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博士论文
  朱熹训诂研究
  贾璐（复旦大学2011年，指导教师：杨剑桥教授）
  该文以朱熹的《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和《周易本义》为主要研究材料，综合运用训诂学、音韵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修辞学、校勘学等学科的理论，深入探讨了朱熹的训诂原则和训诂方法，总结了朱熹的训诂成就与不足。论文内容涵盖了朱熹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和校勘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全面阐发了朱熹的训诂思想，全文分七个部分进行论述：
  绪论部分对朱熹的生平与著作情况作了简要介绍，同时阐述了本选题的研究现状、选题意义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从总体上概括了朱熹的训诂原则，这些原则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朱熹对待训诂的态度，几乎贯穿于朱熹的整个训诂过程中。
  第二章以朱熹对古籍语音的训释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朱熹的叶音说，对叶音说在研究宋代实际语音方面的应用价值予以了充分认识，同时总结了朱熹在语音训释中所体现出的训话思想。
  第三章是该文的重点，以朱熹对古籍词汇的训释为研究对象，系统地阐述了朱熹训释词语的方法以及在词语训释中体现出的训话思想，指出朱熹将宋代金石学的研究成果引入到训诂学领域是针对传统训话方法的一大突破。该章还就朱熹在词语训释方面的创获与不足做了个案分析，对导致失误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第四章以朱熹对古籍语法的训释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朱熹在古汉语虚词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朱熹对一些语法现象的正确解释，在分析句读时所运用的方法，特别是朱熹对前人误释为实词的某些虚词的纠正，都表明朱熹已经具有了较为先进的语法观念。
  第五章以朱熹对古籍修辞的训释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朱熹对古籍中一些常见的修辞表达方式的说明，接下来重点论述了朱熹对赋、比、兴的定义，朱熹在为《诗经》和《楚辞》标注赋、比、兴时与前人的不同之处以及朱熹首次提出的赋、比、兴三者可以兼用的修辞现象。
  第六章以朱熹对古籍的校勘为研究对象，对朱熹校勘古籍的内容与方法做了归纳与总结。在校勘方法上，朱熹根据古籍中错误的实际情况，综合运用了多种校勘方法，对古籍作出了别具特色的校勘。
  文章既在共时的平面上研究朱熹训诂的内容及方法，又把朱熹放在训诂学史的背景中考察其训诂得失。对于朱熹的训诂材料，既从宏观上总结其训诂原则，又从微观上进行个案的调查与分析。在理论总结方面，既注重朱熹自身对训诂的理解与认识，又结合朱熹的训诂实践来与这些观点相互印证，力求结论可靠。
  “心与理一”与“超凡入圣”之学——朱子心论研究
  吴冬梅（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指导教师：陈卫平教授）
  该文认为儒学以“圣人”为最高理想人格，以培养“圣人”为讲学目的，以修身养性“成圣”为为学目标，儒学为“超凡入圣”之学。为了应对佛学之竞争，也为了儒学思辨性发展的需要，朱子以“心与理一”为其“心性论”的核心命题，以此与佛学的“心与理二”相区别，以此显示儒学优于佛学之处。
  朱子认为佛学所标榜的“心与理一”与象山的“心即理”均不同于自己的“性即理”，前二者貌似心与理合一，其实质是心与理截然为二。朱子“心”中有“理”，象山“心”中有“理”，而佛家“心”中无“理”，这是儒学与佛学的根本区别。“心”是否要受“理”这个规范的引导，即，是“理”主宰“心”，还是“心”主宰“理”，是朱陆二人的分界线，也是朱子将象山与佛学一同批评的根本原因。佛学“心中无理”，因而谈不上是“理”主宰“心”，还是“心”主宰“理”。这是儒释之间的第二个区别。儒释之间的第三个区别是“心”是否能在世俗活动中得到净化，儒学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佛学则认为只有脱离世俗才能净化心灵。因此，佛学是出世之学，而儒学是“超凡入圣”之学。
  “心与理一”思想传统悠久，从孔子之“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二程之“理与心一”，汇成了儒学“心性论”的长河。朱子在汲取历史营养的同时发展了儒学“心性论”。他认为，儒释之所以有“理一”与“理二”的区别，是因为儒学强调“一心”，而佛学主张“二心”；儒学认为心有体用，心之体为“性”，心之用为“情”，“心统性情”，而佛学以“心”为“性”，以“情”为“心”，颠倒、错乱了心之体用关系。因为“心中有理”，心之性为“理”，所以儒学之“心”既具有认识的功能，又是认识之本身，是“能觉”之灵与“所觉”之理的合一。因而佛学只能寻求出世之平静，而儒学却能入世而得超脱之乐。易言之，儒学认为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达到“心与理一”的最高人格境界。在朱子那里，“心”搭起了“理”与“性”之间的桥梁，“心”是下功夫处，通过“涵养”与“穷理”等“心地功夫”的修养可以融“道心”于“人心”，使“人心”合于“道心”，追寻自然与循理统一的圣贤气象。
  朱熹自然观研究
  王霞（安徽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王国良教授）
  朱熹是南宋儒家的杰出代表，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融合儒、释、道三家，建构起自然、人生与社会相统一的思想体系。在朱熹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自然观”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具体内容包括：“宇宙观”、“生命观”和“天人观”，分别体现了朱熹对于宇宙的认知，对于生命的看法和对于天人关系的观点。朱熹的“自然观”集中体现了他对于自然的总看法和根本认识，是其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两宋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文化得到高度繁荣，科技文明的进步也达到中国古代最为辉煌的时刻，这些正是朱熹“自然观”产生的现实环境和时代因素。传统儒家的自然思想是朱熹“自然观”形成的重要理论渊源，北宋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的有关自然哲学的理论是朱熹“自然观”形成的学术背景。朱熹的“自然观”体现了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相即相融”和谐共存思想的继承，和对周敦颐的“太极观”、张载的“气化论”、邵雍的宇宙生成论以及二程的“理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先秦儒家关注自然的思想和北宋儒家自然哲学思想融汇于朱熹的“自然观”中，体现为对于茫茫宇宙的探索，对于生命的理性探究，和对于天与人和谐共生的思考。
