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从朱熹论“比”重新考察其赋比兴体系
  张万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长期以来，学者多热衷于讨论“兴”，一般不重视“比”。实际上，“比”这个概念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论文从朱熹论“比”入手，厘清了“比”既不是比喻句，也不是全篇譬喻，甚至不完全是“不说破”。朱熹论“比”的本质在诗章的语脉，第一次将赋、比、兴三个概念放置在同等层次、同等标准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每章语脉的原则，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这个体系的关键不在直叙、兴起、不说破等概念，而在全章语脉的解读，它源自朱熹提出的“诵其本文，见其语脉”的阐释原则。论文在语脉说和赋比兴体系的基础上，解答了朱熹为何对结构看似相同的诗句有不同的标示，为何认为“比”有不说破和说破两种，《诗集传》又为何从未标过兴兼比与比而赋等问题。
  朱熹《文集》与《语类》中几则重要材料年代新考
  谢晓东 《中国哲学史》
  2014年第1期
  论文以道心人心的研究为主线，证明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六封有关联的重要书信的年代，不应该在辛亥，而应该在己酉或稍前；与此同时，通过《文集》中的已经确定无疑的重要文本的指引，证明了《朱子语类》中的一条关键语录的年代不在辛亥，而当在丁未与戊申间。这表明，《文集》与《语类》的批判性互证是研究朱熹哲学的基本进路。
  朱熹的礼治思想
  冯兵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
  （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朱熹思想体系中的知识与人文信仰
  刘克兵 朱汉民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
  在继承北宋五子对信仰与知识加以联系并解构的同时，朱熹着力于更加严密地论述知识与人文信仰二者之间的关联。在知识与人文信仰的关系中，朱熹认为信仰以知识为基础，知识以信仰为依据。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它指向的是可能性目的；具有信仰是获得知识的依据，它指向的是必然性原因。
  论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传播与研究（下）
  蔡慧清《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朱子学在英语世界的最早研究始于马礼逊和米怜主编的《印中搜闻》，其中关于朱子及其著述的译介和评述，以概念阐释、体系简介、片段翻译或引用为主要方式，间或也在中西互照的视野下发表了一些读书心得式的评论，总体上看不够深入，但从理论概念入手，寻找和论证理学与基督教并非互为异己文化而有其相通之处的做法，超越了此前欧洲汉学独尊上古儒学、批驳排斥宋儒理学的传统。《印中搜闻》世俗性与宗教性兼具的办刊特色使其关于朱子学的译介、评论具有面向大众传播的特点和效果，在中国经典，特别是朱子学西传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复性之学与教化之乐
  ——论朱子“学而”章解之诠释及其意义
  许家星 《江汉论坛》
  2014年第1期
  朱子对《论语》“学而时习”章做出了综合诸说而别开生面之解，具有奠基其“四书”学的意义。朱子之解围绕何为学、如何学、学何乐、学何成四个中心问题而发。从工夫实践着眼，朱子提出以“效”释“学”说，主张“学字本是无定”之开放观念，“明善复初”乃为学之目的，以此绾合“四书”；视“时习”为孔门“第一件”，阐释了其内在的工夫意涵；凸显先知先觉的示范意义，认为朋来而乐非讲习切磋之乐，乃“善信及人”的教化之乐。此乐彰显了教、学的双向一体及大公无私之精神。全章乃一层次分明、逐层递进之连续体，“学而时习”居工夫要领地位，由此进于自得之悦、教化之乐、不愠之德，经此教、学双向一体之历程，最终成就君子人格。朱子之解广大精微，突显了儒家道德教化的特质，今人应深刻领会其智慧，以为开新之资鉴。
  朱熹为重建家族制度进行的合理性辩护
  傅小凡 《东南学术》
  2014年第1期
  朱熹在建立理学思想体系的同时，着手重建家族制度。为了完成这一社会实践任务，朱熹从三个方面对重建家族进行了合理性辩护：其一，从天人一体的本体论高度，论证天下一家理想社会的合理性；其二，从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要求每个家庭成员以事天的虔诚与恭敬孝敬家长，从而为家族建设提供情感依据；其三，从生死观的角度讨论孝亲的合理性，以及重建家族制度对于每个家庭成员而言的终极意义。
  朱熹千里往见大慧禅师的历史公案新解
  林振礼《东南学术》
  2014年第1期
  “格物说”既是朱熹时代社会精英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也是应对禅宗挑战的必然结果。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月，朱熹于秩满候批之际，为柯国材撰写《一经堂记》，突出《大学》“格物致知”这一重要命题。而早在绍兴十年（1140），侍郎张九成、状元汪应辰登径山问道，谈“格物之旨”，大慧答以“物格说”。时佛教界领袖这种以禅释儒之“格义”，说明该时代社会精英对儒家《礼记·大学》经义的重视。追溯思想史上朱熹与大慧的潮州之会这一历史公案，既可以揭示朱熹注解《大学》“格物补传”，“开一新传统”（牟宗三语）之序幕的隐微之处，也可以阐明朱熹理学（新儒学）以“格物致知”作为开启“下学上达”之锁匙。
  《朱子世家》版本考略
  尹波 张尚英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
