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课题编号：11＆ZD087）
  戴扬本
  “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是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目前承担的一项国家重大社科研究项目，首席专家为古籍所所长严佐之教授。这是古籍所研究人员自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朱子学文献整理和研究领域以来，继完成了《朱子全书》、《朱子全书外编》两项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重大古籍整理项目后，在朱子学研究领域的又一个重大举措。
  朱熹是儒家思想文化史上继孔子之后成就最大的学者，也是对近世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一位思想家。钱宾四先生曾言：“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二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朱熹建构的理学思想体系，在长达七百余年的时间里，不仅对中国思想、学术、社会、政治诸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其影响还辐射到了周边国家，对于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诸国的思想文化，都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换言之，理学的发展过程，亦即朱子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朱子学研究已经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持续多年仍呈现为方兴未艾的态势，反映了学界对朱子学之深远意义的高度共识。不过，从已经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者的目光较多集中在对于朱熹本人著述和思想的研究，而对于绵延七百余年的朱子学研究，却显得相对单薄。可喜的是，关于推进整体的和通贯的朱子学研究的想法，近年来亦已逐渐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如以“朱子学”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陆、台湾、韩国等地数度举办，如《朱子学通论》等“朱子学”研究著述相继问世。而2010年“中华朱子学研究会”的成立，既意味着一个“学术共同圈”的形成，也标志着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朱子学”研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学者们已经明确提出，新时期“朱子学”研究的任务和特点，就是要对南宋以降诸朝的朱子学以及每位朱子学家的重要的见解进行分析，把他们流传下来的书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
  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朱子学”，包括朱熹生前留下的丰厚著述，及其体现在他的著述中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同时，也包括了七个多世纪来，朱熹的同道、学友、门人、弟子，包括后世“尊朱”、“宗朱”学者对其著述、学说的阐发与研究。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数百年历史长河过程中累积形成的思想文化，构成了现如今我们所研究的“朱子学”的宝库。具体而言，作为整体的、通贯的“朱子学”，其学术范畴不仅涵盖了《易》、《诗》、《礼》、《四书》等传统经学领域，更涉及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文献学等诸多学科，既是一座内容广阔、内涵精深的传统思想宝库，一份极富开掘意义和传承价值的文化遗产，也是名副其实的一门具有多学科交叉特色的综合性学科。
  研究朱子学的意义，毫无疑问是为了更好地梳理近世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经验教训，分辨精华糟粕，发掘可供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汲取的传统思想文化优质资源。因此，对于文化、教育、思想、国民素质等诸多方面的积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正在进行中的“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即在为汗牛充栋、浩若烟海的历代朱子学文献，作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梳理和集聚，为整体、贯通的朱子学研究，提供详备、可靠的文献储备和检索平台。
