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文献、思想与实践
  评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是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教授新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一部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专著。［1］吾妻教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求学期间曾作为日本第一批访华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早大阶段，虽师从著名道教学者楠山春树先生，但吾妻教授选择了朱子学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对象。他在2003年向早大提交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的思想史地平》（东京：创文社，2004年）。《朱子学的新研究》中，吾妻教授的研究即已体现了既注重对朱熹文献、哲学思想的细致分析，又重视朱熹思想在历史、实践层面展开的特点。在这部以朱熹《家礼》为中心的新作中，吾妻教授不仅延续了先前研究的特色，而且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东亚近世，进一步对朱子思想在实践与制度层面的展开做了更为深详周密的考察。
  一
  吾妻教授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朱子学的理解与认知偏重于朱熹哲学思想与身心修养的一面，这固然是朱子学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无论从朱子学整体所包含的丰富性，还是从朱子学对后世多层面的影响来说，都应当认识到朱子学作为一种综合“文化”的面貌。具体地说，朱子学是包含哲学、自然、历史、经济、文学、道德、政治理论、教育、祭祀、礼仪等多层丰富内容的有机整体，其影响亦渗透到近世中国及东亚世界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正是从对朱子学作为一种综合“文化”的认识出发，近年来，吾妻教授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朱熹的礼学上。“礼”作为“仁”的外在形式或“天理之节文”，是儒家思想在历史实践中最重要的承载者。同样，朱熹的礼学也是朱熹哲学思想在实践与制度层面最忠实的呈现。而在朱熹诸多礼学著作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后世最深的无疑便是《家礼》。
  吾妻教授将《家礼》称作“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本”［3］，他认为：“《家礼》的问世，可谓是中国近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力之大，并不亚于《四书集注》。”［4］理由有三：第一，与以《仪礼》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礼文献相比，《家礼》是中国近世（宋元明清）礼文献的新古典；第二，《家礼》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篇上》）的传统界限，从而让儒家之礼真正走向庶民的生活，使“士”、“庶”各个阶层都能践履。这正反映了“人人皆可为圣人”这一朱子学“平等主义”的人类观；第三，伴随着朱子学作为一种“普遍思想”在东亚近世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影响，《家礼》的影响范围也超越了中国的地域范围，扩展到日本、韩国等东亚世界。而在近世的东亚，礼实际上成为区分“华夷”的中心指标。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以下简称《实证研究》）便是吾妻教授有关《家礼》研究成果的一次结集。《实证研究》一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篇”，第二部分是“文献篇”。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实际包含了三方面：一是对与《家礼》有关的先行研究的系统梳理。第一章内容即属于这一部分；二是对《家礼》从文献角度展开的考察。其中包括第三章对《家礼》刊刻与版本的讨论以及第二部分“文献篇”即第八章中对《家礼》文本的勘定；三是有关《家礼》的专题性研究。包括第二章中从文献学入手对日本江户时代礼学整体样貌的说明，以及对《家礼》中一些核心要素如第四章中对“家庙（或祠堂）”，第五、六章中对“木主”，第七章中对“深衣”的细致探讨。与从经学或礼学史角度进行的《家礼》研究不同，吾妻教授的《家礼》研究始终是在朱子学的视野中展开的。因此，以下在对各章内容特点进行介绍的同时，亦将试图指出其对当下朱子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二
  《实证研究》的第一章是《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家礼〉为中心》。“儒教”一词是日本中国学界对儒学的惯称。“教”之一字更多的是指儒学是包含思想与制度在内的“教化”的整体。这章中，作者不仅讨论了中国古代仪礼与儒教的关系，儒教仪礼所包含的意义，同时也详细地检讨了迄今为止围绕中国儒教礼仪研究的一些中心课题，尤其是与《家礼》相关的研究焦点所在，如“《家礼》的作者问题”，“《家礼》与《书仪》（司马光）的关系问题”，“《家礼》在东亚的传播与展开”，“丧祭（葬祭）仪礼以及祖先祭祀、家族的问题”等。值得一提的是文末所附《〈家礼〉研究文献目录》。该目录几乎涵盖了所有近代以来各国学者有关《家礼》的研究成果，并做了分门别类的整理。其搜集之广、用功之勤令人叹服。可以说，对先行研究成果的充分重视是作者研究的入门途径。这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史的全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作者自觉地将自身的研究纳入研究史的脉络中，从而建立起与先行研究间的对话关系。通过对话，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与新的领域，从而将研究不断推进。研究篇中其余各章内容的成立及创获之处，都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一个结果。
  三
  《〈家礼〉的刊刻与版本——到〈性理大全〉为止》与第八章《宋版〈家礼〉校勘》是对《家礼》从文献角度展开的考察。正如本书题名所揭示的，“实证”是作者在研究方式上的另一大特色。在作者看来，不管是思想，还是制度，与之历史有关的实证研究最重要的依据都是文献。因此，《家礼》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家礼》文本的考订。在这一部分，作者的贡献有三点：
  第一，彻底厘清了《家礼》在历史流传中的版本系统，并在此基础上以南宋周复本为底本，在尽可能掌握各种参校本的基础上，对宋版《家礼》进行了巨细靡遗的严密校勘。其最终成果即本书第八章《宋版（家礼）校勘》，可谓向学界提供了一部足可信赖的《家礼》定本。
  第二，解决了长期以来围绕《家礼》作者问题的争议，将《家礼》视作朱熹尚未定稿的稿本之结论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最为稳妥的定说。朱熹《家礼》自清代王懋竑提出“伪作说”，经四库馆臣的蹈袭，几成定论。近代以来，钱穆、上山春平、陈来等诸多学者皆对“伪作说”有所质疑。作者在继承先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家礼》流传各版本及周边资料特别是序、跋的研究，为推翻“伪作说”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如作者所指出的：朱熹逝后不久，相继出现了五羊本、余杭本以及严洲本等数种不同版本的《家礼》。而与这些刊本密切相关的陈淳、黄榦、廖明德以及杨复等都是直接师从朱熹的门人，在他们留下的序跋资料中，无一例外地将《家礼》视作朱熹的著作并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对《家礼》的敬意。如果《家礼》真的是一部出自别人的伪作，那绝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王懋竑认为《家礼》的序文也是伪作，现存宋版《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卷首所载朱熹亲笔序的翻刻本便直接证明了王说之谬；至于王懋竑所言《家礼》记述内容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作者亦正确地指出：这是因为《家礼》流传于世的时候并非完本，而是未完的稿本，即陈淳所说“未成之缺典”（《代陈宪跋家礼》），黄榦所言的“未暇更定”（《朱子行状》），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判定《家礼》为伪作的证据。
