以及将他们思想上的转变与社会因素和其语言使用的方法结合起来一同思考。
  另一篇报告题为《送信的方式及其对文人交流的影响：以朱熹与他人的书信往来为例》（“The Way of Delivering Letters and Its Impact on Communication:ACase Study of the Letters between Zhu Xi and Others”），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任仁仁（Ren Renren）。通过分析约2900封朱熹与其友人所写的信件，他在报告中指出他们主要利用三种途径去送信：通过官方的邮寄系统（附递）；通过专人送信；最后为通过学生或朋友送信。作者指出上述各种送信方式对于文人沟通而言有一定的影响。
  四、学位论文
  2017年美国大学共有两篇博士论文与朱子学研究有关。第一篇是由Courtney R.Fu博士所撰之《文人与“地方”的建构：帝制晚期的泉州文人社团》（“Literat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Local”：The Quanzhou Community ofLearn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6]这篇论文是对泉州所做的一个社会文化史研究。以该地区“清源学派”，即那些学习程朱思想的学者群为切入点，作者考察了该地区的文人精英与当地的关系。这篇论文指出“清源学派”的文人具有双重身份：乡绅与乡官。作为乡官，这些文人试图通过对将该地区的文化水平进行评估来把他们与帝国政府连接起来。当地朱熹的学术谱系以及后来的程朱学者因而成为了“清源学派”推动泉州成为当时学术中心的文化符号。而作为乡绅，“清源学派”的文人并没有因为他们自认为得程朱学术之正统而不曾做出任何改变。事实上，为了保障其福祉与生计，他们会违反政府的禁令而进行海上贸易，并积极推广重商的价值观。可以说，这篇论文是研究朱熹思想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产生影响的一个例子。
  另外一篇有关朱熹的博士论文为张蕴爽博士（Zhang Yunshuang）的《透视的私隐：宋代的书斋与空间》（“Porous Privacy:The Literati Studio and Spatialityin Song China”）。[7]她的论文考察了宋代书斋的空间性问题。她指出书斋一方面提供了私人空间予文人进行文学活动，但另一方面它又对外开放予个别文人，让他们得以在内交流以及成为他们的身份象征。尽管朱熹并非该文主要讨论的对象，它亦介绍了朱熹对于书斋的一些论述。例如在第二章中，她描述了朱熹是如何讨论书斋与读书（道德修养）的关系,以及书斋的环境如何为他带来“至乐”的境界。同时,作者亦引用了不少朱熹所撰之文章、诗词和书信,如《题欧公金石录序真迹》《答许顺之》等。故此,即使这篇论文涉及朱熹的地方不多,但却让我们从另ー个侧面了解朱熹对于外在环境与个人道德修养之间关 系的看法,以及探讨他与同时代文人的关系。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与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