  朱熹的“宇宙观”认为“理”是宇宙形而上的本原，“气”是宇宙形而下的根源，气的运动形成宇宙万物，同样也因为气的运动变化促进宇宙结构的形成。
  宇宙的结构就是：宇宙中充满了气，无形无质的天在地之上，悬浮在气中的地在中央，天地之间就是山气的运动而形成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等物事。气是宇宙万物的物质性根源，是实体性的存在，气的运动是宇宙形成的动力，而气的运动就体现为“动与静”和“变与化”的形式，宇宙间的种种天体运动和天地之间的种种自然现象正是宇宙运动的体现。朱熹的“宇宙观”不仅体现了他对于宇宙的本原、宇宙的生成、宇宙的结构和宇宙的运动的理性思考，而且在其“自然观”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生命观”和“天人观”的理论基础。
  朱熹的“生命观”认为理是生命的本原，世间万物的生命都是由气的凝聚而生成，生命的过程有始有终，体现为人的生命是有生有死的，因而要尽力实现生命的价值。人的生命价值不仅在生命本身，更在于生命所蕴含的道德价值，所以人要坦然面对生与死，做到“安于死而无愧”，淡然面对理与欲，强调道德自律精神。在现实中，人要以修身来不断培育和充实生命的内在善性，完善道德生命。朱熹的“生命观”发展了儒家关于生命的思想，是对于生命的本原、生命的形成、生命的过程和生命的价值等方面有意义的探索，体现了朱熹对生命的理性认知和对于现实人生的感性理解。朱熹的“生命观”是在“宇宙观”的基础上，将天之道联系于人之道，是对于人类生命的整体把握。
  朱熹的“天人观”是关于天、人及二者相互关系的理论，继承传统儒家天人观中有关“天人合一”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强调人作为“天地之心”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天人所为各自有分的意蕴，强调了人的主体精神。主要内容为：天人本只是一理、天与人和谐共生、人是天地之心以及“循理而行”的实践。朱熹的“天人观”以天和人的关系为中心，既考虑到自然的化生万物，发育万物的作用，也充分体现了人的价值，人是自然不可分制的组成部分，人懂得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理，便会自觉地参赞天地之化育，便会在行动上促使万物生命蓬勃发展。“天人观”是在“宇宙观”和“生命观”的基础上将天之道与人之道结合起来，体现对于整个大自然的探索和理解。
  朱熹的“自然观”体现了对于佛家和道家思想的吸收和创新。在“宇宙观”方面，朱熹吸收佛家的宇宙形成和道家的宇宙形成与运动等相关思想因素。在“生命观”上，汲取佛家思想中珍惜生命的观点和道家生命观中关于生命产生与形成思想等合理因素。在“天人观”上，融汇了佛家重视发挥心的主观作用的因素和道家“自然观”中所强调的“天人一体”的意蕴。在以上基础之上，朱熹的“自然观”突出儒家重视道德的价值取向，既体现了对于宇宙、生命和自然万物的现实关怀，也注重对于人类生命德性价值的理性思考，更加强调人类在天人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和积极作用。
  朱熹将他对宇宙的关注，对生命的关爱和对自然的关心溶注于其哲学思想之中，虽然他没有明确提出“自然观”这一概念范畴，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处处体现出关注自然、关心生命的思想倾向。朱熹的“自然观”对于其弟子、后学以及后世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科技高度发达，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密切的今天，朱熹的“自然观”仍具有独特的魅力和不可忽视的现代价值。
  王弼、朱熹《周易》注释比较研究
  王娅维（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党怀兴教授）
  自汉代始，《周易》就位列儒经之首，一直为历代经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所关注，由此产生了以《周易》为研究对象的专门之学——易学。在“述而不作”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古代易学著作多以“注释”的形式出现。魏王弼的《周易注》和南宋朱熹的《周易本义》是易学史上的两座里程碑，是《周易》注释中集大成并兼有创新的著作。研究《周易注》和《周易本义》的注释，梳理两者的注释内容，探讨不同的注释者如何注释《周易》，比较两者的注释特征，寻找造成注释差异的原因，对于探索《周易》注释的一般方法，指导《周易》注释的实践，以及提炼典籍注释的一般理论，都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是一种复杂的传意行为，是沟通作者、原典和读者的桥梁和纽带。该文选取了诠释学这一新的研究视角，以王弼《周易注》朱熹和《周易本义》的注释为具体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两种注释的比较以展开研究。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简述选题的意义，明确研究旨趣。西方诠释学传入国内后，学术界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研究浪潮，对中国经典注释传统的探讨成为其中的重要议题，其中易学诠释研究则更受学界的普遍关注。分析王弼、朱熹《周易》注的注释内容，总结两者的注释特征和注释思想，为中国古代经典注释提供理论支撑，对丰富注释学的内涵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部分，王弼、朱熹注本对《周易》文本语言层面注释的考察。经典注释活动本身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语言文字层面的字、词、句的辨析和疏通，是阐释其深层意义的基础和前提。时代的变迁、语言的发展、原典文本在流传中形成的脱衍错讹、注释者思想的差别以及对原典的不同理解，造成了不同注释文本中消除语言障碍的信息的不同，因而《周易注》和《周易本义》在注音释词、文字校勘、句读分析、文意串讲等方面呈现了不同的倾向。
