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博士论文
  《朱子语类》语汇研究
  黄冬丽（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徐时仪教授）
  该文从语汇学出发，以“语汇”为研究对象，对《朱子语类》的语言运用进行开拓性和创新性的研究。论文认可“语词分立”的主张，认为“语”和“词”既有相同的一面，如都是语言单位，都是语言的“建筑材料”；但“语”和“词”有不同的一面，如“语”是由词和词组合成的，是大于“词”的语言单位；“语”和“词”的结构，都具有固定性，但“语”的结构的固定性是相对的；“语”和“词”的意义，都具有整体性，但“语”不是概念性而是叙述性的语言单位。因此赞同《辞海》（第6版）关于“语”的定义：大于词、具有相对固定结构的叙述性语言单位，包括成语、谚语、惯用语和歇后语。
  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朱子语类》成语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进行：（1）成语的性质和范围。（2）《朱子语类》所用成语的主要特点：包括继承性、引用性、同义性、口语性四个特点。（3）《朱子语类》成语的语音结构。（4）《朱子语类》成语的语义结构。（5）《朱子语类》成语的语法结构。（6）《朱子语类》成语的语法功能。（7）《朱子语类》成语的构成方式。（8）《朱子语类》成语的表述性和描述性。第二部分为《朱子语类》俗语研究。先论述俗语的性质及范围。俗语通常具有群众性、鲜明的口语性和通俗性、结构上的相对定型性三个特点。进而分析《朱子语类》所用俗语的特点：一是俗中有雅，雅俗共赏；二是所用俗语多能找到源头，比如多出自禅宗语录或来自当时的口语。然后对《朱子语类》俗语进行分类研究。主要分为谚语、惯用语、歇后语三大类，在分别弄清楚谚语、惯用语、歇后语的性质和范围的基础上，对《朱子语类》中的谚语、惯用语、歇后语进行研究。第三部分为《朱子语类》的典雅语研究。典雅语包括格言和名言。在明确典雅语的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论述《朱子语类》所用典雅语的特点，再对《朱子语类》中所引用的典雅语进行研究。第四部分为结语。《朱子语类》是汉语语汇的宝库。《朱子语类》的语汇不仅丰富，而且具有浓烈的民族性和人文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和优点。
  《朱子语类》语言思想研究
  沈叶露（上海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徐时仪教授）
  《朱子语类》是宋代大儒朱熹与其门人弟子讲学问答的实录，集中体现了朱熹的哲学、历史与文化观。其文人口语实录的性质又使该书保留了真实而丰富的宋代方俗口语，具有语言活化石的重要意义。因此，对《语类》的历代研究多集中于理学思想与语言考释二途，且二者均在哲学与语言学领域分别为当今学术之重点与热点。论文在《朱子语类》研究之思想与语言之间进行了更多的沟通，从而让思想的探究不离语境之真实，语言的阐发亦因理学文本特有逻辑、理学词汇特有含义之理解的充实而更显饱满，让语言的逻辑家园具有更踏实的存在意义。
  论文的撰写分上下两编，上编在重点校勘成化本与中华书局王星贤点校本的基础上，第一章先以《语类》词汇构成串起承古词、新词新义、文本专构词、方言记音词、口语情态词诸类考释，重在以音义并重的方法考释词语，探其来源，明其确义。第二章在前章介绍词汇构成的基础上，就《朱子语类》理学之特色词与体现朱子文化背景之语词表义及语言现象入手，总览《语类》文本之语言风貌，体现论文语词训释与义理考探并重的解读观。第三章把握《语类》同一或近似语录常为多位门人记录的文本特点，通过词群聚合与词义类聚将相似表义的文白词、雅俗词、通语方言词、特色词与常用词等综观联系，期以于旁通互释中显明词义，使一些语义晦涩或不易理解的方俗口语词得以明晰阐释。第四章就语法角度精释词语，考究词汇的成词来源与表达式的结构意义，并对两组词缀的用法做了发阐。
  下编详列校勘成果，在比对明代成化本与1986年中华书局本差异的基础上，同时结合杨艳对古写徽州本的校勘成果，以及师门对康熙、四库诸本共同协作的成果，罗列异文、比勘正讹，分析缘由，尤其是涉及语词理解与古今语用差异的部分，校勘的成果与辨释不仅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当时的语言实貌及更好地理解文本提供了重要帮助，同时也从词汇史的角度，为词汇的发展与阐释学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朱熹风水思想的历史学研究
  张瑞（山东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王育济教授、郝振省教授）
  该文为有关南宋朱熹风水思想的一项系统研究。
