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的道德哲学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朱子的思想包括他的伦理主张，很大程度上是经由他对经典的诠释而建构起来的。信广来先生认为，朱子对孟子与告子有关“义内还是义外”的论辨所持的主张即表现出一种动机论的诠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林宏星教授认为，朱子的道德动机结构包含着知、情、欲等因素。对于圣人而言，道德认知本身即包含着道德情感和道德欲求，但对于众人或常人而言，知、情、欲中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皆有可能导致道德失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吴启超博士在《是非之心在朱子哲学中的特殊性》中指出，朱子哲学中“是非之心”相对于“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或恭敬之心”的特殊性。首先，“是非”作为“心”的一种作用——判别是非的作用，其特质在于它可以反身地用回到自己身上。恻隐之心等三者可以“发错”，是非之心亦可能“发错”，但要判断四端之心发对了抑或发错了，还得靠是非之心。换言之，我可以“是非我的是非”（对我的是非判断进行是非判断），也可以“是非我的恻隐”（对我的恻隐进行是非判断），但不能“恻隐我的恻隐”。其次，“是非之心”在朱子很可能不是一种道德情感。我们或会因为朱子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者界定为“情”，而将“是非”理解为一种道德情感（相当于“好善恶恶”的“好恶”）。但论文指出，朱子在描述是非之心时，其情感义并不明显，反而处处强调它与其余三者（作为道德情感）的区别。最后，吴博士剖析上述现象的理论含义：（1）朱子反对心学的理由；（2）朱子并不将修养工夫的重点放在道德情感的栽培上；（3）朱子并不将“道德实践动力”安放在道德情感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劳悦强教授在《以表证里——漆雕开与朱子的道德诠释学》中指出，宋儒诠释“四书”，大多注重理学的义理阐发，清儒指斥其为空疏无实证，虽然未为无据，但亦非全然公允。朱熹集理学大成，其《四书集注》可谓理学诠释之典范，因此也成为清儒批评的众矢之的。朱熹诠解《论语》每以“理”字代替原书他字，如释“天”为“理”，释“天命”为“天所赋之正理”，皆为清儒所诟病。然而，若谓理学诠释“四书”为空疏，则朱子阐发理学的最佳范例莫如《论语·公冶长》“漆雕开章”，其中漆雕开回答夫子曰：“吾斯之未能信。”原文并未直言“斯”字的指谓，朱注则曰“指此理而言”而并未提供训诂证据。再者，本章简短，才十六字，所记有限，而《论语》全书又仅此一章言及漆雕开，文献似不足征，然则朱熹如何诠释此章，从而洞悉漆雕开的道德修养境界，实在值得深究。该文以“漆雕开章”为据，剖析朱熹以表证里的诠释手段及其所资借之格物致知立场，以展示理学的道德诠释学。南京大学哲学系赖尚清博士在《朱子与张栻“《仁说》之辩”书信序次详考》一文中指出，朱子《克斋记》初稿先于《仁说》初稿，朱子《仁说》初稿约作于壬辰二或三月。朱子分别在壬辰十或十一月和壬辰十二月两次修改《克斋记》，于癸巳五或六月最终定稿。朱子约在癸巳五或六月修改《仁说》、在癸巳八或九月对《仁说》进行最终定稿。《仁说图》当作于《仁说》定稿之后，约作于癸巳冬。张栻《仁说》初稿约作于癸巳五或六月，约最终定稿癸巳十或十一月。朱子和张栻关于朱子《仁说》初稿的辩论约发生于壬辰二月至壬辰十二月。张栻《仁说》初稿约在癸巳五或六月作成后，朱子作《答张敬夫论仁说》第四十八书讨论张栻的《仁说》初稿。
  相对于道德动机、道德结构、道德情感、道德认知与阐释，朱子的道德关怀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德性工夫论，它直接指向工夫的实践和生命的实践。台湾“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杨祖汉教授在《朱子与康德敬论的比较》一文中指出，朱子的持敬论是其成德之教的关键工夫。当代牟宗三先生认为朱子的持敬，是“空头的涵养”，并不能够给出真正的道德实践之动力。论文拟通过康德论尊敬的意义，说明朱子的持敬工夫也有如康德所说的对道德法则的了解，而自然产生尊敬之义。当然，康德之论尊敬，特别强调人在了解道德法则是以无条件的令式以直接决定人的意志时，人感受到自己的意志不可能如此纯粹地只受道德法则的决定，由是而产生惭愧、谦卑之情。