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前言
  程朱学自宋代兴起后，时至今日，可谓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如蔡振丰教授认为：“他（朱子）可谓孔子、孟子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1]陈荣捷教授亦言：“但朱子所予新儒学之新特质与新面貌，此无可否定。其支配于中国、韩国以及日本思想者，达数百年之久。”[2]在宋学的影响下，学人无论接受与否，都要通过朱子学，纵如清代汉学家反对朱子，而其自身体系却也常因朱子而起。然而，在当代朱子学风潮中，对于朱子四书学的研究似未相对地比例性增加，如陈逢源教授：“朱学既盛，诚乃欣喜之事，然而回归于四书学，关注却明显不足。”[3]本文即是对朱子之四书学而予以一番探讨。
  时人多有朱子不同于孔孟原意之论，然朱子学创造性诠释的体系，自又另成一宗[4]，且蔚为大观，影响深远，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5]在中国学术思想的历史长流中，由宋明迄于有清一代，包括宋明理学，或是清代的汉学、实学、朴学、考据学的兴起，可说都与朱子学有关。如清代乾嘉学派的巨子戴震，在其所著《孟子字义疏证》[6]一书，便以批评朱子为首的宋学为主轴[7]；在方法论上，则是采取字义之考据，追溯先秦时代的用语方式，如以“理”字为例，在先秦时可能只是意指“肌理”“文理”“条理”，而无“超越之天理”之意涵。戴震借此做正本还源的工作，批评朱子学思之不当。
  其实早在戴震之前，便已有透过字义疏证来诠释文本的做法，如朱子的晚年弟子陈淳等人[8]即有“字义”类型之著作。从朱子发展到戴震，其间所出现的字义疏证著作甚多，而宋学的字义与汉学亦不同，如以宗朱的陈淳与反朱的戴震二本字义相较，两者实有天壤之别，如以“命”字为例，戴震《中庸补注》注“天命之谓性”时，视“命”字为“命限、命定”，而朱子与陈淳则视为“命令”。此间之差距，应系源于朱学的创构体系做法，朱学的用心并非在复还先秦原意，如牟宗三先生即谓朱子是别子为宗。而此朱学之开创性建构在中国思想之长河中竟也成一大家，且历久不衰，此中必有值得深入探讨、研究之处。
  二、朱子与“四书”
  （一）流衍与驳议
  朱子作为一位大思想家，学问体系建构庞大，在当时虽未立即成为官学，然因着与政治势力的渐次结合，后来成为科举制度的必读之书[9]，影响层面既深且广。黄俊杰教授甚至认为朱子学可以作为东亚儒学的公分母[10]]，点出了朱子学之研究盛况[11]。例如，韩国朝鲜朝五百多年大致即以朱子学为正宗，而中国明代官员奉旨编纂朱子及后学之言，集结而为《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丛书，凡此皆是程朱学的流衍。
  然而反对理学者亦时有勃兴。[12]如韩国的丁茶山、郑霞谷以气学、心学的姿态出现，日本的古学派如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人意图回到宋学以前的诠释[13]，认为程朱的诠释不合古义。[14]而在中国，朱子学虽因科举政策而定于一尊，却也受到诸如王阳明，以及刘蕺山、黄宗羲师徒等的反省思潮，黄宗羲所编《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即是要与程朱学一争道统[15]；又如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与《四书笺解》、颜李学派如毛奇龄，以及戴震、阮元等的驳议。而在南宋与朱子同时期的湖湘学派、象山、陈同甫、叶水心等也都曾提出质疑。[16]
  （二）理气论的兴发
  朱子学之体系建构，其显著的特征与手法便是将二程的理学置于“四书”之中。朱子以二程为宗[17]，融会二程思想而为理学之建构，此理学体系可从朱子而上溯于道南派[18]，再追溯二程的老师周子（虽周子不一定有理学思想）。除因周子是二程的老师，也因朱子注《太极图说》[19]《通书》而引起后人注意，视朱子之闽学系是接宗于濂、洛、关学20]。
