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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卷五八载《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该信可分为四节，其开首言：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蜂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其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于是别而言之，界为四破，而四端之说于是而立。［8］
  这是解释为什么孔子不必讲四端，而孟子必须讲四端。朱子指出，从整体上看，性即太极；如果从具体内容上看，性具众理；性中的众理以仁义礼智四者为主，孟子发明四端之说即是发明仁义礼智之性，是为了更好地证明性善说。此为第一节。
  盖四端之未发也，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所以外边才感，中间便应。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如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盖由其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发也，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盖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故由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恶，所以必知其有义；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礼；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内，而不可诬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9］
  此为第二节。性虽然是太极，但其中自有条理，即包含仁义礼智各不同的理。这些理本来是内在心中的，当一定的外事来感时，一定的理便有所应，于是便有四端之发。与性情对言的已发未发说有所不同，这里强调从已发到未发需要“外感”作为媒介、中介。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感—应—形”的分别和联系是与朱子“心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思想一致的。朱子在这里强调性中自有条理，不同的外感引起不同的性理的响应，从而表达出不同的情。朱子论心的思想在前期注重已发未发，后期更重视具众理而应万事。由外证内，以情证性，溯用知体，这是朱子立足于四端而证明四德的方法。
  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10］
  朱子指出，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两”就是对立的两个要素，就是说任何事物，其内部都必有两个对立的要素，事物才能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四端中应有两个使整体得以存在的要素，这两个要素就是仁和义。在这种理解下，仁和礼归于仁，礼是仁的显发；义和智归于义，智是义的退藏。这个思想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朱子又指出，仁和义对立而成两，符合事物存在发展的辩证法，但四者又贯通着“一”，“一”使事物获得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个一就是仁。四归于二，二归于一，于是仁成为四者最终统一的根源。这是第三节。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11］
  这最后一节是讲智的意义，由于朱子把四德的关系看成是流行终始的关系，于是不仅突出了仁，也突出了智。朱子认为元亨利贞流行不已，贞是前一个过程的结束，又孕育了新的过程开始，故言元生于贞。朱子认为仁义礼智和元亨利贞相同，贞元之际与仁智之际相同，智和贞一样，具有成终成始的地位，仁智之交，就是旧的流行结束而新的流行开始。《语类》也说：
  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也。大雅。［12］
  这种四德论的讲法是由于把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完全对应所引起的，宇宙论的元亨利贞模式深刻影响了他对仁义礼智四德的理解。在这一节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即把“元”说为“元气”。于是，朱子对于元或仁的说法，越来越不就性、理而言，而更多就具有生成形态的气而言了。
  第二节所说的已发未发，涉及仁义体用的问题。前面说到，《玉山讲义》的第三部分言：“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仁义礼智四德作为性理，为未发，为体；恻隐羞恶四端为情，为已发，为用。分言之，仁为体而恻隐为用，义为体而羞恶为用，这就是已发未发相为体用。朱子亦认为，孟子所说仁人心，义人路，则是以仁存于心，义形于外而言，是另一种体用的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