  我们在全面、系统地整理与研究朱子学文献的时候，需要使用多方面的研究方式，包括传统与现代文献学研究手段和撰述体裁。故本课题研究的意义，还将通过我们的实践来提供研究的案例，通过丰富和充实多种研究的方式，为推动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作出富有成效的贡献。
  通过整理与研究朱子学文献，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来搜集、清理、整合宋元明清七百年来有关朱子学的历史文献，使混沌者重现条理，使散落者重归脉络，故其本身就是一项具有“文化传承”和“学术积累”意义的大型文化学术工程。这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价值之一。
  课题研究的成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从现存的儒学文献中，梳理出属于“朱子学”学科的基本文献资料，并建构“朱子学文献”的分类体系。通过收集历代朱子学研究与朱子学家重要著述的阅读文本，包括经过甄审别类的历代朱子学研究所有散落文献，形成一个以文献构成为主体的、能全面反映朱子学渊源流别的专史研究撰著的系统，以期实现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朱子学储备粮草利器，构建信息平台的目的，编纂一部完整的《朱子学文献大系》
  二、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对于朱子学史进行深入的研究，旨在进一步厘清朱子学文献演进的历史脉络，为学术界撰写《朱子学通史》作前期工作准备。如编纂《朱子学文献总目》、《朱子学文献通考》等，并以《朱子学学案》的形式编撰相关材料。
  我们将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预定的步骤完成上述研究计划。同时，我们真诚地希望并期待海内外同仁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能够给以最大的支持和帮助。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
  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
  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课题编号：12JZD007）
  乐爱国
  该项目重点在于对1912年至2012年100年间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韩国、日本以及欧美国家的朱子学进行全面总结和精华聚集。项目内容主要分为五个部分：一是通过考察百年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论著，提炼和聚集学术论著之精华；二是通过编撰百年朱子学研究的学术编年，提炼和聚集学术活动之精华；三是通过阐述百年朱子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提炼和聚集学术理论之精华；四是通过考察百年朱子学研究的重要学者及其思想，提炼和聚集学术思想之精华；五是通过分析朱子学研究的学术创新及其与时代发展的关系，提炼和聚集学术创新之精华。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
  鄱阳湖地区理学传衍的时空研究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课题编号：12BZX040）
  冯会明
  鄱阳湖地区是宋明理学的发源地和重要的传播地之一，诞生了黄灏、李燔、程端蒙、饶双峰、程钜夫、吴澄、胡居仁、罗钦顺等一批理学家群体。鄱阳湖地区理学的传衍，尤以环鄱阳湖的鄱阳、余干、都昌等县市表现得最为集中，形成理学传播与创新的优势带。
  课题对鄱阳湖地区理学的传衍进行时空轨迹的探索，分析该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因素对理学发展的影响；梳理出各理学名家的学术传承关系，勾画出该地区理学传播的直观图景和思想流动的空间轨迹；总结提炼该区域理学的核心要旨、思想体系及其特殊性；还原鄱阳湖理学与闽学、浙学和湖湘学的交锋互益情形；也可以进一步诠释丰富鄱阳文化的内涵和底蕴，为赣鄱文化的研究提供充沛营养。课题框架如下：
  一、鄱阳湖理学传衍的基本脉络
