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教育革新的启示
  张建光
  一
  相对于从政著述而言，朱熹的教育成就更为卓越。相对于理学而言，朱熹的教育思想更为人们所认同。朱子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中国教育发展历程中起了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朱子一生除了为官九载、立朝四十六天外，长期致力教育达半个世纪。就是为官所至也是不停教学。他著作等身，后人统计有2000多万字和800多万字两说。其重要著作如《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伊洛渊源录》《周易本义》《童蒙须知》《易学启蒙》《小学》等大抵因为讲学需要而编撰。《朱文公集》大量的通信都与论道讲学有关。《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讲述的是朱子数十年与学生教学对话实录。这对两宋三百二十年的教育史来说，朱子兴学讲学就占了六分之一的时间。从学朱子门下的学子，据陈荣建先生考订就有488人。至于元代以后，朝廷钦定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开科取士的典籍后，天下无不读“朱书”。他的学生弟子更是蔚为大观。朱子讲学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层次之多、受众之大，后人难以比肩。朱子教育思想涉及现代教育学诸多方面。何谓教育、教育目的、教育使命与功能、教育内涵诸方面；教育的不同层次、制度化教育与非制度化教育、课程教材、教育方法与原则等。当然，他的教育思想并没有以专著的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他的著作中，也反映在他与门人弟子和讲友提问作答、书信往来中。研究中国教育历史，朱子是绕不开的话题。
  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地的武夷山景区，有座人文胜景——武夷书院（历史上也称“武夷精舍”“紫阳书院”等）。它就是朱熹亲自擘划、营建、主办的私人讲学的学校。按照朱子所写的《精舍杂咏十二首》所叙，书院处“溪山最胜处”的五曲隐屏峰下，拥有智仁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茶灶等十处建筑。书院虽然由朱子称之为“精舍”，其实是他率弟子自力更生所为。书院落成后，袁枢、韩元吉等儒学大家纷纷前来祝贺。韩元吉写道：“淳熙十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有山中之乐矣。’盖其游益数，而于其溪之五折，负大石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诛锄茅草，仅得数亩。面势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带，若阴相而遗我者，使弟子辈具畚锸集瓦木相率成之。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在是。”朱子从淳熙十年到绍熙元年（1183—1190）八年间就在这里办学。朱子一生讲学主要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寒泉精舍和云谷草堂，一是武夷书院，一是沧州精舍。三个时期大致都是八年。其中集中讲学最长、学术氛围最浓、活动最活跃应是在武夷书院时期。这八年是朱子思想成熟时期，也是他讲学的黄金时期，最能体现朱子教育思想和实践。在此期间，他完成了《易学启蒙》《考经刊误》《诗集传》《小学》和《大学章句》《中庸或问》《周易本义》等著作。特别是淳熙十六年（1189）完成了《四书集注》，开创了中国经学史上“四书”时代，标志着朱子“集大成”的理学体系成熟。朱子将《白鹿洞书院学规》的精神以及过往讲学实践的经验，贯彻到武夷书院教育活动中去，在“讲明义理以求其身”的道德至上的旗帜下，要求学子们立志、主敬、涵养、审察，做到穷理格物与修身笃行的统一。朱子将“四书”列为书院教材之首。弟子杨楫记，“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朱子要求学生对圣贤之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涵养玩索，著实行履”。同时朱子还与诸大儒展开论辩，“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朱子与浙江永康学派的陈亮展开了长达十余年关于“义利王霸”的论辩。这是朱熹与张栻“长沙论学”和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后，中国思想史上又一著名的学术辩义活动。书院客观上成为“传道”的重要载体，成为理学传播的摇篮。因此武夷山被称之为“道南理窟”。朱子十分注重调动学生主体积极性，经常让学子门人间互相讨论切磋。蔡元定、黄榦等学者均有代师授课的记载。《朱子语类》中反映学员们互教互学的内容十分丰富，自由讲解、学术交流的气氛甚为活跃。朱子的教育观十分全面，他还注重启蒙教育，“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弟子，皆入小学。”他亲自编写教材，于淳熙十四年（1187）编成《小学》六卷，封面题“武夷精舍小学之书”。这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使用封面的图书，使得书院之外又有了类似当今的附属小学。同时，朱子还与外地学员通信往来，《朱文公文集》此类书信很多，内容涉及教学的各个层面，宛如当今的函授教育。朱子不仅推崇道德至上、人伦价值，还注重挖掘生命底蕴，追求天地人三才和谐。讲学期间，带领学子游弋于武夷的碧水丹山，感受大自然中蕴含的哲理，把“天理流行，随处充满”的思想与游山玩水巧妙结合。至今九曲溪沿岸诸峰还留下他和挚友们的手迹石刻。武夷书院办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培养的学生今日有姓名可考的就有103人。他们皆背负修齐治平重任行走天下。清乾隆文渊阁大学士史贻直说，“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流风相继，历文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而山之名遂甲于天下”。特别是康熙帝亲书“学达性天”匾额赐于武夷书院。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武夷山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热遗产名录，认为武夷山是朱子理学的摇篮，世界研究朱子理学的基地。武夷学院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重要内容而千古流芳。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绝大多数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教育更多的是对“文革”前的恢复和扩大，这个领域解放思想，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如何结合中国国情，符合教育规律和趋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真正做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研究梳理中国传统教育，特别是朱熹的教育革新思想和实践具有现实和历史的意义。
  二
