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语类》语汇研究
  黄冬丽（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徐时仪教授）
  该文从语汇学出发，以“语汇”为研究对象，对《朱子语类》的语言运用进行开拓性和创新性的研究。论文认可“语词分立”的主张，认为“语”和“词”既有相同的一面，如都是语言单位，都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但“语”和“词”有不同的一面，如“语”是由词和词组合成的，是大于“词”的语言单位；“语”和“词”的结构，都具有固定性，但“语”的结构的固定性是相对的；“语”和“词”的意义，都具有整体性，但“语”不是概念性而是叙述性的语言单位。因此赞同《辞海》（第6版）关于“语”的定义：大于词、具有相对固定结构的叙述性语言单位，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
  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朱子语类》成语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进行：（1）成语的性质和范围。（2）《朱子语类》所用成语的主要特点：包括继承性、引用性、同义性、口语性四个特点。（3）《朱子语类》成语的语音结构。（4）《朱子语类》成语的语义结构。（5）《朱子语类》成语的语法结构。（6）《朱子语类》成语的语法功能。（7）《朱子语类》成语的构成方式。（8）《朱子语类》成语的表述性和描述性。第二部分为《朱子语类》俗语研究。先论述俗语的性质及范围。俗语通常具有群众性、鲜明的口语性和通俗性、结构上的相对定型性三个特点。进而分析《朱子语类》所用俗语的特点：一是俗中有雅，雅俗共赏；二是所用俗语多能找到源头，比如多出自禅宗语录或来自当时的口语。然后对《朱子语类》俗语进行分类研究。主要分为谚语、惯用语、歇后语三大类，在分别弄清楚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的性质和范围的基础上，对《朱子语类》中的谚语、惯用语、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三部分为《朱子语类》的典雅语研究。典雅语包括格言和名言。在明确典雅语的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论述《朱子语类》所用典雅语的特点，再对《朱子语类》中所引用的典雅语进行研究。第四部分为结语。《朱子语类》是汉语语汇的宝库。《朱子语类》的语汇不仅丰富，而且具有浓烈的民族性和人文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和优点。
  《朱子语类》语言思想研究
  沈叶露（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徐时仪教授）
  《朱子语类》是宋代大儒朱熹与其门人弟子讲学问答的实录，集中体现了朱熹的哲学、历史与文化观。其文人口语实录的性质又使该书保留了真实而丰富的宋代方俗口语，具有语言活化石的重要意义。因此，对《语类》的历代研究多集中于理学思想与语言考释二途，且二者均在哲学与语言学领域分别为当今学术之重点与热点。论文在《朱子语类》研究之思想与语言之间进行了更多的沟通，从而让思想的探究不离语境之真实，语言的阐发亦因理学文本特有逻辑、理学词汇特有含义之理解的充实而更显饱满，让语言的逻辑家园具有更踏实的存在意义。
  论文的撰写分上下两编，上编在重点校勘成化本与中华书局王星贤点校本的基础上，第一章先以《语类》词汇构成串起承古词、新词新义、文本专构词、方言记音词、口语情态词诸类考释，重在以音义并重的方法考释词语，探其来源，明其确义。第二章在前章介绍词汇构成的基础上，就《朱子语类》理学之特色词与体现朱子文化背景之语词表义及语言现象入手，总览《语类》文本之语言风貌，体现论文语词训释与义理考探并重的解读观。第三章把握《语类》同一或近似语录常为多位门人记录的文本特点，通过词群聚合与词义类聚将相似表义的文白词、雅俗词、通语方言词、特色词与常用词等综观联系，期以于旁通互释中显明词义，使一些语义晦涩或不易理解的方俗口语词得以明晰阐释。第四章就语法角度精释词语，考究词汇的成词来源与表达式的结构意义，并对两组词缀的用法做了发阐。
  下编详列校勘成果，在比对明代成化本与1986年中华书局本差异的基础上，同时结合杨艳对古写徽州本的校勘成果，以及师门对康熙、四库诸本共同协作的成果，罗列异文、比勘正讹，分析缘由，尤其是涉及语词理解与古今语用差异的部分，校勘的成果与辨释不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当时的语言实貌及更好地理解文本提供了重要帮助，同时也从词汇史的角度，为词汇的发展与阐释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朱熹风水思想的历史学研究
  张瑞（山东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王育济教授、郝振省教授）
  该文为有关南宋朱熹风水思想的一项系统研究。