  1．宋代鄱阳湖理学的兴起与传播
  鄱阳湖理学之缘自周敦颐始。道学宗主周敦颐为官江西，在九江建濂溪书堂，讲学授徒，开理学与书院结合之风气，是鄱阳湖理学传播的第一人。
  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鄱阳湖理学传播的中心地位确立，掀起了鄱阳湖理学高潮，使鄱阳湖、庐山成为理学文化的高扬之地。
  鄱阳湖理学群体的形成。北鄱阳湖理学群以德安王阮、都昌黄灏和建昌李燔为代表；南鄱阳湖理学群体有鄱阳程端蒙，著《性理字训》，成为理学入门工具书。董梦程是鄱阳学派的主要代表，创立了“介轩学派”。余干县是理学传播的主阵地。赵汝愚东山书院是理学在余干传播的学术起点和发展的第一个平台。随后培养了“余干三才”等一大批本地理学人才，弟子饶鲁是鄱阳湖理学传播的关键人物，被誉为“江右理学巨子”，培养了学生程若庸。
  2．元代鄱阳湖理学群体对理学的传承与发展
  元代是理学传播、普及并上升为官方哲学的时代。程若庸的弟子新建程钜夫和崇仁吴澄，成为入元以来最重要的理学家，在元代掀起了传播理学的又一高潮。
  程钜夫是元世祖重用的第一个南人，他建议实行科举考试，并从《四书》《五经》中命题，以朱熹《四书集》注作为标准答案，使程朱理学在元朝圣传不绝。
  元代“国之名儒”吴澄与许衡是最有名的学者，有“南吴北许”之誉，在元代理学中具有崇高地位。他反对持门户之见，是理学发展史上“和会朱陆”的第一人。
  3．明代鄱阳湖理学家对程朱理学的捍卫与创新
  明代理学沿着朱陆异同的讨论而发展、成熟，并随着王阳明后学的分化而转向。
  吴与弼开创崇仁学派。他“实能兼采朱陆之长，而刻苦自立”。注重“静时涵养，动时省察”，特别是培养了陈献章和胡居仁两位弟子。胡居仁开创余干之学，是明初诸儒中恪守朱学最醇者。“主敬”为其学术主旨，且重视“为己”之学，与“名儒高足，心学前驱”的娄谅创立了“余干之学”，使明初江西成为程朱理学传播的重要区域。
  “宋学中坚”罗钦顺，在阳明心学流行南北之际，如中流砥柱，恪守程朱理学，与王阳明心学进行批驳论争，被视为“宋学中坚”、“紫阳功臣”，被誉为“江右硕儒”，实现了理本论向气本论的转变，并开创了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
  二、鄱阳湖理学与其他学派的交锋互益
  理学好尚论辨、相互吸取，各学派间展开了激烈的论辩。鄱阳湖理学与象山心学、张栻“湖湘学”、吕祖谦及陈亮、叶适等“浙江学”诸学派之间互相驳难，交锋互益，在学问路径、价值取向上的争辩，更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浙学倡言事功，务去空言，注重经世致用，主张打破学术藩篱，博采众家之长。理学同浙学的论辩是道德与功利两种不同文化价值走向的对立。
  湖湘学派以底蕴深厚和影响广巨且持续恒久而著称于世，对内强调身心修养，对外主张经世致用，将儒家的内圣外王的理想，化为实践行动。朱熹与湖湘学派进行了关于“中和”与“仁”说的多次论争。
  以金溪三陆为代表的江西之学，以简易之法，吸引了众多学子来归，形成了“槐堂诸儒”，并很快扩大到两浙。朱子与陆学之间有了“鹅湖之会”、“观音寺之会”、“南康之会”三次的论辩；明代罗钦顺以朱学后继者身份与王阳明心学也进行三次批驳论争。
  三、鄱阳湖理学繁荣的原因
  五代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北方移民、学者的南迁，鄱阳湖地区良好的自然条件，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成为鱼米之乡。经济的繁荣，为文教的发达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该地区有着交通地理优势，赣江—鄱阳湖黄金水道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为本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交融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朱学、陆学和浙学在这里绞成了一股文化学术的旋涡，不同学派碰撞、吸收、融合。
  鄱阳湖地区自古有质朴纯厚的君子遗风，加上唐以后书院教育的发达与科举的直接推动，形成了重视文教的社会风气。宋代以文治国的方针更促进了环鄱地区文化的大普及。
  庐山、鄱阳湖向来是骚人墨客隐遁卧游、谈禅说法的仙家胜境，是禅风盛行的天地。南禅五家七宗中三家两宗的本山在江西，而龙虎山则是道教的圣地，佛道的流行，有利于理学的成长，更使心学盛行。
  四、鄱阳湖理学的贡献与地位
  鄱阳湖地区是理学开源、心学萌生之地，是理学发展的核心区域。不仅在宋代非常突出，在元代、明代也都很发达。吴与弼、胡居仁扛起了“崇仁之学”和“余干之学”两面大旗。可以说鄱阳湖地区是宋元明时代理学发展的核心区域。
  理学家们致力于书院教育，将教学、学术研究、文化人格的建设和传递融为一体，把传统精英文化进一步世俗化，起到了文化下移的作用，也促进了鄱阳湖地区文化的发展，形成了鄱阳湖文化鲜明的理学特色。