  朱熹生活在宋朝，恰是“重文治”“轻武功”的时代，统治阶级由“武功”转向“文治”。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七年（982）明确提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于是“兴文教，抑武事”，北宋进入教育的繁盛时期。但是由于北方金族入侵中原，1126年北宋首都开封被攻陷，俘虏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宣告了北宋王朝的灭亡，以赵构为首的宋朝王室于1127年在临安建立起南宋王朝。山河破裂，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思想斗争，各种矛盾极为激烈和复杂。西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也已产生，于是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力的局面。由于朝廷尊孔崇儒又提倡佛老，而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儒学又不适用于国家指导思想，于是儒家学说走向式微，以致于自命孟子之后的韩愈大声疾呼，“道断”。北宋五子和朱熹们全力应对道德日下、外来文化和理论传承的挑战，力图恢复和确立国家的主体意识，重建社会理想和人格境界。而作为宋朝的教育重要形式的官办学校，大致分为：国子学和太学，具有大学性质；武学、律学、书学、算学、道学和医学，属专科性质；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和国立小学，属贵胄性质；还有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属特殊性质。地方学校分为洲学和县学。各级官学入学条件较严，招生人数也有限定，主要是服务官僚阶层的子弟，其终极目标就是为科举考试服务。这样培养的人才离宋太祖赵匡胤所确立的“文德致治”的要求相去甚远，培养出来的士人、儒者、官员、军人浸淫着升官发财、贪图享乐的思想，真的是“文官贪财，武官怕死”，以致金军铁蹄所及，如入无人之境，大宋王朝不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而是“安不下一张行军床”。朱熹和大批知识分子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作己任，模仿孔孟行为，撰写奏疏，向朝廷和地方官府提出救国复兴的积极建议。然而道不行，他们转而从事思想理论研究和文化教育，为国家铸造新的精神武器和新的人才。朱熹大力鼎故革新，采用新的理念、新的学校、新的教材、新的方法，不遗余力地培养天下英才。
  （一）新理念
  朱熹直承孔孟，把孟子关于教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宗旨，阐释说“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己者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矣。”一句话，教育的宗旨是使人向善，不仅是个体人格的完善，还要使社会性集体人格完善。《大学》开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儒家的“三纲领”。朱熹注释“亲民”解为“新民”，也就是要求社会精英们在自己拥有高尚德行后，还要引导全社会明德善行，不断追求至善境界，造就一代又一大新的社会有用人才。朱子规划了圣贤君子培养的“路线图”：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儒家所谓的“八条目”。在这个发展链条中，“修身”是“内圣外王”的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也是教育的全部价值所在。其哲学依据可从朱熹的理气论和人性论上进行说明。“理”是朱熹哲学的最高范畴。他把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统一于天理，“须知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便是天理之件数”。这样，他就在理一元论的前提下，构建了道德伦理的形而上学，使道德教育具有了本体论依据。由此推出“性即理”，人与物因其理各得其性。现实中的人性总是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统一，前者是天理，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普遍本质，后者则是人的特殊本质，是天理和人欲的综合体。但“性可复”，性发而情，“心统性情”，“只是这个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是善，人心“可为善，可为不善”，只要主敬涵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变化气质，就能人心变道心，止于至善，成为圣贤君子，成就天下大业。
  （二）新学校
  朱熹的教学活动既重官办学校，更与私立书院关系密切。史志记载，与他有直接关系的书院多达67所。其中亲手创建的4所、修复的3所、读书的6所、讲学的20所、撰记题诗7所、题词题额的6所。钟情书院教育，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朱熹可谓第一人。中国书院始于唐初，盛于宋代。如果说唐代的书院只是作为官学的补充，那么朱熹的教育实践则赋予书院全新的内容，邓洪波教授撰写的《中国书院史》指出，书院规制在北宋就已经形成，但书院教育制度的确立却是朱熹完成的。朱熹将书院规制扩展为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问六大事业；朱熹制定了书院的学规，即《白鹿洞书院揭示》，列出了“圣贤所以与人人为学之大端”，分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揭物之要，朱熹还编写刊印了系列教材。
  由于书院大多由民间设立，国家虽有支持和褒奖，但其经济和办学思想是独立的，主要由私人管理和组织教学，书院就大大有别于官学和一般私学，书院教育主要是完善个人品德和增进学识，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书院有着自身的学术师承。书院不是单纯的师授生学的被动学习，而是以学生读书思考为主，辅之以硕儒会讲、师生讨论、学生切磋等教学形式，十分注重“对话”学风的发扬，追求极大的自由精神。书院有教育更有教化，强调德行的圆满，人格的完善，心灵的满足。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中国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孔门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则人而道天，由人文重归自然。此乃中国文化教育一项重大目标所在。”书院不同于官学的最大特点就是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它是对科举考试的修正和批判，也是对教育宗旨的正本清源。虽然通过书院教育不乏金榜题名者，虽然朱熹本人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的，且他的著作后来作为开科取士之制，但他却是科举考试的坚决反对者。朱熹在《信洲洲学大成殿记》文中说，“士子习熟见闻，因仍浅陋，知有科举而不知学问。”在《答腾德章》信中说，“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且技愈精，其害来愈甚。”朱熹极力主张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既不同意当时宰相赵汝愚的“三舍法”，也不赞成其他人提出的“温补法”。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求州县共同承担选拔人才的责任，要求以德为先培养人才，选拔敢于承担大任而有实学者。朱熹对科举考试的批判是严厉的，甚至直斥士子“钓声名，干利禄”，“至于后世，学校之设虽成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这就是朱熹为什么热衷于兴办完全不同于官学教育路线的书院的原因。
  （三）新教材