  宋代大儒朱熹的年谱，由其门人李方子首开端绪。明代，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后，他的著作屡经翻刻，反映生平事迹的年谱也刊刻不断，多以宋代李方子所编《年谱》为基础，并从朱熹《文集》《语录》，黄榦撰的《行状》《宋史》以及其他各书中拾遗补阙，间有增补、修订，朱熹桑梓乡邦的徽州和讲学授读的建宁为主要翻刻地。嘉靖四十五年（1566），汪尚宁、洪垣编撰嘉靖《徽州府志》时，仿照《史记·孔子世家》之例，于卷十五命名《朱子世家》，后在徽州地区州、府、县志中屡有翻刻。清代乾隆年间，江永编撰《婺源县志》，作《考订朱子世家》一卷。自此，徽州之府志、县志以及江永《近思录集注》附录中皆以此为定本，并因江永思想传播而传遍大江南北，且随《近思录集注》而远渡海外，客观上发挥了传播朱熹思想、教化民众的作用。
  朱熹《孟子集注》所反映的哲学思想
  金春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
  朱熹《孟子集注》并非照着孟子讲，而系对孟子思想的诠释、发挥，贯穿着朱熹在心性观上的心学立场和心学表述，是一极具朱学特色的“心学”文献。牟宗三先生认为，《孟子集注》是以告子、荀子理在心外，以认知心向外穷理解孟子“尽心知性”等心性思想，实是对朱熹的误解、曲解。
  朱子文艺的萧散淡然之美
  杨万里《南通大学学报》
  2014年第1期
  朱子不仅是南宋理学思想集大成之人，且兼善诗文书画等各种文艺创作。历来研究朱子文艺美学思想者多关注其对劲健雄浑、自然平淡等方面的推崇，而对他追求萧散淡然之美的一面却绝少论及。朱子萧散淡然的美学旨趣渊源自魏晋时期的艺术精神，主要受到苏轼、朱松和张嵲等人的影响。在其诗歌和书法的创作与批评中，均体现出对萧散淡然之美的强烈追求之意，具体表现为对萧散意象、清新婉约之美、超尘脱俗之逸趣与主体人格风神的推崇。而需要指出的是，朱子对苏轼等人萧散淡然的美学内涵并不是一味承袭，而是对其进行了理学意义上的改造与提升。
  朱熹的《四书》与“五经”
  陈壁生《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朱熹是经学史上的转折点。他对“四书”的新解释，创造性地提出新的义理系统，其主旨在于求圣人之心，以提升个人道德；同时，又在此基础上改造“经”的观念以及对“五经”的认识。汉唐经学求“圣人之法”，朱熹把经视为“圣人之心”的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五经”进行了内在化解读，将“五经”“四书”化。这样，“五经”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东亚朱子学研究的新课题
  朱人求《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2期
  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重要体现。东亚朱子学，顾名思义，指朱子学在东亚，当然包括朱子及其在东亚的后学的学说。在时间的向度上，它指东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朱子思想及其后学；在空间的向度上，它又具体表现为中国朱子学、日本朱子学和韩国朱子学等多种实存形态。东亚朱子学研究课题的提出，一方面适应了全球化时代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朱子学内在发展的需要。今后东亚朱子学研究宜在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展开：东亚朱子学的总体性研究，中、日、韩朱子学的相互交涉，东亚朱子学经典文本的承传与创新，东亚朱子学话语的同调与异趣，东亚朱子学的社会化及其实践。
  朱子《孝经刊误》析论
  唐文明 《云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孝经刊误》表达了朱子试图将《孝经》纳入其“四书”学的努力，而从《孝经刊误》的后世影响来看，朱子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如果考虑到《孝经》本来的思想旨趣，我们不能不说，朱子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论文试图通过对《孝经刊误》的文本分析来阐明朱子对《孝经》的怀疑和肯定，把握朱子《孝经》学的立论分寸，并结合经学史上的有关看法，从一种更为综合的经学观念提出对朱子《孝经》学的重新评价。
  “性善”与“性本善”：孟子朱熹人性论的两条理路
  陈林 《理论月刊》
  2014年第2期
  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生命的学问，非常重视对人性的探讨。孟子“性善”和朱熹的“性本善”思想，在中国人性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孟子和朱熹对于人性的诠释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孟子的“性善”是即心言性，强调性由心显，以心善言性善，走的是一条逆觉体悟的道路；朱熹的“性本善”是即性言心，强调天理下贯为人性，以性善言心善，走的是一条顺思论证的道路。“性善”与“性本善”的内涵存在一定差异。从“性善”发展到“性本善”，实质是人性论的一种理论模式转化。
  “文从道中流出”：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新理解
  罗书华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2期