  理学家们重视教育与师道，把“文章、道德、气节”作为人生的三大追求。以社会清流维系着世道人心，把自律道德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在维护社会正义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上饶师范学院历史系）
  宋代礼学与理学研究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课题编号：12BZX042）
  殷慧
  礼学是古代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理学是宋代以降儒学的哲学化形态。从宋代思想学术发展的全过程上看，礼学与理学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从礼经、礼义、礼仪三个方面加以把握。
  首先，理学的兴起使传统礼经学的学术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宋代的《礼记》学因重礼义而与理学结合最为紧密，理学学者探讨的心、性、情、理的关系以及格物致知、中和等问题大多来自《礼记》，他们以《礼记》学为依据建构起理学体系，促进了儒家学说由传统经学向理学的转型。另一方面，三礼学受宋代政治、文化的影响也出现了重要的沉浮变化，值得关注。
  其次，礼义的创发成为宋代礼学的最大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理学就是创造了既有哲学普遍意义又有宗教超越意义的新礼学。理学在礼义发挥上最大的成就在于论证了“礼即理”。如果说孔子对礼乐传统加以哲学上的重新阐释，其结果是最终将“仁”视作“礼”的精神基础，那么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对礼乐秩序做出的哲学突破则在于，将“理”作为“礼”的精神基础。礼理关系的建立与沟通一直是宋代礼学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理学着力发展的根基所在。
  最后，理学家对新礼义的追求不是为了空谈心性，而是为了新礼仪的建设。无论是讨论道德性命的存养“内圣”功夫，还是自觉承担的“外王”责任与义务，宋代理学家无一例外地利用礼来成就其圣贤气象的追求和化民成俗的理想。总之，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宋代礼学与理学在体、用、文等方面的结合程度之深，理论创新之大以及影响面之广，都值得学术界引起重视、深入研究。清代学者对宋代理学攻其一端、不计其余的观点也值得重新审视与评价。
  本课题着眼于从经典、思想、社会等内外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宋代礼学与理学的关系，试图理清唐宋思想与社会转型中宋代理学脱颖而出的思想理路和社会背景，从思想和现实层面对宋代理学与礼学结合的必然及其原因予以考察。我们希望运用义理建构、经典诠释、历史分析的方法，尤注重学术史、思想史、社会史的结合，力图对宋代礼学与理学的关系作出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
  此课题的阶段性成果“The Canon'sPivotal and Problematic Middle Era”主要探讨了宋儒以理释礼的思想历程及其困境，在2013年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理学话语研究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课题编号：12BZX039）
  朱人求
  本课题运用西方哲学界慎用的话语分析方法来剖析理学，提出了话语的内在解释的理论方法，即以某个时代的核心话语为中心，深入文本和历史去发现话语本身所隐含的问题意识、时代主题及其解决之道，再现思想史上某些重要的环节。
  理学话语的展开，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强调认知与行动的一致性，恰好与话语分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相吻合，它也有力地证明了话语分析方法在理学研究中的优先地位。理学是关涉内圣外王的思想整体，是宋元明清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自己的独特的话语系统、意识形态、面子系统和社会化适应模式。理学由上述核心话语构成了其丰富的话语系统，它关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理学话语秉承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的道统文化精神，坚持王道政治理想，倡导为己之学，关注“身心的修炼”（即“哲学的修炼”），主张塑造道学新人格，书院教化是其社会化适应的主要模式。