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语类》方俗口语词考
  徐时仪《古汉语研究》2013年第1期
  在比勘今存宋刻本《池录》、朝鲜古写徽州本、明成化本《朱子语类》等各本异同的基础上，考释了其中的“老草、潦草，搉、阁、局，转、转语”等方俗口语词。
  朱子四书学形成新考
  许家星《中国哲学史》
  2013年第1期
  关于朱子“四书”的形成似乎已经形成某种结论，但事实上其中重要关节仍值得重新讨论。朱子“四书”的形成贯穿其毕生，大致可分为启蒙期、准备期、形成期、成熟期和完善期五个阶段，期间朱子对“四书”的注释刊刻既齐头并进又分合有度，或各书单刻，或《学庸章句》合刻，或《论孟集注》合刻，应特别注意的是朱子并未合刻《四书集注》。至于《四书或问》，虽编为一帙而实包含丁酉1177年《论孟或问》与晚年《学庸或问》两个不同时期、层次的著作，不可视而为一。《论孟精义》为系列著作，先后有癸未1163年《论语要义》（庚辰1160年《孟子集解》）、壬辰1172年《论孟精义》（《论孟集义》）、庚子1180年《语孟要义》三个不同版本，壬辰《精义》、《集义》仅是名称之别，但与庚子《要义》存在内容差别，不可混淆前后《要义》，亦不可视壬辰《集义》在庚子《要义》后。今流传通行本《论孟精义》似为壬辰前后之盗本。准确把握朱子“四书”的形成，对朱子“四书”学的理解具有基础性意义。
  《论语集注》的“集注”体例及其意义
  周元侠《中国哲学史》201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第5期全文转载
  通过对《论语集注》中所引35家注的所属时代、学术派别、注释重点及其风格等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朱熹对《论语集注》的“经注”定位，也揭示了《论语集注》成为超越时代的经典之作的原因。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宋之前的古注，共有21处，这些引用主要集中在字词训诂、名物制度以及句意说明等方面。第
  二部分是宋代非理学家的注释，共计9人96条。这些引注兼具字词训诂和义理引申的特点。第三部分是宋代18家理学家，这些引注的内容普遍以义理解说为主，与朱熹自注共同构成《论语集注》中最具时代特色的注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常常将所引理学家的注放在圈外，表明是《论语》本文的引申义，而非本文本意。从“集注”这一注释体例上看，朱熹把《论语集注》定位为经注，是服务于《论语》本文的注释之作。
  从“赤子”到“大人”——朱子对先秦儒道哲学的重释
  吴冬梅《中国哲学史》
  2013年第2期
  朱子对孟子“大人”的解读包含三层意思：其一，“大人之心”与“赤子之心”特性不一，前者“通达万变”，后者“纯一无伪”。其二，两者特性虽不一样，但“大人”能够保有本来就具备的“赤子之心”，原因在于“大人”能“不为物诱”。其三，“大人”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最终达到修养的最高境界，原因还在大人能“扩充”这种本来就具备的“赤子之心”。可见，朱子以天理为标的，重新解释先秦儒道“日新”、“扩充”、“止于至善”与“自然”、“不见可欲”、“少私寡欲”的思想，认为应当保有赤子之心，修养心性，但不能复归于婴儿；应当以天理为主导，“少私寡欲”，但不必“不见可欲”；应当“扩而充之”，“止于至善”，下格物致知穷理功夫而达到对天理的体认，使天理与纯真自然在“大人”心中有机结合。朱子对先秦儒道哲学重释的意旨与路径由此清晰可见。
  传承与开拓：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殷慧《中国哲学史》
  2013年第1期
  2012年10月24日至25日，由中华朱子学会、中国朱子学会、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联合主办的“传承与开拓：朱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历史悠久且具有理学学术传统的岳麓书院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50余名学者参加了此次盛会。与会学者围绕朱子学的诸多议题，报告了自己的研究心得，与同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北溪字义》看儒家人性论的演变
  彭永捷《晋阳学刊》2013年第2期
  朱熹弟子陈淳留下的《北溪字义》（亦名《字义详讲》）一书，主要内容是将理学的主要范畴分别加以梳理、解释，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范畴研究的典范。《北溪字义》的上卷，有命、性、心、情、才等多个字义条目直接讨论了儒家人性理论，并对儒家人性理论的演变，从理学角度做了回顾和评判。陈淳对性字明确做出界定：“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并以性善说明道德之可能、道德的内在根据和人类的本质，以气禀之性来补充说明人的道德状况的差异和道德修炼的必要。对于理学人性论的形成，陈淳提到的是周子和程、张，认为汉唐以来都无人把人性问题说明白，只有二程受周子《太极图说》发端，才说得透彻清楚，尤其是“性即理”一语最是简明。《北溪字义》诸如此类的这些内容，为我们了解儒家人性理论的演变，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也有助于解决我们当今有关人性问题的一些学术争议。
  朱熹《论语集注》文学观简论
