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近20年来，我因为稍微留心经学，遂暴得“专家”之名。其实，自己的斤两，自己最清楚。我有两怕，一怕《尚书》，二怕理学。怕《尚书》，以其文字艰深；怕理学，以其义理玄妙。承蒙陈良中先生不弃，赠我《朱子＜尚书＞学研究》一册，并嘱我看后提出批评意见。这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转念一想，以我退休之身，时间比较充裕，何不趁此机会补补课，说不定还能祛除一点恐《书》病，何乐而不为。于是沉下心来，从头到尾，逐字逐句读去。不知不觉，读出点味道，有了引人入胜的感觉。逐章逐节读下去，胜义纷呈，恰如“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感到作者不仅汉学功夫了得，而且宋学功夫也十分了得。文字艰深者，作者以简易疏通之；义理玄妙者，作者以常语疏通之。语言平实，文笔流畅，娓娓道来，条理秩如。历时七日，读之一过，恰如读了一期免费的《尚书》补习班，使我开窍许多。不禁跃然而起，大呼“快哉”。
  作者在《前言》中说：“本书以朱子《书》学为研究重心，旨在理清朱子《书》学与其思想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爬梳《朱子语类》、《文集》以及朱子其他著述中所有论述《尚书》之文字，以翔实的材料探究其《书》学制特色、成就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以朱子《书》学为核心，探讨朱子解经的方法及价值取向，揭示经典现代化可资借鉴的路径，进而阐明朱子《书》学在《尚书》学史及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1]就我个人的读后感来说，该书完全达到了作者预期的目标。我认为，该书是认识和研究宋代《尚书》学的必备参考书。
  关于《朱子（尚书）学研究》的成功之处，朱杰人、钱宗武两先生在为该书所作的《序》中均有详尽的介绍，毋须我再来絮叨。我想说的有两点。
  第一，学界有一个通病，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呵护有加，隐恶扬善，为尊者讳。而《朱子＜尚书＞学研究》则不落俗套，它并不讳言朱子的错误。例如，在“朱子《书》学训诂与义理成就”一节，作者说：“朱子有的修正则杂有主观意图而不确。如《尧典》‘历象日月星辰’，《传》释‘星’为‘四方中星’，乃以中星定四季，是较符合早期天文知识的。朱子谓‘二十八宿众星为经，金、木、水、火、土五星为纬’，以黄道论星象，是以较成熟时的天文知识为解。”[2]又说：“朱子有的修正则是错误的。如《尧典》‘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朱子曰‘极言下民其咨，其大势若漫天’，意民怨沸腾。但‘浩浩滔’天实指水势浩大，《传》云‘咨嗟忧愁，病水困苦’，得其意。”[3]
  第二，胡适在《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中说：“古经学所以不曾走上科学的路，完全由于汉魏以来诸大师都不肯承认古经的难懂，都要强为之说。南宋以后，人人认朱子、蔡沈的《集注》为集古今大成的定论，所以经学更荒芜了。”[4]点了朱子的名。放在过去，我还真想不起来怎样回答胡适的这番责难。读了《朱子＜尚书＞学研究》，让我认识到胡适的这番责难，至少对于朱子来说是不公正的。作者在“朱子解《书》原则”一节归纳了一条“存疑原则”，
  摘录如下：
  存疑原则。《尚书》文辞佶屈聱牙，再加上文字有脱落，残篇断简，以及《古文尚书》的来历不明，要完全解通是十分困难的。朱子对《尚书》文本特点有深刻的体认，云：“读《尚书》可通则通，不可通，姑置之。”《续集》卷三《答蔡仲默》书重申了这一原则，云：“某尝谓《尚书》有不必解者，有须著意解者，有略须解者，有不可解者。”朱子批评挚友吕祖谦《书说》的重心也在于其无阙疑。陈淳问：“《东莱书说》如何？”朱子回答说：“说得巧了。向常说他有疑处否？曰：都解通。到两三年后再想见，曰：尽有可疑者。”朱子在《文集》和《语类》中反复提出《尚书》不可作全解的观点。[5]
  作者这段文字，不仅有助于澄清胡适强加于朱子的不实之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学者也有极大的借鉴价值。更为可喜的是，这种可贵的存疑精神，在作者自己身上也有充分体现。例如，作者说：“朱子之前，吴棫所著《书裨传》有《书序》一篇，当是疑《序》之作，然是书亡佚，不可考。”[6]又说：“朱子临漳所刻《尚书》不存，是否标明各篇今、古文分属，今不得而知。”[7]朱子引用吴仁杰《书说》一次，作者括注云“不详何书”[8]。等等。