  而程朱学，特别是朱子学，其体系的重点即在于理气论。朱子早年曾依于三先生（刘屏山、刘草堂、胡籍溪）[21]，到李侗，再往复问学于张栻，由此上溯胡宏之学（当时以张栻得胡宏之真传），遂有“中和旧说”之悟，朱子的《知言疑义》所呈现的，大致是依自己的“新说”而反对受有胡宏影响的“旧说”。“新说”有《知言疑义》八端，驳斥“旧说”之“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不谈情”，以致“气象迫狭”而缺乏渐教涵养。此可谓朱子性理学的大致底定。
  朱子的体系系从二程而来，同时也吸纳了其他学派而为集大成，如有受佛老刺激，并以先秦儒典为立论依据，而上接北宋五子等。在此先以朱子所设计的“道统观”为例。[22]“道统”之说，韩愈时已有倡议，《论》《孟》稍有提及，伪《尚书》亦有“十六字真传”[]，而这些见解并未满足朱子心目中的道统观。
  《论》《孟》中类似道统说法并不多，如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又于《人之所以异章》言：“舜明于庶物”，次章言：“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再次章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又次章言：“予未得为孔子之徒也，予私淑诸人也。”[24孟子《离娄下》连续四篇之言，概从舜讲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而至孟子则自愿承于孔子。[25]此颇似道统之说。
  《论语》中也有类似讲法，《论语·尧曰篇》言：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26]，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27]
  从尧传舜，到禹，再到商汤（履是商汤之名），又到周，似有道统的传续意味。
  至于朱子所建立之道统，如《中庸章句序》中人心、道心的“十六字真传”，是从尧传舜，到禹[28]，而朱子又依此建立道统观，谓是文武周公之后，接着为孔子、颜、曾、子思、孟子，而下接二程。
  朱子这种道统的建立，日本人伊藤仁斋即反对，言道：
  若夫后儒所谓道统传云者，本佛氏所传宗派图[29]而所造皆私道者，而非天地公共之道，故道统图者，君子所不取焉。[30]
  又言：
  《古文尚书·大禹谟》，亦载此言，加以“人心道心”“危微精一”等语，然见此篇唯曰：“舜亦以命禹”，则尧之命舜，舜之命禹，皆止此二十二字，而无“危微精一”等语，可知矣，宋明诸儒亦或疑《大禹谟》之非真古文，以为汉儒伪作，大抵依效诸经《论》《孟》中语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而荀子亦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句称“道经曰”，不称《虞书》，则知此语本非尧舜授受之语明矣。[31]
  伊藤认为，尧传舜者云云原只有论语所言的二十二字，论语所同于朱子所言者也只有“允执厥中”四字[32]，然到了朱子的中庸章句序，于舜命禹者，何以成了十六字？这些扩充是从何而来？伊藤仁斋认为“危微精一”等语，应该是荀子录自《道经》，非是出自《尚书》的《虞书》；更何况《尚书·大禹谟》被视为古文尚书，是伪书。33伊藤以为，朱子对道统的建立系是杂糅了一些经书、《论》《孟》《荀子》《尚书》等所成，这样的做法非常类似佛教的宗派图，如标榜教外别传的禅学的流衍，非是儒家自身真有一套道统观。
  回到朱子。朱子对“四书”的编写便是以四子书目之，此四位贤圣也就传续着儒家道统[34]，而四子之相传正是儒家道统的延续。孔门弟子因此大都为朱子所贬低，唯独曾、颜受到推崇；其中，曾子既是道统之传[35]，其为《大学》《传十章》的作者[36]。再者，“四书”一旦通贯，则天道、人道通合为一：《中庸》的天道能与《论》《孟》的人道通合，若尽心知性即能知天！则“性即理”之体系眼目亦同时托出（性是人道，理是天道），因为天命（理）下贯得为人性。[37]