  李春强《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朱熹的文论家形象一直晦而不彰。实际上，朱子精通文学。从《论语集注》即可凸显出朱熹文学思想体系之轮廓：其一是“文道一贯”的文学本体观。朱熹承继流播已久的道统思想，将“文”纳入“道”之内，提出“文”是“道”的一种衍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把“文”的一些属性等同于“道”所具有的某些属性，使二者得到很好的统一，但依然隐含“道”重于“文”的保守成分。其二是“文质彬彬”的文学创作观。文即文华，质即质朴。从文学的角度讲，“文质彬彬”要求文章形式与文本内容的和谐统一。朱熹反对追求形式之美，宁可“质胜于文”，不取“文胜于质”。其三是“尽善”、“尽美”的审美理想观。“善”是指政治、道德的标准，“美”指艺术的标准。朱熹承继孔子的审美标准，认为文学艺术内容与形式应达到高度统一、“尽善尽美”。此外，将“善”与“德”并称，主张优秀的作品必须建立在良好的品性之上，注重考察作者的德性修养。其四是“玩味”、“涵泳”的文学鉴赏观。朱熹是位有深厚文学修养的鉴赏家，提出了读作品要有“玩味”的文学解读理论及以“涵泳”为中心的文学接受理论。此显示了朱熹理学家身份光环下的文论家面目，并揭露出传统经学诠释路径从经学到文学转向的端倪。
  民国时期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及其创新
  ——从朱子心学入手
  乐爱国《南京社会科学》
  2013年第1期
  钱穆的朱子学研究可以追溯至民国时期。他从心学入手研究朱子学，主要包括对朱子思想来源的梳理、对朱子心学的阐释、对朱子格物论的研究、对朱子与陆王关系的辨析、对朱子学术贡献的讨论等诸多方面，展现了朱子的心学体系及其与陆王之间的大同小异。重要的是，钱穆在这一时期形成的有关朱子心学的观点，在他晚年撰写的《朱子新学案》中得到了充实和完善，而成就其朱子学研究的一家之言。钱穆从心学入手的朱子学研究，既不同于以往对于朱子与陆王的调和，也不是那种把朱子学简单界定为理学而忽略其心学的补充，而是一种更加全面综合的研究，对当今的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毁誉、是非与善善从长——《论语》总章四〇二朱子注衍义
  李秋莎《人文杂志》2013年第1期
  该篇论文详析朱子对于《论语》总章四〇二的注解，指出其间有未尽之意。倘若结合朱子在别处对本章的讨论加以补述，对本章做一个有根柢的推明，则可见：由于儒家因确知善恶而做出的当其实之是非，都是本诸知道理之当然，知是物之当然而然亦知其不当然而然说下来的，圣人“如有所誉”所彰显的善善从长之意，不但与“谁毁谁誉”所彰显的是是非非截然方正同为道理之直一发见，且作为元、仁发见之证验，于智端所括之是是非非更为在先。不本诸善善从长而论是非，则失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之实，鲜不为毁誉。
  民国时期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
  乐爱国《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谢无量是民国朱子学研究的先驱，民国时期第一部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朱子学派》的作者。其朱子学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朱子思想渊源、朱子哲学、朱子教育说和朱子门人及后学等。谢无量的朱子学研究不仅是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也应当成为当今朱子学研究所追溯和利用的学术思想资源。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
  ——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冯兵《东南学术》2013年第1期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贯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辩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论朱熹与儒家的两轮哲学
  ——兼与西方二元论作比较
  周炽成《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
  朱熹把涵养（用敬）和进学（致知）这两个方面比喻为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二者要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缺一不可。陈荣捷依此而总结出两轮哲学。汉语的对子也体现了两轮哲学或对偶哲学。两轮哲学把两种东西的关系看作兼容、配合的关系，与西方的二元论把两种东西（如共相与殊相、心与物、现象与物自体等）的关系看作不相容、抗衡的关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两轮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而二元论是一种理论哲学。在我国学界早已普遍熟知外来的二元论而对本土的两轮哲学比较陌生的情形下，讨论两轮哲学，有利于人们从言说方式和思想内容等方面叙述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哲学。
  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朱熹的鬼神观辨析
  冯兵《学术研究》2013年第2期
  朱熹的鬼神观主要是在有关礼乐的讨论中形成的，它既与传统礼学一脉相承，又有着较为浓厚的理学背景，是儒家鬼神论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鬼神“实有”，源于气的共同作用；出于“正理”的鬼神“无形与声”，而“非理之常”的鬼怪却有可见之“形质”；鬼神思想是构成礼学的重要部分，鬼神与礼乐有着内在相通性。朱熹对鬼神的讨论，主体上是一种哲学化的鬼神观，但十分复杂，它既有较强的理性主义精神，又受到了世俗的鬼神迷信及佛道二教的影响，从而染上了一定的非理性色彩，可视为传统儒家鬼神观念的一个代表，具有历史的普遍意义。
  论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的批判