  朱熹捍卫道统，又发展道统，思想解放疑经惑传，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中国古代教育经典内容，在汉代是“六经”，汉代以后除去《乐》称为“五经”。随着时代的发展，“五经”对大一统的国家意志指导不强，与释老抗衡的针对性不够，也不利于士子学人循序渐进的学习。朱熹与时俱进地以《四书》代替“五经”，使中国古文化主题鲜明，体系完整。《大学》《中庸》原是《礼记》中的两篇短文，而《论语》在汉代仅为小学所必修，《孟子》在汉以前不被认为是经书。朱熹用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临死前三日还在改写《大学诚意章》的注释。1182年，朱子在浙东任职上第一次将“四书”刊印，并第一次提出“四书”之名，在武夷书院教学期间刻印了“四书集注”。朱熹认为“四书”体现了孔孟的基本思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道理粲然……何理不可容，何事不可为。”朱熹认为学习儒家著作，要先“四书”后“六经”。“《四书》《六经》之阶梯。”而就《四书》体系的内部而言，朱熹主张应按《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的先后次序来学习，道理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都《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
  朱熹关于教材的革新是成套系统的，将士子个人的“学”与为公众制度的“教”加以沟通，考虑到儿童与成人、普通人与统治者的不同教育特点；注意到不同学者的水平差异；也考虑到了课程教材结构的平衡；兼顾了儒家经典的重新编注与中心的突出；关联了经典的学习和新近的学术，特别是新儒学的发展，这样就为新儒家教育理想的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西方学者狄百瑞把这一套新的系统化的教材列为十一项，即：1、《小学》，作为学习的最基础的教材；2、《乡约》，广涉乡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及交际规范；3、朱子公告类（如《谕俗文》）《晓喻词话谍》《晓谕居表持服遵礼律事》等），对一些特殊领域的地方事务及人际活动的指导；4、《白鹿洞书院揭示》，基本的学校教条；5、《朱子家礼》，家庭生活礼仪与传统礼仪；6、《四书集注》，反映程朱理学的主要内容与理想；7、《经筵讲义》，为统治者所谈基本讲义；8、《近思录》，《旧书》入门及成圣贤之序；9、《伊洛渊源录》，新儒家的学说本源；10、《通鉴纲目》，修正《资治通鉴》，立正统正人心；11、《学校贡举私议》，所有为学之要旨。
  （四）新方法
  钱穆先生言，“在理学家中，正式明白主张教人读书，却只有朱子一人”。朱熹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他说，“道有实体，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贬，语不能显，默不能藏。”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共性个性统一。朱熹总结了孔子的教学方法，在有教无类，同等教育前提下因材施教，因人培养。朱熹的门徒众多，年龄不同，知识底子不同，禀赋、兴趣也有差异。他根据各人“人品之高下”，“材质之大小”而成就之。他说，“德行者，潜心体道，默契于中，笃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语者，善为辞令者也；政事者，达于为国治民之事者也；文学者，学于《诗》《书》《礼》《乐》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盖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长以入于道。”
  2、教育学习相长。朱熹根据《礼记学记》所说，“学，然后能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又引用孔子和子贡问答，要求师生在教学中都能日新其德、共同进步，而且指出，教是仁，学是智，对己对人都是高尚的。基于此，“学不厌”“教不倦”。基于此，朱熹对学生采取诱导为多，而不仅仅是授受。朱熹对学生说，“某此间讲说时少，践履时多，事事都用你去思索，某只是做个引路底人，做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用商量而已。”基于此，朱熹要求学生多多向教师提问。《朱子语类》中记载的门人所提的许许多多问题，都得到朱熹的详细回答。朱熹提倡师生之间相互问疑，“学贵有疑”，“疑而后问，问而后智，知之真则信”。他们经常在夜间就着烛光进行问答讨论，仿佛像“夜大学”。
  3、致知笃行并重。朱熹十分注重学习的实践性，并要求理论联系自己。他所说的“知行相须”如此，“博文约礼”也是如此。他指出，“致知力行，用功不何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知行相须，有如眼睛和脚的关系。当然学贵践行，“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方面的用语，朱熹多有强调，如力行，践行，躬行，践履等，朱熹把读书与其功夫论结合，要求与自身修养联系起来，“学者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一一体察，须是晓然无疑，积日既久，当自有见，但恐用意不精或贪多务广，或得少为足，则无由明白”。用现代人的话语，就是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值得指出的是朱熹所说的践行，也包含经世致用的精神。他一生提倡“崇德进业”“成就德业”“措诸事业”“因于世用”“经天伟地”的实学。
  4、课里课外结合。朱熹注重课堂常规教学，既有师道尊严的一面，又有营造轻松气氛的一面。喜欢用生活中熟悉的事例和画图讲解书本知识。著名的解《易》图就是，以图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既浅显易懂，又生动活泼。朱熹还把课堂延伸到室外，举行讨论，辨论和会讲，同时带领学生游历灵山秀水，放怀吟唱。“兴发千山里，诗成一笑中”，其门人叶贺孙说：“及无事领诸生游赏，则徘徊顾瞻，缓步微吟。”千古绝唱《九曲棹歌》就是在武夷书院办学期间写就的。
  三
  朱熹留下了丰富的教育遗产。它对于我国当代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的同时，更应反求自身，总结和学习传统的教育经验，结合实际加以创造性弘扬。我想朱熹教育改革做法，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肯定：
  （一）德育为先
  1985年、1994年、2000年、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三番五次下文，要求学校加强德育工作，并把它作为评价一个地区、一所学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甚至出现了像马加爵宿舍杀人案、刘海洋伤熊案、药家鑫杀人案、北大学生吴谢宇弑母案，为了喝口水竟然毒死舍友，为了争第一名、第二名竟然捅死前者。这些案件虽然是极端案例，但却足以反映我们的德育缺失。而另一方面，大量的学子求学国外，且呈低龄化的趋势，仅美国就有37.7万中国学生，占全世界留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这本身不能不说是对我们教育的不认可或不理解。最近微信上读到一则消息，一位在苏州私立学校教了八年书的德国外教，带着挫败感离职回国。他说学校的教育“记忆成了学习的唯一方法，高压成了教育的唯一手段，保护成了成长的唯一措施”，“教育的功能只是为了应付试卷上的标准答案……人性教育、逻辑教育却是空白。”他非常悲观地认为“我一辈子也无法在中国看到真正的教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不外乎是社会、家庭和学校。家庭是德育缺失的导向因素，社会是德育缺失的动力因素，而学校是德育缺失的直接因素。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德为先。朱熹反复说，国家教育“所以必立德行之科，德行之于人大矣。……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道德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也是为学之本。学校的德育工作应从“三全”上下力气：一是全员。所有从事教育的教职员工，都肩负着教书育人的天职，都是德育工作的主体，不能只教书不育人。把德育工作当作是政工部门和政治老师乃至班主任的事，都是未尽为人师表之责，那样只能使学校行政化愈发严重。德育工作愈发“隔靴搔痒”，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全程。要把德育贯穿到教育和管理的各个环节，从学生的行为举止到各门知识的学习的全过程，让学生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三是全力。学校要把德育工作抓好，主管部门要建立简易有效的德育评价体系，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将学生和教职员工德育情况及时反映，高考的内容和录用要体现和突出德育，改变“选分不选德”的状况，全力将德育工作落到实处。