  第三，作者对《家礼》版本流传历史的梳理，其目的并不止步于对版本系统的清楚认识，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家礼》在中国近世社会中如何得以普及而又产生影响这一问题。由此亦可窥见作者实证姿态背后真正的关切所在。如在元代刊刻本中，作者列举了元代姚枢的《家礼》刻本。元太宗七年（1235），元军攻克德安（湖北省）之际，江汉先生赵复被随军的姚枢救出，于是向姚枢“尽出程朱二子性理之书”。这是标志朱子学开始在北方得以传播的著名故事。而姚枢在退居辉州苏门山（河南省）后，刊刻道学书籍内便有《小学书》、《论孟或问》与《家礼》。这说明赵复献给姚枢的书籍中，《家礼》应包含其中。由此可以推知：自朱子学北传之初，《家礼》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说明了《家礼》在士人和民间所引起的关注，还根据《元典章》中有关“婚姻礼制”的相关记载即朝廷于至元八年（1264）颁布敕令，明确规定婚礼必须以《朱文公家礼》为准，点明了《家礼》自元代起就已进入国家礼制的层面。这无疑为我们探讨“朱子学如何进入国家法典”这一问题在通常所熟知的自元仁宗朝起《四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取士标准的史实之外提供了极为有益的补充。与此问题相关，则是对明代《性理大全》本的考察。如果从版本史的角度来看，朝鲜与日本出版的诸多《家礼》注释书基本上都是以《性理大全》本为底本。因此，在作者看来，《性理大全》本堪称是《家礼》的“普及决定版”。但《性理大全》本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作者指出：明永乐十三年（1415）胡广等奉旨编纂的《性理大全》70卷，将《家礼》收入其中，这意味着《家礼》作为官方认定的文本正式登场。又据《明史·礼制》，永乐年间，《家礼》由朝廷正式向全国颁行。作者认为，被颁行的应该就是新撰的《性理大全》本《家礼》。这代表着出现于朱子学团体这一民间学派的《家礼》，最终引起了国家的重视，自此反过来由国家向民间进行推广。
  四
  从以上特别是第三点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作者以实证姿态指向的对文献的关照并未止步于文献，在对文献广泛搜集与精密考证的背后所包含的是对研究史、思想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关切。换言之，作者以文献入手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始终具备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一点在有关《家礼》专题研究的各部分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证研究》第二章《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以文献学考察为中心》便是通过文献对江户时代《三礼》以及《家礼》接受情况的考察。向来，在日本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礼学在近世日本的影响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作为思想而被学习和讲习，并没有进入到人们实际生活的实践中。但作者在梳理江户时代礼学著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17世纪后半期日本曾掀起一股《家礼》风潮，这不仅表现在各派学者尤其是朱子学系与阳明学系学者所留下的有关《家礼》的著作上，而且体现在很多著名学者、政治人物如林罗山、德川光圀、池田光政等依据《家礼》举行丧、祭仪式的实例中。对《家礼》在丧、祭场合的广泛运用这一历史事实的揭示，不仅有效地纠正了流行的习见，而且与《家礼》冠婚丧祭各种仪礼都得到广泛普及的中国和朝鲜相比，点明了日本儒教仪礼接受的特色。
  第四章至第七章是对《家礼》中与礼制有关的一些核心要素的考察。以下仅以第四章有关“家庙”的讨论为例来说明作者上述的研究特点。
  第四章《宋代的家庙与祖先祭祀》中的“家庙”乃是一种总称，有时也被称为影堂、祭堂或祠堂，是祭祀一族之祖先灵魂的设施。换言之，家庙（或祠堂）是实行祭礼的场所。《家礼卷第一通礼》便首论“祠堂”，其下有小字自注曰：“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首。”可见，在朱熹对《家礼》的构想中，祠堂被置于首要的位置。显然，作者对“家庙（或祠堂）”的专题研究也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此章研究的特点在于揭示宋代家庙制度的历史脉络，通过对朱熹前后家庙制度历史流变的考察，朱熹有关家庙设想的“损益”之处及其历史意义便适时地凸显出来。作者指出：以《礼记》等中国古代礼文献为依据的家庙制度的特征在于根据身份、官品来确定能否建立家庙，而家庙的设立是高级官僚的特权。在这种制度下，子孙一旦失去祖先所拥有的官品便有可能失去建立家庙的资格。随着门阀贵族制的崩坏，唐代以前曾发挥过有效功能的家庙制度到了官品只限于一代的宋代，便成为不合时宜、徒具形式的东西。这是造成宋代家庙制度在国家礼制层面进程缓慢的原因。与之相应的，则是士人们的积极探索。北宋的韩琦及司马光或张载、程颐、吕大防等道学家们的努力便是典型案例。在这当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程颐的主张，其意义表现为：第一，所有士人都应当拥有家庙；第二，可以使用此前只有高官才被允许使用的神主；第三，援用《仪礼》的丧服规定，将在家庙中常祭的对象规定在高祖以下四代即小宗的范围内。朱熹《家礼》的祭祖部分就是继承了程颐的这一构想而制定的。这样一来，程朱的努力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重建礼乐”，而家庙也通过这一重建终于从贵族的独享物转变为士人的日常设置。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发掘了以往研究“程朱思想关联”时所未注意的层面，即朱熹在家庙制度上对程颐思想的继承，而且在对家庙制度历史性的重构中指明了其背后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的动因。如果将“士必有庙”这一《家礼》继承自程颐的特点视作程朱思想中平等主义原则的延伸，那么，作者对于《家礼》形成历史背景中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这一客观变化的揭示同样也不容忽视。至此，可以进一步提问的是：既然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的变迁已导致国家礼制层面家庙制度难以推进，那为何道学家们仍然会汲汲于家庙的重建呢？除上引朱熹自注中所说明的理由外，作者还不失时机地指出，家庙的建立实际上使得祭祖的场所由墓祠移至家庙。墓祠是宋代流行的设置在坟墓之侧的祠堂。当时，也有将坟墓的管理委托佛寺的情况，一般称为坟寺或坟庵。这些都可纳入墓祠的范畴内。此外，还可以看到道教宫观作为坟墓看守以及在道观内建立祠堂的事例，这也就是说，无论从设施方面还是从仪礼方面来看，佛道二教在民间祭祀祖先方面承担着相当大的作用。因此，将祭祖由墓祠移至家庙，实际上意味着将祭祀这一重要环节的仪礼方式由佛教或道教的形式扭转为儒教的形式。
