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语类》一书问世后，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朱熹思想和理学史方面，后学者日益意识到此书在哲学、文学、历史、文化、文献和语言研究等方面皆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渐从“朱子学”体系出发做不同方面和角度的研究，词汇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徐时仪先生的《＜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可谓应时之上乘之作。该书分量厚重，内容广博，分为上下两册，共计九章、二十五节（含绪论），涵盖《朱子语类》词汇的方方面面。《＜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凝聚徐时仪先生三十余年的心血，先生自1981年即开始着手进行《朱子语类》词汇的研究，当时主要考释一些方俗口语词和新词新义，和父亲一起负责收录提供《汉语大词典》中有关《朱子语类》的一万多条书证。在此基础上，曾陆续考释有近千条词语，撰有《宋儒语录词语汇释》和《＜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初稿。然而，为了理清《朱子语类》由语录至语类的成书过程，确定语料的确切年代，并且不断更新理论，引进新成果，在汇释的基础上进行词汇系统性的研究，以求“尽善尽美”，30年来，先生一直处于不断补充完善中。从书中的后记看来，徐先生直到书稿付诸出版的时刻，也仍觉惴惴不安。当今社会，纷纭复杂，充满诱惑，向来圣洁的学术领域，也难免染上浮躁的恶癖，能于此中，偏安一隅，诚属不易。书中徐先生阐述了《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在古籍整理、语文辞书编纂与修订、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价值，而就《＜朱子语类＞词汇研究》来看，该书学术贡献则远不止如此。本文不避浅薄，略述一二。
  一、扎根于文献，从事实出发
  这里是化王小盾先生的“从事实出发，而非从原则出发”而得出的感受。王先生[1]说：“在学术研究中，当我们遇到困惑而无法抉择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去寻找新的事实。尽管归纳与演绎都是思维的方法，都是学术工作的方法，但它们有主次之分。从事实出发的归纳法，通过归纳而获得认识，是进行演绎的基础。”文献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从文献出发进行学术研究，是做好人文学科研究的必经之路。张舜徽先生[2]曾指出：“在中外古今著名学者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想在人类历史上做出总结性的工作写出一部伟大著述的，都是穷年累月，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着手，再结合实际调查考察，才能取得成功。”徐时仪先生可谓承“朴学”之传统，扎根于文献，执着于文献整理，在此基础上开展语言研究。在撰写《＜朱子语类＞词汇研究》期间，先生网尽现有朱子语类、语录的各版本，查勘了九州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朝鲜古写徽州本，皕宋楼原藏的宋刊元修本和内阁文库所藏成化本及成化覆刻本，以及退溪李晃和眉岩柳希春注释的《语录解》和《注解语录总览》，从而就《朱子语类》各本的传承渊源做了深入的考察。在书中第一章，先生利用《池录》宋刻七卷本及明抄十一卷本，朝鲜古写徽州本，梳理了成化本系统各本间的关系，及“五录”与“三类”各本间的传承。通过对各版本的梳理和对勘，一方面纠正了诸多现通行校注本《朱子语类》的阙失，另一方面依据各版本的异文还可清晰地观察到语言的历时演变，如第一章第四节“《朱子语类》的语料价值”中的“传本反映的后人改动”部分：曰：“初来是知事物合着如此；到知命，却是和个原来都知了。”例中“原来”，徽州本、成化本作“原头”。此条是徐㝢录，陈淳录作：“知天命，是知个源头来处恁地彻。”“原头”为宋时口语，即“源头”。这样历史上消逝的有声语言，便如被声像设备保存下来般赫然呈现在人们面前，很容易窥测词汇发展、词义演变的脉络。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文献工作，为后面的研究埋下了坚厚的基石。周勋初先生[3]说：“程千帆先生为发扬东南学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求学阶段亲炙这些大师，颇得各家真传，因此，他的治学，能够体现这一学统的特点。他提出，治学应重文献学与文艺学的结合，而重文献之说，即承清儒朴学而来。”大概说，徐时仪先生治学重文献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也不为过，当然，这不如说是诸多成功学者治学方法的不谋而合。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参考该书研究方法部分的“语言学与文献学相结合”一段，这部分徐先生具体讲述了运用此法做研究的过程。
  二、点面结合，考探词汇系统
