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学者简介
  严佐之
  严佐之，1949年生。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国经典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项目评审专家组成员。严佐之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古籍整理研究和目录版本学专家。他早年先后师从顾廷龙、潘景郑、徐震堮、周子美等前辈大家，学兼众长，旨归会通，具有相当丰富的目录版本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其代表作《古籍版本学概论》《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被北大等高校古典文献学专业列为研究生考试参考书。他参与主持《朱子全书》校点整理，并推动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以朱子学暨儒学文献整理研究为特色的学科建设。其撰述编著先后获得高校学术著作出版优秀奖、华东地区学术图书出版优秀奖、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国家图书奖题名奖、上海市哲社学术著作二等奖等奖项。目前正以首席专家领衔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古典文献学、目录版本学、古代出版文化研究、朱子学暨儒学文献整理研究。
  杨立华
  杨立华，1971年3月生，黑龙江七台河市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年浙江大学能源系热能工程专业本科毕业，199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专业硕士毕业，199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毕业，同年留校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哲学史、儒学、道家与道教，近年来主要着力于宋明哲学及魏晋哲学的研究。主要专著有：《郭象＜庄子注＞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气本与神化：张载哲学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和《匿名的拼接：内丹观念下道教长生技术的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译著有：《王弼（老子注）研究》《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宋代思想史论》《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世界宗教研究》《宗教学研究》《开放时代》《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科版）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朱子方面论文主要有：《体用与阴阳：朱子＜太极图说解＞的本体论建构》《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天理的内涵：朱子天理观的再思考》等。
  崔英辰
  崔英辰，1952年7月生。韩国成均馆大学儒学院儒学系文学学士，东洋哲学系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韩国成均馆大学韩国哲学系专业教授、韩中日儒学融合组主任、韩国栗谷学会会长、成均馆大学翰林院院长。历任成均馆大学校儒学东洋学部部长、儒学大学院长、儒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历任韩国易学研究会会长（2005—2007）、韩国思想史学会会长（2005—2007）、韩国东西哲学会会长（2008）、韩国儒教学会会长（2008—2010）、韩国东洋哲学会会长（2012）、栗谷学会会长（2014—）。代表性论文有：《对18—19世纪朝鲜性理学心学化倾向的考察》（《韩国民族文化》，2009年）、《近代东亚儒学者对于朱子理概念的批判性认识》（儒教文化研究国际版）（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2012年）、《19—20世纪朝鲜性理学“心即理”与“心是气”的冲突》（《东洋哲学研究》第73辑，东洋哲学研究会，2013年）、《Dasan's Approach to Ethi.cal Function of Emotion as Revealed In HisAnnotations ofChinese Classics:With a Focus onHisMaengjayoui》（Korea Joummal 53·2,UNESCO韩国委员会，2013）、《退溪与高峰四端七情论辩中“四端无不善”和“四端有善恶”的冲突》（《阳明学》第38辑，韩国阳明学会）。主要著作有：《儒家思想的本质和现代性》（首尔：成均馆大学出版社，2002年）、《朝鲜时期儒学思想史的发展状况》（首尔：成均馆大学出版社，2005年）、《退溪李滉》（首尔：Sallim出版社，2007年）、《韩国儒教思想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韩国哲学史：从16世纪主题上看韩国哲学》（首尔：新文社，2010年，合著，责任主编）、《韩国朱子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等。
  方旭东
  方旭东，1970年8月生，安徽怀宁人。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师从杨国荣、陈来教授，以论文《王阳明圣人观研究》取得哲学硕士学位（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以论文《吴澄哲学思想研究》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修改后以《尊德性与道问学——吴澄哲学思想研究》为题200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主持的课题“新儒学话语的形成与结构：以《近思录》为中心的研究”2004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2011年顺利结项，鉴定等级为“良好”，最终成果经修改成为专书《明体见用：新儒学义理要诠》，入选“哈佛—燕京丛书”，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承担了《中国儒学史宋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元代部分的撰写，九卷本《中国儒学史》获得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另著有《吴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绘事后素——经典解释与哲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原性命之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主编“海外中国哲学论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目前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道德行为原理研究”，同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13&ZD062）、“朱子门人后学研究”（14ZDB008）的子课题负责人。