  此外，作者还在本书的第五、六章中讨论了家庙中最重要的祭器——“木主”的问题，以及在第七章中探讨了《家礼》中的儒服——“深衣”问题。这两项专题研究同样在细密的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精彩创见，本文在此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从有关“木主”、“深衣”这两项《家礼》核心要素的专题研究中，还可看到的一点是，作者的研究始终是在东亚文化交涉的视野中展开的。如“木主”部分，除中国外，作者还检讨了对于日本、韩国的影响；“深衣”部分同样也讨论了在朝鲜王朝时期与德川日本的施行情況。毋宁说，从东亚文化交涉的角度看朱子学，这也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立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论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
  ——述评《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
  ⊙张新国
  卜道成是一位与中国渊源很深的汉学家。正像他本人在前言中所称述的，《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写作的最初意图“是用来作为我所翻译的《朱熹的人性论》一书的导论”［1］，为对书中所涵盖文化背景不甚了解的英语读者提供研究服务。虽然如此，作者审慎谦虚的话语难以掩盖前者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学术专著的独到价值。正如译者所言：“这是一部从西方人的视角对朱熹哲学进行研究的开拓性著作。”［2］全书分为四篇，后三篇对朱熹哲学做了全面系统的钻研，尤其是作者以“返本开新”的运思手法，将朱熹哲学与孔子儒学、西方哲学以及神学进行比较所得到的结论富有创见意义。
  一、卜道成生平与其《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一书简介
  卜道成（1861—1934），英国汉学家，英国浸礼会（EnglishBaptistMissionarySociety）牧师，一位有深厚学问素养的宗教人士，1887年来华，主要从事传教和教育工作。1916年到1920年间，卜道成曾经担任私立山东基督教大学校长四年之久，有多部著作传世，内容涉及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农业史的考察以及朱熹与宋代新儒学的研究。1922年，卜道成完成了《朱熹的人性论》一书的英文翻译和出版工作。《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一书是译著《朱熹的人性论》的导论，这是他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所提交的学位论文，出版于1923年。
  《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作为一部聚焦于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著作，有着明确的阐释目标与范围，即“一方面可以区别于在经典中发现的伦理道德教义，另一方面可以区别于这个国家的宗教和民间信仰”［3］。“返本开新”本是以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回应时代问题而复兴儒学的思想纲领。“所谓‘返本’，就是返儒家内在心性之本；所谓‘开新’，就是开现代科学民主之新。”［4］这里用来指代卜道成运用的从原始儒学着眼，创见性地理解朱熹哲学思想的研究方法。本书内容共有四篇
  十四章。第一篇对朱熹思想的主要继承者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以及朱熹本人的思想与生平进行了简明的描述，其中朱熹的生平作为则是本篇的重点。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卜道成运用的从社会背景中梳理思想的重要方法；第二篇考察了朱熹的宇宙论；第三篇分析了朱熹的人性论；第四篇则是卜道成的独到之处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他系统探讨了朱熹哲学的有神论含义和意义。
  二、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
  西方学术史，尤其是在哲学史研究方法上，一直以来存在这样一种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以社会学方法辅助梳理哲学史思想的发展进程，这种社会学方法以在“语境”下梳理“语义”为理解的核心。这一研究方法在文特尔班、罗素的哲学史研究中被运用并获得极大的成功。此处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正是西方哲学家以社会学意义上在“语境”下梳理和诠释“语义”方法的有效运用。
  （一）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规整朱熹的宇宙论
  “性与天道”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探讨的核心议题。性与天道之间“惟精惟一”的关系是儒学寻求和阐述的主要条目，其关系的实质在于营建人性与天道、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连续性。其中，天道即主要是以宇宙论的形态得以表达。作为宋代新儒学内容的一部分，朱熹的宇宙论与其前辈们相比，吸收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成分，为其接下来人性论的论述做好了张本。卜道成以其“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对朱熹的宇宙论予以规整，使朱熹的宇宙论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以清晰地显示。
  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规整朱熹的宇宙论，指称的意义主要在于：着眼于整个人类思想史发展的主要脉络与进路，将朱熹的宇宙论合理安置为朱熹本人哲学思想的基础。在这一规整的过程中，卜道成既考察了宇宙论在朱熹本人具有系统性的学说中的位置与意义，更重要的在于，他又认真考察了朱熹的宇宙论在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共性及其有进步意义的独特性。这主要体现在卜道成对每一时代中国传统哲学核心概念的确定和诠释上，尤其是将朱熹哲学与先秦儒学的概念和思想内涵做对比。如卜道成所说：“‘理’和‘仁’是两个理解中国思想的关键词，也是万物的基础。”［5］这一个规整性的工作对他所要论述的朱熹的人性论与有神论起到打开视野和奠定基调的有效作用。
  诚然，卜道成是一位汉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位有西学学术功底和思维方式的学者。他对朱熹哲学思想的解释本身就是一种中西思想的比较和交流。所以，我们可以从他客观性的理解和诠释中透视朱熹宇宙论所承载的思维形式。在谈到古代哲学对于西方文化
  的重要意义时，文特尔班说：“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古代哲学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典型意义，也就是说，起初，哲学以大无畏的勇气去探究外部世界；然而，当它在这里遭遇到阻挠的时候，它转向了内部世界，由这里视域出发，它以新的力量尝试去思考‘世界—大全’。”［6］朱熹的宇宙论正是文特尔班这里的前一个思想时期，即“以大无畏的勇气去探究外部世界”的时期。需要注意的是，此处的时期是在思想史的意义上讲的，与现实的历史年代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接下来讨论古代哲学的分期时，文特尔班将古希腊哲学分为三个思想时期：宇宙论时期、人类学时期和体系化时期。无论从整体意义上，还是单独考察朱熹哲学思想，朱熹的宇宙论、人性论与有神论在思想史意义上都对应于文特尔班上述三个思想史时期。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朱熹的宇宙论是具有中国哲学思想的义理传统，即人道帅天道意义上的良善天道的理论预设。正如卜道成所说：“理是一个伦理原则，生命的本质是道德的，它活动的秘密是道德的。总之，最终理成为神圣的，理无所不在并渗透于存在的每个个体事物之中，理是头等重要的东西。”［7］另一点是朱熹的宇宙论具有不同于希腊古代哲学思想的朴素性而具有近代哲学思辨的特征。卜道成说：“中国哲学家对理和气的观点是否与晚期西方哲学的思辨更接近呢？”在接下来的整个论述中，卜道成以朱熹对理的解释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性的回答。