  第三部分，王弼、朱熹《周易》注释的义例阐释。《周易》古经由卦画、卦辞和爻辞组成，这就使得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易学永恒的话题，使得象数和义理这一对形式与内容之间充斥着巨大的张力和阐释空间。在这两个问题基础之上形成的易学体例，是《周易》注释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虽然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取象和取义两类，但细化到具体方法，不同注释文本的义例阐释往往各有所重，差别颇大，甚至发展创造新的义例。
  第四部分，王弼、朱熹《周易》注释特点的归纳。在分析比较王、朱二注内容的基础上，归纳其各自的特点，揭示这两种注释文本的特色。王弼《周易注》的特点是：以《传》解《经》；贯彻了“得意忘象”的阐释思想；注重爻位和卦时；以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解《易》。朱熹《周易本义》在文本编排上采用了经传分离的古本；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有一脉相承之处，但终究为不同，因而注本中对经文和传文有所区分；朱熹认为《易》为卜筮之书，故注文多见阐释占筮之辞；对象数与义理的关系，主张由象数入义理；并于卷首列九图，以图解《易》。
  第五部分，王弼、朱熹《周易》注释差异之成因探讨。任何注释文本的出现，都不可避免地打上注释者个人的烙印。王弼所处之时，魏晋玄学流行，朱熹所处之时，理学大兴，而王、朱二人又是其各自时代思潮的代表人物，本体论哲学深刻地影响着王弼的易学思想及其《周易注》，理气关系论影响了朱熹对《周易》理、象、数、辞关系的认识，“《易》乃卜筮之书”的观点奠定了《周易本义》的主格调。此外，注释者的注释观念对注释实践也有直接的影响。
  第六部分，结语。在全面考察和比较王弼《周易注》和朱熹《周易本义》的注释内容、注释特点基础之上，在分析了影响这两种注释文本差异的因素之后，进而探讨以注释者和注释文本为核心的经典注释活动中，原典意义的保持，注释的创新，新意义的附加，以及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对注释有效性的反映等问题。
  明初朱子学研究
  郭锋航（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刘学智教授）
  明初理学继承宋元理学的精神，以程朱理学为主流。明初朱子学是向“阳明心学”转型的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学者们在论述明初朱子学时取径比较单一，草草收笔，对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阐释和分析。围绕朱子学在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上的问题域，分析其内在矛盾，展现明初理学家是如何进行不同的“体认和阐发”，显现出明初理学的真实面貌和发展内在理路，为理解理学的转型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路径。
  在明初，程朱理学被独尊及南北学风相互激荡的格局下，理学发展一方面受到朱子学的束缚，不敢逾越；另一方面，明初许多理学家在尊崇朱子学的前提下，对朱子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体认和阐发，开始对朱子学进行修正和突破，形成了新的学术取向，又促进了理学的发展。
  明初曹端、薛瑄的理学思想与朱子学特征是尊崇与修正，他们是北方理学代表。曹端继承了程朱理学观点建立了以“太极、理”为最高范畴的学理体系，并从太极与理、太极之动静两方面进行阐释。太极或理是其思想终极根基。太极（理）与阴阳二气乃至宇宙万物的关系是形上与形下的相即不离的关系。太极之动静则是太极本有的性质，包括本体意义上的动静和作为宇宙生成过程的动静两个方面涵义。在心性论上，在“理一分殊”视域下，重构天人宇宙图景。落实在工夫论上寻找“孔颜乐处”。他对“心”的地位抬的很高，但只是“心”的本然状态，还不具有本体意义，并没有超出朱子学的范围，心性由应然向实然的过渡。薛瑄继承朱子理气关系论，针对朱子“理先气后”说，主张理气“决不可分先后”、“理气无缝隙”，强调“实理实气”，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理”的形上性和超越性。
  同时，他还吸收了张载的关学思想，提升“气”的地位，以气化解释万物的生成变化。表现出由“理”向“气”的内在转化，这为朱子理学向气学的反转、明代关学中兴开了先声。人性论上，继承了程朱的“性即理”，强调“论性是学问大本大原”，突出了“性”的本体地位。工夫论上主张“复性”。这些都预示着朱熹理学在明代有可能在更高层次上向陆九渊“心学”复归。
  明初吴与弼、胡居仁理学思想与朱子学特征是尊崇与突破，他们是南方理学代表。他们自觉做着朱子学与心学的整合工作。在本体论上，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理学的某些内容，对朱子学仍然是尊崇；另一方面大量地接受了心学的基本观念，有突破之意。吴与弼在心性论上，主张“静观”、“洗心”。在工夫论上，将宋儒的持敬穷理说、佛道的静坐观悟说及儒释道通用的反思静虑的修养方法结合起来，表现出明显的综合化倾向。胡居仁，在理气关系上提出了“有此气则有此理，理乃气之所为”，是对朱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仍不出朱子学的“规范”。在心性工夫论上，主张“主诚敬以存其心”，对主敬穷理做了新的阐发。工夫论上更加注重心上的“着实”体验，偏于向内用功。他们均表现出对“心”地位的抬高，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程朱理学影响在缩小，而心学的影响在扩大。吴与弼思想的二重性，预示着理学发展不同路径。可以说，吴与弼是阳明心学的开启者。
  陈献章心学思想是在朱子学的包裹下挺立起来的，与其师吴与弼相比，在更大规模上突破了朱子学。自此，理学地位发生转向，由过去的程朱理学为主转为以心学为主。陈献章在本体论上，“杂释老”建立道本论代替理本论，又“超释老”，将“心”置于“道”之上，建立起心本论。在心性工夫上，追求静坐中的善端呈现，放弃朱子学的读书路径，并发展为一种教学法，以觉悟证心体。可以说，陈献章的心学思想基本上完成了对朱子学改造，理学地位发生了变化，为阳明心学全面转向奠定了基础。因而，陈献章是理学转向的关键人物。
  明初理学家对朱子学的体认和阐释表现出两个嬗变轨迹：一是重视实然宇宙论探讨，强调实然之“气”，凸显下学的躬行践履工夫，发展成为明代气学。二是重视主体心性的探讨，凸显“心”的本体地位，表现为上达工夫，发展成为明代心学。这也是明初朱子学的理论贡献。从这种趋势表现来看，可知明初朱子学在明初理学家间进行体认和阐释中，所关注问题侧重点的不同，也体现出南北之间的学风差异。作为历史影响，明初朱子学对考据学、实学、书籍编撰等其他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明初理学家在朱子学内部的阐释、修正、突破，显示出儒学新的发展方向。明代理学在明初朱子学的催生下呈现出了敝旧成新、返本开新与推陈出新的特点。