  全文共五章二十节。第一章全面讨论了近60年海内外有关风水问题的相关著述。其中前四节的内容虽然是对一般风水著述的梳理与讨论，但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与宋代或朱熹的风水思想相关联；第五节则分三个方面综述了与朱熹风水思想直接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第二章、第三章对朱熹阴宅风水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实证研究：一、讨论了朱熹在阴宅风水问题上的“两难”与“悖论”：就知识理性而言，包括朱熹在内的精英阶层未必认同阴宅风水的迷信与蒙昧，但就忠孝人伦和道德情感而言，不讲求风水，其忠君、孝父的人伦情感却又无从寄托。朱熹以及中国传统儒学精英，大都在这种“悖论”与“两难”的语境中叙述着各自的风水话语；二、讨论了朱熹反对迷信阴宅风水，但更反对“孟浪不信”的理学立场，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流思想大师中，朱熹是唯一一位深入风水、熟知风水，却又力图跳出风水、提升风水的知识精英。而他在阴宅风水中的最大贡献就是以“诚敬”关联儒学与阴宅风水，进而完成了风水的理学化。第四章、第五章讨论了朱熹阳宅风水的基本架构，即由天地到山川、国都、城镇、聚落、住宅、宅内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大格局。指出朱熹风水思想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是将风水从“阴宅风水”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风水”。“天地间好个风水”，是朱熹关于风水的创造性表达，标志着风水的重心从“祸福吉凶”转变为自然风水。
  朱熹风水思想的最大价值，一是完成了阴宅风水的理学化；二是将风水的重心由阴宅风水引向更为宏大的“天地风水”，亦即“自然风水”。这种“天地风水”“自然风水”，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显然是相互接引的，因为深藏于其各自之间的核心诉求是一致的，即如何理解大地上所生长的万物，如何让人及其家园、家国在这个生长万物的大地上安居。
  安藤昌益思想研究
  陈化北（东北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韩东育教授）
  安藤昌益（1703—1762）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富有批判精神和具有独创性思想体系的杰出思想家。他在全面批判既存思想和现实社会的基础上，创立了“自然真营道”这一哲学思想，提出了“自然世”这一理想社会的理论。论文在通读昌益的全部著作（原始文献）、通览中日两国研究史（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历史性、地域性、阶级性的视角，以原典主义、实证主义的方法，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态度，尽可能全面、综合、系统地梳理、分析昌益的思想观点，重构昌益的思想体系。
  朱子学是日本近世众多学者的思想源泉，昌益在批判朱子学的同时，也受到他的直接影响。昌益的“真气说”，在基本思维构造上，与朱子的“理气说”是极为类似的。昌益的世界观，不能简单地规定为“气一元论的唯物论”，而应该说是“真一元论”，或者至多是“真气混合一元论”。此“真一元论”（或“真气混合一元论”），与朱子的“理一元论”（或“理气混合一元论”）是基本一致的。“真气说”是昌益自然观（自然哲学）的核心，也是贯穿昌益整个思想体系的基本原理。昌益的认识论也同朱子的相类似。但其生成论却有着自己的特点。
  昌益对既存的各种学说（先行思想）持有严厉的批判态度，他在对儒教、佛教、道教、神道教等教派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神道”的理念。昌益的自然神道观与儒释道三教传入日本后所形成的神道教具有本质区别，“自然神道”基本等同于“自然真道”，即是原始“自然世”天人同耕共生之道。两者都是昌益评判人、事、物存在意义的价值标准，任何不符合“自然神道”或“自然真道”的存在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都必须予以否定。
  昌益有着关于人类、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及其秩序的完整的人学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现在他的伦理观、社会观及国家民族观中。而“真气说”也在其人学思想体系中得以展开与运用。由于“真”是唯一的和永恒不变的，因此是万物平等性的根据；又由于“气”的多样性而使“气”成为万物差别性的根源。在昌益的“自然五伦观”和“自然世论”中虽然有着明显的平等思想，但在其男女观、四民论和国家民族观中却有着更多的差别歧视倾向。在昌益的思想中，平等观与差别歧视意识是同时存在的。
  蔡清易学思想研究
  高原（山东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林忠军教授）