  （二）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规约朱熹的人性论
  在中国哲学中，尤其是在儒家哲学中，人性论的讨论是出于教化的诉求。这就使得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哲学中所探讨的人性论包含着特殊的思想前提或说理论预设，即“人性论与价值观的统一”［8］。但是，作为思想成分，人性论与价值观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价值观先天地优先于人性论。可以说，人性论是价值观的一个实体性的应用领域。正如李存山所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是价值观。”［9］
  朱熹的人性论继承和深化了自先秦到宋代的理论成果，其“惟精惟一”的道心人心学说作为人性论具有集大成的特征。此处所谓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规约朱熹的人性论，旨在意谓卜道成从朱熹体系化的人性论中仔细分辨和梳理出它内在的“源”和“流”，批判性地分析和描述朱熹人性论文意深处的源头活水，从而真正厘清朱熹的人性论对后来中国哲学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在探讨朱熹人性论的一开始，卜道成便指出宋代哲学时代性的哲学问题，即“宋代哲学极为重要的命题是：性是什么？”［10］，宋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以人性论为核心的朱熹哲学，但朱熹哲学首先是宋学。卜道成将朱熹哲学中的人性论还原到宋代整体性的文化格局中，更有利于研究者，尤其是后学者在研究之初就有一个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从而恰当地安置人性论在朱熹哲学中的位次和旨意，从而超越哲学史而在哲学理论的最前沿做出研究者自己的发展性的贡献。卜道成本人首先就是这么做的，这一方法得到了合理运用并取得了实效。卜道成的研究成果在朱熹哲学，特别是朱熹人性论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也是因此而奠定的。
  如果说宋代之前的人性论属于天才般的论断时期的话，那么朱熹的人性论则是在实质上开了体系化时期的先河。从而，宋代哲学人性论中的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作为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概念和观念能够得到分析性的陈述和综合性的理解。卜道成说：“性是存在于我们自身的，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只要不否认我们自身存在就不能否认的伦理制裁。”［11］卜道成的阐述符合朱熹既关注形而上的价值维度又关注形而下的成就维度这一体用不二的人性论主旨。陈来也说：“朱熹认为，天地间有理有气，人物的产生都是禀受天地之气以为形体，禀受天地之理以为本性，使人之本性与天地之理有了一种直接的宇宙论的联系。”［12］此外，卜道成的研究方法中处处体现出从思想史的语境当中去思考的原则，这就避免了单就文字考证所带来的误读。徐复观在探讨人性论史的研究方法时说：“治思想史，当然要从语言训诂开始；同时即使仅就语言训诂的本身来说，也应从上下相关联的问句，与其形其声，互相参证，使能确定其意义，而不能仅靠孤立的形与声，一致流于胡猜乱测。”［13］
  最后，卜道成归结说：“性就是非物质性原则在创生中产生的个性特征。在这种原则下，作为理它是宇宙的根本要素，作为道被认为是组成了道德秩序，作为命是上帝的内在的创造意志。”［14］这种返本开新，即正本清源之后直入本质的研究方法使得卜道成所归纳出来的结论具有合理而完备的特征。
  （三）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规准朱熹的有神论及其意义
  诚然不乏有神论的个别观点，但是在实质上和体系上讲，中国传统哲学缺乏有神论的传统。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先秦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早已深深植入中国思想文化之中。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有神论没有发展为宗教，缘于其散见于各家学说中的有神论观点仅仅在于为自己的学说做理论做张本，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神秘意义。
  朱熹的有神论主要在于从理智和情感两个方面宣扬“仁”的教化，这是卜道成以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对朱熹有神论所做出的归结。这里的返本开新主要意谓：卜道成认为朱熹从孔孟仁学和北宋五子之学中关于“仁”的理论视域中演绎和营建自己“理”的哲学体系，特别是其“有神论”学说。这个理论规准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种内部描述，即理解之后的还原性编排和诠释。
  对于朱熹的有神论思想，卜道成主张从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来加以反观，即以其论“仁”的思想作为我们理解的前提，剥离其有神论的外壳进入朱熹真正言说的内容。这就需要研究者在研究朱熹有神论时应坚持理性分析的态度而不是神秘性的情感直观。卜道成评价朱熹道：“朱熹是名哲学家，而不是一个传教士。在他的个性中占优势的是理智而不是情感。”［15］对于朱熹有神论的意义，他以具有关键性的问题展开论述：“从有神论的角度来看，朱熹哲学中的第一因概念到底是什么？既然理是非物质的和伦理的，那么它是否具有神性？换句话说，朱熹的一元论是一神论的一种形式吗？”［16］从卜道成接下来的回答来看，他认为朱熹的有神论之“神”不是神秘性，而是一种伦理道德的神圣性。换言之，其有神论的真正意义不仅是一个“是什么”的问题，即存在论问题，更是一个“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即价值论问题。正如杨国荣所说：“如果说，‘是什么’的追问要求在事实层面敞开存在。那么，‘意味着什么’的提问方式则从人与存在的关系上，确认价值为存在的题中之义。正是二者的统一赋予存在以具体、真实的品格。”［1刀此处有一个理解时需要注意的地方，即在具体语境中存在论问题与价值论问题需要仔细甄别其论述的重点所在。在卜道成看来，朱熹的有神论旨在通过这种理论预设来彰显其价值论的维度，即“仁”。卜道成说：“对于朱熹来说，‘仁’是最伟大的……仁是万善之源、德性之根，是遍及宇宙的道的基础。仁是上帝自身的一切属性，是一个永不凋谢的和不死的存在。仁是一切，仁在一切之中！”18］正如卜道成所分析的，朱熹有神论视域中“仁”的价值论向度，继承了儒学人文精神胜过宗教信仰的理解和诠释传统。
  对于此，方东美对朱熹思想的论述与卜道成所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他说：“仁在于永远创造并支持生命，对人而言，其在于与每个人有关的生命之实现与生命之关照。”［19］总之，卜道成以返原始儒学之本、开朱熹有神论意义之新的研究方法从朱熹有神论思想中透视其哲学思想的实质是科学而有效的。三、余论：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的历史哲学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在内部操作上一直存在所谓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即主要是对经典诠释方法上存在这样的分歧：以文字考据为主与以义理体会为主。前者可以归结为分析的方法，主张以原始思想材料首先恢复经典的本来面目；后者可以归结为直观的方法，主张适当扩大诠释的意义范围与解释者的自由度。