  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
  ——以《朱子语类》为中心
  甘小明（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徐时仪教授）
  该文以《朱子语类》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研究为切入点，旨在探讨概念表达和词汇系统的关系问题。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1．同一个词表达不同的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一词多义”，涉及相关概念与同一个词的词义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2．不同的词表达同一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一义多词”，涉及同一概念与意义相近的不同的词组成的词汇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
  基于在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框架内，汉语词义、词汇系统演变研究完成了以单个词为中心的“点”式研究方法；以历时考察为中心的“线”式研究方法，该文的创新点在于充分发挥“点、线”式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拓以概念场为结构框架的结合共时描写和历时演变并整合语言本体研究和认知理论研究的“面”式研究方法。通过对《朱子语类》中涉及“运动、状态、评价”共十九个概念场词汇系统及其演变的分析研究，该文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
  一、对于“一词多义”，即单个词的词义系统而言，一方面，一个词的词义系统中义项的延伸演变与该词所处概念场词汇系统的其他成员的基础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义项相互之间具有基于表达同一概念的语义关联性，这是属于语言内部发展规律调整的结果。另一方面，一个词的词义系统中义项的产生与该词的其他义项没有直接的语义相关性，它们借用一个“音近”的词去记录语言中的另一个词，这类词的本体义与其记录的那个词具有客观存在或人们主观臆想的联系，该义项的产生属于一种因语音相近（相同）、语义相关和概念整合多重因素而导致的词义演变模式，包含着外力干扰的因素。
  二、对于“一义多词”，即表达同一概念的词汇系统而言，在特定概念场词汇系统的历时层面上出现过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是从一个特定维度对这个概念的诠释。一方面，词汇表达概念的维度是判断和评价一种语言中词汇表达概念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基本参数。只要特定的概念存在，人们的无限可能的认知维度就会形成语言中词汇表达概念维度的无限可能。然而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都只能无限接近要表达的概念，却永远不可能准确、完整的去诠释一个概念，就像人类只能无限接近真理，却永不可能抵达真理一样。另一方面，人类在对概念的认知过程中，客观性和主观性同在，思想性和文化性并行，语言中的词汇对概念的解读像苏东坡笔下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就决定了研究语言，包括词汇系统、词义系统都必须和人类的认知规律相结合。
  “太极”概念内涵的流衍变化
  ——从《易传》到朱熹
  程强（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陈卫平教授）
  该文旨在考察中国哲学史上儒家一个最为重要概念——“太极”内涵的流衍变化。
  从《易传》的文本看，易道以乾坤为基始，易之三则：不易、简易、交易皆以乾坤为基，所谓“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太极不得越乾坤而独存，因此把太极作为超越天地的本体或生成之母来理解不符合《易传》整个体系。从“太极”的诠释史看，太极为大中一义最为认可，自汉人董仲舒至清学者，两千余年罕有反对者。大中一义可贯通汉学、宋学，打通程朱、陆王，统摄三个不同的体系：董仲舒天人学术，程朱的本体论，周、邵、张等浑沌体系。一言以譬之，太极之为大中可以贯通整个儒学的精神。太极的其余诸义（元气、无、天理、心、蓍草不分等）都显具时代特色，毁誉参半，各体系派别的扦格纷争也由之而起。因此，该文把大中一义作为《易传》太极本义来考察，并在这个基础上考察太极概念内涵的流衍变化。
  战国末期，道家《老子》的浑沌体系通过对《易传》太极概念的解读而开始渗入到儒家，《鹖冠子》、《吕氏春秋》便是这两个体系融合的结果，它们把《易传》太极两仪的形式与《老子》浑沌说合二为一，太极与元气的合一首次实质性出现在这两部著作中。
  汉人的太极观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因袭《易传》的体系而为董仲舒的天人学术，太极被明确地解释为天地之“中”，太极与元气未做到形式上的连接，元气的具体涵义乃是阴阳调和而偏重于阳气。二，顺着《鹖冠子》、《吕氏春秋》的浑沌之源进一步追溯，《淮南子》、《乾凿度》都在浑沌（太极）之先置一绝对虚无。
  然而，不生成的太易如何生成浑沌之太极？郑玄为应付此矛盾，把“忽然而自生”引入太极，太极自生自成，太易之为无又混同于太极，此两点至要的创造性解释使学术史发生了重要改辙：汉学向玄学过渡。王弼顺此进一步把太极元气取消掉，独留下太极为无一义，“忽然而自生”被简释为“独化”——万物“独化”于自己的“无”，“自本自根”于自己的“太极”。王弼的革新仅在于把太极这一新内涵发挥成一套严密的体系，从而造就一时代之学。
  隋唐经学沿袭汉人与王弼的太极观，兼摄太极之为无与元气两义，无独创。然而，隋唐经学的太极观中经韩愈、李翱而影响宋儒，这使得宋学初创者的太极观，自胡瑗、邵雍、周敦颐至司马光、张载、苏轼无不兼摄三义：元气、无、性，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典型地代表这个新融合的独创。
  然而二程却远离这个新传统，仅保留周、张等太极为性一义，他们在气论把“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发挥到极致，太极元气说便无法立根。朱熹继承二程，又试图融合周氏《图说》体系，同时又夹杂了汉人的浑天说，他的博大体系发生了裂痕，使得他不得不应付太极与气的先后关系。