  （二）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朱子修养论，也是认识论与方法论。钱穆先生指出，“朱子思想，以论格物穷理最为后人之重视，亦最为后人所争论”。格物一词，见于《大学》。而“格物致知”的理论是朱子对儒学的重要贡献之一。朱子认为古本《大学》颇有错简，遂重新修改，将其分为经一章、传十章。他发现传之第五章已亡失，于是“窃取程子之意以补之”。朱子的“格物致知”就其目标而言，即物穷理，体悟天性，依循天理，知不善之不当为而不为；就其对象而言，指“凡天下之物”都应格；就其方法而言“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必须“用力之久”。就其预期成效方面，使“知物之表里精髓无不到”达成“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目标。朱子提出了一条向外求知的方法，通过实践求理，获得真知，不断格物，不断进步，从而认识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如果撇开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成分，这一理论与毛泽东主席所表述的认识总规律十分相似，“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
  朱子对“格物致知”理论身体力行，上“格”天文地理，下“格”飞禽走兽，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理判断。他发现了化石、雪花六边形、悬棺所葬的是部落酋长等科学事实。他自制浑天仪，观测天象，得出“东方星云说”的结论，比西方天文学家开普勒早上四五百年。他对周易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那张阴阳回环相抱古太极图，极大影响了波尔和莱布尼茨，而前者创立了量子互补理论，后者则是电子计算机基础二进位制的创立者。英国科技史家、中国科学史之世界权威李约瑟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指出，“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这说明朱子“格物致知”的要求不仅是道德层面的，反而更多属于知识层面。值得指出的是朱子这一理论还具有实践的品格。他强调知行相须，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故圣贤教人，必须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铭之”，“学贵践行”。
  作为朱子教育思想重要内容的“格物致知”理论，长期以来被束之高阁，被认为不过是“尊德性”之论。坚持中国特色教育发展道路，理应把“格物致知”摆上应有的位置发扬光大。第一，要把“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既作为立德树人的指导原则，又作为探索追求科技知识的方针，为中国特色教育的指导思想提供涵养和补充。第二，要把“格物致知”作为方法论。以其为人才培养，道德养成的起点，也作为道德完善，知识进步的目标，更当作手段，对事物的了解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循环往复，循序渐进。“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日既多，然后脱然在贯通处”，使“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第三，要把“格物致知”作为功夫论。正因为朱子把格物致知的对象确定为所有天下之物，要求“格”之其极，“今也必须为僧家之行脚，接四方之贤士，察四方之事情，览山川之形势，观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迹，这道理方得周遍”。读书成才要动脑，更要动手，贵在实践，让孩子们的人生变成行动的人生。
  （三）生命教育
  应试教育像座大山，压得孩子们没有童年，没有欢乐，没有兴趣，没有创造性。“在不该认字的年龄认字，在不该算数的年龄算数，美其名曰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而素质教育的所有能力训练，到最后都成了应试工具。这极大摧残了孩子们的身心，以致于一旦考上了，反而茫然不知所措，几乎每所高校都有轻生的事件发生，而这些学子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
  朱子的教育思想本质上是生命教育学说。他的核心观念是易传的“生生”与孔子的“仁”。从先秦开始，圣贤就重视人生，儒家更重“仁”，把“仁”作为“仁义礼智”四德之首，并包括其余之德。朱子说，“孔门之学，所以必以求仁义为先，盖此是万理之源，万事之本”，“如《大学》致知、格物，所以求仁也；《中庸》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力行，亦所以求仁也”。但是朱子将“仁”的观点发展到极致，构建了“仁”的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体系，阐述了“仁”与“理”，“仁”与“心”，“仁”与“生”的关系，将人道与天道贯通起来，释仁为“心之德、爱之理”，指出“仁者，人也”；仁字有生意，是言人之生道也。”钱穆先生说，“朱子专就心之生处，心之仁处着眼，至是而宇宙万物乃得通为一体。当知从来儒家发挥仁字到此境界者，正惟朱子一人”。朱子认为实现了仁的境界，就能得到“至乐”，就能达到“天人合一”，把握生命、体验生命、理解生命、化育生命、提升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使生命趋向至善。这是朱子教育思想的根本精神，朱子所有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
  借鉴朱子的生命教育理论，我们应当做到：第一，加强人文情怀，生命尊严。学生的身心健康高于一切，发展生命、提升生命作为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决不能把学生视为产品和士兵，决不能把学校当作工厂和兵营，把所有的孩子视为己出，让他们生命如鲜花一样沐浴春风雨露盛开。第二，加强素质教育，全面发展。要把教育主管部门关于素质教育的好主张落实到实处，如同马云办学那样将音乐、体育、绘画、美学等全面发展的课程作为必修课，让德智体美劳的培训回到课堂，回到学校，而不是交给家长和社会。然后隔山打鼓形式主义般整顿。第三，加强修学，研学，让学生在游历山川，领略中华民族丰厚的自然文化遗产，寓教于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春游都不敢组织，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民族传统送给外国去发扬。
  杨荣文化在建州控股集团的传承与发展
  建州控股集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企业的灵魂在于发展过程中根植于内的企业文化。建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根植于其创始人杨仁慧先生，其自小受到的《杨荣家训》陶冶，始终秉承《杨荣家训》中“万物生两间，斯人最为贵。惟能尽人道所以与物异”“乐善敦信义，散栗济贫匮”“始终必以诚，表里为一致”“惟满则招损，惟谦乃受益”“见贤思齐焉，高山维仰止”等为人处世之道，以好家风建设建州集团这个大家庭，在建州集团发展至今的22年中，其企业文化已深深地烙上了杨荣文化的印记——尽人道、敦信义、济贫匮、谦受益等。