  苏费翔
  Prof.Dr.Christian Robert Soffel，德国著名汉学家，现任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兼任德国汉学协会（DVCS）会长、德国儒学学会（DKG）副会长。1991年获德国慕尼黑大学数学系硕士学位，2001年以论文《博学宏辞的学者与朝代的交替：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获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博士学位，2002—2004年拿到德国洪堡奖博士后奖学金赴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当博士后访问学者，2004—2012年为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系助教授，2007—2008年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博士后学者，2011年以论文《从今古文之争到朱熹：钱穆思想的发展》获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资格学位（Habili-tation）,2012年任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正教授兼系主任，2013年起为武汉大学哲学院客座教授。主要的研究范围：宋代儒学史、经学史、朱子学、20世纪儒学史。主要著作有：Ein Uni-uersalgelehrteruerarbeitetdas Ende seinerDynastie—Eine Exegese des KunxuejiuenuonWang Yinglin（《博学宏辞的学者与朝代的交替：王应麟的＜困学纪闻＞》，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Munich,1999.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2004）；合著Cultural Authorityand Po-litical CultureinChina—Exploring lssueswiththe Zhongyongandtge Daotong dur-ingthe Song,jin and Yuan Dynasties（《文化权威与政治世界——论宋金元有关＜中庸＞与道统的话题》，Muench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Band85.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2012．）；合编《正统与流派——历代儒家经典之转变论文集》（台北：万卷楼，2013年）。主要论文有：《钱穆的诗经研究初探》《论王应麟学统问题》《朱熹之前“道统”一词的用法》《张栻＜太极图解＞与＜西山读书记＞逸文》《＜近思录＞＜四子＞之阶梯——陈淳与黄榦争论读书次序》《宋人道统论——以朱熹为中心》等。
  姜真硕
  ，Kang jin-seok。1966年出生，韩国大邱人。现任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韩国中国学会编辑委员、韩国中国学研究会编辑委员、韩国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企划理事。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哲学系本科毕业，1997年以论文《明初薛瑄哲学研究》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2001年以论文《朱子体用论研究》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出版专著《体用哲学》（韩文，首尔文史哲，2011年）、《中国文化的符号》（韩文，首尔Hu-manist,2006年），合著《早期道学话语的形成与演变》（中文，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韩文，首尔汉阳大学出版社，2008年）、《朱子学的形成与展开》（韩文，首尔心山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中华传统与现代中国》（韩文，首尔So-mensum,2012年）。在《哲学与文化》《孔子研究》《南昌大学学报》《退溪学报》《儒教思想研究》《韩国哲学论集》《中国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论文有：《栗谷哲学与人物性同异论之成立》《薛文清与李退溪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朱熹“与道为体”思想的哲学意义》《李退溪道体观研究》（韩文）、《李退溪“朱子书节要”的编辑方法和意义》（韩文）、《朱子天道论的象征符号与哲学意义》（韩文）、《北宋儒学的情感与欲望的研究》（韩文）、《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朱子学》（韩文）等。2012年，《体用哲学》一书获大韩民国学术院优秀学术图书奖。
  朱子学研究机构
  江西省“2011计划”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
  徐公喜
