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蒙文通有言：“事不孤起，其必有邻。”田浩的《旁观朱子学》是一本作者自选集，全书分五个部分：思潮与经济发展、教育与创造力、模范与文化、哲学与思想史、方法与对话，共十二章。这些文字通过对朱熹同时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展现，让我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儒家文化的中流砥柱，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朱熹的思想。概而言之，田浩主要从社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非主流的视角和现代性的视角等三重面向“旁观朱子学”。
  社会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是田浩思考朱子学的出发点。田浩选择南宋儒学为研究对象，与关注南宋儒家所面临的社会、思想困境及如何应对这种困境有关。与余英时先生一样，田浩重视将儒学思想与社会、政治行为和背景结合起来展开研究，注意观察儒家思想与行动背后的社会政治网络及其影响。在该书的第二章《社会、经济领域中选择性的儒家价值观和社群关系网》中，田浩以社仓和吴火狮的研究为个案展开分析，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历史多样性融为一体，这是一种大胆的探索。
  通常认为，朱熹是社仓的创建者。田浩却发现，早在朱熹从事社仓活动的十余年前，于1150年代的中期，他的朋友魏掞之（1116—1173）已建造了一个地方性的社仓，成为后来朱熹效法的模型。即便是朱子亲自建立的五夫社仓，朱熹与刘如愚（1142年进士）及其他地方乡绅成员一起工作，是刘如愚而非朱熹担任了更多的领导者角色。因此，田浩认为，“朱熹自己并没有独自创造出社仓的观念或使社仓成为现实。”“社仓明显是从社会网络以及自愿的联合中发起的，而这种自愿的联合是由当地的社群和中央政府官员保持合作的道学群体组成的。”（第29页）和社仓的例子一样，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是依靠与士大夫、政府官员以及与朱熹当地的精英和中央政府官员两者都紧密联系的地缘上较远的精英所组成的网络完成的。（第35页）在这些社会网络中，朱熹“最初只充当了一个重要的配角”（第22页）。这些观点，看到了政府和社会群体网络的强大力量，自成一家之言。但我们也应该对此进行适度的批评，毕竟田浩忽视了其中作为主要推动者的努力，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即对中心的否定力量。应当指出，我们是站在不同视角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田浩先生是从社仓的起源着笔，笔者是从社仓的建构方式、管理方式以及朱子对社仓的推动上来理解的（详见第三部分），朱子后学真德秀对社仓推动功劳更大。
  一般认为，儒家文化对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是正相关的，儒家文化与伦理对东亚现代化模式的形成影响深远。吴火狮（1919—1986）是二十世纪台湾著名的企业家，台湾第六大民营工商集团——新光集团的总裁，田浩的老师余英时先生称道他“将儒家美德运用到生意场上”（第44页）。然而，田浩在文章中却发出另外一种声音，他指出，吴火狮公开宣称他必须教给年轻一代的最核心教导是人情与义理在生意场中的重要性。不过，吴火狮也很关注西方注重商业效率的管理科学，努力用它来增加利润和效率。他说：“排除人情的干扰”、“建立合理的制度”、“讲求效率”、“追求最高的利润”（与效用），这些口号无可置疑地已被确定为现代企业经营的目标，我个人十分同意，也十分欢迎这个时代的来临。（第46页）吴火狮坦白曾受到陈亮与涩泽荣一所阐发过的对利润的追求以及对私利进行伦理辩护的激励，不仅表明他与正统的朱熹版的儒学如何不同，而且也表明他热爱多元的文化观，并对大众的人际关系实践情有独钟。可见，朱熹的正统传统与吴火狮所重视的支流传统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和相互排斥，田浩声称，“从被广泛称赞的朱熹主流之外的儒家思想学派或谱系中寻找有益于经济发展的儒家伦理资源的探索应是可能的”（第23页）。尽管在主观上我们很不情愿看到这一点，但这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田浩作为旁观者的独到的见解。
  非主流的视角也是田浩作为“旁观者”重要的理论视点。一提起儒将，大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想到诸葛亮。何谓儒将？刘子健先生确信，理想的典型儒将是一个以儒学为职业，制定军事战略，并在战斗中亲自指挥军队的人。（第128页）田浩认为，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实际上是一个博学的望族，他主要学习法律和治国之道，而不是儒家伦理，他成为儒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角色转变而最终成为“英雄”，以致被许多中国人确定或推举为效法的榜样。该书举出了一个反例，何去非（约1023—1095后），福建浦城人，生活在北宋晚期，宋神宗任命他为武学博士，著有《何博士备论》，与苏轼的蜀学圈子联系紧密。何去非把蜀国领导人的两个致命错误，追溯到诸葛亮的身上。首先，诸葛亮没有意识到荆州的固有危险。其次，诸葛亮不去发展蜀国自己的实力，而是将其白白浪费在攻击北方上。何去非还指责诸葛亮不懂战术，批评他没有能力去指挥军队、运用战略。很显然，何去非没有把诸葛亮作为儒将的典型。与之相反，朱熹的时代处境与诸葛亮所面临的挑战有相似之处，朱熹在参拜武侯祠之时就意识到，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恪守从篡位者手里收复北方的承诺，与朱熹时代南宋面临的强大外来政权统治了北方的尴尬处境相同。当然，因为诸葛亮的品德和成就，他是《近思录》中关于圣贤一章里唯一的军事政治家。当学生问到诸葛亮学问不纯正时，朱熹的回答是“权变”之宜。何去非与朱子对诸葛亮是否为“儒将”之比较分析，我们看到了历史丰富多彩的一面，也看到了诸葛亮“身份重塑”的历史进程，这也是“旁观”的思想魅力所在。
  注重朱子思想的现代性的阐发，这是田浩作为旁观者的第三个理论视角——现代性的视角。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朱子家礼》一书是朱子将其理学思想应用于庶民，影响于草根，深入到社会的最基本细胞——家庭的一个社会实践。根据朱子编修《家礼》的成功经验，华东师范大学朱杰人教授尝试对朱子《家礼》“婚礼”作现代化的改造。其目的是为了求证：一，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二，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以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2009年12月5日，朱杰人的儿子朱祁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了一场现代版的朱子婚礼，婚礼办得精彩纷呈，美轮美奂，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引起极大反响。这场婚礼的成功说明，时至今日，朱子婚礼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复活是完全可能和可以预期的。田浩教授以朱杰人先生的婚礼改造实践为案例着重探讨了朱子《家礼·婚礼》的现代化。指出朱子《家礼》影响了元朝以降的中华帝国晚期很多社会仪式的实践活动，反映了儒家的家礼观。朱杰人还原了朱熹婚礼仪式并使之现代化，这些努力只是复兴和普及儒家家礼的第一步；他更希望看到的是，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的某一天，这些礼仪会作为传统的精华而重获施行。如同《大学》一样，朱杰人试图通过整合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渐进联系步骤以达到许多目标。他不仅在向一个家庭介绍另一个家庭，而且，他想将过去与现在、个体夫妇与社会联系成为一个整体。考虑到当代中国公众对待婚姻性质期待的不稳定性，朱杰人完全是为了创建现代中国的文明社会而重建儒家的基础。因此，尽管朱杰人将儒家伦理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方案，但这一实践在实际运作中起到了捍卫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的作用。朱子《家礼·婚礼》的现代化努力希望能促进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中华传统的礼俗文化，完全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西俗铺天盖地的压迫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的空间。在现代性的视域中，旁观者的视角与正向直观的视角不约而同地走向了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