  许卉《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尊崇朱熹。本文从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质疑和批判的视角，对此提出驳议。黄道周将汉儒纳入道统谱系，否定了朱熹道统说中的真空阶段；通过对理学家人性论的质疑，削弱了宋儒在道统中的地位；通过对“四书”作为“道”之文本载体的质疑，瓦解了朱熹道统说的基础。黄道周主张以“仁”代“心”，从易学角度推算出客观的道统之“统”，坚持以“六经”为道统之“道”的载体，凸显了自家之学在道统中的合理地位。
  论朱熹的理气观
  王政燃张伟
  《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做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程朱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兼谈理学对经学的选择性凸显及其自我建构
  翟奎凤《中国哲学史》
  2013年第3期
  程朱关于“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讨论方式是以前的经学家从所未有的。主敬涵养论是程朱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秦经典文献中关于“敬”的记载，义理性最强的莫过于《易传》“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一语，所以程朱的主敬涵养工夫多依此立论。在程朱的讨论中，《易传》的“敬、义”与《大学》的“正心”，《论语》的“直”、“仁”，《中庸》的“中和”，《孟子》的“集义”等都发生了直接的内在关联，“敬义夹持”的修养工夫在他们的诠释下也成为儒家有别于佛家的重要特征。正是在这些对经学的选择性凸显与内在关联性诠释中，理学逐步建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朱子的格物致知：一种可能的科技理性
  李敬峰刘俊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第3期
  朱子的“格物致知”在哲学义理上已经得以全面阐释，而从科技理性的角度予以审视，虽已有之，但仍争讼不已。因此，在当今科学主义风行的境遇下，面向传统，清理和检讨朱子的“格物致知”就显得尤为必要。该文从诠释的转向、认知的指向和范式转换三个角度予以重新观照，认为朱子的“格物致知”主观意愿指向人文伦理，而客观上却走向科技理性。
  朱熹思想在当代台湾之主要学术评价
  张文彪《台湾研究集刊》
  2013年第1期
  自明末清初传入台湾地区以后，朱熹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思想价值观念和官方意识形态主宰台湾地区思想精神领域数百年之久。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朱熹思想早已褪去昔日的光环，在学术思想领域只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而存在。当代台湾地区是一个各种思潮汇聚之所，人们对朱熹思想的评价更多是从自身的学术视角出发，无论是来自传统儒学内部的观点，还是来自新儒家的批评意见，其任何陈述都必定是建立在特定场合的基础上，必定体现了某种特定的意图，因而都有其特定的情境。因此，我们从外部的角度去审视朱熹思想在台湾地区的学术存在，必须重视这样的特定情境。论朱子“知言疑义”与胡五峰《知言》之义理特色
  李瑞全《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牟宗三先生提出胡五峰在宋明儒学中与程朱、陆王鼎足为三，而且是继承北宋以明道为中心之儒学的嫡传，但一般评论朱子之“《知言》疑义”一文，多未能切中此中五峰之义理，即与朱子、张南轩之不同义理系统与对儒学之诠释，因此，就朱子之“《知言》疑义”析论胡五峰之核心义理，朱子对所引五峰文献之批评，以及张南轩在此论述中的表现，研究基本上是就宋明儒学两大传统进行一内部对话式的分析。文中疏释五峰被质疑之文献，见出五峰之学主要是根于明道，但用语则更偏向伊川。而五峰立性为天下之大本，主“尽心成性”之义，实集北宋四家之哲学义理之大成，确能盛发北宋，特别是明道之学，是代表北宋儒学的嫡传。至于朱子之疑义，主要是根据中和新说之后的观点，对五峰之学与中和旧说的反省，行文时有立场不同之批评，亦有误解不谛之处。
  民国时期对朱熹理气论的不同解读
  乐爱国《人文杂志》2013年第3期
  民国时期，朱熹理气论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持续深入的发展过程。有众多的学者做了解读，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相关著述，提出了有深度的学术观点。先是多数学者认为朱熹主张理气为二物且不相分的理气二元论，接着，冯友兰把朱熹理气论解读为理气不相分基础上的“逻辑在先”，后来又有学者做进一步的解读，或是提出反对意见，同时，还有学者认为朱熹主张理一元论。这些解读，应当成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理气论的参照，并且很有可能给今天的研究以新的启发和思考。
  朱子《诗》学在朝鲜的传播及其本土化过程
  张安琪《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李朝朱子《诗》学，从初期的兴起到最后的社会普及，经过三个层面的传播，即经筵传播、科举与图书交流、训民正音的创制，而达到社会的普遍接受。文章拟以朱子《诗》学在李朝初期的传播为研究对象，探讨李朝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及其在用中国经典思想解决本国课题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本土化，为本民族儒学素质的形成奠定基础。
  朱熹《论语集注》对“吾道一以贯之”的阐释