  由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牵头，厦门大学国学院、福建宋明理学研究中心（设在武夷学院）、上饶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上饶市鹅湖书院管委会、上饶市朱熹纪念馆、江西婺源朱子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及台湾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等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企事业以及社团组织申报的“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经过三年的建设与申报，2014年10月经江西省教育厅批准“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成功入选江西省第三批“江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心牵头负责人为上饶师范学院院长詹世友教授，朱子学研究所所长徐公喜教授担任执行主任，具体负责。
  中心以牵头单位为核心，多种成分协同单位共同参与，以契约关系为纽带，以独立机构及其管理制度为运行机制，实行统一规划、项目联合、集成攻关、资源共享、人才共建、文化服务等多维目标一体化的利益共同体，形成“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政府＋企业＋社团”的基本协同模式，组创跨地域性的、能整合各方优势资源的协同创新机制。
  协同创新中心汇集了1个国家重点学科与博士授予权点、1个国家一级学术团体、2个省高校重点研究基地、4个省重点学科、1个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个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其中上饶师范学院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专门史、古代文学、伦理学以及省高校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已凝聚研究人员50名，包括全职人员47人（内含海外人员5人）、兼职与流动人员3人，其中教授25名。形成了朱子学文献研究团队、伦理道德文化研究团队、朱子东亚传播研究团队、朱子门人后学研究团队、朱子非物质文化研究团队等12个创新团队。
  依据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的规划，中心发展建设按照十年“三个阶段”进行：一是培育组建阶段（2012.5—2014.5），整合优势资源，汇聚高水平人才，建设创新平台，初步建立适合协同创新要求的制度体系；二是组织实施阶段（2014—2017），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打造一批高层次创新平台，实现协同创新中心预期目标；三是提升引领阶段（2018—2022），不断提升重大原始创新能力。
  中心正在进行相关的科研机制体制改革，虽然路途遥远，但是初见成效。
  一是运行决策机制，建立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的运行决策体系。中心学术委员会是中心的学术指导机构，由本领域的知名专家组成，学术委员会为中心的重大科研决策、总体规划、管理实施、把握学术方向、推动国内外合作等相关工作提供咨询。
  二是建立巩固的协同单位联席会议制度，负责研究和决定中心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规划。及时召开会议，信息互通有无，促使中心有序健康发展。协同单位2012—2014年曾在上饶师院召开协同创新中心四次工作会议，落实协同创新中心机制改革与制度建设。
  三是按照重大任务牵引组织协同创新研究团队，建立以创新团队为载体的新的科研组织方式。首席专家负责制创新团队实行，所有成员将在团队首席专家的组织下开展协同攻关工作。
  四是人才聘任新机制。目前规划设计依据中心创新目标和任务统筹设置岗位，建立科学规范的人员动态管理和退出流动聘用制度机制，以任务为牵引，形成科学设岗、公开招聘、择优聘用、考核评价、项目薪酬、协同开放的人才互聘新机制。
  （作者单位：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
  朱述贤
  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下称“广东朱熹会”）成立于1992年4月1日，是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团体会员。上级主管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批准登记单位：广东省民政厅。业务主管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1988年年底，在广东省社科联及广东省民政厅的领导下，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广东朱熹会筹备工作组在广州宣告成立。经过三年的筹备，1991年8月广东朱熹会在广东省民政厅正式批准登记，1992年4月1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并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
  广东朱熹会成立大会推举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郑群，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关履权，韩国新安朱氏中央宗亲会会长朱昌均，中山大学原副校长胡守为，岳麓书院教授陈谷嘉，中华朱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青，中山大学原总务长朱瓒琳，广东省党校教授朱继良、熊云阶以及杨越、朱光昭、朱汉辉、何澄宇、邵源堃等任顾问；聘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张磊任名誉会长；选举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李锦全任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志钦任常务副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曹平凡、中山大学教授丘士杰任副会长，朱济灵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
  广东朱熹会既是一个研究朱熹学术思想的学术团体，也是一个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场所，它面向社会各界人士，会员既有专家学者，也有工农兵学商各界干部和群众，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与普及并重的方针。