  “性即理”之说系由伊川而来，而性与天理的关系则是因着《中庸》“天命之谓性”之解说而成立：若在天，为理、太极，一旦落在人，则为人性、物性，因此，性为理而不为气，视性为气者系告子等流之失。可见朱子的理气论杂有北宋五子的学说，如伊川的“理一分殊”、张子的“心统性情”，以及德性之知、见闻之知等；朱子又把邵子的“图书之说”置入《易本义》之中，把《易经》的形上解为理，形下解为气，对于周子的《太极图说》等也都以理气论一一贯通。[38]朱子对“四书”的诠释大多采道南派的见解，对汉儒注疏的采用相对较少；朱子视汉儒与佛学都不是中道，一为俗学，一为虚无寂灭之学而离人事。[39]
  透过上文的分析，可知朱子体系的建构系来自多方面的灵感，大致包括以下重要背景及线索：（1）北宋五子思想的撷取。而五子之首的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此亦可能受有丹道影响。（2）批注《周易参同契》的灵感而有所参酌。（3）筹谋一套儒家道统，通贯天道与人道。（4）佛老之学的刺激。（5）先秦典籍思维范式的返本与简择。借此，朱子酝酿并设计出理气论之规模，以其宗主二程，这套体系亦被称为程朱理学。而朱子又是如何将这一套义理建构，通贯于“四书”的诠释之中，这便是本书析论的重点。
  （三）对“四书”的设计
  “四书”若无程朱学的发扬[40]，四本书是结合不起来的[41]。宋代之前本尊《五经》，而“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在当时已开始受到重视，如张载听从范仲淹建议而读《中庸》，如梁武帝亦注《中庸》[42]，在韩愈之时也已提到《大学》一书，此二书本来只是《礼记》的一章。又“四书”之间也不一定彼此一致而得互训，例如船山认为《礼记》的《乐记》是荀子一派儒者所传[43]，《礼记》学派视“乐”为“义外”，此系不解音乐之固有[44]。出于《礼记》的《中庸》《大学》，是否也可能出于同一手笔[45]，造成《大学》[46亦是荀子一系后学所传？[47]此不无可能。[48]则“四书”的结合一气并非天造地设，而是经过精心的设计，是朱子依着程子所指示的方向，为“四书”训解使成一套完整之体系。
  朱子是如何把理气论置入“四书”之中？本来《大学》作为一个学问的架构、作为一个进学的阶级次序而被设计，依于朱子，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大学》八条目首列格物穷理，故工夫的次序为：涵养、致知、力行。[49然如伊藤仁斋便反对《大学》的为学次序，视《大学》为伪书，认为《论语》之中就有为学次第，何须要以朱子所认定的《大学》为首而《论》《孟》为次的次第？伊藤便以“知、仁、勇”作为为学次第而否定朱子。[50]朱子设定以《大学》为首，《论》《孟》次之，而《中庸》殿后的为学次第，的确值得怀疑！[51]
  朱子体系建构的症结，便在于此一为学次第的设定。依于上文，《大学》《中庸》自是《礼记》篇章，何以能作为《论语》的骨架？且《大学》中为何必将“格物”训为“穷理”？[52]纵使如朱子所言，应当加入《格致补传》，则《格致补传》为何能够用以训解《论语》？——以上三个问题的提出，即“四书”次序以大学为首、“格物”训为“穷理”、加入《格致补传》，其实也正看出朱子对“四书”所做设计，用以进行理气论体系之建构。
  一旦以《大学》训解《论语》，《论语》便成《大学》化，且是朱子式的《大学》化；《大学》八条目又以“格物”为首，更明确地说，《论语》便成穷理化、理学化！然而，细究《论语》，当中并无一“理”字，而朱子却以常“理”字来填充《论语》；如漆雕开言：“吾斯之未能信。”其中的“斯”字乃是仕官之道，而朱子却进一步地阐释为“理”。[53]何晏于《论语集解》引孔安国之说：“仕进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习也。”又引郑玄之言：“喜（善）其志道深也。”[54]皇侃疏云：“言己学业未熟，未能究习，则不为民信，未堪仕也。”[55]邢昺的疏：“吾于斯仕进之道未能信。”[56]此同于孔安国。以上所引，大都视“斯”为仕官之道，而朱子却解释为“理”，可见其诠释之特殊。
  （四）朱子诠释特征