  理学宇宙本体论研究
  ——以朱熹为中心的考察
  郭红超（暨南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张其凡教授）
  宋代理学以儒家经学的义理为根本，在吸取汉代宇宙论和魏晋本体论的基础上，借鉴佛、道的关怀视域及思维模式，以追求成圣及圣贤境界为目的，赋予儒学原有概念如太极、道、理、天、性、心等以新的内涵，将宇宙本源及道德本体融汇为一新的宇宙本体。宇宙本体既可被视为天道自然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终极本原，同时也是人类社会道德价值之所以产生的超越源头。太极、道、理、天、性、心等词语只是这一宇宙本体的不同称谓而已，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宇宙本体的特点，宋代理学家们正是通过使用这些词语来表达他们对宇宙本体的看法、观点等，这些观点和看法均可视为理学的宇宙本体论。
  北宋五子的宇宙本体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特色。周敦颐以太极为宇宙本体，著《太极图说》与《通书》以阐明其观点，被尊为理学开山。张载、邵雍则分别以太虚、太极（心为太极）等为宇宙本体，其宇宙本体论均较周敦颐为复杂，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二程则继承周敦颐的思想，但却独创“天理”二字作为其最高的宇宙本体，被尊为儒学的正宗。
  朱熹的宇宙本体论以理为核心。其理既有对周敦颐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的天理说的继承，也有对邵雍先天易学的吸收。朱熹的理具有普遍性、实有性、客观性、公共性、内在性、超越性、当然性、必然性等特点，既是外在世界的客观规律，又是人类社会道德价值的源泉。朱熹的理不仅是存有的，而且是能动的。朱熹的宇宙本体论不仅在理论上把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等揉为一体，使他的哲学思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他还把他的宇宙本体论思想作为解读儒家经典著作的理论依据，用“理”贯穿于其文学、史学、美学、教育、经济、军事、天文及历法思想等各方面，可谓一以贯之，其宇宙本体论思想在其中起着提纲契领的作用。
  该文试图把宇宙本体论研究作为平台，并以之为视角，对理学及理学以前的宇宙本体论作一梳理，力求有所突破，并对宇宙本体论范畴如太极、理、天、道、性、心等概念进行考察，同时，挖掘宋明理学家这些概念的阐释及其之所以如此阐释背后所依据的思想理论形态。
  朱子诗经学的民间立场
  李云安（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陈勤建教授）
  该文分四个章节展开论述。
  第一章主要说明问题提出的因由、研究现状述往，对该文使用的主要学术概念进行界定，进而说明该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第二章论述朱熹诗经学中的民间立场形成。该文认为，朱熹诗经学中的民间立场，首先源自其日常生活的实践。长期的、传承性的民俗生活，使朱子具有丰富的民间立场。而朱熹仕宦中提出的“爱民如子”、“取信于民”、“与民同乐”、“富民为本”等重民主张，大都基于其民间立场提出，只是其中蕴含有丰富的儒家入世思想和经世济民的历史责任感。此外，宋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求真精神，催动朱熹在平心格物求理的过程中，使朱子的民间立场具有独特的情韵。
  第三章讨论《诗集传》中的民间素质开掘。该文认为，《诗集传》集中体现了朱子诗经学中的民间立场。首先，通过有序的有形物质民俗和行为社会民俗展演，体现朱子对理想民间生活的向往；通过揭橥无形心意民俗，解读《诗经》中的民间祭祀空间。此种民俗生活世界，是一种立体的、多维的、累积生成的文化意义之网，它既有远古的《诗经》时代所本有的民俗生活、民俗情趣和民俗事理，又融入了朱子时代的、为朱子所体验的民俗生活、民俗情趣和民俗事理，更有朱子所向往的、并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理想民俗生活、民俗情趣和民俗事理，是朱熹民间立场在诗经解释中的自然流露。
  第四章论述朱熹诗经阐释过程中的民间立场。分四节。第一节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随文释义中的民俗叙述：引用方言、俗语和街陌巷语来训释词意；阐发诗句的文化义；解释诗文创作的民俗土壤。第二节探究诗艺评点中的民间立场。第三节探求诗旨提炼中的民俗立场。此节分两个话题展开：以人情说《诗》为立论点批驳“美刺”说；有意识搭建民俗语境来提炼诗旨。第四节分析朱熹理想民间的诗性建构。通过品读朱熹提炼的诗旨，该文爬梳出朱熹内心深处的感恩意识和淑世情怀：《诗经》中的民俗生活方式及其理念，或因契合朱熹的理想民俗观而被朱子大加赞美，或因完全与他的理想民俗观相违逆而遭到批判，或与他的不完全相合则借以引申，朱子对民间社会秩序和民间价值本源的追问亦可窥视一斑。
  总之，唯有动态地考察朱子诗经学中的“民间”，将传统的“民间”看法从静态的、闲散的、乡土的民众生活空间走向动态的、密集的、庙堂的民众生活空间，此时，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朱熹诗经学中的“民间”弥散于《诗集传》的每一个角落，其民俗生活无处不在，民俗事理无所不有，只不过形态发生空间转化，由《国风》中的乡土、邦国，转向《雅》、《颂》中的宗族、庙堂。“民”的华丽“转身”，让我们看到：朱子对《风》《雅》《颂》的注疏，内在蕴含着一以贯之的民俗诗“理”，是朱子“理一分殊”哲学理论的诗性表达。而朱熹诗经学坚守的民间立场是他生活时代的民俗生活的艺术折射。我们研究古代文论，只有立足于文本产生时代的民俗情境和作者本有的民俗叙事方式，才能真正实现古代文论的“文心”现代转型。
  硕士论文
  《朱子语类》比较句研究
  刘建国（北京大学2011年，指导教师：刘子瑜副教授）
  该文以《朱子语类》为研究对象，对其中的比较句式进行了穷尽性的调查和描写。该文首先将《朱子语类》中的比较句分为平比句和差比句，然后以比较词为标准，运用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对各类比较句式的结构特点和表义功能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以求揭示南宋时期比较句的发展特点和它在比较句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朱子语类》中的平比句数量丰富，主要有“与”字句、“于”字句、“如”、“似”、“若”字句和“比”字句。从使用频率来看，“与”字句最高，“如”、“似”次之，“若”的频率已极低，“比”仍处于兴起、萌芽阶段。从句式上看，平比句出现了很多新的形式，如“X与Y一般／一样＋(W）”、“X如Y样＋(W）”、“X比Y不同”、“X比Y相似”等；但同时仍然保留了一些较具文言色彩的句式，如“X同／异于Y”、“X与Y相似”等。我们还对其中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行了分析，例如在平比句中用作助词的“相似”、“一般（一等、一样）”和“样”的虚化途径，“与”字句的两种否定方式以及新型平比句式“X＋与／如／似＋Y＋助词＋W”的产生和发展特点等。总体来说，《朱子语类》中的平比句类型多样，为平比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其后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一种词汇兴替的过程。