  广东朱熹会已经历了23个春秋，在社科联和民政厅的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各届领导班子的交接，使朱子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得以递延而长久不衰，并持续发展。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由中山大学教授李锦全任会长，朱济灵任秘书长；第四届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方志钦任会长，朱燕贻任秘书长；第五届（现任）由文公朱熹第26代裔孙、白鹿洞书院教授、朱子美术馆馆长朱述贤任会长兼秘书长；第六届领导班子将于2015年10月在广东省社科联及民政厅的指导下完成换届工作。
  广东朱熹会目前常设机构有：广东朱熹会理事会、广东朱熹会会长团办公会议、广东朱熹会会刊《岭南朱熹研究动态》编辑部、广东朱熹会朱子文化学术委员会、广东朱氏宗祠族谱指导委员会、广东朱氏宗亲联谊会、广东朱子文化教育基金会、广东朱熹会财经领导小组等。同时，为方便管理，在全省条件成熟的地方（通常以地级市或两三个地级市联合）设立分会，目前已设立分会的有：潮汕分会（分管潮州、汕头、揭阳三地），汕尾分会，朱鹤亭学术研究特别分会，湛江分会，清远分会，惠州分会，深圳分会等。正筹备设立的分会有：广州分会、茂名分会、韶关（南雄）分会、青年团特别分会、企业家特别分会等。
  在过去的23年中，广东朱熹会做了大量朱子学与朱子文化的组织、推动工作，全省各地学习、宣传朱子文化已渐成风气，在朱氏宗亲中更是蔚然成风。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推动宗祠的建设及族谱的修订、研讨工作，支持《粤桂朱氏源流》第一卷、第二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支持《中华朱氏通志》的编辑与出版工作，继续编辑出版会刊《岭南朱熹研究动态》（广东省原省长、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森林题写刊名并题词），编写大型励志巨著《祖德共仰》（朱远波主编）及《朱子孝行》（朱远波主编），组织相关学校学生学习、默写《朱子家训》等朱子文化推广活动，多次主办了国际、全国规模的朱子学术研讨会，积极参与广东省社科联主办的一年一度社科活动日等等。至此，广东朱熹会将不懈努力，进一步把广东朱熹会发展成为有益于中华民族、有益于国家和人民大众的百年持续发展的优秀研究会。
  （作者单位：广东朱熹学术思想研究会）
  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
  朱子门人后学研究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课题编号：14ZDB008）
  许家星
  “朱子门人后学研究”为南昌大学江右哲学研究中心目前承担的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为中心主任杨柱才教授。
  “朱子门人后学研究”拟对朱子门人（指及门弟子）、再传、三传进行有重点的个案研究，也包括朱子门人后学总论、朱子门人后学经学思想研究。也就是说，以个案研究为主，兼顾总论与经学思想研究。课题研究对象的历史跨度为南宋中后期至元初，从朱子的千余位门人后学群体中选取约40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当前特别选取其中约10位作为课题首选研究对象，这当中也涉及朱子的个别讲友与私淑弟子。
  课题以朱子门人后学思想研究为主要内容，以文献整理为基本前提，以个案研究为主要方式，以专题及通论研究为辅助内容。具体言之，包括以下内容：
  ①对朱子门人后学传世的主要文献加以点校、整理，以《朱子门人后学丛书》为题，在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初步拟定以现存的四库系列为基础，对相关重要人物著作还需加以辑佚，如辅广论著辑佚、饶鲁论著辑佚等。
  ②朱子门人后学总体研究。围绕朱子学派的三个构成要素成员论著、思想体系、理论与实践展开研究。重点完善朱子门人后学从学过程的全面考证，加强对朱子门人参与朱熹学术思想体系形成、扩展与演变过程的研究，突出朱子学派在朱熹生前与逝后在存在形态上的演变研究，对朱子门人后学的学术著述、思想主旨、书院讲学以及实践活动的整体情况进行考察。
  ③朱子门人思想研究。对朱子重要门人蔡元定父子、黄榦、辅广、陈淳的思想开展个案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围绕关键概念与命题，以建构其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并通过与朱子思想做比较，与同门的思想做比较，显示其思想体系的独特性。
  ④朱子再传思想研究。以朱子再传及私淑弟子真德秀、魏了翁、饶鲁、何基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深入研究其思想系统的同时，兼顾其在各自地域及学派中的影响。
  ⑤朱子三传思想研究。对朱子三传王柏、文天祥、陈普、熊禾、黄仲元的思想开展个案研究，兼顾各自所代表的浙江、江西、福建三大朱子学地域的思想特色。
  ⑥朱子门人后学经学思想研究。本部分研究内容为专题或专书研究。朱子门人后学既参与了朱子经典诠释的建构过程，又对朱子经学思想有着扎实丰富的专门著述，他们通过对朱子经学著作的阐释表达了各具特色的经学思想，并对后世朱子经学的官学化起到了关键作用，故从经学角度研究其思想非常重要。
  课题总体研究框架：以南宋中后期至元初的朱子门人后学及其思想发展为本课题研究的中心主轴，依据从学先后及代际传承关系，将这个中心主轴区划为朱子及门门人、朱子再传、朱子三传，选取各代际中重要代表人物开展个案研究。同时，对朱子及门、再传、三传做总论性的研究，对朱子及门至三传后学所存留的重要经注及其思想开展研究。概略言之，课题的总体研究框架由三个层次构成：第一层为总论，第二层为朱子及门至三传的个案研究，第三层为朱子门人后学经学思想研究。
  在总体研究框架下，设立五个子课题。
  第一层：子课题之一，朱子门人后学总论。
  第二层：子课题之二，朱子门人思想研究。
  子课题之三，朱子再传思想研究。
  子课题之四，朱子三传思想研究。
  第三层：子课题之五，朱子门人后学经学思想研究。
  课题研究在学术思想理论方面的预期目标如下：
  ①填补朱子学以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某些空白。迄今学界对于朱子门人后学尚未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本课题拟分期分批地对朱子门人后学开展个案、专题式的研究，形成研究专著，并汇集为系列研究丛书。故该研究计划的补白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②以思想研究为核心，通过系列研究以再现波澜壮阔的朱子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洪流，将我国朱子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为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原著研究、专人思想研究为主体的《朱子学研究大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就宋明理学研究来说，近年来阳明学及阳明后学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出现了一大批重要的个案研究及通论研究成果，使得国内的阳明学研究在整体上超越了日本等海外研究。然而作为元明清正统思想流派的朱子学，人们却多集中于对朱熹本人的研究上，对于朱子门人后学的研究非常缺乏。本课题的研究将重在对朱子门人后学开展扎实的个案研究，突出思想研究。这对于推动国内、国际朱子学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