  蔡清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易学家，也是著名的朱子学者。蔡清的易学思想在当时影响甚巨，对明代乃至清初易学思想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文通过解读蔡清《易经蒙引》及相关资料来阐述蔡清的易学哲学思想，展现其易学特色及其对朱子易学和整个理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蔡清通过解读朱熹《本义》，提出了独特的“三易”之说，认为易有三易，有天地之易、吾身之易、《易》书之易。三易皆为一阴一阳，贯穿着变化之理。天地之易与吾身之易是先天客观之易，而《易》书之易则是后天圣人之易。《易》书模写天地之易和吾身之易，是天地人身之易之影子。蔡清接受朱子“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但却淡化其卜筮作用，而主张道义配祸福。蔡清的易学观不是简单地叙述朱子易学，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发展和超越了朱子之学，成为当时朱子易学研究的重镇。
  论文在阐述蔡清对太极图渊源、太极图思想、阴阳五行、河图、洛书等问题的见解后，从本体论、心性论、工夫境界论三方面探讨蔡清对朱熹易学哲学的重构。在蔡清的本体论中，太极是蔡清理论的最高本体，蔡清用“无有个极”和“莫大之极”来描述。在对心的论述中发展了朱熹“心”说诸种说法中的本体之心。在如何涵养此心的问题上，提出静虚其心。蔡清的工夫论是偏重于内修的，作为朱子后学，他并不强调朱子学中的格物论，而是主张由内而外。其基本理路是静则虚，虚则明，明则神。经过了静虚其心、因时顺理的工夫，达到大中至正的境界。
  蔡清为明代朱子学第一人，他对朱子学的贡献主要有三点：其一，通过解读朱子易学和理学，从学理上确立了朱子学在明代的地位。其二，折中宋末、元、明初诸儒注朱之作，使之更接近于朱子思想。其三，折中朱子的各种著作，力图使朱子思想更为统一。蔡清力图克服朱熹理学的局限，具有融合理学、气学与心学的特点与倾向，又包含着向气学的回归与向心学的转化，对其后明代哲学的发展有多方面重要影响。
  朱熹和陆九渊：士人关系的描述
  ——一个知识人类学的尝试
  杜傑庸Guillaume Dutournier（法国国家语言东方文化研究院INALCO 2014年，指导教师：Anne Cheng程艾兰）
  朱熹（1130—1200）和陆九渊（1139—1193）是宋代的官员兼学者，通常被认为是“新儒家”的主要代表。论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两位思想家的学者身份，并对他们的活动和互动关系进行细致分析，由此构建理论框架和描述方法，并用社会学观点关照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在此方法中，文本的翻译占有极关键的地位：它能给予所涉及的主位概念应有的位置，同时凸显这些概念所依据的前提，以及对这些观念的阐述的实用维度。
  这种“理解性的脉络化”有助于我们重构历史上依据“知识”观念形成的等级化的自觉价值的体系，这一体系使我们的现代知识概念受到了质疑。要深刻地理解这种非现代的意义秩序，就需要一个恰当的人类学角度。就此而言，印度研究专家路易·杜蒙（Louis Dumont,1911—1198）的方法中正可以给我们启示，将其方法用于宋代中国便产生了这篇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
  在分析层面，论文所采取的整体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关系，进而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关系所体现的集体动力。研究特别指出了一种特殊“讨论模式”的重要性，该模式认为“做出分辨的能力”至关重要。在做历史回顾的同时，突出强调这一“模式”旨在凸显朱熹与陆氏兄弟围绕周敦颐（1017—1073）“无极而太极”一说进行的书信辩论的深刻意义。这种辩论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开放地带，在那里差异互呈而同宗互援，唯一的承认则是主体间的。
  论文的整体构思分为两步：先归纳，后演绎。首先，我们通过多个互动的例子来重现意义的各种可能条件，以找出最具关键意义的层面；然后我们通过推断某些言行的意涵，再重新回到现实层面，而这一层面往往会被意识形态的阴影所遮蔽（尤其是知识关系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或者辩论载体的物质层面）。
  就学科角度而言，该项研究进一步肯定了人类学视角对于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同时也确认了汉学可以为知识人类学的更新做出独特而宝贵的贡献。
  贯通天人：朱熹诗歌创作的哲学意义
  刘思宇（牛津大学东方研究院2014年，指导教师：PeterDitmanson,Dirk Meyer）
  朱熹的哲学思想和经典注疏自产生以来便得到广泛研究和传播，在之后的历朝历代，更是被作为权威的科举教材而受人膜拜或批判。然而，在其理学家的盛名和“理学家轻视文学”的当代“刻板印象”掩盖之下，当今中外学界都很少有人注意和认真研究朱熹在其诗歌创作和言论中体现出来的、对待彼时之“文学”的含混、矛盾和非常复杂的态度。朱熹一生创作了1400多首诗歌，多是在其对待写诗的态度百般反复，多次发誓再不作诗却又自破誓言，且多次向人否认自己诗名的纠结状态下完成的。这显然不能以简单的朱熹作为诗人的不能自己来解释。