  近代以来，朱学受到不少批评与反省，最常见的说法，便是朱学与先秦典籍原意的差距。然这里要强调的是，在学问与思想的涵泳中，回到原意与创新解释两种做法皆应被保留一定的地位，而朱子所做的便是后者。[57]朱子将理学置入“四书”，标举朱子化的“四书”，用心不在说明古籍原意，而是依于当时思想氛围以及个人的学术嗅觉、研究心得，重新为古籍范训注入不同以往的新生命，呼应时代而呈现给世人一份崭新的思维气象。他的做法，历史证明，也的确受到了肯定与推崇。[58]
  在现代解说“四书”的文本中，经常是以朱子本为依据[59]，这说明了朱子学的深远影响力，致使后人一谈到“四书”，便很难避开朱子此一治学权威。这样一位时代思想巨擘所走出的创造性理路，的确很能吸引研究者的目光！本文之写作便是聚焦于此，基于多年的研究心得，试图探讨朱子在诠释儒家义理上的特出之处？他是如何以古籍为本，又能自成体系、天衣无缝地创建一家之言？其理学体系全貌为何？在中国思想长河中，他的释说有何折冲与翻转？
  本文一探究竟的方法，并不仅止于《四书章句集注》的研究，而是透过与明清汉学、实学等批注本的比较诠释工作，这是站在巨人肩膀上所得成果，包括刘蕺山与黄宗羲的“四书”诠释[60]、伊藤仁斋《论语古义》《语孟字义》、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四书笺解》、毛奇龄《四书改错》、颜元《四存编》、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庸补注》，以及程树德编《论语集释》等著作，此外，汉人的诠释、何晏本、邢昺疏、皇侃疏，与明、清学者、日本古学派的“四书”注本，以及近人二手书等，都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借由多方比较各大家之言，期能窥见朱子“四书”的诠释特色。
  三、结语与反思
  吾人归纳朱子诠释“四书”的特色，有如下几点，必有其不尽之处，但一些重要概念大致能提到：例如，第一，学以复其初。《学而篇》第一篇，则谈学以复初，有些学者（如船山、戴震）视为本来面目之说，“复其初”与“扩充”二概念似有冲突，其实在程子本人，亦不太谈“复其初”的意思；[61]大学的明明德处，朱子亦是以学以复其初，注释之；朱子注孟子的浩然之气时，亦言，气本自浩然，失养故馁，这也是要人复其原初之浩然之气。第二，“性即理”之说。如有子“其为人也孝弟章”中的“为仁”只能释为“行仁”，因为仁是本、是体，不能在仁之上还有一个体，故孝悌只是“行仁之本”，不是“仁之本”；朱子注孟子生之谓性章时认为，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气者当之，这也是理气论，也是性即理之说，即孟子对性的了解是正解，因为视性为理。第三，先知后行。依《大学》架构，先格致，后诚正，朱子视为“先知后行”，然《论语》认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是“先行后知”，故朱子在诠释时强调知的重要性，认为只行而不知亦有其弊，然孔子却无这看法；于注孟子的知言养气时，视知言为知，养气为行，故必先知言后养气，先知后行；然孟子并无这种主张。第四，体用论。朱子于《论语》谈体用论处甚多，如有子的“其为人也孝弟”章，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章，朱子以忠为体，恕为用；如“礼之用”章，朱子以体用释之，然是否为本意，尚值得讨论。于中庸处，也是以道之体，道之用，诠释大本与达道，以未发为体，已发为用；于孟子的注释中，视性发为情，性是体，情是用，而心统性情。第五，存天理去人欲之说。在“克己复礼”章，朱子视“己”为“己私”，然孔子认为“为仁由己”，则由己私可以成仁乎？此颜元指出，故此章的诠释有着汉宋不同的诠释方式，也看出朱子的诠释之特殊，然朱子不是第一位如此言之[62]，这与他的理学建构是有关的。于《中庸章句·序》里，朱子视人心为心之虚灵依于形气之私而成，故要存天理之公，以去其形气之私。第六，理字的填充。《论语》无理字，朱子释之字，斯字，天字，都常以理字填充之，看出他的理学建构。在孟子处，孟子言理亦少，如始条理、终条理，理义之悦我心，这些论理之处，亦不见得可诠释为朱子所言的阴阳之内、之外的理。第七，攻乎异端。朱子与程子释异端为杨墨或是佛老，然孔子时代，面对的对手不是这些派系。看出朱子的诠释有其时代上的需要。第八，药病说（船山用语）、贬抑圣门（陈逢源、毛奇龄、程树德用语），即朱子于《论语》中，对于弟子，大部分是贬抑了，颜、曾除外。此乃为了他的道统之建构。第九，仁字的诠释。朱子释为心之德，爱之理。然依伊藤仁斋的讲法，仁即非心[63亦非理。仁只是道，修己爱人之道。如朱子认为仁是“心之全德”，陈大齐亦有这意思，牟宗三先生有时亦言仁是“全德”。[64然牟先生大部分视仁是“健”与“觉”。唐君毅先生认为仁是一种“感通”。以上则是吾人研究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的义理及其特色。