  江右哲学研究中心）
  天理与人生的贯通：朱子心性论的内在张力与双向开展研究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课题编号：14BZX057）
  王绪琴
  1．课题的选题意义
  课题基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追求、道德境界和道德养成的研究视角，试图从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数百年的朱子学说中找出其心性理论的内在合理性，并尝试阐发朱子心性学说在当代社会可能发挥的价值。
  学界一般认为朱子主张“性即理”，而陆九渊主张“心即理”，因此他们分属于理学派和心学派。但是，钱穆在其《朱子学提纲》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颇有点一反常说的观点：“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由此挑起朱子心性论的论争。刘述先、金春峰、蒙培元、乔清举等学者持类似立场。持与钱穆相似观点的国外学者还有：美国的狄百瑞、日本的山井涌和垣内景子等。与钱穆“高调”地肯定甚至推崇朱子心性论不同，牟宗三、冯友兰、徐远和、蔡方鹿等学者则否定朱子心性说的形上意义，认为其不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
  选题试图解决的问题或理论意义在于：第一，通过梳理，试图指出其实朱子确实也曾提出“心即理”“心外无理”之类与陆九渊相似的观点，关于心性方面的论述也是相当的丰富和完备，并非朱子极少关涉心性问题。而与钱穆等人不同的是，虽然朱子提出同样的概念，但是必须领会其在朱子整个理学体系中的内涵和意图，而不能简单地说这也是陆王心学意义上的心学。第二，试图为朱子“心”的观念加以考察。探讨究竟朱子所讲的“心”是否兼具形上与形下两个层次的主体，以及此“心”是否具有“中枢性”的掌控作用，它是否可以向上（天理）和向下（现实）两个向度开展，打通天理向人生。第三，强调朱子心性论面向现实生活的意义。相对于陆王心学一系，突出朱子心性论在兼顾人的超越性与现实性两方面的特点。认为陆王心学时有被人诟为禅学，易于流于空疏。朱子心性论，对理想与现实两个层面的双向关注，保持了两者之间的和谐与张力，使道德本体与践履工夫之间的相互贯通成为可能，因此，更具有面向现实生活的意义。
  2．课题的论证思路或框架
  课题先对朱子心性论的内在结构和张力进行梳理，再就其心性论向天理和人生两个向度进行解读，接着对朱陆心性论之间的异同做比较研究，最后总结其历史贡献及现代价值。
  第一部分，讨论心与理的问题，关于心本与理本的第一性问题进行解说。第二部分，关于心与性的问题，指出朱子所说的心与性合一是一个双向实现的过程。第三部分，讨论格物致知与心理合一问题，指出从心理合一到格物致知是朱子心性论双向开展的两条途径。第四部分，从反面去考量朱子心性论的问题，孔子于《易传》中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系辞》）又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系辞》）可见，人的主体性是“神”，而不是“心”，宋儒及朱子对“心”的大力发明，是否能够完成天理与人生的贯通，也需要一番理性的审视与考察。
  3．课题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观点
  第一，对朱子理学中被忽视或轻视的心性学进行梳理。其实，朱子也曾提出“心具众理”“心包众理”“心即理，理即心”“格其非心”等与陆九渊相似甚至相同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多被我们所忽略。那么，朱子的这些理论和陆九渊的理论究竟有哪些不同，则需要深入地进行梳理和探讨。
  第二，北宋时期的儒家心性学说已经非常丰富了，到朱熹这里，他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天理向人生层面落实的问题。首先，朱子提出“心具众理”“心包众理”说，确立了天理作为先验道德本体是本具于人的内心之中的，同时，他还提出了“理一分殊”的观点，如此，则设定了与人一切的关涉物都是天理的落实者。这样，人认识外物并与外物为一才成为可能。
  第三，把朱子心性论与陆九渊（或陆王）的心性论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指出二者理论旨趣的异同，认为相对于陆王心学，朱子心性论更体现出双向关照的理论特点，在本体层面注意心理合一，在现实层面注重格物致知，这样本体与工夫层次分明。朱子希望以此保证现实践履与内心本具的先天道德不相偏离，实现天理与人生的贯通。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宋代三礼诠释研究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课题编号：14CZX031）
  潘斌
  “三礼”是《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儒家经典的统称。对“三礼”的理解、阐释和利用即所谓“三礼”诠释。宋代乃经学的“变古时代”（皮锡瑞语），宋人对“三礼”的诠释与汉唐学人有着很大的差异，对元明清乃至现代的“三礼”诠释和学术思想均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宋人的“三礼”诠释很值得今人认真研究，以还原其实际情形，并拓展新的研究园地与方向。近代以来，宋代“三礼”诠释之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从文献学的角度所做的研究。林庆彰、王锷、黄俊郎所编目录于宋代“三礼”诠释文献的作者、成书、卷数、流传以及历史上的著录情况等皆有介绍。程元敏、陈俊民等对宋代“三礼”诠释文献做了辑佚。张富祥则从辨伪学的角度去认识宋代的“三礼”诠释文献。叶国良、杨新勋、杨世文等人对宋代学者怀疑“三礼”经文和注疏的情况做了深入的研究。此外，台湾学人吴万居《宋代三礼学研究》一书从文献学的角度对宋代“三礼”学的背景、学者著述以及学术特点等做了介绍。作为第一部研究宋代“三礼”学的专著，其开创意义不言而喻。