  不同于传统的诗歌鉴赏或是以探寻其理学深意为目的的诗歌批评，论文着重以跨学科的视角考察影响朱熹诗歌风格的深层结构，亦即文学与哲学的矛盾与互动在其诗歌文本中产生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在朱熹的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发生的影响。具体来说，认为中国传统诗歌结构具有如下三大组成部分：外部世界、个人情感和智性思考。论文在此基础上，通过文本细读考察这三大因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和由其决定的诗歌结构变化的动态轨迹，由此呈现出一个与朱熹在其哲学世界中所描绘的内外关系有所不同的充满张力的诗歌世界。论文意在解决这样一个根植于朱熹哲学思想中的矛盾：由于道德哲学建构的要求，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一方面极力强调文学与道德观念的紧密联系，基本上将文学的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具有社会实用功能的文字写作。他们抵制华美的文字对体认“道”所产生的妨碍。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论述中，对“大化流行”之“道”的终极体认已经上升到本体层面，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而这种对存在状态的讨论中，以直觉体悟为特征的审美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全文将朱熹一生的诗歌创作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进行细读：早期包括朱熹在师事李侗、开始研习儒家思想之前，被学者一致标签化地认为的所谓“沉迷佛老”时所作的诗歌；中期则是朱熹理学观念的成熟时期，包括他从李侗走向二程，历经两次中和之悟，在长期的学术论战中注疏经典，在南康军和浙东提举任上施展才能和遭受挫折时所创作的大量风格各异的作品；晚期是其诗歌创作的真正成熟时期，涵盖他在武夷山中交友、讲学、著书的隐居生活，也包括庆元党禁之后，朱熹被指重回少年时期出入佛老、向往学仙炼丹的争议阶段。尽管按照现代的标准，朱熹诗歌的文学性确难以谓出类拔萃，但它却是探讨根植于中国古代诗歌中，诗人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态度最有代表性的文本之一。朱熹在其有生之年，不仅一直处在与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的激烈碰撞和辩论之中心，也在其思想的传播方面遇到巨大的自唐以来主流“言辞伟丽”“惑人耳目”的抒情诗歌传统的挑战；而这一诗歌传统的内在逻辑，从根本上说，是与任何入世且目标明确的哲学诉求背道而驰的。为了建立一套圆融自洽又切实可行的道学工夫论，让人得以从日用人情中体认天理，同时也为了面对重视雕琢和抒情的诗歌传统所带来的挑战，将人导向与佛老截然不同的有意义和可感知的存在体验，朱熹迫切地需要在其诗歌创作中巧妙地调节外部世界、内在情感和哲学思考三者之间的关系。而在真正去除了混杂其中的儒释道的标签和理解的“前见”、真正细读文本之后，我们发现朱熹诗歌虽然历经变化，甚至体现出不同的思想风貌，但始终围绕着同一种探索，即怎样恰当地处理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怎样将哲学的境界和审美的境界融合起来，怎样写作一首好诗。
  朱熹留下的1400余首诗歌于是成了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独特性质最重要的材料，它同时也对理解理学语境中“个体的道德修养”命题意义极大，而这一命题对当时知识阶层乃至贯穿整个近古中国思想史的共同价值观念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比较发现，朱熹的诗歌风格由于作者在诗歌产生过程中关注的问题不同，而迥异于其他理学家以及唐宋以来的其他诗人。在朱熹的诗歌创作中，情与理的张力被前所未有地体现出来，而他对于诗歌中天人关系的探讨也远比其他人更加集中和自觉。
  硕士论文
  以《近思录》看朱熹与张载的理学差异
  俞婕（首都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白奚教授）