  在文道关系上，朱熹针对此前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文从道中流出”的新文道观。两种命题字面差异不大，实质却大异其趣。“文从道中流出”更加坚定地站在道理的立场，更加强调文道的一体性，说到底是“理一分殊”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它是理学的扩展，对文学有压抑，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又对散文学有所提升。这种在理论上十分完满、周延而不免矛盾的文道范式的出现，是传统文道理论的一个重要绾结。
  朱子鬼神观管窥
  ——以生死、义命和理气为中心
  肖伟光《世界宗教文化》
  2014年第2期
  朱子鬼神观是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学界对此关注尚不够。论文以朱子为中心，上溯至二程与张载以至孔孟，着意区分朱子鬼神观的多层次与多侧面，从儒家富于人文理性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考察朱子对生死的态度及其对义命学说的新见。在论述朱子以理气学说阐释鬼神观时，指出朱子反对“安排布置”之论与反对“设教”说，这些须在辟佛背景下方能体贴出其本义之所在。
  曹南冥与李退溪
  张茂泽《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在韩国儒学史上，曹南冥和李退溪都是大儒，他们的学术思想有异有同。南冥渊源于宋元理学，而在理学学派上则主要渊源于程朱理学。强调学者“自得”，注重践履实践，努力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不特别注意学术思想或理论的研讨。反对空谈性理，是南冥学的显著特点。退溪则是理解、整理和宣传朱子学的最大代表。退溪对韩国理学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整理程朱理学发展线索，辨明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坚持“体用”辩证法思路，维护程朱理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整理韩国儒学历史，树立理学正统地位。曹南冥与李退溪两人学术思想的分歧，乃是理想主义（曹南冥）与现实主义（李退溪）的思想冲突，这种性质的冲突有普遍性。
  朱熹真的没有见过《史通》吗？
  王嘉川 《史学史研究》
  2014年第3期
  朱熹（1130—1200）与刘知几（661—721）《史通》之关系，迄今学者都认同明代张之象（1496—1577）所说的“宋儒朱晦翁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的说法。但揆诸实情，此论应属误说。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朱熹“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之前，这句话只能看作是张之象等人为自己刊行《史通》而做出的宣传性广告用语，不能据以为实。朱熹一方面接续了《史通》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又与《史通》极具个性化的观点有相同之处，朱熹应该是见到并受到了《史通》的影响。
  朱子门人丛考
  石立善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朱子一生讲学不辍，其门人弟子众多。有关朱子门人之研究，自明代至今，层出不穷，海内外多达十余种。然朱门人数既多，又遍布南北，且无名逸士亦不为少，故前人研究尚有很多不足之处，全文共举30例，包括杨方、李方子、蔡渊、吴必大、李亢宗、杜爗、苏宜久、包扬、陈邦衡、陈邦钥、包恢、贺善、严侣、刘定夫、陈宓、徐子颜、苏玭、刘清之、林补、唐晔、周僩、沈僩、傅君定、周颐、许进之等进行考证。
  朱子早期仁论思想研究——以《延平答问》为中心
  赖尚清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延平答问》是朱子与其师李侗之间的书信集，由朱子所编定，是研究李侗和朱子早期思想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丰富的仁论思想，对于研究朱子早期仁论思想及其来源亦有重要意义。李侗和朱子之间主要从理、心、未发与已发、理一分殊等方面展开对仁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到朱子早期仁论的特点以及之后仁论思想的各种萌芽。
  儒家对生态和谐的追求
  ——以朱熹《中庸章句》的
  生态观为中心
  乐爱国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14年第3期
  儒家生态伦理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早期强调人比自然万物更为重要并且要求对自然生命以怜悯以及“以时禁发”，到宋代朱熹强调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并且要求通过“赞天地之化育”而达到“与天地参”的发展过程。虽然在今天看来，朱熹的这些思想还存在着种种不太圆满之处，但其中所蕴含的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可以为今天构建现代的生态观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朱熹《楚辞集注》篇目考察
  徐涓《江淮论坛》
  2014年第3期
  朱熹持道文统一并以道为本的道文观念，注重对作文者的道德行为加以考察，并以此对《楚辞集注》篇目进行安排。他因推崇屈原之道德行为而将其25篇划分为“离骚”类，奉为经；将宋玉等人的作品划分为“续离骚”类，归为传；将作者道德不合儒家理想规范的东方朔、王褒、刘向及王逸等人的作品删去，增加有经世之才的贾谊所作赋两篇。
  《朱子语类》中的后标记比较结构
  李焱 孟繁杰 《古汉语研究》
  2014年第3期