  建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杨仁慧先生1996年在建瓯成立的建州物资有限公司，2004年移师福州后，成立福建建州物产集团，2011年正式通过国家工商总局审批，更名为建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至今已走过22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期间，建州集团有过辉煌、有过坎坷，但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承着“诚信、责任、创新、学习”的核心价值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不忘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回报社会。集团始终以杨仁慧先生接受的《杨荣家训》中的“乐善敦信义，散栗济贫匮”的传统美德来践行企业的诚信经营和社会责任。至今，建州集团已投入1000多万元用于各地救灾赈灾、乡村扶贫、校园和社区图书捐赠以及社会爱心公益等各方面，并获得社会各方的广泛认可。企业还先后获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福建省民营企业100强”“中国AAA级信用企业”“全国模范职工之家”“福建省著名商标”“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状”“福建省劳动和谐企业”“纳税先进单位”“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等殊荣。在坎坷的过程中，仍不失诚信与担当。在2015年遇到国家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建州集团遇到资金链断裂及挤兑危机，杨仁慧先生始终以“斯须颠沛间，弥当加警励”来勉励自己坚守“诚信、责任、坚持、担当”，以高度负责的态度面对现实压力，把企业承诺、债权人利益放在首位。在政府的帮助以及广大债权人的理解支持下，企业上下多方联动，凭借建州多年发展过程中的诚信经营和杨仁慧先生“始终必以诚，表里为一致”的人品与友善利他的好口碑，遇贵人相助，还清民间和银行所有欠款。数百位债权人赠送建州集团“勇于担当，诚信典范”牌匾，政府领导高度评价建州控股集团为坚守“诚信、责任、担当”的良心企业。
  现在的建州已由创立之初以汽车贸易和钢材贸易起家，逐渐发展定位为“建州资本＋产业”的现代型企业。建州资本板块，发起文化基金、天使基金、产业基金，打造一家未来的上市公司，充分发挥资本带动产业的作用。在产业板块上，投身智慧居家养老产业，打造健康管理、中医治未病与保健产品销售为一体的大健康产业，发展三农绿色生态产业，打造建州·万木林康养度假区，发掘优秀历史文化，以文化铸魂，推动乡村振兴，打造绿水青山，实现生态文明。现在的建州已由以传统产业为主的企业转型升级为更适应时代发展需求、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现代型企业。在未来的企业发展过程中，建州仍将以“乐善敦信义”“始终必以诚”来要求自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建州集团的企业文化建设过程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弘扬新时代精神相结合的过程，是在根植于杨荣文化的基础上，将新时代党建融入到文化建设中去，建州集团创始人杨仁慧先生在企业创立之初，便将自己接受的杨荣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更不忘要将党建工作结合进企业文化建设中去。建州控股集团党总支于1999年9月在建瓯成立党支部，是建瓯首家民企成立党支部，2012年11月升格为党总支。集团创始人、法定代表人、党总支书记杨仁慧同志，曾担任福建省第九届政协委员、南平市第四届人大代表、第十届省工商联常委，现担任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民营企业商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闽商资本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福建省闽商文化发展基金会常务理事、世界杨氏联谊总会执行会长、福建省诚信促进会副会长等职务。杨仁慧先生在集团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在引领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多次组织企业员工参观福建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学习当代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教导员工“见贤思齐焉，高山维仰止”，提升自身内在动力，将革命精神、时代精神融入到建州企业文化建设中去。内外兼修，重视企业文化场所建设，规划建立党群活动场所，建立一条红色长廊，宣传党的发展历史及一系列先进文化，将其打造成建州集团企业文化的特色，建设属于建州集团的独特文化场所。
  在新时代的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建州集团仍将始终牢记并传承杨荣文化中“惟能尽人道，所以与物异”“乐善敦信义，散栗济贫匮”“始终必以诚，表里为一致”“惟满则招损，惟谦乃受益”的优秀家风作风，融入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以党建来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以“为人类美好生活奋斗终身”为使命，建设“百年建州，幸福家园”为愿景不断前行。我们始终坚信在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的十九大精神引领下，建州集团这个大家庭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撸起袖子加油干，在新时代的发展中开启新征程！
  弘扬延平四贤文化意义重大
  思贤
  2018年是朱子诞辰888周年，也是闽学鼻祖杨时诞辰965周年，探索当代走朱子之路，弘扬延平四贤思想文化意义非浅。
  文化是国家的血脉，是民族的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研究、弘扬工作。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里所指的“本来”就是指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延平四贤文化本身就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领军人物，尤其是朱子。既然要弘扬延平四贤思想文化，就必须进一步挖掘、研究其文化资源。要把延平四贤思想文化之精髓与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契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延平四贤思想文化的深刻魅力，达到重塑民族精神，聚民心，立党心，从而激活我们中华民族的蓬勃力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党全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
  笔者认为当前走朱子之路，进一步挖掘、研究、弘扬延平四贤思想文化精神为当今社会服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挖掘、研究、弘扬延平四贤的思想文化，要了解延平四贤的生平事迹和精神内涵，明确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对专家学者来说，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丰功伟绩和丰富深厚的思想文化知之甚多，然而对于普通群众来说，也许还较陌生。因此，专家学者有责任和义务用通俗的语言，对延平四贤逐一加以介绍。“延平四贤”是授受相承关系，也是学术传承的主要形式。他们是一脉相承的四代理学传人。他们都是先为弟子，后为师长。罗从彦先是杨时的学生，后为李侗的老师；李侗先是罗从彦的学生，后为朱熹的老师；他们都是理学道南学派具有鲜明特色的关键人物。他们的每一位都给我们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尊师重教、勤政爱民、勤俭朴素、爱家爱国的历史典范，一直教育和鼓舞我们奋力前行。