  二是侧重于从学术史、思想史的角度所做的研究。张立文主编的《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对宋代“三礼”学经世致用特点做了研究。杨世文对宋代《冬官》“补亡”一派的学说做了评析；张岱年、张立文、朱汉民、王育济对《乐记》与理学“天理人欲之辨”的关系做了探讨。蔡方鹿、陈来、郑熊等人对《中庸》与程朱理学心性论的关系做了研究。蔡方鹿、彭林、王启发等对朱熹的“三礼”诠释做了介绍。李祥俊、刘成国对王安石的“三礼”诠释有所探讨。夏微对王与之、李觏的《周礼》诠释做了研究。
  综上所述，可知近代以来的学人对宋代“三礼”诠释的面貌以及其在中国经学史中的地位已有研究。这些研究既涉及整体面貌，也有专题和专人，对于进一步探讨宋代“三礼”诠释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不过，宋代“三礼”诠释研究之不足也很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学人们对宋代“三礼”诠释不够重视。“三礼”之学在宋代学术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强调心性之学的理学家们对“三礼”之学仍有精深的造诣。然而当代学者倾向于研究宋代《易》学、《春秋》学等所谓的“显学”，而于宋代“三礼”之学的关注远远不够。研究论著寥寥，研究方法和范式也尚待进一步完善。
  二是学人们于宋代“三礼”诠释研究的深度不够。部分学人已看到宋代“三礼”诠释之重要性，然而相关研究也值得进一步探讨。如吴万居的《宋代三礼学》，对宋代“三礼”诠释文献多是面上之简单罗列，而乏深入之考证，因此该书实际上就是简明提要之汇编。该书没能利用史书、文集、笔记等从学术思想层面对宋代“三礼”诠释做立体的研究。
  三是学人们于宋代“三礼”诠释研究的内容不够全面。“三礼”学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还触及政治、社会、风俗、道德等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有必要梳理“三礼”学参与的宋代社会变迁、制度变革、移风易俗等。但迄今还没有见到相关论著。
  因此，不管是从哪个角度上来说，宋代“三礼”诠释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值得认真研究。
  课题以宋人的“三礼”诠释为研究对象，主要内容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宋代“三礼”诠释演变阶段的考察。即梳理和归纳从北宋前中期到南宋中后期“三礼”诠释演变的过程和阶段。
  二是宋代“三礼”诠释与政治的关系。通过王安石、李觏、王与之、郑伯谦以及《宋史》《续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开宝通礼》《太常因革礼》《宋大诏令集》，宋人诗词、奏议、碑刻、考古资料所记利用“三礼”议政文字的考察，以见宋人“三礼”诠释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三是宋代“三礼”诠释与理学的关系。宋代理学家对“三礼”皆重视有加。宋儒对《礼记》的《大学》《中庸》《乐记》等篇目的诠释，与理学思想体系的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是宋代“三礼”诠释与个人修身、社会教化实践的关系。宋儒多利用“三礼”来提升和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同时竭力倡导和推行古礼、以礼化俗。
  五是宋代“三礼”诠释与宋学及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关系。本部分将从整体上对宋人“三礼”诠释与宋学及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
  课题拟将文献史料学、学术史与思想史形成一个交互作用的立体阐释网络，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呈现宋代“三礼”诠释的面貌和特点，并发挥经典诠释研究的学术及现实的启示价值。课题拟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对宋代“三礼”诠释之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做一交代，并探讨宋代“三礼”诠释的演变过程和阶段性。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将宋代由单一性的“三礼”诠释到集成性的“三礼”诠释的演变过程做一探讨，并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第二部分探讨宋代“三礼”诠释与政治的关系。第三部分探讨宋代“三礼”诠释与理学的关系。第四部分探讨宋代“三礼”诠释与个体修身、社会教化实践的关系。第五部分将宋代的“三礼”诠释放到宋代和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大背景下做综合考察。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从朱子到朱子后学：元明清四书学研究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课题编号：14CZX030）
  闫春
  课题尝试将朱子及朱子后学“四书”义理的动态演进问题予以凸显。以“动态演进”为关注点，更完整地展现朱子及朱子后学不同阶段的思想变化，挖掘其义理动态性的学理依据，寻找朱子诠释困境与“四书”诠释多元化的合理性，深化对朱子及朱子后学“四书”学的理解。同时，将朱子、朱子后学及东亚各国朱子学者的“四书”研究置于朱子学的整体学术语境中，对朱子学发展进行整体关照。由认识朱子为学过程中的自我修正，扩展为由朱子到朱子后学，进而由中国扩展至东亚的整体思维面向。尝试通过对“四书”文献在不同时代、地域的传播进行义理勾稽，探讨其学术的整体逻辑框架。
  课题的主要内容如下：
  1．朱子“四书”学的义理演进与困境。朱子对“四书”义理的自我辩证，体现在《或问》《精义》而至《集注》的义理转关处。朱子对《集注》《或问》《论孟精义》的不同态度体现了在义理演进中的自我评价。因义理诠释的开放性与诠释定论的确定性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困境，故朱子在自我弥合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策略。这种义理的动态发展也成为引发朱子后学义理纷纭的伏笔。
  2．元代朱子后学“四书”诠释的演进。元代朱子学派以应对科举与继承道统为“四书”诠释的两种路径，于义理脉络多所考辨，未盲目追随文字而忽略其义理形成的具体背景。如史伯璿《四书管窥》尊朱而不佞朱，《四书通》《四书辑释》等书皆如是。在理解朱子“四书”学动态性与诠释困境的背景下，元代朱子后学对其史实、义理皆能予以检讨。