  全文共五章二十节。第一章全面讨论了近60年海内外有关风水问题的相关著述。其中前四节的内容虽然是对一般风水著述的梳理与讨论，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宋代或朱熹的风水思想相关联；第五节则分三个方面综述了与朱熹风水思想直接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二章、第三章对朱熹阴宅风水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一、讨论了朱熹在阴宅风水问题上的“两难”与“悖论”：就知识理性而言，包括朱熹在内的精英阶层未必认同阴宅风水的迷信与蒙昧，但就忠孝人伦和道德情感而言，不讲求风水，其忠君、孝父的人伦情感却又无从寄托。朱熹以及中国传统儒学精英，大都在这种“悖论”与“两难”的语境中叙述着各自的风水话语；二、讨论了朱熹反对迷信阴宅风水，但更反对“孟浪不信”的理学立场，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流思想大师中，朱熹是唯一一位深入风水、熟知风水，却又力图跳出风水、提升风水的知识精英。而他在阴宅风水中的最大贡献就是以“诚敬”关联儒学与阴宅风水，进而完成了风水的理学化。第四章、第五章讨论了朱熹阳宅风水的基本架构，即由天地到山川、国都、城镇、聚落、住宅、宅内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大格局。指出朱熹风水思想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将风水从“阴宅风水”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风水”。“天地间好个风水”，是朱熹关于风水的创造性表达，标志着风水的重心从“祸福吉凶”转变为自然风水。
  朱熹风水思想的最大价值，一是完成了阴宅风水的理学化；二是将风水的重心由阴宅风水引向更为宏大的“天地风水”，亦即“自然风水”。这种“天地风水”“自然风水”，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显然是相互接引的，因为深藏于其各自之间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即如何理解大地上所生长的万物，如何让人及其家园、家国在这个生长万物的大地上安居。
  安藤昌益思想研究
  陈化北（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韩东育教授）
  安藤昌益（1703—1762）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富有批判精神和具有独创性思想体系的杰出思想家。他在全面批判既存思想和现实社会的基础上，创立了“自然真营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自然世”这一理想社会的理论。论文在通读昌益的全部著作（原始文献）、通览中日两国研究史（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性、地域性、阶级性的视角，以原典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可能全面、综合、系统地梳理、分析昌益的思想观点，重构昌益的思想体系。
  朱子学是日本近世众多学者的思想源泉，昌益在批判朱子学的同时，也受到他的直接影响。昌益的“真气说”，在基本思维构造上，与朱子的“理气说”是极为类似的。昌益的世界观，不能简单地规定为“气一元论的唯物论”，而应该说是“真一元论”，或者至多是“真气混合一元论”。此“真一元论”（或“真气混合一元论”），与朱子的“理一元论”（或“理气混合一元论”）是基本一致的。“真气说”是昌益自然观（自然哲学）的核心，也是贯穿昌益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昌益的认识论也同朱子的相类似。但其生成论却有着自己的特点。
  昌益对既存的各种学说（先行思想）持有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在对儒教、佛教、道教、神道教等教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神道”的理念。昌益的自然神道观与儒释道三教传入日本后所形成的神道教具有本质区别，“自然神道”基本等同于“自然真道”，即是原始“自然世”天人同耕共生之道。两者都是昌益评判人、事、物存在意义的价值标准，任何不符合“自然神道”或“自然真道”的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都必须予以否定。
  昌益有着关于人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及其秩序的完整的人学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现在他的伦理观、社会观及国家民族观中。而“真气说”也在其人学思想体系中得以展开与运用。由于“真”是唯一的和永恒不变的，因此是万物平等性的根据；又由于“气”的多样性而使“气”成为万物差别性的根源。在昌益的“自然五伦观”和“自然世论”中虽然有着明显的平等思想，但在其男女观、四民论和国家民族观中却有着更多的差别歧视倾向。在昌益的思想中，平等观与差别歧视意识是同时存在的。
  蔡清易学思想研究
  高原（山东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林忠军教授）
