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理学南传是杨时对客家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大贡献
  中原汉民从中原南迁而来，与当地原住民长期融合，并以人数、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少数民族，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既有中原文化传承，又有当地文化渗透的别具特色的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客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杨时倡道东南，洛学入闽，把纯正的二程之学传播到客家地区并逐步扩大，不仅开创了闽学，还对客家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特别对客家精神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理学南传方面，杨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长达47年。杨时首创东林书院，聚徒讲学十年之久，还先后在福建、浙江、河南、湖南、湖北等地讲学，弟子千余人，其中客家人居多，并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客家学者，著名的有罗从彦、陈渊、萧凯、胡宏、胡寅、李郁、张九龄、吕本中等弟子，成为南宋初期最有影响的学派。众多的客家学者接受理学，传承理学，可见杨时对客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之深。王孙蕃《杨龟山集》原序载：“有宋名儒继出，几以百数，鼓吹正学，羽翼圣经，上传洙泗，下接濂洛，海滨之士称邹鲁焉，然破荒开辟，实自龟山先生始。”《中国名人大辞典》载：“朱熹、张栻之学，其源皆出于时”。
  特别是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他是中国后期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四书集注》被元、明、清三朝定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之书，他的哲学观点影响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长达600多年，迄今仍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先启后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理学对客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时，自然离不开探讨杨时对客家思想文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杨时尊师重教精神对客家文化教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杨时的教育思想突出地表现为教书育人。杨时把传先圣之道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倾力著述，以书传世。他提倡德育与智育相结合，读书与做人相结合，学与用相结合。主张把个人修养与实现理想社会联系起来，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勉励学生要珍惜时光，自强不息。杨时倡道东南，在福建的成果最为显著。一方面，杨时传扬了洛学，给福建带来了崭新的思想；另一方面，杨时本人也进行了很多思考，其研究学问的思想和方法直接影响了罗从彦、李侗、朱熹，这正是由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最终成为闽学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和渊源所在。可以说，没有杨时的东南传道和思想解放，便没有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可能性。从杨时到朱熹，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中断的道统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
  客家耕读兴家的祖训不断弘扬。时至今日，将乐农村客家人的大厅内正中设“天地君亲师”神位，把“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将乐客家人尊师重教，还可以从古迹、节令、民谚等多方面得到真实的反映。将乐有一个独特的节令，农历三月初三，“光斋节”（俗称“三月三”）。学生家中备酒菜请老师。各宗族的族田中单列出一项“学田”，用于奖励宗族子孙读书上进。民间谚语有：“三代不读书，不如一条猪”“田要添泥，人要添才”“修漏乘晴天，学书要少年”“若要求学问，老师必须敬”“穷秀才写出好文章”“子不教父之过”“作田不好荒一年，教子不好害一生”“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等等。
  因为重教，从宋至清末，三明全区有书院99所，而私塾、义塾更是城乡比比皆是。三明市境内历史上中进士总人数达720名，其中客家人苦读成才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沙县罗从彥“鬻田求学”的典故亦在沙县成为美谈。李侗24岁时，始学于罗从彦，他一生不求功名利禄，一心追求儒学真谛，从彦称曰：“愿中求道甚锐，趋向在抵近正。”尽得其所传。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其苦学成才的感言。见证了客家人的崇文重教。
  客家人的重教精神，除了体现在客家名人自身从小刻苦读书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自我以外教育的重视，并竭尽全力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促使更多的客家子弟成才。如明人张显宗，宁化人。洪武二十四年进士，同年“特赐状元”。他任国子监祭酒后整顿学风，健全制度，在任内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清代宁化人伊秉绶在惠州为官，特别重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主持重修“东坡故居”，创建“丰湖书院”，奖掖后学，成就人才。
  （三）杨时精神对客家人爱国主义情怀的影响同样突出
  客家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许多客家历史名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这种爱国情怀一方面表现在反抗外族侵略、浴血奋斗牺牲方面。宋代最有气节的李纲、文天祥等人均为杨时作“画像赞”。李纲称赞杨时：“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民族英雄文天祥、理宗宝祐四年举进士第一，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长驱东下，文于家乡起兵抗元。后兵败被俘，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尚品格，留芳千古。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客家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则突出地表现为客家“强颈“精神。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的红土地，洪秀全、孙中山、朱德、叶剑英、刘少奇等不一而足。日本著名学者山口县造著《客家与中国革命》：“自强好斗，没有客家人，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史。”客家男人，不论出外谋生、立业，或从政、从军、从商，都是敢作敢为，拼搏进取的。
  客家人的爱国情怀还突出地表现怀乡爱民方面。邹应龙，嘉定十四年奔母丧返归泰宁县，正遇家乡大水，当即散家财赈济灾民。海外客家赤子，他们身居异邦，心怀乡国。梅州市客家侨批见证华侨发展史和爱乡爱国壮举。梅州市现收集保存的侨批档案共22748件（不含散存在民间部分）。这些侨批涵盖了从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各个时期。梅州是全球客家人最大的聚集地和衍播海外的出发地，现有300多万华侨分布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梅州四成左右的人口依赖“侨批”带回的款物为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的客家后裔和港澳台客属同胞，纷纷在故乡投资建厂，为振兴故乡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经常慷慨出资赞助家乡的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体现出游子的爱乡情怀。
  （四）杨时是清正廉明、恤民爱民的楷模
  杨时还创造了一种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默坐澄心”、“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独特修养方法，并一直为其门人后学所信守，“以主静为宗”被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李延平集·卷三》）。罗从彦将其传授给李侗，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延平四贤”都向往“平淡”生活，安平乐道。
  杨时注重清操直节，强调“接物应事，唯直而已。”他从政期间，敢于直言朝政弊端，抨击童贯、蔡京等重权大臣祸国殃民的罪行，充分表现了伟岸正直、一身正气的美德。杨时一生清贫乐道，清正廉明。朱熹在龟山先生遗像题词中称赞杨时“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杨时其优秀的品质，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后人。注意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明辨是非，克己慎行，反对贪图享受，骄奢淫逸。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刻苦勤俭。在这方面，广大山区的客家妇女表现得特别突出。客家女人是公认的贤良淑德的典范。到田间地头看一下，很多女人身上背着小孩，在烈日下劳作。男人在外求学求功名，女人，永远在家里毫无怨言地支撑着一个家，苦苦等待。她们艰苦卓绝、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精神，历来为中外人士所赞扬。她们有力地促进了客家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说：“在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的妇女，最值得赞赏的当推客家妇女了。”英国学者爱德尔在他所著的《客家人种志略》称：“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妇女集中体现了客家人刻苦耐劳、勤俭朴实、坚毅顽强、自力自强、聪明进取等优秀品质与精神，更完整充分典型地塑造出客家人的形象和精神风貌。
  爱国爱乡、崇文重教、刚毅聪慧、勤劳朴素、开拓创业。这些都是客家精神的具体表现。宋至清代客家精神的逐步形成，与杨时的大力弘扬，特别是以身示范是分不开的。杨时对客家精神的影响至今仍存。我们研究客家精神，不能不研究杨时。客家精神的形成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和独特的历史渊源中，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不断的推陈纳新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为中华族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客家文化研究中，亟待提出一个标准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客家精神，准确地表达与概括，便于大家学习、宣传与弘扬。凝炼杨时精神，既是对优良传统的回顾和总结，更是为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寻求具有自己特色的、用之不谒的精神动力。我们不但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深刻领会客家精神的内涵和意义，更要把握时代特点，顺应时代潮流，赋予时代内涵，努力弘扬客家精神，使之真正在人们的思想和实践中生根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