  论文分析了《朱子语类》中含有后比较标记的各种结构的用法。在此基础上认为《朱子语类》所处的宋代，是后标记比较结构的大发展时期，今天使用的大部分后标记结构，都能在《朱子语类》中找到原型；这个时期也是后标记比较结构发展的转折时期，出现了很多双谓语重心的结构，这为宋代以后取代原有的比较结构埋下了伏笔。
  朱熹与“吃菜事魔”
  范立舟 《中国哲学史》
  2014年第3期
  吃菜事魔是南宋普遍存在的一种民间宗教团体。吃菜事魔所涵摄的思维方式已经渗透到理学文化术语中去，成为理学思想建构的主要设计思路。朱熹围绕“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辨而展开的论证与南宋吃菜事魔教派所隐含的摩尼教教理在致思路径上有一定的可比性。南宋反理学者以“吃菜事魔”为口实对朱熹学说及其学派的攻击，将其比作“吃菜事魔”群体，也是出于两者在形式上的相近性。理学群体在某些方面所表现的异于主流社会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做派，给予攻击者口实。朱熹本人对吃菜事魔这种底层精神景观持一种严厉的排斥态度。他最关心的是这些团体集会的精神动因以及终极诉求，当他发现吃菜事魔者是儒家生活理念的异类的时候，他的反对态度是决绝的。
  朱熹理学思想述论
  柏家文 《理论月刊》
  2014年第4期
  南宋朱熹继承北宋五子的儒学思想，将儒学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儒学成为极具思辨性的学说思想体系。朱熹认为理乃是宇宙的本体，“理”与“气”合而化育万物，宇宙万物莫不有“理”。“性”亦是“理”，未发为“性”，天命之谓；已发为“情”，性之用；“性”“情”统于“心”。为学要穷理，穷理而致知，致知而力行。力行须依“理”，乃圣贤之道。
  朱熹论感应
  王文娟 《北京社会科学》
  2014年第4期
  朱熹用理气论知识架构来说明感应的道理，并结合鬼神、祭祀、德福之道等问题，阐发感应在现实生活、伦理与宗教实践中的功能和意义。感应问题与理气心性的问题密切关联，是宇宙论和本体论的一部分，在朱熹理性化的阐释中尤其具有哲学意味。落实到生活实践中，感应过程中“仁”“诚”“敬”的道德情感的发挥对个体修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祭祀中“感应”之理的运用既反映了民众在世俗生活中的精神诉求，又体现出一种对生命本源的敬畏感与归属感。此外，与感应相结合的劝善言论在具有政治和伦理双重导向的同时，也体现出不同于世俗功利导向的理性精神。
  朱熹《孟子序说》文本溯源与义理发微
  赵庆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报）2014年第4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首的《孟子序说》，首引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文，可谓“知人论世”之必要铺垫；次引韩愈言论，重在揭示孟子辟杨、墨之功及其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特殊位置；再引二程言论，则重在揭示孟子性善论、养气论的价值；最后又借杨时之言，将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归结到心性论上，而这正是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与佛、老由势若水火走向互相交融的关键思想资源。这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彰显出思想学说自身的发展特点。
  章句之学不可忽
  ——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的章句问题
  方旭东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
  清儒对《四书章句集注》一书时有驳难，其有关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章句之失的说法，诸多证据材料都存在问题。论者关于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分章不当”的批评，并不能举出有力的文献证据，其论证陷入自我循环。而清儒翟灏《论语考异》所列文献貌似甚众，但证据力着实有限，据此很难形成定论说朱子《论语集注》“可与共学”章存在“经文倒误”问题。
  朱子与张栻“《仁说》之辩”书信序次详考
  赖尚清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
  近年来，关于朱子和张栻的仁说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于朱子与张栻《仁说》及相关论辩书信的考证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通过对他们书信的考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朱子《克斋记》初稿先于《仁说》初稿，朱子《仁说》初稿约作于壬辰二月或三月；朱子分别在壬辰十月或十一月和壬辰十二月两次修改《克斋记》，于癸巳五月或六月最终定稿；朱子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修改《仁说》、在癸巳八月或九月对《仁说》进行最终定稿，《仁说图》当作于《仁说》定稿之后，约作于癸巳冬；张栻《仁说》初稿约作于癸巳五月或六月，约最终定稿于癸巳十月或十一月；朱子和张栻关于朱子《仁说》初稿的辩论约发生于壬辰二月至壬辰十二月；张栻《仁说》初稿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作成后，朱子作《答张敬夫论仁说》第四十八书讨论张拭的《仁说》初稿。
  任继愈的朱子学研究
  柴文华 杨辉 《中州学刊》
  2014年第4期