  为弘扬道学，引导初学者入门，朱熹与吕祖谦于淳熙二年（1175）共同编纂《近思录》，以作为学者入门之基。《近思录》也可以看作是朱熹建构道统、规范理学规模的一部著作。作为北宋时期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张载，在对佛老的批判中建构起自己的气本哲学体系，开创了关学学派，在理学发展史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朱熹对于张载的态度在《近思录》的选材与分析中表露无遗，这直接反映出朱熹理学思想与张载之间的差异。全文首先由朱熹与吕祖谦对于“道体”卷次编排的分歧出发，具体分析《近思录》一书之构成，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朱熹建构道统的意识。第二章系统论述张载的理学，从天道、性命、工夫三方面展现其真实的思想貌相。第三章通过朱熹对张载语录的选材与解释，比较《近思录》中所呈现的张载思想与其本来思想的差异之处。第四章在前三章的基础之上，同样从天道、性命与工夫三个方面，尝试指出，朱熹与张载对于天道本体与具体的个体心性之间，是否存在决然对立的分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正是这一差异决定了朱熹对于张载的接纳与批评，决定了他希望在《近思录》中呈现的张载形象。
  论朱熹与中医
  刘源（四川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蔡方鹿教授）
  对朱熹的研究，大都关注的是其对理学的继承与集成，忽略了朱熹对中医的继承与贡献。朱熹深通医理药理，论证问题时处处以医理药理为依据。该文拾遗补缺，以朱熹文献为基本，对比中医经典，从“论学”“论政”“论理”“论仁”“论脉”等方面探讨朱熹的中医思想。在以医论学方面，提出为学先立志，立志先护肾；“心平气和”，做学问根本之法；以吐泻之法除心中偏邪之见；护恶如宝，膏肓之疾；收敛身心：中年读书人的养生之法；气血有强弱，志气不可夺等观点。朱熹引用中医之理，于人可论伯夷、柳下惠、王安石之学；于理可论阴阳、论仁、论道心人心、论已发未发；于事可论亲情；于政可论皇家墓穴的选址。在以医论证方面，运用预防劳复病、治疗羸病等道理谈论治国之理。朱熹甚至用考证儒家经典的方法考证了切脉的位置，这是朱熹对中医最直接、最重大的影响。研究朱熹的中医思想，是为了以朱熹之理复兴中医。用“理在事先”追溯中医之根本，用“理一分殊”理清万病之因，用“道器并重”指导中医之器的研发，用“源头活水”指明中医的发展方向。
  《孟子要略》研究
  黄丹丹（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许刚副教授）
  《孟子要略》由朱子所撰，一度亡佚，后由清代汉阳人刘传莹从金履祥的《孟子集注考证》中辑录出来，刘传莹因病未来得及整理而托付好友曾国藩将该书付梓刊刻。全文系统地梳理了《孟子要略》的成书过程及内容，并对其中所体现的朱子孟学思想进行了研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孟子要略》的成书过程及由此引发的问题。首先介绍《孟子要略》由朱子作，后亡佚、刘传莹辑录，最终由曾国藩刊刻发行；其次分析了因此书最后由曾氏刊刻见于世，后人多把此书归入《曾国藩全集》的问题，此书原作者系朱子，从而需要正本清源，把此书归入《朱子全集》；再次，分析了《孟子要略》的版本收录情况。第二、三部分为论文重点，主要针对《孟子要略》内容和曾国藩按语的阐释具体分析《孟子要略》之内容特色。其中第二部分侧重于将《要略》与朱子其他孟学著作进行比照，从而窥见朱子之孟学思想。第三部分则侧重于《孟子要略》中曾国藩所做按语的分析，总结曾国藩对《孟子要略》文本的研究，以及对《孟子》的重视程度。通过这一部分的分析，笔者发现，曾氏继承了朱子的理学思想，他对朱子及孟子的思想是极其推崇的，但对于部分内容的取舍，曾氏与朱子的观点是有差异的。
  朱熹收入分配思想浅论
  梁森（西南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张文教授）
  论文主要阐述了宋代理学代表人物朱熹的收入分配思想，透析朱熹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全文分为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起与学术意义，解析文中所涉及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概念。第二到五章为文章主体部分，阐述了朱熹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思想。初次分配即对生产要素（土地、资本、技术、经营管理、劳动力等）进行分配，朱熹的初次收入分配思想主要体现在对土地及土地产品的分配上面，反对土地兼并，主张把土地收归国有，推崇井田制，推行经界法，其主要目的是保障广大农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保障农业生产。二次分配也被称为收入再分配，在国民经济中的体现就是通过税收的调节以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来维系分配制度的完善。朱熹认为对上中下不同阶层进行税收的调节是非常有必要的。三次分配讲求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在古代，这一分配主要体现在民间慈善方面。朱熹分析了社会上中下三个阶层所应承担的民间慈善责任以及民间不同慈善类型，其中民间慈善类型可分为血缘性慈善、地缘性慈善、业缘性慈善以及教缘性慈善四种类型。总结部分，从消费的节制性、义与利的统一、重农不抑商分析朱熹收入分配思想的特点。而朱熹的收入分配思想核心是巩固统治、维护社会秩序，通过打压社会的中层，为社会下层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进而来维系统治基础的稳定。