  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正是适度结合了上述两种方法。这种结合工作的认识论背景在于卜道成对朱熹哲学研究的历史哲学基础，即将朱熹哲学的每一部分都描述性地放回整个宋代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体系之中。杨国荣在阐述哲学的功能时谈道：“要理解哲学，我们必须回到哲学的历史，去学习和阅读历史上重要哲学家的著作，这种阅读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和哲学家对话的过程。”［20］卜道成理解和诠释朱熹哲学思想时，正是将朱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放回中国哲学文化整体性的体系之中加以考察。卜道成说：“在中国持续了700年之久的伦理和形上学系统，即当代儒学，与其说是孔子学说，不如说是朱熹之学。”［21］在谈到朱熹哲学思想对后世哲学的影响时，卜道成说：“朱熹及其哲学具有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他的学说必将构成任何真正理解中国思想的背景。”［22］此外，卜道成还将以朱熹哲学为代表的中国宋代哲学时期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相提并论。他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中，一系列思想家出现了，他们形成了宋代新儒学。他们的著作把古典时代的思想具体化和系统化，从此该系统就支配了中国人的心灵，从贩夫走卒到博学的学者。”沃尔什在论述什么是历史哲学时强调：“‘历史哲学’实际上是两组哲学问题的名称：它既有思辨的部分，又有分析的部分。”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正是结合了义理思辨与概念分析这两种解释路径。
  希尔斯在论述“历史意识”时说：“历史意识本身没有内容，它在距今不远的过去和遥远的过去寻找内容。”［23］卜道成“返本开新”的解经方法与其说是一种“化理论为方法”［24］的方法论转换，不如说正是这种超越具体思想知识之后的“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是一种活的方法，即一种被赋予了主体性的方法。也因此，经典诠释不再是理论形式上的事外描述，而成了一种内化了的意义自动生成的过程。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如同和高尚且睿智的人谈话”——读《朱熹大辞典》有感
  ⊙黄训美谢海金
  “书籍，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一本好书，如同和许多高尚且睿智的人谈话。”笛卡尔的这番话，恰似他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一般，通俗易懂，简洁明了；又恍如他的“普遍怀疑”的哲学主张一样，道理虽极简单，内涵却极丰富。
  在书评开篇处引用笛卡尔的名言绝非刻意为之，朱熹这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集大成者，与笛卡尔这位“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人”之间，无论从学术思想还是人物生平都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然而翻阅《朱熹大辞典》，脑中便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笛卡尔的那句话：“如同和许多高尚且睿智的人谈话。”这种谈话，跨越时间，也跨越空间，不囿于学识，亦不囿于思想，对乐学善思见疑之辈，有传道授业解惑之用，对寻奇探幽揽胜之人，有引路教书育人之功。捧卷阅书，畅然有格物致知之乐；独坐回味，悄然有求理论道之感。
  这本书，耗费了四年多的时间打磨，汇集了近百位专家学者，凝聚了数十年的研究精华，书中内容，除朱熹综述外，另有朱熹生平事迹、同道及弟子后学、思想体系、传播与研究四大部分，反映和代表了国内外朱熹研究的最高水平。可以说，这样的纸上之物，展现出来的已经不是文字，而是思想和智慧——综罗百代的朱熹思想，传承千年的理学智慧。这种思想和智慧，经过千年的沉淀和发酵，在以张立文先生为首的百位专家手中，得以重现，得到升华，得以传承。
  读《朱熹大辞典》，自然不可不提朱熹其人。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自古便有“立功、立德、立言”这个“三不朽”命题。不过，在此不说朱熹之功德，不说朱熹生平经历之坎坷，也不说他的宦海官运之浮沉，更不说他生前身后之荣耀谥号，只说“立言”，即其著书立说和学术思想。
  朱熹之“立言”及其思想，若要细说，委实不易，其著作之丰，可谓卷帙繁多，闳博无涯，以至于“学者观之，有惶然骇然之叹”。因此，全祖望才会在《宋元学案》之中评曰“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如此评语，既得文字之精粹，又不失内涵之丰美，虽然依旧简短，奈何笔者文拙思竭，唯以此语寄之。
  朱熹作为后世公认的宋明理学集大成者，其思想之博大精深、影响之广泛深远，孔
  孟之后，无人能及。虽然他生平迭逢厄运、连遭打击，甚至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伪学逆党”，但是，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却在之后被奉为“祖宪圣章”、“启迪后贤”的官方哲学，历元明清而不衰、到近现代而尤显。其思想之“致广大”，其广大者，指他一生著述繁富、精研甚多，可谓是“彻人心，洞天理，达群哲，会百圣，粹乎洙泗伊洛之绪”，诸如经学、史学、文学、伦理、教育等方面都有涉猎。其思想广博如海、厚重如山，所涉领域，包罗万象，不仅对“理气”、“太极”、“道”等重要的哲学范畴进行了系统阐述，而且在政治、经济、自然、道德等领域都有涉及，且多有真知灼见，几可自成体系。其中他不仅诠释了古已有之的哲学范畴，而且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譬如理、气等重要的哲学范畴。
  因此，后人在研究朱熹思想时，本应拨冗去杂、删繁就简，继承和发扬其中的精华，批判和剔除其中的糟粕。然而，近代以来，儒家思想连遭批判，先是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后是“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其矛头所指，实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如此一来，难免在后继学者的心理上设置了一重障碍。虽然期间仍有钱穆、冯友兰、侯外庐等前辈学者笔耕不辍地对朱熹思想进行研究，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仅仅依靠前人的研究，已经无法支撑起朱熹思想的完整框架。
  至此，《朱熹大辞典》之编写团队，深明朱熹思想之重要，明察社会发展之需要，冲决学人心理之障碍，勇担朱熹思想研究之重任，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原则，客观公正的现代视角，围绕朱熹思想，叙其广大，述其精微，和合其思想，在对其自然学说、经济思想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其内在的哲学逻辑结构，从而揭示了其间深藏的意蕴，可谓承前人之精研、发后人之深省。《朱熹大辞典》在前辈研究基础上对朱熹思想涉及的各个领域进行科学合理的划分，在分门别类的前提下深入挖掘、详尽阐述，对朱熹的整体思想进行把握，从朱熹的各个范畴进行切入，运用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将朱熹思想按经济思想、政治学说、自然学说等十余个方面进行深入的阐述，博而精、广而深。这种新、广、全的视野，正是朱子学研究现代化、广泛化的基础，更是80年后朱子学逐渐成为显学的前提，同时也是张立文先生及其团队为现代朱子学研究做出的突出贡献之一。
  朱熹思想之精微，在于他比前人更加细致、认真地观察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并对此进行更加严密、精辟的分析和解释，在其“广大”的基础上，深入精研。
  换句话说，朱熹思想涉及领域广、包含内容多，是真正的博大而精深，犹如高山深谷，登山越高、所见越远，探谷越深、所见越奇，这对后世研究者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虽然朱熹思想接连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文化运动的责难和政治运动的批斗，但是，作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其影响之深远广泛，是后世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都不能也无法绕过的高峰。哪怕是在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近代，国内学者也没有停止对朱熹及其思想进行研究。其中不乏名家大师，更不乏名著佳作，而其中总结的方法、取得的成就，不仅斐然当时，而且影响后世。