  任继愈对朱子学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朱熹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儒教体系，具有把孔子和儒家经典神圣化、主张政教合一、提倡宗教道德修养和禁欲主义等特征。他探讨了朱熹的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等方面的学说，肯定了朱熹和儒教的历史合理性，同时指出了朱熹和儒教阻碍科技发展、束缚人们思想等消极性。任继愈朱子学的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对朱熹和儒教的批评是对“五四”批判精神的继承。立足当代，我们应该以更为宽广的视域看待朱子学；同时，我们也应该继承以任继愈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家所坚持的辩证分析方法，对朱子学做出实事求是的多维分析。
  魂魄、寤寐与心性
  ——对朱熹精神观的几点思考
  孙利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4期
  朱熹对人的精神问题的研究与心性思想交织在一起，他对精神的本质与特点、精神的结构与功能、精神活动的本质与现象、精神活动的规律与机制，进行了独具特色的分析。在朱熹看来，精神是在形体系统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更高层次的大系统，呈现出“太极”结构，系统遵循“阴阳”辩证机制，沿着“体用”模式，在动静、显隐、寤寐、已发未发的状态中变易转换，具体呈现出知、情、意、志、欲等种种心理活动现象。不同的活动状态需要有不同的心理干预手段。朱熹描述的“太极”结构更符合精神系统的整体结构及其活动的实际，体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心理文化传统，理应成为现代心理学、精神学研究中的“另一种声音”而予以深入研究。
  对朱熹“理”的体验主义探析
  张寿 《东疆学刊》
  2014年第4期
  在朱熹理学中，“理”作为形而上的超越实体，是宇宙万物的本体，也是道德的普遍原理。体验主义是一种以当今认知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形成发展的哲学视角，这种体验主义为对传统哲学理论进行概念性分析、批判性评价及合理性建构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手段和途径。从体验主义基本立场上看，朱熹所谓“理”是由多重隐喻精致化的“隐喻建构物”，尤其它是以非整合性的隐喻思维为基础形成的，所以，最终难免陷入“悖论性超越”存在的理论困境。
  “字义”与“经疑”的一体
  ——论《四书通旨》对四书诠释体式的新探索
  许家星 《中国哲学史》
  2014年第4期
  元代朱公迁《四书通旨》融“字义”与“经疑”为一体，形成“四书”诠释史上的新模式。该模式以“字义”为纲，以“经疑”为目，采用以少驭多的四级含摄方式实现了98个范畴对“四书”文本的统领剖析。继而辅之以“愚案”对《集注》提出新解，体现了“双峰学派”一贯的批判继承精神。该书纲目并举的诠释方式，结合了“字义”体与“经疑”体的优长，首创以来自“四书”之范畴统率“四书”全文之先例，凸显了“四书”为义理渊薮的特质，强化了“四书”的一体性，表明范畴不离“四书”文本的立场。该书虽不无重复冗杂之弊，但并非所谓“类书”，概分类为其皮而析理则为骨。作为朱子学传衍与元代学术背景的双向产物，该书所提出的“四书”诠释新模式，实现了朱子学派“字义须是随本文看方透”的学术理念，对今人理解理学与“四书”具有积极的意义。
  朱熹《西铭》研究的史料问题考述
  肖发荣《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
  2014年第11期
  在朱熹的学思历程中，张载《西铭》的影响至为深远。通过仔细梳理朱熹解释《西铭》的诸多史料，不仅有助于认识《西铭解》的流传版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深化对《西铭》思想内涵的研究；而且还能够揭示出朱熹在解释《西铭》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这对深入理解朱熹思想的发展演变也是有所助益的。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要准确把握朱熹的《西铭》解义工作，就必须把淳熙本及《朱子全书》本两种版本的《西铭解》进行综合研究；而且还需要对《全书》本《西铭解》中“论曰”一段及“某既为此解”一段与《西铭解》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当然，还需要对《西铭解》释义之变化以及朱熹其他《西铭》解释之变化均有细致的分析。
  朱熹思想与佛老关系研究述论
  李承贵《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5期
  新世纪以来的朱熹思想研究呈多向展开态势，论文就学界关于朱熹思想与佛教、朱熹思想与道家道教关系的研究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认为十余年来，朱熹思想与佛老思想关系的研究得到了具体的、创造性的探索与研究，不仅客观地展示了朱熹思想与佛老关系的具体情形，而且深刻地揭示了朱熹思想与佛老关系的真实关系，是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新高度。
  朱熹、毛奇龄和丁若镛的
  《周易》占筮观比较研究
  辛源俸 《周易研究》
  2014年第5期