  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的“圣人观”之比较
  ——以对朱子学“圣人观”的批判为背景
  周游（北京外国语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徐滔副教授）
  论文围绕“圣人观”这一儒学的核心概念，探索了“圣人”“圣人观”的内涵及其演变，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圣人观”的框架，之后将视线从中国宋代的朱子学逐步转向日本江户时代的古学派，最终以比较的方式集中考察古学派之代表人物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的“圣人观”，由此得出二人“圣人观”的异同，以及二人所代表的“日本式圣人观”对朱子所代表的“中国式圣人观”的继承与批判。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追溯“圣人”概念的原义及发展，总结“圣人观”的内涵，构建“圣人内涵—圣人系谱—圣人经典—成圣之法”的大致框架，并简述儒教在日本的发展及“古学派”的反朱子学倾向。第二章，以仁斋和徂徕思想上的转向为重点，简要介绍了二人的生平、主要思想及其特征以及在日本儒学史中的地位。第三至六章，以仁斋和徂徕对朱子学的批判为背景，从“圣人内涵”“圣人谱系”“圣人经典”“成圣之法”等方面考察二人的“圣人观”及其异同。“圣人内涵”涉及“圣人标准”“圣人特质”“圣人与天及鬼神之关系”。“圣人谱系”讨论属于圣人的具体人物及其优劣顺序，涉及儒学“道统”问题，其中特别关注对孔子的定位和评价。“圣人经典”讨论属于圣人经典的具体书目及其优劣，以及读经典之方法。“成圣之法”探讨凡人是否可以成圣，以及如何成圣。
  朱子读书法对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
  孙彩霞（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陈龙海教授）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他一生热衷学问，积累了丰富的授课经验，形成了全面、系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朱熹强调在教学中德育为首，强调读书穷理，他的读书思想被整理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这六条是一个有机整体，内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也是在中国古代深厚的文化积淀基础上产生的读书经验的精华，对于当下的高中语文阅读教学有着良好的指导意义。“循序渐进”原则体现了阅读教学的层级性，要按照高中生的年龄、心理和知识储备的特点，从一节课到一个单元，再到一册书，整个高中阶段，都要遵循规律，分阶段、有计划地推进阅读。“熟读精思”和“虚心涵泳”是阅读的基本方法，它适用于各类体裁的文章。通过多读、多思考，用心体味和深入领悟，才能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切己体察”体现阅读教学的实践观，要联系实际，切身体会作品的思想感情，在阅读中观照生活、理解生活。“着紧用力”和“居敬持志”则是阅读的基本态度问题。阅读要争分夺秒，具有高度的紧迫感，同时要有远大志向、端正的态度，长期坚持，才能走向成功。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理学思想
  罗来玮（黑龙江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张继军副教授）
  《中庸》是儒家学派的代表著述之一，原为《礼记》的一篇。至唐宋时期，《中庸》独立成书，最终成为“四书”之一。全文以朱熹所写《中庸章句》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与朱熹其他著作，如《朱熹语类》等相联系，对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关于“中庸”“气”“心”“诚”等传统儒学核心观念的解释和对理学中理气论、心性论、工夫论等作为具体分析对象，研究朱熹是如何阐述“中庸”思想的。朱熹引用程颐的话，把中庸定义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对“中庸”的诠释不仅可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更是工夫论的体现。理气论方面，朱熹把“理”作为天地的本原，“气”作为构成万物的材料的理一元论思想，把仁、义、礼、智、信规定为“理”的具体内容，并从对宋代理学思想中“理气”关系论做了发展。在心性论方面，以“心统性情”作为思想的总纲领，对以往哲学家的心性之学加以继承和改造，建立了内容庞大、逻辑严密的心性论体系。性和情是未发和已发的两种状态：性是具有了仁义礼智的具体内容的静，为体；情是喜怒哀乐表示出来的动，为用。同时两者也是统一的，是不可分开的整体，都是由心所主宰的。工夫论方面，朱熹强调只有做到“存天理、灭人欲”，才能达于“至诚”的品德，要君子慎独、反求诸身、博学深思。通过《中庸》的系统化理解和高度的哲学化概括，朱熹将《中庸》赋予了新的理学色彩。