  钟小明《东南学术》2013年第2期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主要阐释了“吾道一以贯之”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忠恕，一是善道有统。朱熹《论语集注》对“吾道一以贯之”的阐释与魏何晏注、宋邢昺疏有着明显的差异，他对“吾道一以贯之”的含义进行了延伸和拓展，继承和发展了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的经学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发挥，丰富了“吾道一以贯之”的哲学含义。论文主要从“吾道一以贯之”与“忠恕”之道、“吾道一以贯之”与“体用”以及“吾道一以贯之”与“理一分殊”等几个方面对“吾道一以贯之”进行阐释。
  “如在”与“临在”之间
  ——论朱熹对“祭如在”的理解
  张清江《云南社会科学》
  2013年第3期
  在儒家的主流看法中，“祭如在”代表着孔子对祭祀的基本要求，朱熹并不认为“如在”仅仅是一种主观的“当作”其存在，而是相信鬼神的真实“临在”，只不过这种“临在”并非民间通常所认为的那种神灵降临。对朱熹来说，并不是“如在”的规范要求，而是“临在”的信仰追求，才是其“祭祀如仪”、“必诚必敬”的精神根源，并对其生活产生了切实的影响。
  朱熹哲学中的“仁包四德”论
  钟小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以朱熹“仁包四德”思想作为立论依据，与《春秋左传正义》和《孟子注疏》以及二程对“四德”的阐释进行比较，从“生意流行”、“四德”与“四端”以及仁与“四德”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阐释了朱熹对前人“仁包四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展示了朱熹仁学思想的特色，特别是从体用、已发、未发以及心统性情的视角展现了在宋代理学视野下的“仁包四德”论思想，从而获得对朱熹仁学思想整体上的把握。
  莱布尼茨、朱熹与有机论哲学
  ——对李约瑟相关思想的分析与回应
  桑靖宇《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4期
  面对西方主流学界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偏执，李约瑟毅然提出，朱熹理学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播而激发了莱布尼茨独特的有机论哲学，进而影响到以马克思、怀特海为代表的现代有机论世界观。尽管这一设想存在一些问题（如对莱布尼茨思
  想的理解和历史考证等），但李约瑟深刻地洞察到中国古典自然观与西方现代有机论哲学之间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契合，这无疑对我们反思中国古代自然观的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具有重大启发。
  陈荣捷与20世纪美国的朱子学研究
  高建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20世纪，无论是欧美汉学研究，还是中国学研究，都对儒学在世界上的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所带动起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世界影响力，彻底改变了西方学者所谓中国先秦之后有宗教而无哲学的论调，大大推动了美国与世界的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家哲学的研究进程。这一认识转变和方向转化的重要助推力，即是来自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的积极贡献。朱熹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陈荣捷先生倾其后半生研究宣传朱子思想，在取得朱子学丰富研究成果的同时，有力推动了20世纪美国的朱子学研究，使美国与西方世界深刻认同了中国哲学的真实存在与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想的恒久魅力，大大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宋儒误读佛教的情形及其原因
  李承贵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在佛教本体论、佛教伦理观、佛教轮回说、佛教道体等四个方面可以表明宋儒对佛教存在误读现象。宋儒对佛教本体论的误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言佛教之“空幻”为空无一物之“空幻”；言佛教之“心”、“性”空无其“理”；言佛教无“下学”，没有利用、厚生，故是“空”。宋儒对佛教伦理的误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言佛教灭绝人的天性；言佛教绝弃人伦物理；言佛教缺乏关爱精神，自私自利；言佛教去弃道德仁义。宋儒对佛教轮回说的误读主要表现为宋儒所理解的“生死轮回”是鬼神的、等级的、自私的、荒诞的。宋儒对佛教道体的误读主要表现在宋儒谓佛教“道体”上达下学脱节、内外不一。通过考察发现宋儒对佛教的认识、理解和评价存在失真性、片面性。宋儒之所以误读佛教的原因主要有认知与判断佛教坐标的儒学化、认知与判断佛教价值的功用化、认知与判断佛教取向的常识化、认知与判断佛教方式的片面化。探讨并把握宋儒对佛教的误读情形及其原因，对于全面认识宋代新儒学中的儒佛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推崇与抵制：明代不遵循《朱子家礼》现象之探研
  王志跃《求是学刊》2013年第5期