  汉语史上各阶段的词汇系统究竟怎样？现在还不能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词汇存在系统，这一点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可以说徐时仪先生的《＜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就是围绕词汇系统而进行的。书中第七章专谈词义系统和词汇系统问题，占有较大的篇幅，可见作者之用心。除此之外，徐先生书中反复提到词汇系统问题，例如在“同义词部分”[4]，先生说：“这些同义近义词语类聚相互联系、相互交织，语义上各有侧重，组成与‘混同模糊’这一概念相关的语义场，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旧词的兴替而不断调整，吸收新成员，淘汰旧成员，以满足社会交际的需要。一个个概念词语类聚互相关联则构成了从古到今不断发展的多层面立体交叉的词汇系统。”在“虚词和词汇单位语法化”部分[5]说：“汉语的虚词是一个准开放的语法词汇系统。一方面是汉语词汇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是用来表示语法意义的属于汉语语法系统的下位子系统。在汉语语法系统中，虚词系统与句法系统有着双向的信息能量交流；在汉语词汇系统中，虚词系统与实词系统又有着单向的能量输送关系，实词系统为它提供词源。汉语各个历史时期的虚词绝大多数都是从实词虚化来的。”在“常用词的兴替演变”部分[6]说：“任何一种语言构成一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系统的主要成分毕竟是那个时期中使用得较多的常用词。从常用词的衍变递嬗可以看到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词汇的演变概貌。”先生对词汇系统的研究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的递进过程。首先是重视微观的个案研究，《＜朱子语类＞词汇研究》的第三章和第五章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这部分详细考察了《朱子语类》中的异形词、同素异序词、多音词以及词组层面的模块，可以说是词汇系统研究的开始；第四章、第六章是词汇系统的中观研究，将词汇置于同义、反义类聚中做比较研究，并从常用演变的角度做词汇系统的动态研究。第七章是词汇系统的宏观研究，这里作者主要是以概念场为入手点开展研究的。先生在词语类聚和词汇系统部分[7]指出：“词汇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网络系统，我们不可能只从一个角度就概括出整个词汇系统的全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词汇这个大系统的主要和核心的层面来进一步认识其他层面，从而把握整个词汇系统。”这部分重点勾勒了《朱子语类》中表达放置、拘泥、愚昧、痴狂、招惹、放逸、恐惧、隐藏、欺骗、猜测、探究和知晓等概念的词语类聚的面貌，从而宋代日常用语的系统可略见一斑。同时，先生补充说[7]：“（《朱子语类》中）还可系联的有睡眠概念词语类聚、时间概念词语类聚、速度概念词语类聚、遮盖概念词语类聚、丢弃概念词语类聚、附会概念词语类聚、差误概念词语类聚、行走概念词语类聚、追逐概念词语类聚、励志概念词语类聚、吵闹概念词语类聚、惊奇概念词语类聚、慌张概念词语类聚、含糊概念词语类聚和交界概念词语类聚等，由这些概念词语类聚可见《朱子语类》词义系统中各种性质、各种层次的言语和语言成分及其各成员间语义关系的古今演变。”这里，徐先生为《朱子语类》的深入研究和古白话词汇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方法。
  三、微观着手，探究文白转变之动因
  文言是怎样变成白话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吕叔湘先生[9]说：“文言和白话是中国特有的问题，要明白这个问题，必须得略述中国语文的历史；而寻根究底，恐怕还得先打中国语文或语言和文字的性质论起。”的确，语言、文字的性质决定了汉语文言和白话的分流，然而要研究历史上的白话，仍旧需从保留下来的书面语开始，而其间词汇的发展演变是极为重要的观测点。徐时仪先生《古白话词汇论稿》以“古白话”名之，并在绪论部分探讨了古白话书面语的形成，古白话词汇的分期，以及古白话词语研究的意义等，已见其对汉语文白问题的深入考虑。《汉语白话发展史》则是从宏观角度梳理汉语白话发展历程的精心之作。书中引述历代文献语料一百余种，力求反映各个历史时期白话发展的轨迹，而特别注重词汇的发展变化。探讨了文白转变的必然规律：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思想和文化发展的需要、思维和交际的需要。作者把“语言自身发展的趋势”摆在首位，而且从形、音、义三个方面予以重点论述。应当说，语言自身的发展是适应思想文化发展和思维交际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或者可以反过来说，后二者的发展推动了语言自身的发展。三者是交互发展的，而语言自身的发展是核心。很明显，《＜朱子语类＞词汇研究》是《汉语白话发展史》文白转变问题的延伸探讨，是由宏观概述到微观探究的深入。作者的目的就是要解决文言是怎样一步步地转为白话的，多年来徐先生一直致力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选取《朱子语类》作为研究对象，也许正是先生的用心之处。因为《朱子语类》既是朱熹与其门人讲学问答的实录，也是文人口语的实录，不仅有书面语成分，而且又有口语成分，反映了当时语言的使用状况和文白演变的概貌。而且通过比对语类、语录各版本的异同，以中土传世文献、域外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现存实物等作为多重证据辨析各本异文，不仅可以使语言学的研究建立在扎扎实实的文献学研究基础之上，而且能让我们从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文化史等多角度考释《朱子语类》中的词语，尤其是一些常用词词义，从而探寻汉语词汇古今文白演变的线索及价值取向。