  朱熹、毛奇龄和丁若镛都以《易》为卜筮之书，但他们的思想在产生背景、具体象数理论的展开以及对揲蓍法的理解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首先，在思想的产生背景方面，朱熹占筮观的思想背景是性理学，他试图把道家的自然观结合到以人为中心的儒家思维中来，要把局限于义理框架的《周易》拓展到象数领域，恢复其象数的内容。毛奇龄则从“事功”与“实事求是”的观点上批判理学，集中声讨宋明理学中的道家内容，以使《周易》回到以人为中心的原始儒家视域。而丁若镛则以阐明经典之原义为研究《周易》之目的，认为朱熹的理法之天与三圣作《易》之本来意义相违背。其次，在具体象数思想的展开方面，朱熹以卦爻辞为卜筮而设，非为论理而设，因此研究《周易》要先理解象数。与朱熹一样，毛奇龄也重视《周易》的象，但他认为朱熹不知正确的取象方法，并提出“五易说”作为解释《周易》的新框架。丁若镛一方面肯定毛奇龄的“推易”对卦爻辞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则批评其不知爻变、卦变之说。第三，在对揲蓍法的理解，如“大衍之数五十”的问题、“挂一以象三”的问题、“再扐而后挂”的问题、变爻个数的问题等方面三人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
  朱子、象山和阳明哲学终极天理的实在性与内在性
  刘笑非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5期
  在宋明理学终极天理的实在性上，朱子、象山、阳明均持肯定态度，只是阳明强调心理一体，心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终极天理的内在性上，朱子兼强调其内在于万物与内在于人的两个方面，所以他的工夫论既有向外的“道问学”，又有向内的“尊德性”；象山和阳明强调其内在于人上，故而他们的工夫论重在向内的“尊德性”。由于象山没有指出心在本体论上与终极之理是一体的，所以他并没有详细论证心对于外物的统摄地位。这一点直到阳明才得到了较好的处理。
  “观过知仁”说释义——兼论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
  刘俊《江淮论坛》
  2014年第5期
  “观过知仁”是孔子提出的“观人之法”，历代诠释纷争不断，至南宋朱子与湖湘学派展开激烈辩论，使其纷争达至巅峰。通过梳理“观过知仁”的历史分歧，分析朱子与湖湘学派争论的实质，厘定“观过知仁”的本义，发挥其修身养性的价值，对于处在浮躁喧哗的现代人的心性修养是极为有益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向和意义。
  “敬畏”“虚静”“入境”：
  朱熹的解释学路径
  张奎志《广东社会科学》
  2014年第5期
  朱熹一生致力于解读经典不辍，其解释学思想最为丰富，也最为系统。这一目的，使朱熹的解释学思想围绕“唯文本本意是求”展开，具体可概括为三个字：一是“敬”，“敬畏”文本，对所要解释的作者和文本保持足够的尊敬；二是“静”，内心“虚静”，排除自己和他人的意见，使内心处于“虚静”状态；三是“境”，“入境”，要进入文本中的情境，体验文本的真意。朱熹认为，通过“敬畏”“虚静”“入境”这三个步骤，所追求的“唯本文本意是求”这一目的也就可以达到。朱熹这一解释思想对当前的文学批评有着很好的启示意义。
  论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影响
  曹建墩《江海学刊》
  2014年第5期
  朱子礼学对《五礼通考》的编撰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几方面：编撰方式，遥承朱子之志，兼采经史纪传等，先经后史，会通《三礼》，以时间为序汇纂古代礼制材料，并对古代诸家议礼之说加以考辨折中，以分节之法编纂；编纂指导思想，秦蕙田推崇朱子治礼之法，重视义理，辅以考索之学；礼学思想，秦蕙田承朱子《周礼》为宗周典制与尊王等思想，主张礼应经世致用并与时俱进；学术取向，秦蕙田对朱子及其弟子之礼说非常尊重，有关重要礼学问题，一以朱子之说为依归。从治礼宗旨与学术取向等角度分析，《五礼通考》是一部具有宋学色彩、受朱子礼学影响较深的礼学巨作。
  朱熹对仁的诠释
  魏义霞《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4年第6期
  作为影响最大的理学家，朱熹建构了以天理为本原的理学体系。仁在朱熹理学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为天理的代名词。通过对仁的诠释，朱熹建构了本体、道德、工夫三位一体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仁是天理，彰显了仁之本原地位；仁是“百善之首”，突出仁在五常乃至全部道德条目中的统领作用；仁与爱、恕、公的关系不仅厘清了仁之内涵，而且为仁臻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奠定了前提；仁是天地生物之心在对先前儒家通过道德践履与天人合一的继承中，推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新境界。
  理教与经教之间
  ——朱子政治哲学中的
  帝王、士大夫与庶民
  陈壁生 《现代哲学》
  2014年第6期
  宋代道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重新解释“四书”，发明“四书”义理以启发德性，同时又重视“五经”中的礼乐思想。从教化的角度看朱子的政治哲学，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教化方式。在教化帝王方面，朱子的“帝王之学”旨在启发帝王的德性，以复兴致君于尧舜的儒家理想；在教化士大夫方面，朱子重新解释“四书”，探求修德成圣之路，以此塑造一个儒士的知识共同体；在教化庶民方面，朱子并不认为要对每一个人进行德性启蒙，而是通过对“五经”礼制的损益，设立家礼、乡约，以教化一般百姓。
  朱熹《中庸章句》的“心学”内涵
  ——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乐爱国 《东南学术》
  2014年第6期