  蔡清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易学家，也是著名的朱子学者。蔡清的易学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巨，对明代乃至清初易学思想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文通过解读蔡清《易经蒙引》及相关资料来阐述蔡清的易学哲学思想，展现其易学特色及其对朱子易学和整个理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蔡清通过解读朱熹《本义》，提出了独特的“三易”之说，认为易有三易，有天地之易、吾身之易、《易》书之易。三易皆为一阴一阳，贯穿着变化之理。天地之易与吾身之易是先天客观之易，而《易》书之易则是后天圣人之易。《易》书模写天地之易和吾身之易，是天地人身之易之影子。蔡清接受朱子“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但却淡化其卜筮作用，而主张道义配祸福。蔡清的易学观不是简单地叙述朱子易学，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发展和超越了朱子之学，成为当时朱子易学研究的重镇。
  论文在阐述蔡清对太极图渊源、太极图思想、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等问题的见解后，从本体论、心性论、工夫境界论三方面探讨蔡清对朱熹易学哲学的重构。在蔡清的本体论中，太极是蔡清理论的最高本体，蔡清用“无有个极”和“莫大之极”来描述。在对心的论述中发展了朱熹“心”说诸种说法中的本体之心。在如何涵养此心的问题上，提出静虚其心。蔡清的工夫论是偏重于内修的，作为朱子后学，他并不强调朱子学中的格物论，而是主张由内而外。其基本理路是静则虚，虚则明，明则神。经过了静虚其心、因时顺理的工夫，达到大中至正的境界。
  蔡清为明代朱子学第一人，他对朱子学的贡献主要有三点：其一，通过解读朱子易学和理学，从学理上确立了朱子学在明代的地位。其二，折中宋末、元、明初诸儒注朱之作，使之更接近于朱子思想。其三，折中朱子的各种著作，力图使朱子思想更为统一。蔡清力图克服朱熹理学的局限，具有融合理学、气学与心学的特点与倾向，又包含着向气学的回归与向心学的转化，对其后明代哲学的发展有多方面重要影响。
  朱熹和陆九渊：士人关系的描述
  ——一个知识人类学的尝试
  杜傑庸Guillaume Dutournier（法国国家语言东方文化研究院INALCO 2014年，指导教师：Anne Cheng程艾兰）
  朱熹（1130—1200）和陆九渊（1139—1193）是宋代的官员兼学者，通常被认为是“新儒家”的主要代表。论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两位思想家的学者身份，并对他们的活动和互动关系进行细致分析，由此构建理论框架和描述方法，并用社会学观点关照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在此方法中，文本的翻译占有极关键的地位：它能给予所涉及的主位概念应有的位置，同时凸显这些概念所依据的前提，以及对这些观念的阐述的实用维度。
  这种“理解性的脉络化”有助于我们重构历史上依据“知识”观念形成的等级化的自觉价值的体系，这一体系使我们的现代知识概念受到了质疑。要深刻地理解这种非现代的意义秩序，就需要一个恰当的人类学角度。就此而言，印度研究专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1911—1198）的方法中正可以给我们启示，将其方法用于宋代中国便产生了这篇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
  在分析层面，论文所采取的整体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关系，进而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关系所体现的集体动力。研究特别指出了一种特殊“讨论模式”的重要性，该模式认为“做出分辨的能力”至关重要。在做历史回顾的同时，突出强调这一“模式”旨在凸显朱熹与陆氏兄弟围绕周敦颐（1017—1073）“无极而太极”一说进行的书信辩论的深刻意义。这种辩论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开放地带，在那里差异互呈而同宗互援，唯一的承认则是主体间的。
  论文的整体构思分为两步：先归纳，后演绎。首先，我们通过多个互动的例子来重现意义的各种可能条件，以找出最具关键意义的层面；然后我们通过推断某些言行的意涵，再重新回到现实层面，而这一层面往往会被意识形态的阴影所遮蔽（尤其是知识关系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或者辩论载体的物质层面）。
  就学科角度而言，该项研究进一步肯定了人类学视角对于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确认了汉学可以为知识人类学的更新做出独特而宝贵的贡献。
  贯通天人：朱熹诗歌创作的哲学意义
  刘思宇（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2014年，指导教师：PeterDitmanson,Dirk Meyer）