  明政府尊崇程朱理学，推崇《朱子家礼》，但社会上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仍广泛存在。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朱子家礼》自身存在不足，不良风俗的阻挠，地理位置的限制，人情、恩义、宗族以及人们认识不同等主客观原因导致的。从礼制史角度来认识明人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了礼制的诸多共性，即礼制有时代性的特征、变通创新是礼制发展的规律、礼制的普及需要破除恶俗、礼制的实施需要考虑社会现实等。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社会正遭遇礼仪的缺失，建立既适应当代社会，又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礼制，是需要学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对道德与知识的双重关切——朱熹“格物致知论”探微
  李承贵《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朱熹这里获得了全方位的诠释，朱熹赋予了“格物”与“致知”新的内涵，认为就“格物”言，接触事物应从深度、广度上把握事物之“理”；就“致知”言，推及知识应把自己所知推向所有应到之物之事。由此，“格物致知”是具有“理想性”的范畴，就是要求全面地“穷理”、全面地“普知”。朱熹观念中的“格物”与“致知”关系可以表述为：“格物”与“致知”的任务并不相同，但它们是一件事的两面，即获得知识和应用知识，“格物”是获得事物之“理”（知识）的过程，“致知”是将所获知识推演、应用的过程，“格物”是感性的、具体的、归纳的，“致知”是理性的、抽象的、演绎的、实践的，因而它们关系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一”。朱熹还揭示了“物”和“知”的内涵及其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格致”方法（“因物而格”、“主动去格”、“由身去格”、“渐次以格”、“格其究竟”等）。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不仅超越了他的前辈，而且推动了“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性质和旨趣上的转向，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
  日本朱子学的官学化研究
  王玉强陈景彦
  《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7期
  日本朱子学的官学化是林罗山及其林家朱子学派持续向德川幕府传播朱子学，以及德川幕府对林家朱子学派不断调整、适应和接受的结果。日本朱子学官学化的完成，是江户时代日本接受朱子学的重要表现。
  朱子义命观：一种可能的道德生活
  李敬峰刘俊
  《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8期
  孔孟以“义命分立”开创性命道德之学，为儒者确立安身立命之道。朱子遥承孔孟，近述程颐，使“义命观”在理学视域下发生实质性的转向：一是把“义”的评价标准提升至本体意义上的天理，使人们行“义”更具神圣性和不可推卸性；二是创造性地以理气二元对立一元为主模式释“命”；三是在程颐的基础上，以“义”去消解“命”，只问“义”而及“命”。朱子以德待命的义命观为当下经常处在“义”与“命”的冲突与纠结当中，以及沉思德福如何一致的人们给予一种可以选择的方向，而这个方向即是道德生活。
  船山与朱子对王猛的评价
  王立新 陈晨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王猛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前秦王苻坚的宰相。船山和朱子两大家对“王猛是不是真正的豪杰之士”的看法迥异。朱子虽然以宋儒的道统目标为根据，坚决贬斥东晋一朝，但因王猛治理前秦有功，断定王猛是真正的豪杰之士；船山坚守民族主义和政治统治正当性的立场，肯定了东晋对华夏文明的护持之功，却对为外族效力的王猛贬斥有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两家对道和道统的认识和理解不同。这表现在他们对豪杰观念定位的细微差别之中。朱子由肯定王猛的事功而断其为豪杰；船山认为豪杰乃是圣贤的前提，甚至是通往圣贤的必由阶梯，这就决定了像王猛这样为异族效力的“能者”，不可能成为他心目中的豪杰。探讨朱、王两家对王猛的评价，这一问题的意义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对王猛评价的本身，它关乎全部历史人物以及历史本身的评判目标和价值取向。
  是“散”还是“尽”
  ——试论朱熹气学思想的内在矛盾
  石力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一直以来，学界质疑朱熹的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理气关系上。其实，真正的问题出现在“气”上。“气”是儒家注重现世人道思想以别于释氏的理论根据所在。为了在继承张载气学思想的同时，又避免他的“大轮回”说，朱熹以“生生不已”说气的初始，以“散尽”说气的终结。这个想法似乎很彻底，但在实际表述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同思维交叉的现象，使得建立在“气”上的很多思想都出现了矛盾混乱的情形。结果只能是：想挺立儒家却又背离了其思想传统，想辟佛却在终极意义上落入了佛家的“空”。
  民国时期冯友兰的朱子学研究与创新
  乐爱国《东南学术》2013年第5期
  从民国时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对朱子学的研究可以看出，冯友兰从理学与心学对立的角度界定朱子学，并以此梳理朱子的思想来源，研究朱子的理气论，分疏朱子的心性之别，阐释朱子的格物致知论，概述朱子的政治哲学，辨析朱子与陆王的异同。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创新。重要的是，他运用西方哲学概念，通过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朱子学，并在阐述朱子学的基础上，修正和发展了朱子学，建构了“接着”程朱理学讲的“新理学”体系，而成为后世朱子学研究的典范。