尤其是理学家的书院教化运动极大地推进了宋明理学的社会化适应。书院的社会教化主要通过创造、传播新的知识、价值观和信仰即理学来影响社会革新，促进社会的变迁；通过理学价值观的教化与认同，塑造新的人格，从而完成书院师生的社会化；通过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锋来传播理学核心话语；通过科举实现对精英人才的筛选和分配。理学思潮也在官民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下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实现了其对社会的控制，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高潮。从话语建构模式上分析，理学上升为国家最高意识形态有它的历史必然性。
  该项目的具体内容包括上篇和下篇两个部分，上篇：理学话语总论，下篇：理学话语个案分析。上篇主要探讨理学话语的历史发展、特征、意识形态、面子系统、社会化适应、社会实践等问题，揭示出理学话语体系及其实践的发展脉络、基本问题意识、社会关怀、内在规律及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并由此总结出人类存在和思想发展的基本形态及其规律。下篇主要探讨理学中有关本体、工夫、政治、境界等话语，主要包括：天理与良心、无极而太极、理即事，事即理、心即理、理一分殊、见天地之心、定性、识仁、慎独、操存省察、事上磨练、勿助勿忘、自得、心统性情、心学与心法、尊德性与道问学、尊孟与非孟、致良知、致知力行、衍义体、帝王之学、正君心、民胞物与、出处、国是、教化等核心话语的发展脉络、基本内涵和历史影响。
  本课题一方面抛弃以往以范畴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运用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注重语篇和语境分析，通过对理学的核心话语和社会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的探索，极大地拓展了理学的研究空间和理论内涵，一大批以前较少关注的理学话语开始进入中国哲学研究者的视野。另一方面，本课题大胆地运用西方哲学界慎用的话语分析方法来剖析理学，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成果，对于理学研究乃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本课题还进一步从理学话语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人类存在和思想发展的基本形态及其规律，对中国哲学的当代发展与重建意义深远。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道学经典诠释：
  以朱熹《太极通书解》为例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课题编号：11BZX040）
  杨柱才
  道学经典，是指由道学家创造的文本，或由于朱熹对道学家文本的诠释而对后世思想发展起到典范性作用，故而称之为经典。在此意义上，道学经典包括《西铭》、《太极图说》、《通书》、《识仁篇》、《伊洛渊源录》、《近思录》、《太极通书解》等。朱熹所著《太极通书解》（包括《太极图解》、《太极图说解》、《通书解》）可以说是道学的一部最具哲学诠释性的著作，这一著作既是朱熹理学的哲学造诣的标志，也是宋代道学的一部著名的哲学经典，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学界迄今仍缺乏对朱熹《太极通书解》这一重要著作的专门研究。本课题的研究就是希望对此做一个必要的补充。一方面，研究《太极通书解》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详细考查朱熹哲学的形成和演变问题，从而进一步深化朱熹哲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以道学自身的重要经典《太极通书解》为依据，内在地探讨道学的哲学问题及其演变，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将周敦颐、二程、张载到朱熹的道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做出较具体的研究，以补充目前学界在宋明理学如何形成和演变这一问题上较偏重于宏观研究，而微观研究仍显不足的缺憾。