  朱熹的哲学思想和经典注疏自产生以来便得到广泛研究和传播，在之后的历朝历代，更是被作为权威的科举教材而受人膜拜或批判。然而，在其理学家的盛名和“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当代“刻板印象”掩盖之下，当今中外学界都很少有人注意和认真研究朱熹在其诗歌创作和言论中体现出来的、对待彼时之“文学”的含混、矛盾和非常复杂的态度。朱熹一生创作了1400多首诗歌，多是在其对待写诗的态度百般反复，多次发誓再不作诗却又自破誓言，且多次向人否认自己诗名的纠结状态下完成的。这显然不能以简单的朱熹作为诗人的不能自己来解释。
  不同于传统的诗歌鉴赏或是以探寻其理学深意为目的的诗歌批评，论文着重以跨学科的视角考察影响朱熹诗歌风格的深层结构，亦即文学与哲学的矛盾与互动在其诗歌文本中产生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在朱熹的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发生的影响。具体来说，认为中国传统诗歌结构具有如下三大组成部分：外部世界、个人情感和智性思考。论文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考察这三大因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和由其决定的诗歌结构变化的动态轨迹，由此呈现出一个与朱熹在其哲学世界中所描绘的内外关系有所不同的充满张力的诗歌世界。论文意在解决这样一个根植于朱熹哲学思想中的矛盾：由于道德哲学建构的要求，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一方面极力强调文学与道德观念的紧密联系，基本上将文学的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具有社会实用功能的文字写作。他们抵制华美的文字对体认“道”所产生的妨碍。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论述中，对“大化流行”之“道”的终极体认已经上升到本体层面，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而这种对存在状态的讨论中，以直觉体悟为特征的审美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全文将朱熹一生的诗歌创作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进行细读：早期包括朱熹在师事李侗、开始研习儒家思想之前，被学者一致标签化地认为的所谓“沉迷佛老”时所作的诗歌；中期则是朱熹理学观念的成熟时期，包括他从李侗走向二程，历经两次中和之悟，在长期的学术论战中注疏经典，在南康军和浙东提举任上施展才能和遭受挫折时所创作的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晚期是其诗歌创作的真正成熟时期，涵盖他在武夷山中交友、讲学、著书的隐居生活，也包括庆元党禁之后，朱熹被指重回少年时期出入佛老、向往学仙炼丹的争议阶段。尽管按照现代的标准，朱熹诗歌的文学性确难以谓出类拔萃，但它却是探讨根植于中国古代诗歌中，诗人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文本之一。朱熹在其有生之年，不仅一直处在与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的激烈碰撞和辩论之中心，也在其思想的传播方面遇到巨大的自唐以来主流“言辞伟丽”“惑人耳目”的抒情诗歌传统的挑战；而这一诗歌传统的内在逻辑，从根本上说，是与任何入世且目标明确的哲学诉求背道而驰的。为了建立一套圆融自洽又切实可行的道学工夫论，让人得以从日用人情中体认天理，同时也为了面对重视雕琢和抒情的诗歌传统所带来的挑战，将人导向与佛老截然不同的有意义和可感知的存在体验，朱熹迫切地需要在其诗歌创作中巧妙地调节外部世界、内在情感和哲学思考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在真正去除了混杂其中的儒释道的标签和理解的“前见”、真正细读文本之后，我们发现朱熹诗歌虽然历经变化，甚至体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但始终围绕着同一种探索，即怎样恰当地处理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将哲学的境界和审美的境界融合起来，怎样写作一首好诗。
  朱熹留下的1400余首诗歌于是成了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独特性质最重要的材料，它同时也对理解理学语境中“个体的道德修养”命题意义极大，而这一命题对当时知识阶层乃至贯穿整个近古中国思想史的共同价值观念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比较发现，朱熹的诗歌风格由于作者在诗歌产生过程中关注的问题不同，而迥异于其他理学家以及唐宋以来的其他诗人。在朱熹的诗歌创作中，情与理的张力被前所未有地体现出来，而他对于诗歌中天人关系的探讨也远比其他人更加集中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