  近代朱子学研究的方法和成就，已然成为后学研究朱熹思想的学术宝藏，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新的社会需要和时代形势已渐渐不能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成果，《朱熹大辞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其“登山不愁峻、探谷不愁深”的精神，对朱熹思想细致考证、深入研究，叙其广大的同时述其精微。
  朱熹作为“综罗百代”的宋明理学集大成者，以其求理、主体、忧患、力行、求实、道德、开放等精神，回应和化解了当时社会面临的价值理想的挑战、外来文明的挑战和理论形态转型的挑战。
  朱熹的这些精神无疑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其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已经消失，但是，这些精神始终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中。而这些精神，正是《朱熹大辞典》所倡导的需要“转生”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的“转生”，正是现代朱子学研究的新方向。
  《朱熹大辞典》不仅是对朱熹思想以及前人研究成果的批判性继承，更是对后继学者进行朱子学研究的深刻启迪。这种启迪不仅体现在方法和方向上，还体现在具体的研究领域的划分上。
  《朱熹大辞典》一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分为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的十五个大章，其中涉及朱熹在经济、政治、自然、鬼神、心性、美学、道德、史学、教育等各大领域的学说，内容之详尽、结构之完整，既成一个大系统，又可自成体系。这对后学而言，无疑是一座巨大而且露天的学术宝藏，虽然学术前辈在这些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详尽，但是，却还留给后学很大的深入挖掘、细致剖析的空间。
  《朱熹大辞典》上承朱熹思想之博大精微，中转学术前辈在朱熹思想研究中的成果，下启后学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可谓传承有度、承接有序。
  朱熹思想之博大，恰似高山，唯有登临绝顶，才能见全貌、得精髓。然而，登山不可着眼在脚下，须放眼于山巅，唯有大而新的视野，方可见远而全的风光。在朱子学研究的攀登路上，不仅需要全新的思路，更需要全新的视野。视野小则道路少、视野窄则研究难，后学若循此法，一来研究成果难超前人，二来研究道路愈发狭窄，如此一来，研究受限，谈何创新，若无创新，恐有无以为继之忧。
  言至于此，《朱熹大辞典》以张立文先生为主编，许多国内成名专家教授为编委会成员，基本囊括了当代在朱子学门类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国内顶级人物，如此阵容，成就这本有关朱熹和朱熹思想的最全面、最系统的辞典性的著作。可以说，翻阅《朱熹大辞典》，就是在华夏文明的大背景下，拾级而上，攀缘不辍，直抵宋明理学的高峰。更何况，此书之编著者，皆是专家学者，而其“领路之人”，更是此学之权威泰斗，读此书，登此峰，隐然有与诸学畅谈之快感。书中的妙语连珠，就像沿途的秀丽风光，可让你或觉心旷，或觉神怡；文中的思想智慧，就像山中的涓流清泉，可让你不觉疲顿，不觉烦躁。当然，读此书，究此理，做此学问，恰如登高山、攀绝壁，绝无一帆风顺、
  一路驰骋之可能，期间恐有浮云遮望眼，或有险涧塞其途，但是，在学问之路上，只要有大无畏之心、细考证之行，相信自然可以穿云过涧，直达高峰。
  （作者单位：福建行政学院、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千淘万漉正本清源——读《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
  ⊙黄丽奇
  历史的窗棂，经过岁月的洗刷，变得斑驳陆离。追问历史的人，如同一位人文导航家，引领人们一起去打开那一扇尘封的窗，在“故纸堆”中触摸历史。其每一次的凝思，每一次的刨根问底，犹如缕缕阳光，穿透历史的尘霾，给人以思想的洗礼和心灵的启迪。
  有幸捧读方彦寿先生的《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感觉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劳动硕果。其浅青灰色的封面设计，古香古色，上面附有一幅特别“吸睛”的慈祥俊逸的老年朱熹画像，而“揭秘”二字也给此书凃上了一层魔幻般的神秘色彩，促使我迫不及待地翻开这本书，希望跟随作者的思路，厘清历史的纠葛。
  此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作者对历代朱子画像的考辨，下卷是作者对当前拍卖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有关朱子的“伪帖”赝品的考辨。这两大部分从不同角度穷本溯源，抚去历史的尘埃，将读者带入一个叩问历史真相的情境中。通过对朱子画像“形”与“神”的考辨，画者的“道”与“技”的甄别，作者告诉我们：对历史的尊重，就是对先儒的尊重；对先儒的尊重，就是对中华文明的尊重。
  朱熹乃一代鸿儒，万世师表，以其为代表的朱子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经过历史的风雨仍泽溉今人。其有关的画像、刻像和书帖等在文物拍卖市场上非常抢手，一些画手或者刊工为了谋取利益，粗制滥造，无异于亵渎圣贤，丑化先哲。针对这一情况，世界朱氏联合会曾经于2000年发起倡议通过统一朱子像以杜绝伪劣。但是尽管这样，还是难以杜绝伪品的出现。
  通读全书，我觉得，此书的特点主要体现了两个“度”，即作者搜集历史资料的广度和挖掘蕴藏这些历史资料背后学术意义的深度。
  先说广度。作者不仅对前清故宫的书画著录，海峡两岸的博物院（馆）、图书馆和民间所珍藏和流传的有关朱熹的画像、碑刻、版画、拓本的来源进行了考辨，而且还对一向罕为人知的日本“狩野画派”和韩国流传的朱熹画像，以及宋明建阳刻本、徽州刻本，海外日本“和刻本”、韩国刻本的朱子画像也做了详尽的披露。
  再说深度。在广泛搜集资料，从各种不同的方位对朱熹画像的产生与流传进行系统而详尽考证的基础上，作者进而从各种不同角度深入挖掘蕴藏在这些历史资料背后的学术价值。其具体表现为：作者不仅分析了这些画像在朱子及其门人、后学创建的书院中，如何由“敬其像”进而“师其心”，分析这些画像与书院祭祀、与朱子道统论的关系；还细致分析了这些画像对地域文化，如朱子祖籍地徽州，故里建阳、武夷山，乃至对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影响；也对中、日、韩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充分的论述。
  诚如作者所言，最早开始涉及朱子画像考辨领域的是陈荣捷和高令印两位学者，但方先生的研究却极大地拓展了这一研究空间，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书中，方先生对历代朱子画像及其来龙去脉进行了大量的梳理，其行云流水般的表述，庖丁解牛般的论证，可以看出他在这一领域做了相当充分的积累，对朱子学价值及其历史脉络把握得十分清晰明确，同时对考据学的运用十分灵活。他考虑到史料之间关联的诸多因素，不是用单一的思维方式去研究，而是尽可能全面地看待问题。面对各色伪品，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伪造的痕迹，严厉批评，使其无处遁逃，也提醒了艺术收藏者们和爱好者们要擦亮双眼，莫让浮云遮望眼。
  当今世界的文化工业化特点以及文化消费性特征日趋明显，文化传统的阵地常常处于“失守”态势。在这种情境下，能够通过文化的自觉意识判断真假、坚守阵地是多么难能可贵！
  从朱子画像考辨的角度，审视文化乱象，坚守儒家传统，这是方彦寿先生拓展出来的朱子学研究的独特路径。传统的朱子学研究，一般是从文本、史料、哲学分析入手，方先生却从常人难以想象的“画像”考辨着手，对朱子学的研究貌似有种“旁敲侧击”的味道。但是，我个人认为，本书也颇有一番“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良苦用意。他将中国本土出现的朱熹画像与日本、韩国等搜集到的相关画像资料进行仔细比较，对画像所代表的朱熹形象进行了归纳、整理、确定，同时还穿插研究了朱子学产生发展的历史根源、文化内涵、艺术价值等，并重点探讨了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别的朱子画像对传播和继承儒家道统的功能和意义。
