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闽学亦称朱子学。清人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中说：“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1]张岱年也说：“朱熹学说称为闽学，这是因为朱熹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福建一带进行的。”[2]不过，闽学又非仅指朱熹一人的学说，也包括其弟子及再传和私淑弟子长期秉承朱熹学术思想，开展研究活动，共同探索，从而所形成的学术思想体系。
  就闽学而言，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并影响东亚及南亚各国。朱熹等人校注的《四书五经》长期被后来历代统治者钦定为开科取士的范本，其著作浩如烟海，涉及范围广，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系统工程建设中，如何挖掘与保护闽学是一件具有深刻意义的大事。
  一
  朱熹生于闽，长于闽，终老于闽，所创之学被后人称为闽学。其一生著述讲学不辍，足迹遍及东南各地，弟子及再传和私淑弟子人数众多，遍布于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湖南、湖北、山西、广东、河南、四川等地。该学派能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结合当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以重振封建伦理纲常，实现社会和平稳定的局面，即儒家所普遍坚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闽学渊远流长，源于孔孟及先秦诸子，直接伊洛，但以与武夷文化的历史渊源最为密切。朱熹自十四岁因丧父依附五夫诸刘，接受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等人的熏陶起，就开始与武夷山结缘。史载刘子翚常常带朱熹前往武夷山水帘洞讲学，现今该处仍有清初地方官为保护屏山与朱熹讲习武夷遗址所颁布告的摩崖石刻，其中有曰：
  “宋儒屏山诸贤，居武夷山水帘洞讲学，卒即洞建祠，从游门人朱文公亲题匾额‘百世如见’，现存祠中。”[3]
  此后朱熹在武夷山隐屏峰下建武夷精舍，聚徒讲学，专意学问。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诗序》一文中描述其精舍附近的山水及介绍精舍建筑时间时说：
  “武夷之溪东流凡九曲，而第五曲为最深，盖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尽耸，全石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处微载土，生林木极苍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则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旧记所谓大隐屏也。屏下两麓，坡陀旁引，还复相抱，抱中地平广数亩，抱外溪水随山势从西北来，四曲折始过其南，乃复绕山东北流，亦四曲折而出。溪流两旁丹崖翠壁林立环拥，神剜鬼刻不可名状，舟行上下者方左右瞻顾错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岗长阜，苍藤茂木，按衍迤扉，胶葛蒙翳，使人心目旷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极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经始于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来居之。四方之友来者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若夫晦明昏旦之异候，风烟草木之殊态，以至于人物之徜徉、猿鸟之吟啸，则有一日之间，恍惚万变而不可穷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发于予所欲言而不可及者乎哉？”[4]
  朱熹一生在武夷山著述讲学最久，人物之胜也超绝一时。他自谓时贤常“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朱子文集》卷87)[5]，最为知名者有吕祖谦、辛弃疾、何镐、项平父、袁枢、刘子翔、刘珙等人。此外，朱熹还常在武夷精舍“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6]。弟子中较为著名的有蔡元定、黄榦、辅广、陈淳、蔡沈等，史称“朱子讲学武夷，诸生不远千里而聚首执简”[7]。据统计，朱熹门生弟子共五百多人，其中武夷山的就有二百多人。
  当南宋之时，随着朝廷迁都临安，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中心南移，于是“闽浙反为天下中”[8]，而闽北也就成为南宋移民的主要迁入地及供给的大后方和文化大本营。武夷山凭借溪山之胜，成了文化人及思想家们聚首的好去处，在当时也因此成为全国学术研究中心。其实，自唐末中国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开始，武夷山就已成为儒、释、道三教齐聚之所，不仅有三教峰、三教庵，还有三教堂等，均供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塑像。受优美武夷山水的吸引，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家们聚集在一起，互为补益，学术气氛宽松、和谐，为后来闽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朱熹因为负责抚养教育他的“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人也是嗜道佞佛的，所以他也经常出没于武夷山及附近的永乐禅寺、瑞泉庵、云际寺、景福僧舍等，武夷山慧苑寺至今还遗存有朱熹“静我神”、“静神养气”等墨迹木刻。朱熹除了频繁地与僧人交往外，还喜欢同道士往来，《武夷图序》就是他应道士高文举之请而撰写的。朱熹后来通过李侗指点，凭借自己笃实的儒家文化素养，以儒为主干，融合释道，终于完成复兴和发展儒学的伟大历史使命。
  二
  虽然闽学为朱熹所创建，但其发端则始于立雪程门、载“道南”[9]归的游酢和杨时。由于杨时的学术贡献较大，因而后人大都忽略了游酢而只提杨时。伊洛之学由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再传朱熹。后人有感于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人的传道之功，也就称他们为“道南三先生”。又因为他们生长之地均属南剑（今南平）管辖，故而又称“南剑三先生”。作为闽学先驱，杨时的贡献最显著。杨时载道南归之后，不遗余力地传播伊洛之学，以广道学之传。他着手修订《伊川易传》，作《校正伊川易传后序》，编辑二程语录，并将从二程继承的思想融会贯通，自著《中庸义》等，在二程与朱熹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罗从彦虽然后人对他的学术成就评价不高，但由于他一生笃志求道，潜思少行，宣扬儒家道统，言必称孔孟，因而实际上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至于李侗，朱熹师事他达十年之久，又在他的指引下，最终得以逃禅归儒，实现学术思想的重大推进，因而其学养也为人所称道。当然，“南剑三先生”之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师承关系，他们各自对伊洛之学均有阐发，不少思想观点后来被朱熹继承和发挥，成为闽学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