  朱熹作《中庸章句》是对《中庸》这一“孔门传授心法”做出诠释，以接续尧、舜、禹至孔、孟以“心”为核心的传道系统。所以，朱熹《中庸章句》讲圣人道统所传之“道”在于“心”；以心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读“中庸”之“中”；既讲“性即理”，又讲“心具众理”；讲心之“未发”，“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讲“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讲“以尊德性为主”，“非存心无以致知”。这些具有较多的“心学”内涵，包含了许多与陆九渊“心学”相一致同时又有所差异的内容。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
  ——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
  为中心的讨论
  乐爱国 《江淮论坛》
  2014年第6期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朱熹与周必大交谊考论
  马金亮 丁鼎 《孔子研究》
  2014年第6期
  朱熹与周必大皆为南宋著名人物。作为思想家的朱熹是南宋新兴理学家的代表，而作为政治家的周必大在思想上继承了北宋儒学重事功的传统。朱、周二人在政治思想上颇有分歧，因此二人的交集和交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南宋时期政治与思想互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朱、周二人从乾道九年（1173）开始交往，一直持续到庆元六年（1200），长达28年。他们的交谊主要体现在政治、学术、个人情谊三个方面。虽然二人有政治认识上的分歧，但这并未影响二人之间的情谊，尤其是在晚年，二人突破了政治思想的界限，几乎完全沉浸在纯粹的个人情谊里，展现了人性的温情。
  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殷慧张卓《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6期
  朱熹的《大学章句》是独具特色的理学诠释文本，代表了礼理沟通、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注入了天理论，实现了从礼到理的哲学升华；强调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礼理沟通的可能；同时重视格物中居敬涵养的修养工夫，强调礼理融合的实践。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郑治文《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朱子学与日本近世化的转向
  杨永亮 《社会科学战线》
  2014年第7期
  德川幕府在取得日本的实质领导权后，任用“脱禅入儒”的朱子学者致力于统治伦理的建构，从而使得朱子学迅速兴起。与此同时，日本儒者并不受缚于朱子的解注，而是从朱子学哲学体系的最高层开始对朱子学进行逐步的修正，逐步实现朱子学解体与日本思想近代化的转向。
  论集权与分权——由朱熹的集权与分权说推致
  张立文《哲学动态》
  2014年第8期
  集权与分权说是朱熹政治思想中重要的一维，是朱熹依据南宋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国家政体和形式所做的体认，是平衡君权、相权、地方权力的一种措施，是应对当时迫在眉睫的增强军事力量以抗金的悲愿；就当今而言，集权与分权也是维持国家安定、长治久安需要加以认真反思的重要课题。朱熹所处的时代，面临严峻的抗金形势，如何协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成为当时突出的问题，是关系南宋生死存亡的关键。作为掌管中央集权核心权力的君主，其君权的授受和实施都要符合天理。于是，朱熹变“君权神授”为“天理君权”，君主修德以配天理，修德其要是转变“私天下”的观念，即转为天下之大公。
  朱熹《中庸章句》的形成与完善过程考略
  张卉 蔡方鹿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8期
  朱熹的《中庸章句》是宋代《中庸》研究的集大成，是朱熹“四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朱熹思想体系和宋代“四书”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庸章句》一书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九次近三十年的修正与完善。论文旨在通过全面梳理现有的文献，以考证《中庸章句》形成、修正和完善的过程，进而为深入研究探讨朱熹的《中庸》学说提供相关依据，为研究朱熹的“四书”体系贡献一些观点。
  朱子哲学之义理架构及其理论问题
  杨少涵 《中州学刊》
  2014年第8期
  朱子哲学的义理架构是理气二分、性情对言、心统性情。在这个架构中，心是神明不测的虚灵知觉，虽然不是性理，也不属情气，无所谓形上形下，但却可以包得形上之性和形下之情；心通贯动静，无间于未发已发，自身就是发动力，是性之主宰权得以执行、得以实现的动力。这是一个圆满的架构。但这个架构存在四个理论问题：一是性体无力的问题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二是心成了没有主脑的盲动；三是心对情进行宰制没有内在必然的合法性；四是道德责任难以落实。这就逼着朱子从心、性、情三个方面分别做工夫来弥补这些理论上的漏洞，然而却使其哲学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
  论儒家诠释学中的两个基本向度——以郑玄、朱熹对经典的解读为中心
  康宇 《哲学研究》
  2014年第9期