  《朱子语类》中的差比句数量也较为丰富，主要有“于”字句、“如”、“似”、“若”字句和“比”字句等。从使用频率来看，“于”字句最高，“如”、“似”次之，“比”也较高，“若”字句已趋于消亡。从句式上看，差比句主要是继承和发展了宋代以前出现的旧有形式，但也出现了“一＋N+W＋于／如／似＋一＋N”递进式差比句。“于”字句的大量存在，说明《朱子语类》具有一定的文言成分。“比”字差比句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而且出现了三种平比句式。不过，由动词“比”构成的比动句和泛比句在该书中仍有较多用例，且类型丰富，可以表示平比、差比和极比三种语义类型，说明《朱子语类》中的“比”字句仍具有新老过渡的特点。
  在该文最后部分，我们参照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各类比较句式从先秦至近代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以发展演变的观点进一步揭示了《朱子语类》比较句的特点，指出它在比较句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朱熹论礼与理的关系
  延玥（南京大学2011年，指导教师：李承贵教授）
  该文主要通过文本解读的方法，将朱熹礼学思想与理学体系结合起来，一方面，在整体上展示一个完整的朱子礼学，揭示朱子礼学中的“理学”特色；另一方面，从朱子礼学反观朱子整体思想，力求在礼学角度认识朱子学说，探讨“礼学”与“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全文分六个部分，由序言和一、二、三、四、五章构成。
  第一章“以理训礼”概说，系统阐述朱子礼学思想产生的背景，宋代儒学“以理训礼”的历程，并概述朱子对礼的定义：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本章最后从心性本体、价值本体、修养工夫三个层面描述朱子最高哲学范畴“理”，为下文理与礼的关系张本。
  第二章阐述朱子赋予礼以内在性和至上性，出色地解决礼与性之间的紧张。朱子提出，礼是理的“气化”，礼同一于天理，礼内在于人性，这三点共同从根本上解决了这种紧张。第一，礼是人固有的性，“仁义礼智，性也”，给予礼以充分的内在性；第二，礼与理的同一，“礼，只是理，只是看合当恁地”，给予“礼”的存在以至高的正当性。
  第三章讨论礼的“仁”义。仁是理在人心的表现形式，仁包有仁义礼智，因此仁义礼智也是理在人心的外化；礼仍保持着天理之节文的属性，同时还内在于仁中，这就是仁、礼、理之间的关系。仁、礼、理是贯通一气的，仁是理在人心上的投射，礼是理的外化显现，践礼是体仁、明天理的过程。这样礼与理的关系就由“仁”深化、固化了；同时礼的内在性也更加牢靠地根植于人心之中。
  第四章谈习礼工夫。朱子强调习礼用敬和格物穷理，认为吾人时时收拾心神，点滴做起，层层剥离，最终可以明天理。这样的方法最大的好处是给常人以信心，联系起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既尊德性又道问学，最终统一起来为学方法。朱子用一个“敬”字统一了明天理与习礼的态度，使礼与理在修养工夫论上达成一致。
  第五章谈礼学在朱子学说中的地位，并从朱子礼学角度看士大夫的基层敦化思想。朱子认为礼与理的关系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如果只谈理，那么只能落于悬空飘渺、不可把握。朱子的以理训礼一方面对空谈义理做了纠偏的努力，把修养工夫放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上；另一方面给礼仪赋予了更根源性的含义，防止礼仪的虚文化。
  礼学是朱子学说的“外化”的途径，是朱熹的“理”在日用生活当中得以实现伦理教化的方式，具有实用性和目的性。礼学在朱子学说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考察朱熹礼学的整体脉络，可知礼是上源于天，内在于心的；同时从礼学角度回溯儒学，可知儒学自始至终都承载着对文化、秩序、和谐的诉求。
  朱子之“理”的形上诠释
  袁君华（复旦大学2011年，指导教师：郭晓东副教授）
  该文对朱晦庵哲学中的“理”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探讨了这样的几个方面：首先，对现代著名思想家对于晦庵之“理”的概念进行了检讨。在冯友兰先生和牟宗三先生那里，他们在根本上是把“理”当作一种“存在性”或者“有”来理解，而张君劢先生则把“理”分在了自然和人伦两个世界进行讨论。该文还对于现在一般的以“理气”作为研究进路的方法进行了反思，认为这可能是对于“理气”这对概念本身的一种“物”式的理解。
  针对这样的问题，在第二章中着重由“无极而太极”这个命题而讨论了“理”通有无的特点，即“理”既是无规定性，却又是“万化之根”，是“有”之所以生。以此来回应冯、牟二先生对于“理”的观点。同时，由“无极”的特点进一步说明“理”非同于一物的特点，并对此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在第三章中，主要从“五伦”关系入手，讨论了“理”作为社会角色的所以然和所当然。这里面涉及了“所以然”和“所当然”的统一、社会角色和社会关系的统一、“常”和“变”的统一对于“理”的几个方面的问题。在第四章中，主要讨论了“善”和“性”这两个概念的一系列问题。这两个概念都围绕“理”，表述“理”之“生”的特征，这一对范畴也牵涉到前一章所讨论的“所以然”和“所当然”之“常”和“变”的问题。“理”也是“善”和“性”的统一，正是这两个概念共同完成了对于“理”“生”之特征的表达。最后一章，回到关于“理”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理一分殊”来加以讨论。提出“理一”和“分殊”其实仍然是一对同一的概念。所谓的“理一”表达的是“理”在万事万物中的有差异的统一性。正在这个意义上，也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理”可以有“理一”和“分殊”的两面性。