  3．明代朱子后学“四书”诠释的嬗变。明代朱子学派自《四书大全》定为一尊后，仅以《大全》《或问》作为应举与“四书”诠释的资源，诠释空间渐窄，由元代注重考辨而变为仅尊朱子文字，其体例与内容进而影响了东亚儒学圈。东亚各国依附《大全》而生的节本、集编著作及考辨著作均成为明代“四书”学的异响，东亚各国“四书”衍生著作各具特色的体例与内容，表现出与明人“四书”学著作有所不同的旨趣。
  4．清代朱子后学“四书”诠释对朱子义理的回归。永乐《大全》风行后，辩证著作与坊间选本层出不穷，清初朱子后学基于义理纷纭不定的情况，对《大全》进行了义理甄别、修正与补益。清儒对于前人义理的反思亦催生典故补证、文献汇编等著作。对本义的追寻与因应外在学术语境的变化成为清代朱子后学羽翼朱子的动力。
  5．朱子后学“四书”诠释特色。元明清时期，朱子后学均以尊朱为基本立场，但微有不同，表现出同调与异趣并存的学术景观。朱子后学的“四书”著作体例与义理继承关系紧密，在遵从义理与遵从文字的立场之间。在诠释方法上，元明清学者因应有别，中日朝越各国著作体例各异。
  观点：朱子对于其所作各部“四书”著作存在不同评价与态度，这种差异表现出其“四书”诠释存在义理的动态演进。对于朱子义理的动态关注，可以避免对朱子与朱子后学“四书”诠释的同质化理解。另外，历代朱子后学同为尊朱，诠释特点各异。朱子义理并非固定的意识形态，对于义理脉络的整体把握可以避免理解的简单化。
  意义：在朱子“四书”义理的动态发展、诠释困境的合理性等议题常被忽略的大背景下，回归朱子学领域的基本问题，突出核心议题，对于加强当代朱子学研究非常必要，且具有建设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通过对元明清时期朱子后学“四书”学的研究，有助于反思中国“四书”学框架下经解方法的合理性与自适性，以更好地把握本土诠释方法的特点，构建中国经典诠释学理论体系。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
  越南后黎朝的朱子学研究
  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
  曾美珠
  元仁宗时（相当于越南的陈朝时），朱熹的《四书章句》被定为科场程序，程朱理学正式登上官方哲学的宝座，从此成为思想理论界占支配地位的学说。而这一说法在越南也是相通的，因为越南沿袭的是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只是其影响一直等到越南的明属时期，即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派遣监生唐义颂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著作给越南各府、州、县学，作为教授生徒的教材之后，朱子学才正式全面影响整个越南的思想界。而到了越南的后黎朝（1428—1784）时，朱子学的影响就可谓达到了鼎盛阶段，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支配全越南社会的主流思想。
  越南汉喃研究院前院长潘文阁，将儒学在越南的发展，分为四期：（一）李朝（1010—1225）：儒佛并重。（二）陈朝（1225—1400）：佛儒势力的消长期。（三）黎朝（1428—1788）：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及鼎盛时期。（四）阮朝（1802—1945）：儒学复兴期。本课题所说的后黎朝就是潘先生所说的第三期，是儒学统治地位确立及鼎盛时期，而其中的儒学，主要是指被官方所定以科考的程朱理学，这也是课题之所以提出的主要原因。而影响越南后黎朝最深的思想潮流，即是中国的朱子学。
  课题将从后黎朝不同哲学家的不同著作中，择选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论著，从经学、“四书”学、史学、文学、易学等不同的角度去论析朱子学在后黎朝所形成的影响，以便总结出后黎朝朱子学的特色。预计分成八个部分来完成：
  1．朱子学在越南的传播概况分析：在进行研究后黎朝的朱子学之前，必须先理清和梳理朱子学是从何时开始、以什么方式传入越南的。而为何在后黎朝时朱子学会特别流行和兴盛，其中原因为何？这些基本资讯必须先交代清楚。
  2．朱子学的思想特质概述：本章预计将关涉的朱子之经学、“四书”学、史学、文学、易学的思想特质做一概述，这将有利于之后与越南学者进行比较论述时，有一参照点。
  3．吴士连《大越史记全书》中的朱子学：依据时间先后，后黎朝最先也是影响日后很深的史学家，就是吴士连，从其所著的《大越史记全书》出发，去发掘出其受朱子史学观影响的部分，是很值得深究的。
  4．黎贵惇《书经衍义》中的朱子学：黎贵惇可说是后黎朝，甚至是整个越南史上最著名的儒学家，其著作丰硕，而本论题也会从其多本著作中拣选其中重要的论著来分析其中所隐含的朱子学。而从其所著的《书经衍义》中可以发掘出其在政治观上受朱熹思想影响的部分。
  5．黎贵惇诗学、文学中的朱子学：黎贵惇论及诗学及文学的部分，分散在其四本著作中，包括《芸台类语》《见闻小录》《北使通录》与《桂堂诗汇选》。而本论题会有一章是专门从这四本论著中来分析说明其诗学和文学中受朱子影响的地方。
  6．《易肤丛说》中的朱子学：黎贵惇所著的《易肤丛说》，是其诠释《易经》的著作，其中受朱子《易学启蒙》和《周易本义》思想的影响很深，从其中也可以挖掘出其中的朱子学成分。
  7．范阮攸《论语愚按》中的朱子学：范阮攸在后黎朝的知名度虽不大，但其所著的《论语愚按》却是现今留存下来的越南儒学史料中，相当完整的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基础而重新诠释《论语》的一本著作。从中可以一窥越南在“四书”学中受朱子影响的线索。
  8．总结越南后黎朝的朱子学：在本课题的最后，将进行综合整理，以便理出后黎朝在经学、“四书”学、史学、文学、易学中受朱子思想的影响特质有哪些？并总结出后黎朝朱子学的特质，及其对中国朱子学研究所可能做出的贡献。
  朱子学在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等国）的影响是大家所公认的，尤其是近二十年学术界对日本或韩国的朱子学研究可谓火热，如今已到了渐趋成熟和完整的阶段。但唯独对越南的朱子学研究，似乎才刚起步，甚或缺无。而归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越南儒学之文献确实不完整，而且断简残篇非常多，要从中理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头绪或系统确实不易。（二）朱子学本身博大精深，其中包含了“四书”、“五经”、史学、易学、诗学、礼学、形上学等，如果对朱子学本身没有基本的认知和理解，就很难去一探其中的朱子学。而这也将是此课题会遇到的两大难题，即资料收集的不易和相互比较的困难。但该课题应该只能算是一敲砖石，期许可以让越南的朱子学研究可以有起步。并进一步，希望借由从外围国家的视角来重新理解中国哲学家的思想及其影响力，这对中国朱子学的研究将会有很好的激荡和启发。
  （作者单位：云南红河
  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