  儒家诠释学，是儒家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在它的发展史中，有所谓的“汉学”与“宋学”两大解释传统。由此，也形成了“经由文字训诂及名物制度之学以解明经典中之义理”与“诉诸解经者个人生命的体验或心的唤醒，而遥契经典之道”的两个诠释基本向度。郑玄与朱熹虽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但他们是两个向度的奠基者。郑玄一统汉代今、古文经学，将训诂式解释发挥到极致；朱熹发明了“四书”学解经体系，以“格物致知”的方法、“理一分殊”的模式，让阅读和理解经典成为一门“体验的学问”。论文以郑、朱二人对经典的解读为中心，通过对其解经思路、释经方法、范式应用的系统考察，管窥儒家诠释学中的两个基本向度。
  刘咸炘与朱熹道教观异同论
  杨燕 《哲学动态》
  2014年第10期
  从道教与老庄关系、老子、庄子、儒道关系、对道教的批评五个方面梳理朱、刘二人的道教观，其中有同有异，异多而同少，特别是二人的态度，更是判若云泥。此中原因，不外由二人所处时代、天生气质、成长环境、根本立场等的差异引起。其中，二人对道教整个历史的认定和梳理，即把道家和道教看作一个完整体系的观点，以及二人对道教兴衰的判断，对当前中国的道教研究颇有启迪。
  阐发与研究：国内朱子学研究述论
  黎昕 周元侠 《哲学动态》
  2014年第10期
  依照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国内朱子学研究可以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为界，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以前中国思想家对朱子学的阐发；20世纪后中国学者对朱子学的研究。对朱子学的阐发，可以归纳为儒学内部对朱子学的修正。大体可依对待朱子学的态度分为两方面：一是朱门后学以及官方对朱子学的继承和阐发；二是陆王心学、气本论、事功学派、汉学等不同学派在不同时期对朱子学的批判和发展。对朱子学的研究，则鲜有纯粹从儒学内部阐发朱子学的现象，而是普遍从西方哲学、史学等现代学科视角进行研究。朱子学研究出现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划分，其中以哲学研究朱子学的成就最为突出。本述论从哲学、史学、文献学及其他四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国内朱子学研究方法做一归纳。
  朱熹经典解释理论中的“自得”说
  曹海东 钟虹 《学习与实践》
  2014年第10期
  朱熹“自得”的基本含义为“自然而得”“得之于己”。所谓“自然而得”，具体内涵有二：对经典意义的悟解，要经由一个循序而进、积累渐渍的过程，而非匆遽躁进、躐等欲速所能致；对经典意义的悟解，要靠优游涵泳、反复玩味的工夫来达成，非苦心考索、安排措置所能致。所谓“得之于己”，具体内涵有三：切己体察，心有所得；真有所见，自信不疑；见理明透，心亦自定。朱熹的“自得”说，内涵丰富而深刻，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能为今人研读经典提供有益的借鉴。
  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
  朱杰人 《中国出版》
  2014年第11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其书检会源流，继正学于往圣；揭厉经典，布弘器以来哲。朱熹著述的元代刻本，文献、校勘、艺术价值并重。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些书籍向为各图书馆什袭以藏，一般研究者与读者难以问津，今遍访各馆珍藏，将其公诸大众。朱熹著述的明代刻本，有宋元旧本已逸而赖之独存者，有明人依据所见古本而保存珍稀文献者，有明人按其学术理念与对朱学思想之理解分类编纂、蕴含独特编辑理念者，均为研究朱熹思想和著作编纂流传史的重要材料。此次纂辑，将朱熹著述重要且有代表性的明本包举无遗。全书共240册30函。
  朱熹易学的创见及其意义
  唐琳《哲学研究》
  2014年第11期
  朱熹一生博学慎思、著述丰富，仅易学方面的著作就有《周易本义》《易学启蒙》《周易参同契考异》《朱文公易说》《太极图说解》等多部。朱熹在易学上的突出贡献，概而言之，是他坚持认为《周易》是古代的卜筮之书，并结合卜筮之书的特点开创性地阐发了卜筮与义理的关系，在《周易》卦象和儒家文本之间、在易学发展的各个环节上，建立起了一种合理、历史、动态的联系，以解决易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朱熹通过考察《易》成书的历史过程，推定“《易》本卜筮之书”，这一立论并非是要否定《周易》的经典地位，而是为了恢复《周易》经传文的本来面貌，准确把握《周易》精蕴之义。这一努力在易学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朱子早年的学术总结与“门户清理”——以辨张无垢《中庸解》为中心
  许家星 韩国《栗谷思想研究》
  2014年第29辑
  全文以《杂学辨》中辨张无垢《中庸解》为中心，阐释朱子对《中庸》性道、戒惧、忠恕、诚、知行诸核心概念的认识，揭示其此时的《中庸》学水平，阐发其辟佛老、重章句的学术风格。辨《中庸解》是朱子早年思想的一次深刻总结，参照其晚年对《中庸》之论述，可以清晰地揭示朱子早年《中庸》学的得失、因袭、修正之处；这同时又是朱子在完成自我修正后对洛学门户的一次大清理，集中展现了朱子的佛教认知，显示了朱子强烈的卫道意识。故探讨该书，可以充实丰富朱子早年学术思想研究，对深刻把握朱子思想的演变及其基本特征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因朱子的辨无垢《中庸解》乃是接着从学延平而展开的，故论文先简略论述延平对朱子《中庸》学的影响，作为前奏，然后再展开对无垢《中庸解》批评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