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黄俊杰在东亚儒学研究中十分重视“脉络性的转换”方法，该方法在他的几篇颇具分量的朱子学论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黄俊杰指出，东亚思想家重新解释中国儒家经典以适应本国思想风土的方法，固然不一而足，但较常见的方法则是在中日、中韩政治与思想脉络之间，进行一种也许可称为“脉络性的转换”的工作。所谓“脉络性的转换”，是指将原生于中国文化脉络的诸多儒学经典中的概念或价值观，置于日本、韩国文化或思想家之思想体系的脉络之中进行新的解释。这种跨文化的脉络性的转换工作，涉及东亚世界的政治秩序（尤其是华夷秩序）与政治思想（尤其是君臣关系）两个不同层次的脉络，也激发了诸多跨文化的经典诠释问题。[3]
  日本儒者所进行的“脉络性转换”，常以将经典中的概念“去脉络化”为其前提，然后再对此进行新的诠释。以“中国”一词为例，黄俊杰认为，就其大体言之，中国古代经典所见的“中国”一词，在地理上认为中国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中国以外的东西南北四方则是边陲。在政治上，中国是王政施行的区域，在王政之外，是顽凶之居所。在文化上，中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中国以外的区域是未开化之所。[4]在日本德川时期，儒生面对经典中的“中国”概念及其思想内涵时，往往感受到华夷之辨所带来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紧张。于是，他们重新诠释“中国”，赋予其崭新的内涵，以疏解其“文化自我”与“政治自我”之间的紧张与分裂，从而完成中国经典的本土化改造与适应。日本学者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这一概念进行意义重构：第一，将政治意义的“中国”转化为文化意义的“中国”。如山鹿素行将“中国”一词用来指称日本，“中国”指文化意义上的“得其中”，故日本政治安定，三纲不移，非易姓革命政局动荡的中华帝国可比。第二，以普遍性理念瓦解“中国”一词的特殊性意涵。浅见絅斋和佐藤一斋就以中国经典中普遍性的“天”的概念，彻底瓦解了中国经典中的华夷之辨。[5]
  在儒家经典中也存有“脉络性转换”的方法论资源，如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与“以意逆志”说，便是使“脉络性转换”成为可能的重要途径。黄俊杰认为，在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域中，跨文化语境之中经典诠释的“脉络性转换”，既展现出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也展现出超时空的“概念化”与在时空之中的“脉络化”两者间的张力。应该说，黄俊杰“脉络性的转换”方法独辟蹊径，他以多元论为中心，主张从“周边看中国”，注重过程而非结果，极大地推动了东亚儒学的研究。在东亚朱子学研究中，“脉络性的转换”方法是一个必要的研究方法，它对我们有效地阐发东亚朱子学的价值观意义重大。首先，它能有效地揭示东亚朱子学的普遍性知识的在地化、本土化的努力及其新的发展；其次，它的深入展开对东亚朱子学的普遍化、概念化的提升也有着重要的意义。问题是，“脉络性的转换”方法是否适用于东亚儒学中的所有理念？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东亚儒学（或朱子学）中，许多内容是超“脉络化”的存在，例如儒家工夫论和境界论中的诸多思想资源，并没有承载过多的国别性的价值使命，无须经过“去脉络化”与“再脉络化”的解构与重构，直接运用即可。其“脉络性的转换”方法主要适用于分析东亚儒学价值观和承载了特定价值观的理念，并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方法论，我们在运用这一方法时一定要注意其合理的边界。
  承接“脉络性的转换”方法的理路，李明辉指出，一个好的研究者必须在“脉络化”与“去脉络化”的张力当中准确拿捏，以期彰显其研究对象的多个面向。这是李明辉回顾近十五年来的韩国儒学研究而归结出的重要结论。这里所说的脉络特指经典文本的脉络。相对于历史脉络与社会脉络，经典有其本身相对的独立脉络，它们是“概念史”的研究对象。进而言之，即使在历史脉络与社会脉络的研究乃至概念史的研究当中，一旦涉及比较的视域时，“去脉络化”也是无法完全避免的。因为“比较”需要“抽象”，而“抽象”便是“去脉络化”。甚至任何概念的形成都是“抽象”的结果，因而也是“去脉络化”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下可以说，所有的研究方法均同时包含“脉络化”与“去脉络化”两个面向，只是有所偏重而已。[6]相比较而言，李明辉的诠释更加圆融，他把“脉络化”与“去脉络化”上升为一个普遍的方法论。“脉络化”指概念史研究而言，而“去脉络化”则在比较的视野中得以“抽象”，从而离开具体的历史境遇走向思想的一般。李明辉的“去脉络化”具有一般性的意义，而其“脉络化”的理路与黄俊杰一脉相承，仍然不能作为普遍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