  《＜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中，作者在谈到《朱子语类》词汇特点时，特地强调“文白并用，雅俗交融”这一点，指出：“《朱子语类》词汇文白并用交融的特点反映了汉语词汇发展的规律：词汇中单音常用词是以新旧兴替的方式演变，而复音词是以新旧并存的方式增长累积，即多以文言中的常用词和口语中的白话词作为构词语素组成，体现了汉语词汇的发展演变一方面具有传承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吸纳口语的开拓性，具有典雅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平民文化相融合的价值取向。”[10]全书围绕《朱子语类》所记朱子讲学语录中的文言古语、俚语方言等活生生地反映宋代文人的口语材料，探究语言意义和语境意义融合在一起的言语意义与语言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汉语文白转型从量变到质变的此消彼长，探索典雅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平民文化相融合的价值取向。从语言、思维、文化等多角度，解释共时层面中的雅俗并存和历时层面文白转变的动因，可谓颇有启发，令人叹为观止。徐时仪先生[11]曾总结说：“汉语词汇在由古至今的发展中有变，有不变；有变化大的，有变化小的。至于为什么变、怎样变，则既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又有人们具体取舍的价值取向，大致上体现了言语意义语言意义、口语书面语、本土文化外来文化，以及社会各阶层间趋雅趋俗的互动共存与整合融和。汉语的文白转型广泛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维和演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必然发展趋向，即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雅俗相融互补的价值取向。”这又是在《＜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基础上的汇总和升华。
  “夫泰山不辞壤石，江河不逆小流，所以成其大也。”“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上句恰可喻徐时仪先生之治学方法，从材料做起，立足于文献，从而积累而成其大；下句正可喻其治学态度，谦虚、踏实、严谨。上下两句亦为徐时仪先生治学精神之写照，汇积小流成江海，独取一瓢之精华。在《＜朱子语类＞词汇研究》后记中徐先生强调：“人总是由蹒跚学步到健步如飞，求知也总是由懵然无知到茅塞顿开，由渐悟到顿悟，由勤思苦学而豁然开朗。学问之道重在传承，治学之道贵在创新。在治学的道路上只有不畏崎岖山路，不畏艰辛劳苦，不断攀登，一步一个脚印，才能做出扎扎实实的真学问。”恰如据有江海后之博大胸怀和真知灼见。而其又将“金针度人”，概观《＜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一书，度与学界的材料、方法和新课题，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书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将同义词、反义词归入“专类词语”一章，作者如无特殊的目的，将词群性质的同义词、反义词归为某类词，还不大合适；异序词部分说，“喜欢”和“欢喜”皆表“快乐、高兴、喜爱”义，今普通话两词并用，而南方方言多用“欢喜”，似乎有些绝对。实际上，东北话、北京话都不用“喜欢”，普通话也不是二者并用等等。一部厚重的著作中，存有些许瑕疵，就作者而言自然无可厚非，就学界而言，则是盛宴后的甜点，丰富了研讨提升的空间。

注释： [1]王小盾：《王小盾进入学术工作的十条经验（上）》，《古典文学知识》2014年第1期，第106页。 [2]张舜徽：《中国文字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页。 [3]周勋初：《东南学术，浴火重生——学术史研究之一端》，《古典文学知识》2013年第6期，第7页。 [4]徐时仪：《＜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07页。 [5]同上书，第337页。 [6]同上书，第479页。 [7]同上书，第619页。 [8]同上。 [9]吕叔湘：《文言与白话》，《国文杂志》1944年第1期。 [10]徐时仪：《＜朱子语类＞词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0—131页。 [11]徐时仪：《论汉语文白演变雅俗相融的价值取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13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胡双宝：《读＜汉语白话发展史＞》，《汉字文化》2008年第3期。 [2]徐时仪：《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3]徐时仪：《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