  孟子“四端”说流衍考辨
  ——以朱熹与韩儒为中心
  金香花《东南学术》2013年第5期
  “四端”说最早由孟子提出。他把“恻隐”、“羞恶”、“是非”、“恭敬”之四心作为仁义礼智四德的端绪，其理论由心说性，心情合一，夯实了仁说的理论基础。而朱熹则直接把“四端”称作情，以理气、已发未发、体用等多层面加以分析，构筑了“由性说情”的道德本体论。朝鲜朝时期的退溪又通过理气与“四端”、“七情”关系的论辩把“四端”问题的研究推向高潮。对“四端”说的抽象化的承接与发挥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理论诉求与特色，反过来也深化了我们对“四端”本身的理解。
  朱熹的三家《诗》学探略
  房瑞丽《孔子研究》2013年第5期
  朱熹的《诗集传》是《诗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三家《诗》的征引，表明了朱子的三家《诗》学思想。朱熹对三家《诗》的运用，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诗经》研究的状况和朱熹本人的学术追求等各方面紧密相关。它传达了很具有影响力的讯息，吹响了对三家《诗》关注的号角，引起了后学的广泛关注，与王应麟的《诗考》一道，影响了有清一代三家《诗》学的发展。
  朱熹《诗集传序》论说
  张辉《文艺理论研究》
  2013年第2期
  目前我们看到的《诗集传序》并非为通行本《诗集传》所撰写，而是朱熹此前为其“失败之作”《诗集解》写的序言。本文通过分析这一处于朱熹思想转折期的过渡性文本，试图揭示此序与《诗序》——《大序》、《小序》的对话关系。在展开《诗集传序》与其他相关文本内在联系的基础上，认为朱熹所做的内在改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有意将人性（“性”、“欲”）置于汉儒的“风”、“教”之先；其二，以理学悄然置换汉儒的经学；其三，通过刻意强调
  “以诗说诗”、“将本文熟读玩味”，试图把《诗经》的解释权重新交还给每一个读者。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诗集传序》乃是《诗经》解释传统由政治解释转向文学解释的重要标志之一。
  《朱子语类》愚昧、痴狂概念词语类聚考探
  徐时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词汇系统由一个个概念词语类聚关联而成，同一概念的词语类聚相当于一个词汇场。愚昧概念表示智力低下、反应迟钝和愚昧无知，痴狂概念表示思维或行为失常的状态。《朱子语类》中表达愚昧和痴狂概念的有“愚、蠢、昏、暗、昧、鲁、钝、顽、村、痴、蚩、〓、呆、癫、狂、风、失心、丧心、心恙”等词，形成了以这些词及其组合成的词语为核心的概念词语网络。
  朱熹的理学自然观研究
  李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自然观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在对朱熹自然观的研究上多以西方对象性理性的思维方式进行阐释和解读，偏离了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指向。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不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理解天道，而是从主体论、价值论的角度来理解天道，自然是内在于人的一种存在，具有内在价值，并不否认天道的实在性，但强调天道和人道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即强调天道和人道的共生、共在性。
  刘宗周与朱子学
  ——兼谈许孚远的朱学倾向及其对刘宗周的影响
  张天杰《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0期
  刘宗周的理学“上承濂、洛，下贯朱、王”，统合了朱学与王学。朱子与王阳明都对刘宗周蕺山学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但关于刘宗周与朱子学的关系，目前学界却少有涉及。刘宗周对朱子学的接受与他的老师许孚远有关。许孚远越到晚年越倾向于朱子学，而刘宗周师事于他正好是在其晚年。许孚远在“天理人欲之辨”、“主敬”以及《大学》学上的朱学倾向对刘宗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论朱子的《尚书》学诠释思想
  尉利工《孔子研究》2013年第6期
  朱子对于《尚书》并未有专书论之，但他对这部经典却有着精深的理解，对《尚书》思想的诠释是深刻的。朱子在治《尚书》的过程中，不仅重考证，而且重义理。训诂考证方面，在朱子的《尚书》学中主要是对伪《古文尚书》及《孔传》、《书序》的考证辨伪；在义理阐发方面，朱子提出治《尚书》要“求圣人之心”，并强调重在以义理解之，通其所可通，毋强通其所难通。可以说，重义理阐发而又不废章句训诂是朱子对《尚书》经典诠释的原则。
  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
  张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朱熹受张栻影响形成的心性论，代表了宋代儒家哲学思维发展的水平。张栻对朱熹心性论的影响始于二人对“中和”问题的讨论，“丙戌之悟”和潭州之会都是以张栻心性论为主导，强调的是心为已发，性为未发，性体心用，与此相对应的工夫论是“先察识后涵养”，这对朱熹早期心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己丑之悟”以后朱熹开始提出新的心性论，并与张栻辩难，批判了胡宏心性论思想，最后二人提出了察识和涵养并进的工夫论和各自心性论的纲领和核心——“心主性情”和“心统性情”，朱熹在张栻影响下建构起较为完备的心性论的体系，这在宋明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