  佛教对理学批判的回应与调适研究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宗教学科年度项目
  （课题编号：14XZJ016）
  黎晓铃
  1．课题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佛学对朱子理学的形成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助缘的作用，朱子理学在批判吸收佛学中产生和发展。朱子理学于南宋末成为官方哲学后，相继传入东亚各国，成为东亚的主导思想。面对朱子理学，佛学也不断地做了相应的回应，并做了相应的调适，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亦同时深刻影响着东亚社会。朱子理学与佛学作为影响东亚文化的重要思想，其互动关系极其微妙。深入研究朱子理学与佛学是如何相互斗争、相互浸透、相互交融的，最后又是如何发展的，能对影响整个东亚文化的朱子理学和佛学的历史发展乃至这种历史发展的规律有较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这是此课题的理论价值所在。
  由于多元文化的发展，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挑战。深入研究朱子理学与佛学的关系，探讨朱子理学批判吸收佛学的成功经验以及佛教对朱子理学的回应发展，这对总结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发展模式，对思考当今在多元文化中如何反本开新、如何重建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及如何合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
  2．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研究思路、创新之处
  （1）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基本观点
  宋代理学对佛教批判不遗余力。理学家们一方面对佛教弊端进行严厉批判，另一方面通过吸取佛教精华又成功地充实了理学，最终使程朱理学成为东亚的官方哲学。那么，面对理学家们的批判，佛教界的认识和态度如何？佛教对理学批判有怎样的回应，又进行了哪些调适？佛教对待理学是否也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完善自身？调适后的佛教对中国乃至东亚的文化又产生了哪些影响？这是课题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其实，面对理学家们的批判，佛教的学者们并不急于苍白辩驳，而是同样深入研究朱子理学思想，对朱子理学的精华给予充分肯定，并根据理学的批判适当进行自我调整和重新定位，在佛教内部产生着一种积极的效应。这种积极的效应表现为：佛教界对自身性能独特性的论证、对自身教义与儒学义理相似性的寻找、对自身辅助地位的确论，从而实现着自我调适；对佛教空幻三界、出家离世、摒弃伦理、禁欲戒律等的辩护性而又迁就朱子理学的诠释，从而转换着自身特质；对无序发展状况、鄙视佛经文字、讲道诡异怪诞、离物求道方式等进行检讨，从而建立起自我规范。如是，理学对佛教发生了一种值得学界关注的、持续的、积极的效应。因此，宋代以后的佛教表现为不同于之前的另一种形式的兴盛。
  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尤其是僧人群体对理学精华思想的认同与肯定，并将其转用于佛门，标志着佛教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进程。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新格局，成为宋以后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同时，随着民间佛教和居士佛教的发展，佛教思想深入人心，社会各阶层人士崇奉佛教者比比皆是，上自皇室、公卿官僚，下至普通平民百姓，信仰佛教蔚然成风。佛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依旧很大。陈寅恪先生说：“自宋以后，佛教已入中国人之骨髓，不能脱离。”而随着佛教传入东亚其他各国，佛教与朱子理学互为补充地共同成为东亚的主导思想。
  通过理学与佛学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博大的智慧。理学大家们能入佛也更能出佛，在入佛的基础上对佛学进行了批判性吸收，在出佛的前提下建立了内涵丰富的理学。而佛学对待理学也能认真地学习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完善佛教，二者在互相批判中却达到了共赢。
  （2）研究思路
  研究从理学与佛学关系问题入手，按照哲学与历史学的理论，就理学对佛教的吸纳与批判、佛教对理学批判的回应以及之后佛教对自身的调适和在东亚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中智慧与有效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起来，最终为如何重建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及如何合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
  （3）创新之处
  宋代，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折。陈寅恪先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对于宋代的学术思想，理学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出现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可是对于被理学批判的佛教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调适后的佛教对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思想品格的最终形成，产生了什么样的学术指向？佛教的转变与理学的批判有何重要关联？这一块的研究目前仍显薄弱，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此外，课题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深入地探讨佛学对理学的回应和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试图解答在多元文化中建立理想价值体系的问题。
  （作者单位：福建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