  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刘畅（山东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马永庆教授）
  论文以“万物一理”—“太极至善”—“生生之仁”—“格物穷理”的顺序对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内涵进行了一一阐释，将朱熹的生态伦理思想与我国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相贯通，以此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全文分为三章：第一章叙述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形成和产生的基础，包括朱熹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其思想产生的理论来源。朱熹糅合儒、佛、道等前人的思想，开始建立了一套关爱生命、强调自然与人类和谐发展的生态伦理体系。第二章论述了朱熹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从本体论的角度，认为万物的本源就是“理”，对宇宙本源有了一个整体认识；在理学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宇宙，认为“太极”是“理”的真正内涵所在，而所谓“太极”就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从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倡导了一种“生生之仁”的生态价值观；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在具体方法上确立了“格物穷理”的方法论，其最终目的为明善与爱物。第三章是对朱熹生态伦理思想价值的评价。从“万物一理”的本体论哲学，到论述“天理”“人欲”的道德伦理思想，再到“天道生”的生态伦理思想，朱熹关于生态伦理学的思维轨道是非常明确的。
  朱陆无极太极之辩研究
  余祺琪（兰州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李晓春副教授）
  论文对朱熹和陆九渊于淳熙十五年（1188）发生的“无极太极”之辩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无极太极”已就朱陆双方最要害的问题进行了真正的讨论，体现了朱陆异同最为重要的方面。全文内容为：第一章考察了无极太极之辩发生前后朱陆二人的学术交流以及无极太极之辨的主题内容。第二章对论辩中朱陆双方的往来应答信件内容进行考察。通过分析，我们认为，陆九渊否认朱熹的“无极而太极”思想首先是从反对“无极”概念入手的。这里的核心在于太极之上是否能再加上无极的问题。这首先也源于陆九渊对“极”字这一概念的理解与朱熹的理解不同。朱熹以“极”为“至”，陆九渊以“极”为“中”，“至极”可以是多极，“中”则会导致一极，这样一来，理学与心学的一个重要分歧便呈现了出来，理学是一个无中心的世界，而心学是一个以心为中心的世界。由此则可见，“极”字训义背后所凸显的朱陆思想之差异。
  第三章，陆九渊因朱熹以“无极而太极”为“无形而有理”，断定朱熹以“极”为“形”，故而激起了与朱熹关于太极阴阳形上形下问题的论辩，虽然其核心仍然在于太极之上加无极是否成立的问题，并且表面上看来这是朱陆双方对《易》之《大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不同注经方法所产生的差异，但实质上此一问题却是朱陆“无中心”的宇宙世界与“有中心”的宇宙世界的进一步的思想阐发，由此尤可见朱熹哲学的特质，朱熹“无极而太极”学说的意义及朱陆思想之分歧处也将得到说明。
  《朱子语类辑略》方位词研究
  蔡思杨（苏州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曹炜教授）