  通过全文的分析，可以看到“理”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概念。尽管在文中看到了很多“理”不是什么，但是这不是什么也正引导着我们向“理”是什么而行进。虽然，我们最终也无法给出一个最终的结论说“理”究竟是什么，但是在这些紧张关系中看到了“理”之意涵的丰富性，这便是有价值的。
  朱熹《论语集注》与刘宝楠
  《论语正义》比较研究
  张海珍（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指导教师：刘韶军教授）
  《论语》作为儒家经典著作，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各朝各代不乏为其作疏作注者。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宋代朱熹的《论语集注》与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两者体现了宋代理学与清代朴学的学术特点，对注释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该文在承袭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基于对《论语集注》与《论语正义》注文的研读，比较两者注释方法与注解内容的不同，并分析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
  文章第一部分介绍选题价值及意义，对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说明，并简要介绍文章的基本结构与大体内容。第二部分主要从五个方面比较了《论语集注》与《论语正义》注释方法的不同：一是《集注》重释文义，《正义》重释字词；二是《集注》以道理为注，《正义》以历史背景或事件为注；三是《集注》多从自身内在角度注解，《正义》多从外在史料角度注解；四是《集注》层层递进、整体连贯之法，《正义》并列、比较之法；五是《集注》重教育后学，《正义》重考据辨析。第三部分主要从解释句意、关注内容、引申之义、阐释思想四个方面比较了两注的不同。第四部分主要从朱熹、刘宝楠的时代背景、学术渊源、个人经历、注书目的等方面分析造成两注书不同的原因。最后对文章进行了总结，《论语集注》与《论语正义》虽然在注释方法与内容上有很大不同，但都代表了宋代理学和清代朴学的最高成就，对《论语》学的研究与注释学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朱子鬼神观研究
  傅锡洪（复旦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吴震教授）
  该文在揭示了先秦时代确立下来的儒家鬼神观的基本特色之后，分别从“以气释鬼神”、“鬼神以祭祀而言”和“实践视域中的鬼神观”三个角度梳理了朱子鬼神观的思路及其特色。
  在第一章，该文介绍了宋以前儒家的鬼神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简要分析先秦时代子产论述“魂魄”的独特视角，以及儒家从修身与教化的角度对其言论的转化。其次分析孔子对于鬼神“敬而远之”的后置立场和“祭神如神在”的诚敬态度，这成为儒家鬼神论的基本纲领。
  第二章开始进入朱子鬼神观的正题，就朱子鬼神论的基本立场而言，鬼神是“第二著”，是无形象的、难理会的、不可测的。“以气释鬼神”是其鬼神观的基本思路，这主要表现为伊川“鬼神者，造化之迹也”以及张载“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的观点。在谈到鬼的含义时，反思了以“自然化”和“理性化”等来解读朱子“以气释鬼神”的基本思路时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偏差。随后讲到了鬼神的分类，鬼神可分为三类，不论是“阴阳造化”，还是“人死为鬼”、“神示祖考”，都是“气”的某种作用显示。也指出祭祀之鬼神与阴阳二气之鬼神并非是作为分类的依据，而是观察鬼神问题的不同视角和思路。
  第三章进入“鬼神以祭祀而言”的探讨。首先分析了就阴阳二气而言，鬼神是“说无却有，说有却无”的观点，并且从历时性的角度，揭示了鬼神的存在形式的特点，即依赖于不同时期人心和社会风气的正邪。在澄清了鬼神“说道无，却有；说道有，却无”命题的内在逻辑，并进而在祭祀实践中对“鬼神有无”问题作了分析之后，转入全文的重点，即朱子认为只有在祭祀活动中才能确认鬼神为实在，也就是“神之有无，皆在于此心之诚与不诚”。祭祀过程必须在观念上设定鬼神为有，而诚敬心是证实“鬼神亦只是实理”的关键。而由人的诚敬心所确认的鬼神是一个具体而非普遍一般的鬼神。由于鬼神的实在性端赖于祭祀中的诚敬，故朱子说“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在鬼神问题上强调实践行为，诉诸内心情感的重要性，是朱子鬼神论述的一大特色。同时须指出，“鬼神以祭祀而言”的主旨，决不是对“以气释鬼神”的基本思路的排斥，而是将其纳入进来作为祭祀鬼神论的内在坏节。
  基上述分析，在第四章进入实践活动的视域，透过朱子大量的祭祀、祷告和反对异端的行为，更好地理解朱子鬼神观与其思想的整体立场及其具体的生活实践之间的密切关系。朱子强调祸福由理，反对“淫祀”；顺生安死，反对“轮回”；沟通圣人，继承道统，展现了其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关联。
  朱熹《孟子》学研究
  王治伟（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朱人求教授）
  朱熹是南宋理学家，孟子是先秦思想家，两人处于不同时代。可是朱熹通过《孟子》文本对孟子思想进行了阐释和评价。朱熹《孟子》学即是对朱熹解释《孟子》论著的考察。朱熹对《孟子》的论述方式、解释原则以及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分析都是我们考察的对象。这种考察的意义在于，了解朱熹的思想背景、认识《孟子》思想的后世价值，也从而深入对朱子思想的理解。朱熹《孟子》学展示的是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是朱子面对《孟子》文本的深入思考和积极建构。
  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绪论主要是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及其意义，并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评析。笔者试图通过文本对照、思想追溯等方式探寻朱熹《孟子》学思想。在比较朱熹和孟子的过程中去寻求朱熹意识的澄清和思想的分理。
  第一部分从历史的视角，对朱熹《孟子》学的研究对象做一客观的再现。通过对《孟子》思想的历史演变的追述，对宋代思想状况的客观考察，对《孟子》思想特质与宋代社会需求的适应等方面的深入考察，最终引入朱熹对《孟子》学的贡献，确立了朱熹《孟子》学的研究对象。