  ——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乐爱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朱熹《中庸章句》对《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强调人对自然只能起着辅助的作用，认为人应当通过与自然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达到“与天地参”，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同时还认为，要辅助自然，必须“至诚”、“尽性”而达到“无人欲之私”，应当客观、全面地把握自然之理，并据此合理地对待自然，使之各得其宜。显然，这不仅是为了人，而且也是为了自然，应当是一种与当今备受质疑的人类中心论不同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子学的内在演变与朱陆合流
  ——以饶鲁《大学》诠释对朱子的突破为中心
  许家星《哲学研究》
  2013年第10期
  朱陆合流在朱熹之后是怎样演变的，其具体途径和方式又是怎样的？作者认为盛行于元代的“朱陆合流”思潮，实孕育、肇始于宋末朱子的正传学者之中，朱子后学对朱子的诠释应是考察朱陆异同和朱陆合流的关键因素。论文集中论述了朱熹的再传弟子饶鲁对理学核心文本《大学》的诠释，以显示宋元之际朱陆合流思潮演变的内在轨迹。饶鲁对明明德、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诸命题都有自己的解释，从中可以看出，作为朱学的嫡传，饶鲁在继承发明朱子学的同时，也大胆批判和超越了朱子，其学在理、心之间，尤其阐发了“诚意”的心学内涵，认为“诚意”“乃大学一篇紧要处”，强调了“意”对“事”的主导，还提出了“以心为矩”的思想，这对元代的朱子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因此，饶鲁的学术上接黄榦，下启吴澄，是理学由朱陆分立到合流的中间环节。
  功夫论视阈中的理学道统
  陆永胜《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7期
  从功夫论出发，从天人关系层面的超越向度和心物关系层面的功夫方向维度两个视角进行关照，孔子开创了一条“夫子之道”，强调人的内在心性和外在天命义理的和合统一，并开出了“孔颜之道”、“孔孟之道”和“孔荀之道”。“孔颜之道”意谓颜子从心性出发，其功夫进程预设“心”、“理”本为一，对天、人同时超越，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合一。“孔孟之道”意谓孟子走外向超越路径，希图以心与天（理）合一，其功夫进程预设“心”先于“理”，具有内向的特点。“孔荀之道”意谓荀子从外在义理入手，走内向超越之路，试图以天合人，其功夫内涵是格外物以明心，具有外向的特点，其理论预设“理”高于“心”。依此，我们可以阐释宋明理学中朱学、陆学和王学的道统学承之差异。朱熹传承了“孔荀之道”，走以天合人的内向超越之路，功夫方面却是以格物为主的向外做功夫，目标与手段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与紧张；陆象山传承了“孔孟之道”，走以人合天的外向超越之路，而功夫是显发心，以明理，具有内向的特征；王阳明传承了“孔颜之道”，立足于内在良知，吾性自足，心即是理，发显良知便是即心即理的显现，在功夫维度上亦是向内。这种学承分疏为儒学史中关于朱陆王三家的诸多争辩提供了解答。
  朱熹人心道心论的辟佛意旨
  代云《中州学刊》
  2013年第11期
  伪古文《尚书》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宋代理学道统观的经典依据，也是宋代理学家依托经典诠释其心性论与工夫论的重要文本。朱熹集宋代理学大成，他在解这十六字时，针对当时佛教禅宗思想对儒学的影响，自觉到儒家的宗旨和使命与禅宗不同，具有明显的辟佛意识。朱熹人心道心论的辟佛意旨，主要不在佛教禅宗本身，而在于它对儒家士人的影响和对儒学理论与实践的渗透。朱熹辟佛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与使命自觉，是理学成熟的表现。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对构建当代生态文明的启示
  姚进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1期
  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中，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观，包括“万物一体”、“天地万物一理”、“中和”之道等著名的命题。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将人际道德向人与万物间拓展，以“天地万物一理”的生态哲学为基础，充分肯定人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并重视生态道德的情感体验和实践。其内容主要有：其一，确立了“天地万物一理”的生态哲学，并提出了以“事亲之道以事天地”、“视万物如己之侪辈”的生态道德观；其二，提出了生态价值观和“中和”的生态辩证思维。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构建当代生态文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朱熹批判“观过知仁”与“知觉为仁”之探讨
  ——对比于程明道与谢上蔡的诠释进路
  沈享民《台湾大学哲学论评》
  2013年第45期
  全文研究了朱熹与湖湘学者的两个辩论：“观过知仁”与“知觉为仁”，并论证朱熹对谢良佐与湖湘诸学者的义理之理解并非无据。首先，检视由朱熹书信与相关文献所保存下来的论辩内容，讨论朱熹之所以反对湖湘学者以“知觉”定义“仁”的理据。朱熹认为仁不是一种高妙玄虚的知觉，仁虽不是知觉本身，但有仁德的人必有知觉。依朱熹，仁专指心之德，即心灵的卓越品质；有仁德的人以义理为知觉内容，而非只是知觉；知觉本身属于智而不是仁。其次，论证湖湘学者之所以认定知觉为仁，其理由在于继受了谢良佐所表述“仁”的内涵，后者遗落了程颢彰显仁的生动明澈所善用的类比或譬喻；相对而言，谢良佐的表述几乎接近以定义的方式呈现。因此，即便是朱熹错解了湖湘学者的义理，在表述方式上，其实事出有因。