  我之所以特地想说这两点，是因为我认为，一部书，如果其作者既不美化其研究对象，又敢于对读者说有的地方他还不清楚，那么这部书肯定是一部好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敢于公开讲自己的产品还有毛病的人还不值得信赖吗？从古到今，没有尽善尽美的书。即令是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未能例外。所以清人钱大昕有言：“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9]《朱子＜尚书＞学研究》中两次出现了“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表述，一次见于《前言》之第2页，一次见于第25页，另外还单独出现过五次“疏不破注”。初读“注不破经，疏不破注”两句，心中为之一喜。而再三读之，内心又归于平静。何则？初读时，我以为“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是个因果复合句，其意谓“如果注不破经，疏就不破注”，作者如果是做此理解，则恰与鄙见合，则是知音难得，故心中为之一喜。而读之再三，觉得作者是把“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理解为一个并列复合句，则与鄙见不合，尚须分辨也。“疏不破注”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经学研究中无法绕开的一个命题。范文澜说：“《正义》解释注文，不得有所出入。注文错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说法，一概排斥，总要说注文是对的，这叫作‘疏不破注’。”[10]这代表了很多学者的认识。实际上，这种认识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因为它不符合疏（也叫“正义”）的实际。为说明问题，姑从孔颖达《礼记正义》中摘取两例。
  （1）《礼记·坊记》：“子云：‘君子不尽利以遗民。《诗》云：采葑采菲，无以下体。’郑注：下体，谓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叶而可食，无以其根美，则并取之，苦则弃之。并取之，是尽利也。此诗故亲今疏者，言人之交当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备于一人。”
  孔疏云：“云‘采葑菲之菜者，采其叶而可食，无以其根美，则并取之，苦则弃之。并取之，是尽利也’者，郑之此注，解此《记》所引，本明无尽利之事。今郑以下所注，更别生一义，与《记》意稍乖。郑此注，前释正合《记》文；郑之后释，不知何意如此，今所未详。”[11]
  愚按：孔疏以经文为准，批评郑注不该一语两解。简言之，孔疏认为，郑注“此诗故亲今疏者，言人之交当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备于一人”数句，是“别生一义，与《记》意稍乖”，是画蛇添足。
  （2）《礼记·三年问》：“然则何以至期也？”郑玄注：“言三年之义如此，则何以有降至于期也？期者，谓为人后者、父在为母也。”
  孔疏：“郑意以三年之丧何以有降至于期者，故云为人后者为本生之父母及父在为母期。事故抑屈，应降至九月十月，何以必至于期？以其本至亲，不可降期以下，故虽降屈，犹至于期。今检寻经意，父母本应三年，‘何以至期’者，但问其一期应除之义，故答曰‘至亲以期断’，是明一期可除之节。故礼，期而练，男子除绖，妇人除带。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是经意不据为人后及父在为母期。郑之此释，恐未尽经意，但既祖郑学，今因而释之。”[12]
  愚按：“郑之此释，恐未尽经意”，就是孔疏对郑注的否定。在这节孔疏中，孔疏不但碍于“礼是郑学”的体例，违心地为郑注疏通（“今检寻经意”以前，都是疏通郑注之文），而且把正确的解释是什么也告诉了读者（“今检寻经意”以后，是正确的解释）。此情此景，我们怎么还能说孔疏是“疏不破注”呢？
  据此，我认为，“疏不破注”是有条件的，并不是绝对的，用四句话来表示，就是：“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注若破经，疏必破注。”在《五经正义》中，只有经文才是绝对的权威，谁也不能碰。
  一得之愚，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注释： [1]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2]同上书，第144页。 [3]同上。 [4]胡适：《胡适文集》第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5]陈良中：《朱子＜尚书＞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6]同上书，第22页。 [7]同上书，第123页。 [8]同上书，第119页。 [9]钱大昕著，吕友仁点校：《潜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636页。 [1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 [11]孔颖达：《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2]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