  此书介绍的朱子画像，种类可谓繁多。例如，从画像人物的全貌看，有全身像，半身像；从年龄上看，有中青年朱子像，老年朱子像；从画像作者看，有自画像，他画像；从创作方法看，有写真像，写意像（也可称作创作像）。当然，作者对朱熹画像考辨的主要方面应该是写真像和写意像。作者指出目前普遍认可的是面部表情端严的半身像。这是目前朱子后裔共同认可的一幅朱熹像，即现藏于建瓯市博物馆的朱熹对镜自画像（绍熙元年，1190，朱子61岁）石刻版。该“朱子对镜自画像”碑刻，据传是明代朱氏十六代孙依旧本重镌，碑中央为朱熹半身像。只见朱熹双手端拱于胸前，神态庄重，须发右颊眼耳间的七颗黑痣清晰可见。
  韩国朱川书院有一幅朱子的坐式像，这在中国比较罕见。作者指出这幅画像（图11—5）与日本和刻本《儒仙》中的《朱文公》一图，在韵味上略有几分相似。说明作者对韩国、日本出现的朱熹画像，其熟悉程度可谓了然于胸。又如，韩国朱子后裔赠送
  的另一幅（图11—9），题为《晦庵朱夫子考亭书院门徒讲论观景》，作者指出此图是一幅创作画，画面中除朱夫子的形象有几分神似之外，其余的场景基本上出于画家的想象，因为画面中的群山不像考亭的玉枕山或翠屏峰，倒是与韩国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所在的光州绫州连珠山有点相似。从这些细节的比较，可以看出作者对不同国家的朱子画像本土化倾向的敏锐观察，以及对写真画像与写意画像之间区别的慎思明辨。其实，通过作者的深入介绍与考辨，读者不难发现收藏在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朱文公像，已被融入了不同地域画者对朱子的独到理解和想象，当然其中难免也有失真的成分。
  同时，此书通过对朱熹画像考辨，较为深入地穿插探讨了朱子学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例如，在《月霁千秋朱子川——朱熹画像考十一》一文中，作者简要介绍了朱子学如何传入韩国，并介绍了韩国最早的书院绍修书院，以及朱子后裔入朝的历史、定居韩国的开端，来自考亭的朱潜如何成为韩国新安朱氏始祖。穿插此类介绍便于读者了解朱子学在国外传播的历史概况。此外，对于每幅画像究竟出自何人之手，方先生也是事无巨细地去考证。例如，他无意中从韩国朱极中先生赠送的一本题为《道统祠简历史传》小册子中，找到一幅题为“文公朱夫子尊影”的朱子画像，发现与绍修书院张挂的果然是同一幅朱子像，此画像在书中是图11—3。方先生对此画像的画者虽甚是好奇，但因为不敢贸然下结论，他亦坦承暂时还不知道这幅朱子像出自韩国古代哪一位画家之手。显然，在考辨的过程中，其求真务实的精神处处可见。
  有不少朱熹画像属于国家级珍贵文物，到底孰“真”孰“伪”，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需要浩瀚的文献整理与考辨工作。虽然考辨的难度大，作者却坚信判断其真伪仍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他认为我们可以据传统的、心理的，或曰大众心里中的朱子画像（如建瓯所存“朱子对镜写真自画像”）来判定真伪。与此同时，作者也通过打通各个历史阶段的史料，指出不同时期朱熹画像演变的关联性。例如，作者通过明万历十七年（1589）万国钦石刻拓本，与万历二十五年（1597）“玄孙应台”拓本似与不似之间的对比，从中推出除了历史上曾有过各“画”各的朱文公之外，还曾有过各“拓”各的朱文公的历史现象，这也导致了朱文公像从写真到逐渐走样，甚至可以说是失“真”。总之，作者善于通过不同画像之间的横向与纵向对比来辨别真伪，并对其历史的关联性客观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树必有根，水必有源。朱子文化与传统儒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向壁虚构不仅影响恶劣，而且破坏了文化道统的传承。方先生胸怀幽古之思，为朱子学的探索不遗余力。他指出朱门后学在各地创建书院和祠堂，悬挂遗像，祭祀先贤，“非徒崇于香火”，而是珍惜儒学的道统与传承，为后学树立见贤思齐的榜样。在商业社会中，遗憾的是许多朱熹的书帖，也包括一些画像鱼龙混杂，赝品大行其道。方先生对朱子画像、书帖的考辨，是本着一个学者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完全没有涉及任何的商业利益。书中处处可见其力透纸背的思辨之道，严谨的学术精神，以及身体力行的魄力。简言之，他是在广泛阅读前人未发现或者还未注意到的史料的基础之上独辟蹊径，让一个古代圣贤的画像变得立体起来，如跃纸上，而那个时期的灿烂文化仿佛也复活在读者眼前。此书可以让读者的心灵进行片刻的驻足，或恬淡，或静穆，或超然，缓缓消解了物我的境界，步步引导读者与历史的沟通。
  基于朱熹画像的流传经历了种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作者始终坚持通过客观史实说话，而非凭空猜测，进行趋于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真伪判断。在《民间藏宝识真伪——朱熹画像考十二》一文中，方先生表现出了强烈的捍卫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此文不但谴责了个别朱子后裔欺骗族人的不良行为，而且再次呼吁社会拍卖市场的诚信回归。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方先生纵笔驰骋，一支妙笔透着其内心的文化情愫。其对朱子学文化体系的形成和渊源探索，有着自己的体悟和诠释。长期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和精深思考，使得他对朱子学产生了一整套独有的问题意识和概念体系，使得本书在理论上的客观自觉、批评上的宽广方面都达到一定的高度。有关朱子画像作品的分析所涉及的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作者配以大量的相关插图，外加像赞、诗文等史料的多重分析，便于一般读者进行了解。
  正如朱杰人先生所说，方先生博览群书，学术视野极其开阔，在此书中引用了许多非常冷僻的文献，但又不受此之限。他独具慧眼，常常在别人看来并不起眼的史料中发现新的信息。同时，方先生长期在南平工作和生活，对于朱熹当年生活过的地区，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耳熟能详，这使得他的文献考辨常常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扎根于“实际的土壤”，从而使他的见地往往能达到一般学者无法企及的高度。
  此书的完成是作者的无心为美，然而其虚静澄明的心境，以及淳远仁厚的胸怀，让人印象深刻。因为在这个繁华浮躁、光怪陆离的社会，能够守着一方宁静的天空进行躬耕，实属不易。作者善于从有限中见出无限，其丰富的历史含量，磅礴的征引，深刻的思考，足以证明其文献学的深厚功底。此书的完成跨越了十几载，是作者长期有意识地关注和搜集这方面资料的结果。这本书的出版，不难发现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已从文献学、史料学的角度把朱子学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研究高度。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毫无疑问，涉足朱熹画像考辨这一学术领域的人鲜矣。方先生是从博览群书中产生了对史学、校勘和考据之学等方面的广泛兴趣。他走过的地方很多，从韩国、日本及广州和台湾地区带回来的资料，都是出于有心留意的“意外”收获。有的资料看似不起眼，却对研究的深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想作者的冒险勇气，犹如在荒漠孤岛中独自前行。这种正本清源的求真精神，难道不是对以朱子为代表的儒学传统的一脉相承吗？
  在全球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文化的复兴关乎民族的复兴。朱子学领域的研究应该更加系统化现代化，更加注重文化传承的连续性，或者说更加“接地气”。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朱子学研究交流的加深，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提倡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广泛挖掘和深入探究朱子学中尚未涉及的人物、学派等诸领域，谋求朱子学研究的全面