  朱熹闽学的另一重要思想来源是“武夷三先生”的儒学、道谦和尚的禅学和“胡氏五贤”（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的《春秋》学及胡宏所开创的湖湘学。朱熹早年依附诸刘之时，受学“武夷三先生”。“武夷三先生”不拘一家一派，朱熹亦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等无不涉及。在这期间，朱熹还曾师事密庵道谦和尚，向他学禅，前后有十几年时间。在“武夷三先生”中，朱熹以师事胡宪为最久。胡宪乃胡安国兄长之子，既为“武夷三先生”之一，又名列“胡氏五贤”，因隐于五夫籍溪，故学者称“籍溪先生”。他平生主要治《论语》，与朱松常相往来，故而朱熹依附诸刘之后亦师事之，直至他于1162年去世，前后近二十年之久。通过胡宪，朱熹系统地接受了“胡氏五贤”的学术思想。在“胡氏五贤”中，以胡安国居首，他所撰写的《春秋传》曾为宋代治《春秋》者奉为圭臬，被列为经筵读本。胡寅，胡安国长子，少时曾从学于杨时，著有《读史管见》及《论语详说》，对朱熹颇有影响。淳熙十年（1183），朱熹为纪念胡寅，特地将胡寅与刘衡在武夷山罗汉岩上修建的“夺秀亭”更名为“铁笛亭”，取胡寅与刘衡在那里吹铁笛之故事为亭名。胡宁，胡安国次子，幼随其父研读经史、博览群书，胡安国《春秋传》的修纂检索多出于其手。他的著作《春秋通旨》被视为胡安国《春秋传》的羽翼，对后世影响也很大。胡宏，胡安国季子，幼年亦曾师事杨时，终传其父胡安国之学。他一生无意仕进，优游湖南衡山二十余载，著书讲学，创立了湖湘学派；人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就曾师事之。胡宏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知言》一书中，其中有关心性问题的详细论述对闽学心性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闽学与道南学派及武夷诸学派的关系，柯远扬认为：“朱子闽学是从本体论上吸收融合了龟山道南学脉坚持的‘理本论’和武夷湖湘学脉表识的‘性本论’，创造性地以《易》《庸》为理论基础，以太极为道体，构成有自身性、理二重结构的独特的理学体系。”[10]历史资料表明，闽学是自北宋周（敦颐）、程（颢、颐）、张（载）、邵（雍）等人以来各种学术思想的集大成，但朱熹在这一集大成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凑“集”，而是有所发展与创造，即“成”。在朱熹之后，黄榦、真德秀和蔡氏诸贤等又将闽学作了进一步阐发，从而使闽学这一庞大的思想体系更加趋于完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虽说闽学成长于八闽大地，但由于它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它已不仅是八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是我国文化宝库中巨大的瑰宝。当今在西方强势文化严重逼压的情势下，如何深入挖掘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道严峻的课题。就挖掘与保护的关系来说，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挖掘有利于保护，保护是为了更好地挖掘。需要指出的是，闽学文化遗产的挖掘及保护有浅层次和深层次之分。浅层次的即是静态的，如有关史料的辑订、典籍的整理、遗迹与遗址的修缮等；深层次的即是动态的，如深入研究朱熹等人的学术思想及学术精神，弘扬闽学学者们兼容并蓄的恢弘气度，为回应现代新的学术课题与突破新的学术或意义困境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与方法，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新焕发出悠久的思想魅力。
  由于闽学学者人数众多，交流活动范围广，著述种类多，因而对于有关他们历史资料的辑订，必须力求翔实。不可以讹传讹，更不能为了某方面利益而采取“戏说”的方式，甚至故意捏造事实，歪曲历史，造成混乱局面。对于有关典籍的整理，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还必须认真做好勘误与校订工作，以免谬种流传。对于有关历史遗迹、遗址的修缮，必须尊重历史原貌，修旧如旧，以供人们“发思古之幽情”。一些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为了短期利益，竟然将闽学文化遗迹、遗址修建成现代化娱乐场所，这种行为名义上是修缮，其实是在破坏。有的甚至将文化遗址夷为平地，开辟成商品住宅区或工业开发区，漠视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这种损毁文化遗产的行为必须立即予以纠正与制止，以免引起更大范围的国家历史文化瑰宝被毁坏，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惨痛局面。
  同许多文化遗产一样，闽学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分。闽学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如上述所谓闽学历史遗迹、遗址和手迹、典籍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如闽学学者们的学术思想，包括他们的生活态度、文化艺术见解及流传的诗文等。由于闽学学者们学术研究范围广，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医学、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非常卓越的贡献，因而深入挖掘闽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许多学术禁区的逐步被打破，以及与海外学术研究机构交流的加深，我国各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及各地学术研究团体在这方面都相继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特别是作为闽学文化遗产重要基地的武夷山，自开始实施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为海内外闽学研究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研究挖掘的平台。在武夷山召开的历次有关闽学学术研究活动中，不仅学术气氛自由、宽松、和谐，且学术成就也令人瞩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深入挖掘研究闽学学术思想方面，虽然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有一些领域需要更深层次的拓展，如对于朱熹等人所秉持的致思向度的研究与探讨，长期以来人们大都是在人文价值方面作出一些探索，而忽略了其中的科学价值观，以及在现代社会里的重大现实意义。乐爱国指出：“在朱熹那里，格物致知作为道德修养的第一步，这本身就反映出科学的道德价值。”[11]朱熹虽然强调说：