此种谦卑之情，对于尊敬的产生是很重要的，而此义在朱子则没有强调。论文也准备对此做较为深入的比较。厦门大学哲学系朱人求教授指出，当前，学术界对朱子的“格物致知”补传的研究多关注“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至”，而较少涉及“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甚至把“格物致知”割裂为二，极大地误解了朱子的“格物致知”论。朱子的格物致知既是知识论又是工夫论，是为学的起点，也是为道的起点，是明明德的工夫，全体大用思想则是其格物致知理论的最高境界和最终归宿。具体而言，“吾心之全体大用”就是明德，就是仁，就是性体情用，就是心之动静，就是“心具众理而应万事”，就是仁之体与忠恕之用，就是圣人气象等。我们认为，“全体大用”思想是朱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朱子的政治实践、社会建设、书院教化、家礼的推广与普及都是其“全体大用”思想的具体落实。
  台湾“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李瑞全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为《朱子论心体之纠结历程：朱子早期之工夫论奋斗》，认为朱子哲学中最关键的议题可说是关于心之定位。当朱子解决心之定位时，他的哲学体系也就大定，此即中和新说的建立，日后只是更纯熟和发挥而已。朱子早年对心体的领会实始于禅宗。朱子在与延平问学前没有什么学术之专论，唯所写的诗作显然有很强的佛道的思想倾向，儒家的义理表现不多。但由于家学与为官之因缘，得访寻父辈之李延平问学，而一向自以为有所得之禅宗之体会，被延平所否定。朱子初以为延平不解禅宗奥义，并未拜师，亦无音问留存。三年后似乎由于研读了二程和二程高弟的语录等，因而就近再与延平问学，渐渐领悟二程所传之儒学义理，禅家之昭昭明明之心破落，乃正式拜师，归宗儒门。朱子之哲学困扰实是工夫实践的问题。而其中即是心体的定位。年轻的朱子似乎无法接上源自明道的两种工夫实践的入路，即延平之超越体证与五峰之内在体证之路，最后归宗于伊川之分解的路数。此中的关键实是朱子对心的理解的转变。朱子这段时期在学问上的奋斗，主要记录在延平答问以及后来与张南轩之间的往复书信之讨论中。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陈荣开教授《朱子论“大贤以下”的“推致”之道——环绕其＜四书＞解说所作的观察》，该文首先确定朱子对全章旨趣的基本认识，之后逐步剖析他对圣、凡在形而学层面上的异同，“大贤以下”工夫的方向与取径，工夫的着力所在，推进过程中质的向上提升与量的纵横推展两项具体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天性与气禀在本然与实然两层面上不同的交相互涉，气禀的警觉与处置，天性的体认与扩充等等问题的看法，从而探讨其“推致”之道的理论基础、终极目标、个中程序、具体工夫及其整体所具有的特色。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宗义教授比较了唐君毅、牟宗三对朱子哲学诠释的工夫进路。牟宗三对朱子哲学的诠释，虽然争议不断，但由于他的解读融贯紧密，既照顾到朱子哲学的各个方面，且能将之整合为一环环相扣的大系统，所以过往不少的商榷、批评都总是给人小修小补或隔靴搔痒的感觉。与牟氏并称为当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唐君毅，对宋明理学的理解与牟氏大不相同，他的《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正是针锋相对地在回应牟氏的《心体与性体》。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对唐、牟二氏研究宋明理学的方法做出区别与发挥：唐氏的进路我称之为“德性工夫”，牟氏的进路我名之曰“本体分析”。在取径不同的前提下，唐氏对朱子哲学的诠释，篇幅或不及牟氏《心体与性体》的第三卷，又是散见于《原教篇》《导论篇》《原性篇》及《原道篇（卷三）》等，然其中一些闪烁的洞见，仍隐隐然提示了一套足可与牟氏解读相抗衡的诠释体系。论文的目的是通过比论唐、牟二氏对朱子哲学的关键问题与观点的不同看法，来对唐氏的诠释体系做一初步的梳理勾画。比论之意义，固不在分高下，而是在于能对朱子哲学更求善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