  均衡发展。
  然而，朱子学研究在现代生活中的转生，亟待各方学者、学术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纵观方先生的学术研究，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不断发现、不断开拓、不断深入。例如，他之前的著作《朱熹书院与门人考》，将朱子门人的考订与朱子书院的考订结合起来，使朱子门人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其另一本著作《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对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重大影响的著名书院的历史状况和历史沿革进行考证，甚至对朱熹的教学内容、方法、理论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考证和揭示，做到古为今用，对社会主义的现代教育有所启示。《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也沿袭了他一贯的学术风格，为实现朱子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转化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的途径。从朱熹画像考辨来研究朱子学，有利于从一个独特角度来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方先生对朱熹画像进行长期的有深度的个案研究，取得了有特点的研究成果，体现其朱子学研究的独创性的一面。
  此书卷下的数篇文章，如《游云谷诗卷》、《游云谷诗屏》、《赠门人彦忠、彦孝同榜登第诗册》等，从朱熹的生平史料、文献著录着手，考辨周密，论证充分，打破了所谓名家对“伪帖”的吹嘘。而其附录《朱熹的道统论与建本类书中的先贤形象》也阐述了古代刻本中的朱子画像，对在“画像考”诸文中不便过分展开的朱子画像与道统论的关系展开论述，对全书亦是一个有益的补充，着力于朱熹道统论的传播和在书院祭祀中所起的作用。总之，书中处处是作者敏捷思维及精辟见解的闪光点。最可贵的是，在考辨的疑难问题上，他表现出了极强的分析能力，他甚至在说明某件画像是赝品的同时，能够指出造假者的各种历史源流，从而揭开历史的真相，还万世宗师朱熹的原本形象。
  千淘万漉，只为了正本清源。朱子学研究，只有溯其源，汲取“源头活水”，才会走得更深入、更宽广。读完此书，人们似乎可以想象作者犹如一名默默无闻的泅渡者，在学术的海洋里乘风破浪。因为痛恨历史颠倒、是非不分，所以他打破沙锅问到底。在其挥洒自如的文字间，读者愈是往后读，愈能发现历史的厚重感，读完方知是一份学者的赤子之心。
  其实，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往往只有比较了，才能鉴别其价值所在。朱子文化传承的问题也是如此。《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在锋芒雷厉的学术质问之外，还能帮助读者了解朱子的为学之道以及朱子学的价值所在，对于有兴趣了解朱子理学的读者来说，此书是值得推荐的难得读本。这是学术人自我文化责任感鞭策下诞生的作品，它穿越了时空的界限，穿越了心灵的企盼，穿越了世俗的迷雾，定格成一种独特的学术风景。
  怀揣此书，透过历史的窗棂，我隐约望见遥远的宋代明月，仿佛获得一种无以比附的朱子时代“月映万川”的现场感。
  遥想，当年那轮明月，是怎样的一种无与伦比的光辉？
  今日之明月还是昨日之明月。不过，我们相信，今日同在这片满溢哲思光华下的儒家道统，通过像方先生这般孜孜求索的历史解码者们的努力，不至于迷失，不至于越走越远。
  （作者单位：福建福州海峡职业技术学院）

注释： [1]《实证研究》一书自出版以来，笔者所及，已有吴震教授在《中华读书报》上所发表的书评《朱子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巅峰之作》。吴震教授在书评中，以编者的身份详细介绍了本书的缘起以及吾妻教授的研究业绩，因此本文的相关部分从略。 [2]吾妻教授的这一观点，见吾妻重二《朱熹と釈奠儀礼改革》，收入井上克人、黄俊杰、陶德民编：《朱子学と近世·近代の東アジア》，日本学研究丛书9，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第139—154页。 [3]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中文版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页。 [4]同上书，第75页。 （原文以英文曾发表于Joum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n， 第4卷，2013年3月。 注释： ［1］〔英〕卜道成：《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谢晓东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同上书，第226页。 ［3］同上书，第1页。 ［4］李翔海：《现代新儒学论要》，上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2页。 ［5］〔英〕卜道成：《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谢晓东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6页。 ［6］〔德〕文特尔班：《古代哲学史》，詹文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2页。 ［7］〔英〕卜道成：《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谢晓东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8—69页。 ［8］李存山：《中国传统哲学纲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 ［9］同上书，189页。 ［10］〔英〕卜道成：《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谢晓东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9页。 ［11］同上书，第111页。 ［12］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75—176页。 ［1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页。 ［14］〔英〕卜道成：《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谢晓东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112页。 ［15］同上书，第189页。 ［16］同上书，第162页。 ［17］杨国荣：《思与所思——哲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01页。 ［18］〔英〕卜道成：《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谢晓东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19］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匡钊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06页。 ［20］杨国荣：《思与所思——哲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8页。 ［21］〔英〕卜道成：《朱熹和他的前辈们：朱熹与宋代新儒学导论》，谢晓东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页。 ［22］同上书，第54页。 ［23］〔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页。 ［24］杨国荣：《思与所思——哲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