  杨时（1053—1135），字立中，号龟山先生，宋南剑州将乐县人；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北宋理学先师程颢和程颐的真传弟子，是闽学鼻祖。他与游酢同去洛阳拜师程颐，留下了“程门立雪”这一家喻户晓的千古佳话。清朝康熙皇帝曾亲笔御书“程氏正宗”赐予杨时后人。其真迹至今还珍藏在南平市延平区玉地村。他的名字较早祀奉在山东曲阜的孔庙里，足见历史地位和思想文化成就之高。
  罗从彦（1072—1135），字仲素，号豫章先生。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南剑州剑浦县罗源乡人；是道南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介绍和讲述杨时的学说，还收授李侗为徒，传道于他，从而形成道南学派的独特学术风格和思想文化特色。也正是由于杨时、罗从彦、李侗传承“二程”之学，从而奠定了闽学的基础，为朱熹成为理学集大成者树立了根基。为彰显罗从彦的功绩，清康熙帝亲笔御书的“奥学清节”，至今还珍藏在南平市延平区罗源罗家祠堂“御书楼”里。
  李侗（1093—1163），字愿中，号延平先生；宋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林乡（今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下岚村）人；是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作为教育家真正做到为人师表；作为文化人，他自甘淡泊，不做官、不作文。24岁拜罗从彦为师，得其真传。是“二程”理学的三传弟子，他与杨时、罗从彦并称“南剑三先生”而流芳千古。清康熙皇帝亲笔御书“静中气象”赐予李侗后人，其真迹珍藏在南平市博物馆。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他对程朱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继孔子之后中国又一大儒，世人尊称其朱子、朱文公。清康熙皇帝亲笔御书的“文山毓哲”至今悬挂在尤溪“南溪书院”内，其丰功伟绩名闻天下。
  “延平四贤”的历史性贡献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我们今天主要探索与研究他们对当代社会积极作用的共同之处，我想由以下几方面阐述可供当今社会借鉴和学习之处。
  一、延平四贤都主张尊师重教，都注重品格教育
  闽学鼻祖杨时自从笃志问学，膜拜程颢、程颐，经常以书信的方式向老师求教。特别是他与游酢一道前往洛阳求见程颐，留下“程门立雪”这一流芳千古的尊师重教典范。
  罗从彦师从杨时二十余载。经常登门求教杨时，深得老师的信任和认可，从而“独得不传之秘”。得闻龟山杨公得河洛渊源，慨然想慕，及为萧山令，公不惮千里，徒步北面焉，拜师之诚，可钦可赞。无怪乎杨时赞曰：“及门千人，无可语道，唯仲素一人而已”。
  李侗24岁师从罗从彦，从此紧随其师脚步。此后，李侗不仅在学术上完全接受了罗从彦的思想，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极力效仿罗从彦。罗从彦不愿仕，李侗也不想当官。罗从彦严毅清苦，性情泊如；李侗也淡泊明志，穷经论道，默坐澄心，其一生述而不作，颓然若“田夫野老”。其莫大的功绩是培养出朱熹这位集理学之大成的贤哲。
  朱熹拜李侗为师时，李侗已年过六旬。李侗与朱熹的教与学，大多通过书信往来，进行教与学的互动，但也有六次重大的历史性的会面传为千古佳话。公元1153年，朱熹慕名到延平拜见李侗，这次虽非师生关系的会面，但对朱熹“逃禅归儒”影响是巨大的。这次会面，李侗用平和的语气和循循善诱的耐心委婉引导朱熹，并劝说他要熟读孔孟圣贤书，加以深思。朱熹通过长时间的思考和从政经历，终于领悟到“二程理学”才是安邦治国的学问，从而放弃了禅学，专心儒学研究。公元1157年5月，朱熹给李侗寄去第一封研读心得的“同学书”。同年10月，朱熹在同安县任职届满返乡时，专程拜访李侗，接受了“二程”理学观点。此后，朱熹在完成“逃禅归儒”后的1158年、1160年、1162年多次与李侗会面，当面恳请赐教。并向李侗老师提出18个问题。除此之外，朱熹还用书信方式提问，李侗先后回信几十封。总之杨、罗、李、朱之间，先生以传道授业、释疑解惑为己任，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弟子，这种尊师重教的形式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朱子为把李侗的学问传承下去，他亲自编写了《延平答问》就是范例。
  尊师是延平四贤的共性，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杨时得知老师程颢病逝，在千里之外的徐州设祭坛，召集学生吊唁，并深情写了《哀辞》。罗从彦对杨时先师尊重之情不亚于杨时对程颢老师的尊重。当得知杨时被诬陷贬官，回到家乡将乐县含云寺重拾教鞭时，罗从彦执弟子之礼前往就学，其志可嘉。后又闻伊川先生因被诋毁郁愤而死，连他的门人都不敢去吊丧；罗从彦却于公元1118年赴京城时，特意转道洛阳专程谒扫先生墓，尽弟子之道，可钦可敬！
  先贤李侗得知老师罗从彦病逝于广东博罗县主簿任上，其子敦叙早殁、丧不得归。惠州通判族人派人特护以归，至汀州遇草寇，灵柩寄放开元寺。过数年，才由李侗亲自将其归葬，并撰写了《豫章罗先生墓志铭》。李侗对老师罗从彦的师生情可谓惊天动地。
  圣贤朱熹也是如此，得知老师李侗去世噩耗后，赶赴延平，扶柩会葬老师，并写了《李先生行状》长篇悼文。
  延平四贤在从教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对学生的品格教育，这方面的范例也不少。
  说到品格，不能不提一事。当罗从彦去拜访杨时老师，杨时并不清高自大，而是十分谦虚地说：“伊川说甚善”。于是罗从彦第二年便卖田产赴洛阳拜师伊川。而伊川告知：杨时学问与我一样，你应该就近去拜访杨时老师。于是罗从彦返回福建后重新拜杨时为师。杨时仍然毫无怪意，依然收罗从彦为徒，精心教诲，这是何等境界和胸怀啊！充分显示出罗从彦的高尚品格。
  由此可见，品格教育何等重要。无论你现在是做老师还是当学生，都必须向延平四贤学习。如果一个人只有良好的文化基础，而缺乏品格修养，你将难取真经，难成大器。
  二、延平四贤践行秉公办事、勤政爱民、廉洁奉公
  杨时是位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清官、好官。他经历了北宋与南宋两个朝代，无论他是在地方当县令、州官，还是在京城身居要职，他常以“俭以养德”来自律和教育下属及其子孙。因为他深知只有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才能不贪不占，才能修炼自己高尚情操，才能做到勤政爱民。他在萧山当县令，已到花甲之年。虽然他任职时间不足二年，但却为萧山百姓留下惠及九乡，造福子孙万代的大型水利工程——湘湖。以三万多亩寡收之田的代价，拯救了14万多亩旱涝之田地，而且改田为湖后，农民还可以从事捕渔业和水生植物的养殖，用于补偿农户的收入。至今萧山人民还把杨时的画像供奉家中，每逢初一十五进行祭祀。
  朱子为官也十分体恤民情，清正廉洁，不畏权贵。他在同安任主簿时，“事无大小，必亲裁决。赋税簿籍逐日点对，以防官吏弊利”。他任漳州知府虽仅一年，却使漳州“僚属励志节，而不敢姿所欲，仕族奉绳检，而不敢干以私。胥徒易虑，而不敢行奸。豪猾敛踪，而不敢冒法。”他为官从政九年，以身作则，清廉执政，对贪赃枉法深恶痛绝！敢与权贵斗争。他曾六次弹劾与当朝宰相王淮有姻亲关系的台州太守唐仲义。虽然他担任的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提举之职，还是王淮宰相推荐的，但面对正义与私情，朱熹毅然选择前者，这将有何等的勇气啊！
  三、延平四贤都爱国家、反侵略、颂良将、斥奸臣
  延平四贤有着共同特点，他们都钟爱自己国家，反对外来侵略，颂赞御敌良将，厉斥奸臣侫吏。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北宋末年，内忧外患，朝廷对外屈辱求和妥协，但杨时却力排众议，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在北宋京城任职四年多，他向宋钦宗连上七疏，力排靖康和议、反对投降，提出抗金良策，建议罢免投降派首脑张邦昌，诛杀童贯；却对抗金良将李纲赞美有加，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得失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须何等的勇气！北宋靖康元年3月，杨时临危受命，用和平的方式平息了京都的大学潮。他把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高尚的气节操守与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巧妙结合，值得称道！无怪乎李纲赋诗赞誉：“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