  本课题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1．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在两宋之际的流布。着重考察此二书在程门后学中的影响，此二书的思想主旨及其与二程、张载思想的相关的共通之处。这主要是为了考查周敦颐著作在朱熹之前的流传和影响，尤其周敦颐著作在哪些方面、如何进入了道学的思想系统。
  2．朱熹对于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整理过程和注解过程。朱熹在其5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在不同的时期对于《太极图说》、《通书》做了多次校订，也不断修订他所做的注解，并在与学者友人论学的过程中表述了许多与其《太极通书解》不同的看法和论说（主要根据《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这些都值得深入考查，并通过这种考查来了解朱熹本人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3．论述朱熹《太极通书解》的主要思想。着重论述此书以理气论为中心的宇宙论和本体论思想，折衷主静与主敬的为学方法，及有关心性论的思想等。这是思想阐述的主体部分。
  4．以《太极通书解》为核心，论述朱熹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太极通书解》的成书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朱熹哲学思想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可以了解朱熹是如何通过注解周敦颐的著作来建立其哲学思想的框架，并对其中的主要观念不断加以修订。
  5．论述朱熹《太极通书解》在道学中的地位和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南宋以后的理学家注解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无不秉承朱熹之说，或深受朱熹学说的影响，这也说明《太极通书解》在宋明理学诸多文献中具有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总体而言，与长期以来有关宋明理学研究当中的一般性的宏观研究有所不同，本课题的研究有意识地选取道学本身的有代表性的重要经典做个案研究，通过研究朱熹《太极通书解》这一道学当中最具哲学诠释性的著作，来揭示道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理路，道学所达到的理论成就及思想高度。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哲学系）
  朝鲜儒教在东亚的地位的研究
  ——日本朱子学重大课题
  （研究课题编号23242009)
  ［日］井上厚史（王增芳、吴光辉译）
  本研究是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补助事业基础研究（A）的认定，为期5年（2011—2015年）的国际研究项目。本研究将朝鲜儒教研究置于广泛的东亚儒教研究之中，旨在克服迄今为止朝鲜儒教研究的缺陷与问题。
  本研究的特征可以归结为：（1）本研究不仅汇聚了日本国内的朝鲜儒教研究者，而且一批韩国、中国大陆、台湾与香港的著名研究者也参与进来，可谓现阶段世界最高水平的学术研究；（2）本研究吸纳了一批以朝鲜儒教、中国思想、日本思想为对象的学者参与进来，站在多角度的立场探讨朝鲜儒教的特征和地位，力求改变日本过去的、封闭的朝鲜儒教研究之状态，将它作为“东亚思想史研究”的一环来认识，以期实现开放性的研究，展开学术对话。
  一、本研究的学术背景和
  问题意识
  本研究的主持人井上厚史一直以来就以李退溪为中心，展开了朝鲜儒教思想的研究，现阶段正准备出版以李退溪为对象的研究著作。在这之前，日本国内出现了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和朝鲜》（1965年）、高桥进《李退溪和敬的哲学》（1985年）的为数不多的先行研究，可以说那一时期日本国内几乎没有朝鲜儒教的研究者。井上厚史通过参加日本国内的朝鲜史研究会、韩国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从而结识了日本国内的朝鲜儒教研究学者，并通过于2007—2009年实施的科研基础研究（B）“东亚文明的冲突和‘天’的观念的变迁”（研究课题编号：19320020、2007—2009年度）的共同研究，深刻了解到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朝鲜儒教研究取得了巨大发展，成为了一个显性研究。
