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子哲学的本体论、体用论、形而上学问题仍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关朱子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论文有《朱子自然学的形而上学》、《朱熹性理学的形而上学的特点与现代哲学》、《朱子形而上学的深层结构》、《朱熹“理一分殊”说的体验主义解释》、《朱熹“理气”概念的体验主义的解释》、《性理学里面的“形式”问题——以朱子为中心》、《朱子与王阳明的体用论比较研究》、《通过华严之法界观与朱熹理气论来看儒佛的交涉》等。
  其中，建国大学的郑相峯教授在《朱子形而上学的深层结构》一文中，讨论了“太极动静”、“理生气”里面的形而上学问题。郑教授认为，“太极”即是天地万物的终极根源，而且是普遍的终极原理。作为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源，太极能够自己展开，这是朱熹所谓“太极有动静”、“理生气”的意思。作为普遍的终极原理，太极能够自己显现，这在朱子哲学中以“理一分殊”来解释。郑教授认为，这种太极的两面含义是在说明朱熹所谓的“天命流行”、“天道流行”、“天理流行”、“生气流行”、“气化流行”等思想时能够呈现的。成均馆大学校金载京教授在《性理学里面的“形式”问题》一文中，借用康德的形式概念对朱熹哲学的观念进行解释。金教授提出“率性”是儒教的一种定言命令，意味着没有任何条件下追随“自然而然这样做”的自然性。并且，“性即理”则是通过把“性”还原为“理”，把“理”所具有的形式意义赋予给“性”。全北大学校黄甲渊教授在《通过华严之法界观与朱熹理气论来看儒佛的交涉》一文中，对朱子学的理气论与华严哲学的理事论进行比较，得出了朱熹所提出的理气论的确是受到了华严法界观的影响，但是朱熹的学术宗旨和世界观明明白白是儒家的结论。因此，黄教授主张宋明理学与佛家的关系不是“阴释阳儒”，乃是“援佛入儒”。
  朱子学的心性论与工夫论也是一个成熟理论课题。有关朱子心性论的论文有《对朱子未发晚年说的检讨》、《朱子的人心道心之说》、《朱子性说之结构的研究》、《朱熹人心道心论的心性论含义》、《朱熹“心性论”的体验主义解释》、《朱熹“理欲论”的体验主义解释》、《朱子的横说与竖说》等。其中，在《朱子的横说与竖说》一文中，高丽大学校的李承焕教授用“横说”与“竖说”这两种框架来讨论朱子学的“四端七情”、“人心道心”等问题。李教授认为，在“横说”的框架下，“气”是指相对于理的气质；在“竖说”的框架下，“气”则是指理乘的形气。前者强调“趋向”之义，后者则强调“材料”之义。退溪学派比较注重于“横说”的框架，而栗谷学派则侧重于在“竖说”的框架来展开其学说。这样不同的角度影响了朝鲜朱子学之分化与发展的方向。
  有关朱子学的工夫论，有《朱子工夫论上的涵养之意义》、《朱子中和说的变迁过程与“敬”工夫论》、《朱熹工夫论的结构》、《朱熹对佛教的批评与未发工夫论》、《朱子哲学之“洒落”的含义》等论文。其中，淑明女子大学校的洪性敏教授认为，朱熹把“洒落”规定为道德自由与道德行为的自在性，而且将敬畏视为洒落工夫。后来，王阳明洒落说的地盘是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心体论，这是接受了朱熹的正心论。因此，不但朱熹工夫论具有洒落的境界，而且朱熹和王阳明具有相同的洒落轨道。
  此外，关于朱子易学研究有《朱子卜筮易学研究》、《朱子易学评议》、《朱熹的复卦说》等论文。其中，《朱子卜筮易学研究》一文认为，朱熹首先从传统的易学观点出发，否定了“以传解经”的方法论，主张“以经解经”的易学态度。但是，卜筮易的方法论对建立普遍性的学问体系有一定的限制，所以朱熹借用象数易和义理易的方法论来建立本体论和伦理论等哲学问题。《朱子易学评议》一文，对朱子经学贡献进行评价，进而讨论有关朱子易学的几个问题。朱子易学的发展过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一、《周易本义》及此时期的易学贡献；二、《易学启蒙》及此时期的易学贡献；三、《朱子语类》及此时期的易学贡献。《朱熹的复卦说》一文，讨论了朱熹复卦说与未发说之间的关系。朱熹所说的“思虑未萌”是指小雪—大雪，即坤卦，是未发；“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则是指大雪—冬至，即复卦，也是未发；“知觉不昧”则是指冬至—小寒，即复卦，是已发。据朱熹的说法，在复卦之冬至—小寒期间，能够实现涵养未发、知觉四端。
  有关朱子四书学的研究有《朱熹的“三纲领”、“八条目”思想》、《＜中庸章句＞中的朱熹鬼神论研究》、《朱子对“新民”的解释与道统论之间的关系》等论文。其中，《朱子对“新民”的解释与道统论之间的关系》一文认为，朱熹之所以将《大学》的“亲民”解释为“新民”的理由在于要提高士大夫对道统的担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