  第二部分从解释学的视角，对朱熹《孟子》学进行分析。朱熹对《孟子》的解释有其原则立场，但经过解释学的评判和分析，朱熹《孟子》学仅仅处在另一个历史场域之中，不可能达到对《孟子》思想的还原目的。从朱熹的诠释原则来看，他所声称的寻求文本本意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所坚持的体验圣人之心、通经以明理等原则，正是他偏离《孟子》原意，走向自我创造的重要步骤。
  第三部分是文章的重点，是对朱熹《孟子》学思想性的考察。朱熹《孟子》学是依赖于《孟子》的朱子学，不能无视《孟子》文本的基础性地位。本部分首先展开朱熹对性善论的解释。性善论是性即理命题的基础。朱子还不满性善理论的简单，用气来补充性善论的理论不足。其次，朱熹对《孟子》中心性关系的解释确立了心、性、情各自的位置和功能。并且确证了其在解释《孟子》过程中的由性到情的逻辑关系，从而承认性的至高无上的本体地位。再次，朱熹对“求放心”的解释应该受到关注。因为“求放心”是《孟子》中的重要思想，在很多时候被当作个人修养的方式。朱子对“求放心”的解释不仅分别了“求”的两种不同意义，进而否定了“求”的必要性，而且扩展了“求放心”的内涵，使之成为一种操存工夫的表述。通过文本比照，探讨朱熹对《孟子》思想中的概念诠释，对理解和把握朱熹心性之学的来源与发展脉络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第四部分是朱熹《孟子》学研究的当代问题思考。文章的结论对全文进行简要总结并指出其局限性以及有待研究的方面。与近几年相关研究成果相比，该文是在历史地呈现朱熹《孟子》学的基础上，进行思想的分析和归纳，从而补充朱子学的理论基础并推动思想建构方式的探寻。
  朱熹生命观研究
  赵静（安徽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王国良教授）
  朱熹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生命思想内容。从生命观的角度对朱熹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能够有助于更加深刻的理解朱熹思想，从而凸显其思想的生命活力。该文主要从生命的内涵，生命的修养，生命的境界等几个方面，阐释论述了朱熹思想中生命观内容。
  该文第一部分从两个方面论述朱熹生命观思想产生的背景，包括社会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渊源。
  第二部分论述了朱熹生命观思想中生命产生与内涵等内容。朱熹生命观的生命产生与内涵是通过“生—心—仁”的路数展开的，由“生生之理”到“天地以生物为心”再到“生底意思是仁”。天地宇宙以生为心，而人以仁为心，可以说生即是心，心即是仁。心—生—仁，这一生命观的内在结构为朱熹的生命哲学思想提供源源不断生命养料。
  第三部分论述了朱熹生命观中生命修养的内容，朱熹认为生命的修养不能只有道理和口号，关键是能在具体的实践中完成。所以他提出了从“格物致知”到“仁民爱物”生命修养目标，和“持敬”与“穷理”，“慎独”与“意诚”的具体修养功夫。对于人类来说，至高无尚的至善仁德，是我们从天理流行中体贴出來的，使人类具有了道德主体性，如何穷得爱物的仁理，并完成实践爱物的仁德，为人类生命修养提供了可能性。而“穷理”之方是“格物致知”外向功夫。“格物致知”为其“居敬”和“穷理”的功夫做铺垫，打基础，为修养功夫的实践提供了可能性。慎独的修养功夫，又可以看成是“敬”的功夫的特殊运用。慎独是诚意功夫的必需，就像是人的饥渴得到满足，是之于自身而言的，不能有半点勉强自欺的成分。通过“慎独”、“诚意”的功夫，能达到“遏人欲而存天理”的目的，恢复人的本心自然，也能达到修身成德的终极目的。朱熹认为，人只有像这样，在生命修养功夫上，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具有圣人的人格，达到圣人的境界，体验圣人的乐趣。
  第四部分论述了朱熹生命观中生命境界的思想，主要从达观的生死境界，善之仁与真之诚的境界，圣人之乐境界三个方面入手而阐述的。在有限的生命中达到无限的生命境界追求体验，这是朱熹对待生命的终极追求。
  最后一部分，论述了朱熹生命观思想的价值意义，并对文章迸行了总结。
  朱熹“中和”说与理学内圣之道
  曾令巍（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指导教师：徐仪明教授）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朱子哲学思想系统宏大，统摄理气、中和、性情等哲学范畴，涵盖本体论、心性论和格物致知论等内容，条理缜密，意蕴丰富。该文以中国哲学中之心、性等重要哲学范畴及其关系为切入点，针对朱子“中和”学说以及与之有关的成圣问题展开详实论述，而此成圣问题又可化解为“致中和”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上，先秦诸子关乎心、性论述均有文献可查阅，但是最有影响的，能发出莫大声光的是由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发起端。然而中国心性之学有所忽略，其原因大可由“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与“罕言性命”数语获知。但是孔子所倡导的仁学就是要将以仁、礼、乐等为核心的周礼之外在约制形式内在化，即转道德他律为道德自律。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孔子之仁学思想欲开心性学之源的倾向。继而孟子沿此思路发展并详细阐述之，进而开出“尽心、知性、知天”的由内在性最终指向超越性的道德向路。
  儒家经典文献《中庸》中关于“中和”即“已发”、“未发”思想有明确的阐释，但是和如何做涵养心体的工夫关系不大。而在宋代，这个问题又被拓展为如何具体落实“已发未发”时工夫的问题，成为理学中非常重要的话题，其中最醒目的是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与二程有师承渊源的朱子对“中和”的体认先后经历了丙戌和己丑两次“中和”之悟，这两次“中和”表明了朱子摆脱道南学派的心理体验模式而在哲学上体验已发未发究竟何为，以及由此引发的心性情理论体系。为此厘清心、性、情三者关系对于解读朱子哲学思想有重要意义。此外，在对“中和”思想的体认过程中，朱子也分别确立了以“居敬涵养”为特征的道德理路和以“格物致知”为特征的理性思路，从而从内在性和外在性两个维度为成圣成贤之可能奠定了基础。
  关于成圣的问题势必要对成圣何以可能的问题加以解释，即性善论假设可证之可能。成圣的问题亦可化解为“致中和”的问题，而前人关乎该问题的阐述大多就“中和”而论甚至滑向内心的神秘体验；然而自朱子始，不仅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而且亦从操作层面上给出了明确的修养方法和工夫，从而使得由心性修养以至“致中和”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