  罗从彦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他所提出的的爱国、爱君、爱民的“三爱”主张，以及他所解说的“三爱”之间的相互关联的观点，在北宋末年国家安全遭受重大威胁之时更具强烈的政治意义，更能激发世人的爱国热情！
  罗从彦的爱国思想对李侗也产生巨大影响，这可以从李侗传授弟子朱熹的过程中体现出来。朱子的《延平先生李公行状》称“其语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从节义，厉廉耻为先”。字字铿锵有力！
  朱子也是如此。在南宋绍熙五年（1194）七月，朱子接诏令进京任职之前，果断处决了十八个无恶不作的恶霸；为抗金死难之士建造了“五忠祠”；此外还修了三闾大夫“屈原祠”。为褒彰抗金英雄，同年十月十四日，朱子还撰写了褒赞抗金名将岳飞伟绩的《史馆拟上政府札子》，奏请褒录。从而引发奸相韩侂胄的妒恨，在南宋绍熙五年（1194）被逐出京城、贬任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抚使。朱子深感自己既然无力正君心，清君侧，又加年事已高，于是连上两札请求辞官，回到建阳考亭。
  在延平四贤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感召下，他们的门人弟子也多具民族气节。涌现出象蔡元定、黄榦、真德秀等优秀人物。其后，以民命为重的法医学家宋慈，在元军占领之际，从容赴义的壮举，惊天动地！还有愿与国家共存亡的江万里，以及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等英雄人物，无不受过延平四贤爱国主义精神影响和感召。
  四、延平四贤都勤俭朴素反对铺张浪费
  先贤杨时职位不低。他担任过地方的州官县令，特别是他还在京城担任过秘书郎、国子监祭酒、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均为五品以上的京官，报酬可谓不薄，但他却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在同朝幕僚中众口皆碑。朝中人云：“视公一饭，虽蔬食脆甘若可于口，未尝有所择也；每次一衣，虽狐貉褞袍若皆于体，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敞庐优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见宋·吕聪《问书册》）由此可见杨时平时对自己的吃穿住简单到近乎苛刻地步！杨时去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见朱震《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杨公行实》）。并留下一句至理名言“俭以养德”告诫人们：只要照此为人处世，就一定会不贪不占。
  罗从彦一生更是一贫如洗。晚年授任惠州博罗县主簿。死在任上，享年六十有四。由于子敦叙早殁、无后代，由于清廉一生，身无分文，难到丧不得魂归故里。只有族人为惠州判官的罗友，出资遣人扶柩以归，至汀州，又遇草寇祸发，遂寄柩于郡之开元寺。又过数年后，才由其弟子李侗帮助护送其灵柩，归葬于南剑州罗源乡。从现今状况分析，罗从彦所任县主簿之职，相当于当今县级二把手，在地方也算不小的官，然而却两袖清风，清贫如洗，竟然连办自己后事的钱都没有，如此清廉，着实难得！
  李侗更不用说，他不过是个自食其力的教书匠，村野草民一个，平时就是过着节衣宿食的平民生活。
  朱子自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始至南宋庆元元年（1195）任提举南京鸿庆宫止，先后担任的官职不下十多个。无论他是在地方为吏为官，还是在京城任职，他始终保持清正廉洁本色，从不奢侈浪费，也不讲究排场。
  厉行节约，艰苦朴素历来就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我们对党的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和期望。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延平四贤勤俭朴素，反对铺张浪费的作风，意义重大。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以延平四贤为榜样，加强党性修养。修为政之德，思贪腐之害，修炼一身正气，保持我党艰苦朴素的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心系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拉近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才能做一个如毛泽东主席所提倡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虽然延平四贤生活的时代距离我们已经很久了，但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思想文化宝藏——良好的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的良好风范和尊师重教，勤俭节约的高尚品德，以及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永传于世。鼓舞我们为早日建成和实现全面和谐的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由龟山先生的读书生活想起
  黄明生
  我们知道，在我国读书史上，许多文化名人都在自然山水间寻觅幽僻之地来陶冶性情，发奋苦读，如现存于世的读书石、读书岩和读书洞，就是脍炙人口的读书史迹。
  然而，对于龟山先生少时读书的地方也有类似的记载。《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载：“龟山，在福建归化县东二十里。其形如龟。”《汀州府志》载：“相传宋杨时生于此。相近有凤凰岩，即杨时幼年读书处。”民国《明溪县志》载：凤凰岩，在龙湖街之右；上有石形如凤凰，古有庙；杨龟山先生曾读书于此。《闽书》云：“近龟山故里，先生常读书焉。”不管各处如何记载或表述，都证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杨时自幼聪颖，勤勉好学。如胡安国《杨龟山先生行状》所云：“公八九岁时能诗赋，已有成立之志。”由此看来，龟山先生一生当中不出人头地恐怕都难。
  可是，当我想把笔墨点缀在龟山先生读书生活的某个节点上的时候，恰好看到了宋代诗人、词人、道学家东莱先生的表述：“先生八九岁能诗赋，人咸异之。弱冠时游于邵武学，有声，確然以道学自任。年二十三，膺太学荐，遂登徐铎榜进士第，授汀州司户参军。”又见载：“我祖埴公，胜达公之孙，明公之子也，赠正议大夫。为人质直信厚，其遇事接物，初若不可忤，而胸中洞然。”廖廖数语，感觉出多数与其良好的家教家风有关，也勾勒出杨时一生的轨迹。或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一个从小就在“胸中洞然”的父亲视野中成长的杨时，日后怎能不造就出一身出类拔萃的了得风骨？若干年以后，抗金重臣李纲有诗赞道：“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便成了确切的佐证。
  一时间，我忍不住爬回书堆里看了龟山先生的诗文，真是别有感触。然而，更值得浓墨重彩着笔的是，在他的一生中几乎把才干和智慧都用在了试图解决老百姓生活的疾苦上，用在了国民趋利避害的建议和措施上，用在了不惧强权、公然斥责奸臣的慷慨陈词上，用在了坚决抗金的上疏谏言上，用在了教育儿孙的养德上，还用在了著书立说寄情诗文上……在感叹先生的博学和为官之道之余，引发我对龟山先生《闲居书事》中两句优美诗句的欣赏：“玩意读书千古近，放怀天地一身闲”和“谁信红尘随处净，不论城郭与青山。”再用心对照（清）揭宗京《龟山怀古》诗文，使我更加真切地感到龟山先生不朽的功德：“……杨公名世幸天生，凤岩读书进士成。朝廷授官不肯赴，竟往中州师二程。理一分殊妙解论，执中建极奏犹存。……”