  不过，东亚国家一方面越来越重视朝鲜儒教的研究，一方面却存在了彼此相互孤立、不进行学术对话的问题，对此，井上厚史也产生了一系列根本的疑问：（1）迄今为止，研究韩国的学者通过以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为代表的学术会议，积极与日本筑波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台湾大学等一道举行国际研讨会，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研讨会的重点不过是将韩国人的通论拓展到海外而已；（2）韩国研究者的专著极少被介绍到海外，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半是局限在了朝鲜文字的世界之中，海外几乎没有充分探讨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之机会；（3）不必说韩国，即便是日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研究者，大多是基于各自的兴趣来进行研究，而未充分参考彼此的研究成果，处在了一个各自孤立的状况之下。
  因此，为了打破这样的研究状况，有必要将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朝鲜儒教研究者凝聚在一起，拓展研究空间，加强学术对话，客观冷静地展开朝鲜儒教的研究。与此同时，为了阐明朝鲜儒教的特征，就要突破儒教的局限，将它置于一个包容了佛教、道教、神道教、国学等的东亚思想史研究之中来加以研究。
  基于此，本研究以日本大学为据点，不仅召集日本国内外的朝鲜儒教研究者，还积极招徕跨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进来，力图以本研究为朝鲜儒教研究的新起点，引导学术间的对话，开创广阔的研究空间。
  日本国内研究者：
  井上厚史（朝鲜儒教、日本思想）
  权纯哲（朝鲜儒教、日本近代思想）
  中纯夫（朝鲜儒教、中国哲学）
  边英浩（朝鲜儒教、政治思想）
  刑东风（中国佛教、日本佛教）
  李晓东（日本政治思想、中国近代思想）
  木村纯二（日本思想、伦理学）
  吉田真树（日本思想、伦理学）
  海外研究者：
  李明辉（台湾“中央研究院”）
  林月惠（台湾“中央研究院”）
  陈来（清华大学）
  黄敏浩（香港科技大学）
  崔在穆（韩国岭南大学）
  高熙卓（韩国延世大学）
  二、研究内容
  本研究首先相互介绍迄今为止各国或者各地域的朝鲜儒教研究的现状和问题点，通过反复的答疑与批判性的讨论，加深相互理解，致力于形成共同的分析视点。其次，充分利用五年的研究时间，邀请该研究领域或其他领域的专家，举行专题讨论会，反复推动学术讨论，不断累积讨论重点。
  基于这样的推进模式，本研究来尝试树立朝鲜儒教在东亚的位置：
  （1）“朝鲜性理学”可谓是朝鲜儒教的代名词。本研究以代表性儒学家李退溪的《天命图说》、《圣学十图》、《朱子书节要》、《自省录》，李栗谷的《击蒙要诀》、《圣学辑要》等著作的文本分析为中心来研究“朝鲜性理学”，并进一步将涉及岭南学派、畿湖学派的一批儒学家纳入到研究的范畴之内。与此同时，借鉴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宋明理学研究者的比较研究，来综合阐明朝鲜“性理学”的基本特征。
  （2）“朝鲜实学”代表了朝鲜后期儒教的基本特征，本研究以李星湖的《星湖僿説》，丁若镛的《论语古今注》、《牧民心书》、《经世意表》等的文本分析为中心，通过对他们的思想的阐释，并借之与黄宗羲的经世济民思想、太宰春台为代表的日本“政治家”的儒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来阐明朝鲜实学的基本特征。
  （3）以郑齐斗为首的“朝鲜阳明学”研究。本研究以江华阳明学派的儒学家的文本分析为中心，通过与中国阳明学、日本阳明学之间的比较研究，来阐明朝鲜阳明学的基本特征与社会功能，并进一步验证19世纪东亚“阳明学”的普及对东亚各国的近代化所带来的影响。
  （4）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明确了朝鲜初期的儒教曾受到佛教禅宗的巨大影响，且保持了贯彻重视真德秀的《心经（附注）》的传统。在此，通过与中国佛教禅宗、道教，日本的古学派儒学、神道、国学的比较研究，来确立“东亚思想史”上的朝鲜儒教的地位。
  三、本研究的学术特色与预期意义
  本研究以研究资源的共有化和问题意识的尖锐化为平台，力图为东亚各国孤立状态下的朝鲜儒教研究提供一个汇聚各国前沿学者，积极展开自由讨论的空间。迄今为止，尽管我们曾采取研讨会的形式进行过了这样的综合性的尝试，但是皆只是匆匆结束，未及深入。如今，韩国与中国的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迅速发展，但是日本、台湾、香港研究者极少加入，更不曾出现一个众多学者展开共同研究，形成学术共识的迹象。