  朱熹诗歌的山水审美体验之乐
  康云山《人文与社会研究学报》
  （台南）2013年第47卷第2期
  朱子喜好游山玩水，自少至老，登临不倦，写了很多山水诗，抒发他的山水审美体验，朱子的山水审美体验可以用“乐”字来加以概括。而朱子诗歌所抒发的山水审美体验之乐，就其心灵状态加以分析，则又可以分为四种：神仙之思，栖隐之念——出尘超世之乐；传杯共饮，豪气干云——人情相得之乐；苍崖碧涧，高士情怀——物我相契之乐；登山临水，触目会道——理趣相融之乐。
  朱子《五经》阅读次序及其义理定位
  姜龙翔《东吴中文学报》
  （台北）2013年第26期
  朱子强调读书致知，并建立由经而史的阅读途径，然而学界对朱子读书脉络之研究，多侧重于“四书”阅读次序的意义探讨，对于朱子阅读“五经”的次序则未有深入分析。有鉴于此，论文归纳朱子阅读“五经”之言论，建构朱子“五经”阅读次序为：《诗》、《书》、《礼》、《易》、《春秋》。并由此分别探讨朱子读书三阶段的义理定位及价值，指出阅读“四书”为学者建构本心义理的基础阶段，阅读“五经”则为义理再次回圈之深化阶段，读史乃至其他书籍则为义理运用阶段。借由此三个阶段，朱子分别完成了上学下达再付诸应用的过程。经由分析，对于朱子读书体系如何透过阅读经学以完整获取圣贤义理，并落实于运用的过程，会有更清楚的掌握。
  “朱陆异同争论史”中的保守调和模式
  ——李绂《朱子晚年全论》评析
  蔡龙九《东吴哲学学报》
  （台北）2013年第27期
  全文简要叙述“朱陆异同”争论思想史的脉络下，采取调和立场的李绂所著之《朱子晚年全论》的内容要旨，并探讨其中的得失。笔者发现，李绂虽属“调和朱陆”立场，但他的数据引用以及评论内容对比前人来说较为详尽、中肯，而且有独到的看法。亦即他通过区分“朱子与陆子之学”与“朱子与陆子互论”的不同，来考察两人思想上“可同”的内容。文章除了说明李绂的贡献之外，亦针对《朱子晚年全论》的内容做出评析，点出此书的贡献及其失误之处。
  从格物到觉知
  ——德川日本崎门朱子学者三宅尚斋“格物致知”论探析
  藤井伦明《汉学研究》
  （台北）2013年第31卷第4期
  三宅尚斋乃日本江户崎门朱子学派开山祖师山崎暗斋的重要弟子之一，其在该学派的学统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历来学界多认为崎门朱子学的特色就是注重“居敬”的工夫，但若实际翻阅尚斋之相关著作，则可发现：尚斋经常指出“格物穷理”的意义及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比起“居敬”之工夫，尚斋显然更关注“格物致知”的工夫，“格物穷理”论在其学术思想中，位居核心。唯学界历来之先行研究，对此似乎从未关注，更遑论进一步探讨尚斋的“格物穷理”论。故针对尚斋“格物穷理”之论加以分析，深入探讨其对“格物穷理”的理解结构和该理论的特色。依尚斋的论述，人心先天具备万理。但心之理则以“一理浑然”没有区别的形态存在，因此，我们向内反省也不知自己内具的“理”之具体内容。但外在之“物”都是“万理”的具体化、形象化，理的层次上又无内外、主客之别，物之理等于心之理，于是，向外“格物”可以了解“心”原来具有的“理”之具体内容。因此，对尚斋而言，“格物”这一工夫并非忽略内在的心之理而追求外在的物之理（规范），用外在之理来控制、规定自我这种“外驰”工夫，而是本来就是以阐明内心之理为目的的工夫，亦即“心法”。
  唐、牟二先生对朱子理气心性说之诠释的考察
  颜铭俊《文与哲》（台北）
  2013年第22期
  朱子是南宋时期儒家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后数百年的“朱子学”研究也累积了颇为可观的成果，唯对朱子哲学的整体理解与定位，头绪多端之中也颇有评价不一的情况。以当代新儒家阵营的两大舵手——牟宗三及唐君毅二位先生的朱子研究来说，正体现出两种迥然互异的面貌，值得学者加以比较，以求从朱子哲学的整体建构中，抽绎出某些重要且极具诠释空间的关键问题，并指出研究朱子哲学或可尝试的较为细腻或新颖的视角。基于此种认识，论文针对唐、牟二先生对朱子哲学的诠释，进行了一番述要与反省，依次就二位先生对朱子“理气说”、“心性说”与两组成德工夫——“涵养”与“察识”、“格物”与“致知”的诠释与评价，进行了述要与简评。认为，整体而言，牟先生的朱子诠释，是以其心目中认定为理想儒家成德之教的形态，肯定宋明儒“心性（天）”合一的“心学”思路，进而对朱子哲学在表诠上必“心”、“性”分说的思路加以检讨，故多为否定的、批判的话语；而唐先生的朱子诠释则未预立义理评价的判准，整体呈现较为中立，对朱子哲学也较多同情的理解与申补性质的发挥，并不予以肯定。而通过此种比观唐、牟二先生之朱子研究的工作，认为，不仅在朱子哲学的研究方面仍多有可以深入探讨、辩证的课题，在儒家哲学方面亦然——特别是在成德之教如何可谓圆满，又成德之教的圆满如何可能等问题上面。
  方东树儒学思想的一个侧面
  ——辨陆王以归程朱
  田富美《成大中文学报》
  （台南）2013年第40期
  过去研究论及方东树者皆将焦点集中于《汉学商兑》，将之视为反干嘉汉学之大将。然而方氏以捍卫程朱学术自诩，他的著作并不仅止于反干嘉汉学，同时亦处理阳明学派对朱子的非议。论文即尝试扩大考察方东树的儒学相关著作，爬梳方东树以程朱之学回应陆王的批判，以及对攻讦承袭阳明心学一系的刘宗周义理等问题进行探究。首先，分析方东树反阳明学的原因，认为是主要当时士人省悟干嘉汉学流弊后，转而以陆王心学为依归，为预阻此一学风之转变，维护程朱理学之地位，故辨明陆王心学之失，辟除黄宗羲、刘宗周承姚江门户之论述。其次，归纳方
  东树反阳明学的内容，包括抨击陆象山与王阳明晦于人心道心的诠解，混淆知行之序，贻误立教之则；抨击刘宗周的道器性理诸说、气质之性，以及诚意慎独之学立论之谬源于阳明且更甚于阳明。最后，借由前述的基础，尝试指出方东树在尊奉程朱之学几近乎信仰般的特质下，使他难以正视心学家对程朱理学的攻讦；而再三凸显格物穷理、强调积累渐进之工夫，反陷于忽略理学超越层面阐发之困境。但从另一角度来说，此一特色未尝不是受干嘉学风冲击而转变之展现，如此看来，实仍具其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