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2014年，指导教师：PeterDitmanson,Dirk Meyer）
  朱熹的哲学思想和经典注疏自产生以来便得到广泛研究和传播，在之后的历朝历代，更是被作为权威的科举教材而受人膜拜或批判。然而，在其理学家的盛名和“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当代“刻板印象”掩盖之下，当今中外学界都很少有人注意和认真研究朱熹在其诗歌创作和言论中体现出来的、对待彼时之“文学”的含混、矛盾和非常复杂的态度。朱熹一生创作了1400多首诗歌，多是在其对待写诗的态度百般反复，多次发誓再不作诗却又自破誓言，且多次向人否认自己诗名的纠结状态下完成的。这显然不能以简单的朱熹作为诗人的不能自己来解释。
  不同于传统的诗歌鉴赏或是以探寻其理学深意为目的的诗歌批评，论文着重以跨学科的视角考察影响朱熹诗歌风格的深层结构，亦即文学与哲学的矛盾与互动在其诗歌文本中产生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在朱熹的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发生的影响。具体来说，认为中国传统诗歌结构具有如下三大组成部分：外部世界、个人情感和智性思考。论文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考察这三大因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和由其决定的诗歌结构变化的动态轨迹，由此呈现出一个与朱熹在其哲学世界中所描绘的内外关系有所不同的充满张力的诗歌世界。论文意在解决这样一个根植于朱熹哲学思想中的矛盾：由于道德哲学建构的要求，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一方面极力强调文学与道德观念的紧密联系，基本上将文学的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具有社会实用功能的文字写作。他们抵制华美的文字对体认“道”所产生的妨碍。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论述中，对“大化流行”之“道”的终极体认已经上升到本体层面，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而这种对存在状态的讨论中，以直觉体悟为特征的审美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全文将朱熹一生的诗歌创作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进行细读：早期包括朱熹在师事李侗、开始研习儒家思想之前，被学者一致标签化地认为的所谓“沉迷佛老”时所作的诗歌；中期则是朱熹理学观念的成熟时期，包括他从李侗走向二程，历经两次中和之悟，在长期的学术论战中注疏经典，在南康军和浙东提举任上施展才能和遭受挫折时所创作的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晚期是其诗歌创作的真正成熟时期，涵盖他在武夷山中交友、讲学、著书的隐居生活，也包括庆元党禁之后，朱熹被指重回少年时期出入佛老、向往学仙炼丹的争议阶段。尽管按照现代的标准，朱熹诗歌的文学性确难以谓出类拔萃，但它却是探讨根植于中国古代诗歌中，诗人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文本之一。朱熹在其有生之年，不仅一直处在与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的激烈碰撞和辩论之中心，也在其思想的传播方面遇到巨大的自唐以来主流“言辞伟丽”“惑人耳目”的抒情诗歌传统的挑战；而这一诗歌传统的内在逻辑，从根本上说，是与任何入世且目标明确的哲学诉求背道而驰的。为了建立一套圆融自洽又切实可行的道学工夫论，让人得以从日用人情中体认天理，同时也为了面对重视雕琢和抒情的诗歌传统所带来的挑战，将人导向与佛老截然不同的有意义和可感知的存在体验，朱熹迫切地需要在其诗歌创作中巧妙地调节外部世界、内在情感和哲学思考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在真正去除了混杂其中的儒释道的标签和理解的“前见”、真正细读文本之后，我们发现朱熹诗歌虽然历经变化，甚至体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但始终围绕着同一种探索，即怎样恰当地处理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将哲学的境界和审美的境界融合起来，怎样写作一首好诗。
  朱熹留下的1400余首诗歌于是成了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独特性质最重要的材料，它同时也对理解理学语境中“个体的道德修养”命题意义极大，而这一命题对当时知识阶层乃至贯穿整个近古中国思想史的共同价值观念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比较发现，朱熹的诗歌风格由于作者在诗歌产生过程中关注的问题不同，而迥异于其他理学家以及唐宋以来的其他诗人。在朱熹的诗歌创作中，情与理的张力被前所未有地体现出来，而他对于诗歌中天人关系的探讨也远比其他人更加集中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