  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朝鲜儒教研究的高涨，并试图改变各自为阵、缺乏对话的困境。迄今为止的研究之中，几乎完全是站在朱子学（性理学）的立场来把握朝鲜儒教的整体形象，几乎没有将“实学”和“阳明学”纳入到研究的大视野之中，几乎没有将之与中国禅教、日本国学来展开比较性的研究，因此，发掘朝鲜儒教内涵的可能性，寻找东亚思想史的共同点，也就成为了过去研究的缺陷之所在。
  本研究最后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日本在东亚的朝鲜儒教研究之中处在了最为落后的地位。在过去的阿部吉雄和高桥进的研究之后，日本的朝鲜儒教研究陷入了停滞。在此期间，台湾、中国大陆、香港的朝鲜儒教研究发展了起来，且接连出版专著，极为活跃。日本的朝鲜儒教研究处于了落后地位，且极可能引起日本研究者在东亚思想史研究之中陷入孤立的重大事态。即便是为了提升日本国内的研究水平，本研究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
  四、实施状况
  2011年夏，井上厚史主持岛根县立大学的全体会议，通过彼此介绍与自由对话，就今后如何展开研究而交换意见，确认：（1）以朝鲜儒教先驱性研究的前辈学人为邀请对象，举行纪念演讲活动，围绕迄今为止的朝鲜儒教研究与方法展开讨论；（2）为了把握朝鲜儒教的特征，探讨朝鲜王朝建立之际，朱子学是在什么样的体制之下传入朝鲜，以期加深理解。与此同时，展开朝鲜儒教与中国明王朝的朱子学、日本江户幕府的朱子学的比较研究，来进行综合性的考察；（3）日本的儒学研究注重“理气论”的理论性考察。为了把握朝鲜儒教的特征，有必要理解《朱子家礼》的接受过程。
  基于这一方针，2012年夏，在弘前大学以“朝鲜前期的儒教思想”（其一）为主题，邀请山内弘一先生（上智大学）举行了以“日本的儒教研究成果分析及展望”为题的纪念演讲，并追加了一系列的研究发表和学术讨论：（1）夫南哲（韩国·灵山大学）“朝鲜建国期间的儒教和政治”；（2）木村拓（东京大学·朝鲜文化研究部）“朝鲜王朝的对明事大主义——以繁荣的侯国而自居”；（3）吉原裕一（国士馆大学）“江户幕府的建国神话”；（4）伊东贵之（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清朝的儒教与自我正当化的逻辑——清朝的王权理论和明清交替的影响”；（5）李元泽（韩国·延世大学）“十七世纪朝鲜的服制礼颂及其内涵”；（6）张东宇（韩国·延世大学）“朝鲜儒学家的《朱子家礼》研究”。
  在这之后，为了进行学术交流，本研究在厦门大学举行专题讨论会（work shop），邀请了一批学者进行了学术讨论：（1）高令印：李退溪儒学研究；（2）朱人求：朱子学研究；（3）张品端：朱子与武夷山；（4）吴光辉：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问题。专题讨论会之后，经张品端陪同，本课题组访问了武夷山的武夷学院，参观了朱子遗迹，万分激动。
  2012年冬，本研究于爱媛大学举行了以“朝鲜前期的儒教思想”（其二）为主题的研究会。首先，由李明辉先生做了以“比较视野下的韩国儒学研究——脉络化和去脉络化”为题的纪念演讲，之后进行了研究发表和自由讨论：（1）田世民（台湾·淡江大学）“近世日本的‘礼’的接受”；（2）板东洋介（东京女子大学·客座）“近世日本的‘敬’学说的接受和展开——前期”；（3）刑东风（爱媛大学）“禅宗对于《太极图说》的影响”；（4）高熙卓（韩国·延世大学）“日本视野下的朝鲜朱子学”；（5）边英浩（都留文科大学）“李退溪和李栗谷——站在共同（公共福祉）的视点”；（6）朱人求（中国·厦门大学）“真德秀《心经》与韩国儒学”；（7)井上厚史“李退溪的敬说的特征——朱子后学的敬说的系谱学”；（8）高令印（中国·厦门大学名誉教授）“退溪学在朱子学的文化价值”；（9）张品端（中国·武夷学院）“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
   通过迄今为止的研究会和专题讨论会，本研究渐渐刻画出了东亚儒学之中的朝鲜儒学的基本特征。接下来的一年（2013年），计划将以“朝鲜实学的特征”为主题开展两次研究会、专题研究会、知名学者的纪念演讲会。
  井上厚史：
  【主要著作】
   （共著）《高校倫理からの哲学3正義とは》，岩波书店，2012
  （共著）《西周と日本の近代》，ペりかん社，2005
  （共著）《歴史の中の“在日”》，藤原书店，2005
  【译著】 河宇凤《朝鮮実学者の見た近世日本》，ペりかん社，2001
  【代表性治文】 《李退渓の“誠”と王陽明の“誠’’ー二人の思想の異同をめぐって一》（島根県立大学北東アジア地域研究センター《北東アジア研究》第21号、pp.1～21,2011年3月）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李退渓研究の系譜学ー阿部吉雄・高橋進の学説の研討を中心に一》（島根県立大学総合政策学会《総合政策論叢》第18号、pp.61～83,2010年3月）
  （作者単位：日本岛根县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