  “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杀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12]
  并且又说：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同上）
  将穷究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事物之“理”与学为圣人联系起来，但他又反对一味穷究自然之物，他说：
  “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13]
  因而在阐述穷究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事物之“理”与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时，他主张二者互为补益，他说：
  “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14]
  就事实而言，并不是普天下所有知识都与道德有关，但作为科学主体的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本身无疑包含着道德。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活动中，也必须遵循科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普遍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同时，朱熹把格自然之物纳入学为圣人之道中，即是肯定了人的科学认识过程对于人的道德修养、实现自身道德理想的价值。虽然朱熹反对“兀然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求取学问，仍不能摆脱传统“尊德性”范畴这一历史局限，但从他平生常与弟子们致力于天文观察及其它科学研究可以看出，其中已经开始有了近代意义科学思想的萌芽。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关系中，他明显偏向了后者，这是由于他开始注意到科学对于社会道德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朱熹格物致知理论中关于科学知识与道德修养之间的深刻内涵，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
  近年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热潮。勿庸讳言，这除了人们对文化遗产中文化内涵的关注越来越深刻外，还看到了其中所蕴涵的旅游品牌资源。其实，文化遗产中文化内涵的挖掘保护与旅游品牌资源的开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文化遗产中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保护有利于旅游品牌资源的开发，而旅游品牌资源的开发也有利于文化遗产中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保护。对于闽学文化遗产旅游品牌资源的开发，首先是提高开发的水准。比如有关闽学文化遗产中的历史文物，不能仅是简单的橱窗展览或劣质的复制，应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挖掘。其次，保护闽学文化遗址的完整性。因为这些遗址是闽学学者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自觉或不自觉活动中的一种空间存在，常常凝聚着他们的思想韵致，如果遭受改变，则隐含的内在意蕴必将消失。其三，保护遗址周围所能见到的山川、植被、地形等有形物体，乃至遗址的氛围，如空间视觉效果、内在神韵的和谐等。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无视遗址的空间格局，搭盖或建筑损坏遗址神韵的构筑物与建筑物，因为一旦内在神韵和整体美感被破坏，则是任何挖掘与保护也无法弥补的。此外，保护闽学文化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由于闽学学者们总是喜欢在青山秀水中筑室隐居、聚徒讲学、著述立说，因而许多文化遗址都与山水联系在一起，如武夷山就是文化与自然紧密结合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这种情况下，文化遗产的挖掘就必须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自然遗产有一部分由再生资源组成，如植被、水景，如果破坏不严重，尚可通过自然调节或人为努力得以逐渐恢复，而更多的自然遗产则是不可再生、不可取代的无价之宝，如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岩石、泉眼、瀑布、古树名木等，一旦随生态环境被破坏而消失，其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为此，只有把握好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其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才能真正获取其中所蕴涵的宝贵财富。
  结语
  闽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代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成熟形态，被称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15]，在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历史上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而对于闽学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必须本着细致、深入的工作热忱来进行。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世界格局中，如何从闽学文化宝库中寻找出中西文化契合点，使其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逐步摆脱在西方强势文化逼压下所面临的学术困境与意义困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道既艰巨又深具感召力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