  本文的特色与新意如下，吾人认为近来研究朱子四书学较为完备者有台湾学者陈逢源、杨儒宾、高荻华等人，然吾人的研究相较于他们，还有不同之处。首先，他们对朱子学的历史考据甚详，义理亦有之，但大致是理学且大方向的谈，如道南派、湖湘学派、朱子《仁说》、朱子“中和新、旧说”。而吾人的见解是从《大学》以至于《论》《孟》《中庸》，特别是朱子注处，发现其特色与义理，当然这要甚多版本的比较，如王船山、毛奇龄等人，如何晏本，如戴震、伊藤仁斋、颜元的诠释，如程树德，如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又如赵岐、焦循等人的孟子诠释，一一比较之，这些都要花费时间以整理之。看待他们如何反省朱子，伊藤仁斋等江户时期日本学者如何反省朱子，反理学思潮如何看待朱子学，之后才得出的结论。即是说，朱子如何把理气论用在“四书”诠释上。如朱子的本心义，在“宰予三年之丧章”，也是以本心义言宰予“失其本心”，于“里仁为美章”，以孟子的是非之心释“焉得智”？这亦是把论孟互释，如同朱子以四书互释的方法学。但“四书”却不一定能互释。纵能互释，也不是以朱子修订后的新本以释其他三书，朱子的四书研究之方法学是值得反省的，不是放诸四海皆准的。
  又有一些谈朱子的四书学的文章，有些谈不出特色，有些依着近人前贤的见解而行，这些书虽不可废，但还可以有发展。故吾人认为，处理朱子的学说、义理的人多，研究朱子的四书学相对于研究朱子的其他学问而言却不多。这些都是吾人可以发挥，而学术界尚待去发掘之处。而且吾人参考了一些韩国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朱子学的评价更有一些新的眼界。未来对于朱子的宗教学，如有兴趣，亦可开发，开发其理神论、鬼神观，及受佛教道教影响之处。这也是朱子学问的特殊处，而以当代观之，朱子学虽旧，其命惟新。朱子学与当代中西方的学问、东亚的学问，都有其可接轨处。这也是朱子学的博大精深，既能致广大，又能尽精微，而极高明道中庸。
  朱子学的“四书”诠释之关切点，即在于理学的置入，而以理气论与四书的结合，此四书的影响力，后来已超越了五经。本来东汉经学的发展，对于论孟礼记等书，亦多有批注。然在朱子而言，认为这是经学，是俗儒的训诂之学，不是生命的学问，不是性命天道之学，于是转汉学的气论诠释，而转向为程朱的理学、朱子的四书学之兴起，引领了风骚亦八九百年，其发展还在持续中。
  而于文末，笔者想要回答一个问题，此问题亦困扰了笔者甚久，即朱子的四书之建构，笔者判其为创造性的诠释，但在朱子本人而言，会如此承认吗？这问题，如同问，朱子对于四书的建构，是明知而故意，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成的呢？若为明知故意，则为高竿，即知其自己学问体系与先秦不同，而有心创造一新体系。若非明知故意，似乎并无此高竿了；因为是在错认的情况下所做成的，而为一种美丽的错误。笔者认为古人的用心，对于经典的诠释，是认为其诠释是正解而出发，故朱子是在一种以程子为正解，而真能继承孔孟的性命之学下所做的诠释。若如此，则朱子不是一种明知而故意的诠释了，而是在一种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程子之说为正的方向以诠释，但程子之说的方向，其实若依笔者文章所述，相比于四书原意，是有距离的。
  （原载《集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1期，作者单位：台湾东海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