  《朱子语类辑略》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一部语录体著作，客观地反映了南宋时期的语言实际。论文以《朱子语类辑略》中的方位词作为研究对象，以穷尽分析和历时对比为主要研究手段，力求对近代汉语方位词的探究做出有益探索。全文试图充分描写《朱子语类辑略》中方位词的各种用法，先按照字形搜索出《朱子语类辑略》中所有单纯方位词、派生方位词和复合方位词共57个，之后剔除不在考察范围内的词语以得到合格的语料，对《朱子语类辑略》中方位词的多种用法进行封闭性、穷尽性地定性、定量的考察，并对每一个方位词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做了分类分析，初步探讨了方位词的虚化机制和方位词的隐喻等问题。文章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语料的选择及选题价值、《朱子语类辑略》研究现状、方位词的研究现状等。第一章至第四章系统描述了17个单纯方位词的使用情况，定性、定量地考察了它们的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第五章对40个合成方位词的语义特征及句法功能进行了系统描述和计量分析。第六章是《朱子语类辑略》中方位词的隐喻和转喻现象。结语部分主要从全局概括的视角总结了《朱子语类辑略》中方位词在语义特征和句法功能上的特点。
  《朱子语类》时间副词研究
  孙玉娇（浙江财经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谭耀炬教授）
  时间副词是研究汉语语言系统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论文对《朱子语类》词汇进行穷尽式的考察研究，采取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分类描写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研究调查了该书时间副词的系统概况及其源流演变，以求尽可能多地了解近南宋时期时间副词的形成过程和发展演变历史。全文主要内容：第一章，即绪论，对选取的语料《朱子语类》进行了版本说明以及研究现状阐述，阐明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并对该书的时间副词进行界定与分类。第二章至第五章，在借鉴张谊生、陆俭明和马真等人对时间副词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结合《朱子语类》时间副词的具体使用情况，将其划分为四个子类：表时制副词、表时体副词、表频副词和表序副词。针对不同类别的时间副词，做出统计和句法功能描写。第六章总结了《朱子语类》时间副词的特点：1．存在不对称现象；2．同源排斥竞争现象；3．双音节化现象。结语部分论述了《朱子语类》时间副词的时代特色与自身特点。
  朱熹《楚辞集注》训诂研究
  王晓囡（渤海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王玉仁教授）
  《楚辞集注》是朱熹研究楚辞学的结晶之作，论文将朱熹的《楚辞集注》作为研究文本，与王逸的《楚辞章句》及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相比较，就朱熹在《楚辞集注》中的训诂工作、训诂体例及训诂理念进行详尽研究。《楚辞集注》的训诂体例及训诂术语较前人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选择了最简单的随文释义的方式，但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先释字音，再释字义，指明修辞方法，说明句意，最后阐述旨意，做到循序渐进，便于读者的阅读理解。在训诂术语的选择上，尽量做到严整统一，看起来更加规整，且对于“赋、比、兴”手法的说明，也开启了后人对于《楚辞》训释研究的先河。从字的训释、句的训释、段的串讲及点明章旨四个方面分析了《楚辞集注》中的训诂内容。朱熹将训释的重点放在对字音及异体字的说明上。朱熹《楚辞集注》在训诂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其训诂成就是巨大的。但他身处宋代疑古创新的大背景之下，在《楚辞集注》中难免会出现疏于考据而臆说，或是为阐发义理而疏于考据之处。朱熹注释《楚辞》，既融合了宋代疑古创新的精神又继承了汉代训诂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使其训诂独具风格。朱熹《诗集传》的训诂研究
  张剑红（辽宁师范大学2014年，指导教师：王功龙教授）
  该文以朱熹的《诗集传》为研究内容，从《诗集传》的训诂特色、训诂方法、训诂成就和训诂中的不足来探讨宋代训诂学的基本要义。全文分为六个部分：一、绪论，包括历代《诗经》的研究概况、宋代朱熹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诗集传》流传的版本、朱熹在语言学史上的地位、朱熹《诗集传》的研究概况。二、将《诗集传》中训诂术语分成注字音的术语、释词义的术语两类进行分析，《诗集传》的训诂内容则包括注释字音、解释词义、校勘文字和标注修辞。三、指出《诗集传》中所用的训诂方法有：因声求义、据形求义和直陈语义。四、论述了《诗集传》的训诂特色与成就。《诗集传》拥有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简明易懂、通俗晓畅这些特色。朱熹的注释另辟蹊径，《诗集传》重视词的本义，也重视语法。五、指出《诗集传》训诂的不足之处，即望文生训、通假有误、因理害义、叶音之弊。六、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