  沿着涧泉叮咚，野花缀径，鸟语啁啾的山路，有位少年深一脚浅一脚，背上书袋，沿着石阶攀援而上，进入地僻幽静的龙湖石龟山，那附近有个凤凰岩。这里是诞生龟山先生早期思想的摇篮，从此踏上跨越千年时空的理学缔造历程。故乡的乳汁，孕育着龟山先生刚直不阿的秉性，成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八闽理学的倡始人。只要望着山崖石壁上镌刻着笔势遒劲的字迹：“羊石”、“天井”、“赏桂”、“石林”、“驼石”、“洞天福地”、“半仙洞”、“聚贤”、“凤凰洞”、“龟山挺秀”，就会让人陷入沉思，仿佛沉寂许久的石头变得跃跃欲试有了生命，一切并非空穴来风；从突兀的岩石顶上俯瞰那爬满青藤的千年古村落，昔日“月下深巷静，荒村人语稀”的情景早已荡然无存，“谁知秋日红如火，博得群峰尽笑颜”的诗句情不自禁地涌上心头。
  而今，站在近千年时间流转的山峦上回望龟山这座奇峰，天空一蓝如洗，与960多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凝心静思，我们不能不承认龟山先生的非凡和幸运。如果，他没有专门投于洛阳著名学者程颢和程颐门下研习理学，那么成语典故“程门立雪”所提倡的“心诚志坚”“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恐怕难以千古流传；如果，他没有不负重望，学得程门理学的真谛，学成后又回到南方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并在二程理学和朱熹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最终很可能就无法经得起揣摩敲打，将凭借奋斗积攒而成的治学思想得以延深和拓展。还有，龟山先生当朝为官多年，屡次上书谏言而无大碍，居然敢对丞相蔡京“为其母筑坟圈地”的举动予以坚决抵制与指责。这还不算啥，在权倾朝野可以一手遮天的蔡京、童贯、朱勐、王鞴团伙面前，竟然还敢愤然给予无情揭露：“今天下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能事，而未有以救之！”“今天下非徒不从上令，而有司亦不自守成法。”而且还有批评朝廷激烈的言词和主张跃然纸上，这需要何等强大的胆量和高超的智慧。要在其他一些朝代里，可能成为下地狱进大牢或被诛九族的惊世骇俗的《余杭见闻》，却恰恰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龟山先生“刚正不阿”的思想写照。所以，其人格魅力被后人怀念、尊敬。
  踏寻龟山先生的足迹，虽说不上顺风顺水的官场经历，却得到了古今许多官员梦寐以求的“软着陆”：建炎四年（1130），杨时以年事已高为由请求告老。高宗封他为朝请大夫、仍龙图阁直学士，并赐他官绢200疋、白银300两，以养天年。其实，这并不费解，我们可以从龟山先生退休回乡后仍保持俭朴的生活可见一斑。为了教育儿孙“俭以养德”，他特立下这样的家规：“三餐饭蔬，不论脆甘酸苦，只要是可以吃的，就不可有所嗜好；衣服鞋帽，不论布料精细，只要合身，就不许挑挑拣拣；所处房屋，尽管简陋，只要还能居住，就应安居乐业，不要羡慕别人雕梁画栋；故山田园，先祖遗留，应该守其世业，不可增营地产，侵犯他人利益。”他还谆谆告诫后学者：“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书含云寺学者》）所有这些，都是龟山先生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再怎么歌颂也不过分。
  纵观龟山先生勤学修道、守正不阿的一生，从不做冷眼旁观之人，更无追名逐利之心；不管岁月如何叠加，灵魂始终锐利而洁净。龟山先生风烛残年，在故里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退而不休，鞠躬尽瘁。他逝世后，“身后萧然，家徒壁立”。于是乎，秘书少监朱震上疏朝廷说：“时学有本原，行无玷缺，进必以进，晚始见知。其撰述皆有益学者。”而高宗下诏取阅杨时的《三经义辨》，赠文：“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网罗百家，驰骋千古。辨邪说以正人心，推圣学以明大义。而陈疏义，足以扶国本于当时；注释经义，足以开来学于后世”；特赐其家银帛二百两匹，诰赠左太中大夫、太师太中大夫，谥“文靖”。古语称“仁者寿”，原因是“仁者”有良好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那么，从龟山先生最终博得一个好结局来看，不失为“仁者”。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当我们作别了一个个老问题，许多新问题又迎面而来，当我们翻越了层层山峦，新的高峰又耸立眼前。时至新时代，我们必须有勇气和力量减除那些纠缠不休而无益于“进一步发展”的声音，用“大历史观”来审视过往与当下、现实与未来，更加客观地认识历史事件。我相信，对于春风得意，亦历经忧患，富不易其心、难不夺其志的龟山先生来说，我们解读的出发点和前行的立足点肯定不会差之太远，或将殊途同归——只要我们都不太在乎他所处的位置和威望，而更注重其本身所凝聚的文化内涵和品质精神。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人文历史是一个地域的本源和血脉。当置身并贴近于久远的历史碑林中：“杨时属于谁？杨时精神在哪里？”我想，这是留给我们去思考的关乎学术建设进步与否、社会秩序正常与否、民族文明清朗与否、人类精神辽阔与否的问题！
  胡舜举与延平古代城市消防
  陈利华
  从目前所发现的可靠资料来看，中国古代民间自发的、具有现代消防特征的城市消防救灾队伍，最早应该来自绍兴二十八年（1158）南剑州（治所在今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知府胡舜举（1093—1166）所创设的“水铺”制度。该制度不仅开创了中国民间进行自救组织的先河，而且还理所当然成了中国义勇消防救灾制度的开山鼻祖。那么，这种对于中国古代城市防火、灭火制度有着如此重大影响的民间自救组织，为什么会率先诞生于宋代的山城延平，创设它的南剑州知府胡舜举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它又将在日后的历史发展中如何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功能与制度演变呢？
  一、延平古代城市发展与消防制度的兴起
  对两宋时期的延平山城来说，中国古代城市消防自救组织之所以会率先诞生于此时此地，这绝非只是突如其来的横空出世而已，其主要的社会文化背景是：
  第一，随着宋代社会经济与城市建设的进一步发展，街巷制开始逐步取代坊市制，成为城市民居布局的主要模式。然而，这种便于社会交往、起居生活的人性化布局在造成人烟稠密、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的社会效应之时，也同时伴生了治安方面的负面效应——那就是一旦发生火灾，抛却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不说，单就屋宇密集、建材易燃而引发的火灾频度和烈度就要较之以往大大加剧。因此，组建一种专门应对火灾的专业救灾队伍，就成为当时朝野的共同呼声。
  第二，延平在东汉建安元年（196）首置“南平县”时，即选址在延平津畔依山面水的狭长地带筑城。宋端拱二年（989）十二月，延平开始大规模修筑城垣，周长九里一百八十步，城内以土木或全木结构为主的公共建筑及民用住宅大多顺应地势，鳞次栉比，交错而建，连通着四十八坊居民。旧版县志所称颂的“五步一塾，十步一庠”的文教盛况，完全依靠这些街巷的无规则分布而成，一旦发生火灾，势必对延平居民造成很大的人身和财产危害，所以需要有人专门出头组织自救。
  第三，宋代城市的防火、灭火需求是在东京、临安两大中心城市开始初兴并逐渐加以提升、完善的。后来，当它进一步面向中小城市辐射、扩散时，一个颇具消防意识的徽州府进士胡舜举，因为事先有了居留京都周边的生活经验，而后又有了就任延平府城的职责所在，于是便患于“延平依山为郡，民多楼居；瞰虚凭高，甍连栋接，民或不戒于火，扑灭良艰”的客观事实，率先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在延平创设了中国民间进行自救组织的“水铺”制度，既为地狭人稠、楼宇密集的山区城市提供了防灾、救灾的有效举措，同时也为中国古代城市消防救灾提供了成功的模式样本，真可谓功莫大焉。
  二、胡舜举与延平古代消防事业的开创
  胡舜举，徽州府绩溪人，南宋名臣胡舜陟之弟，诗人、政治家，著有《盱江志》（载《（正德）建昌府志》卷一二）《剑津集》十卷（载《宋史·卷二百九·志第一百六十二·艺文八》）。其家族之中大多才能卓著、身份显贵。《新安志·卷七·叙先达》就记载说：“胡待制舜陟，字汝明，绩溪人。……弟舜申、舜举、子仰最显。”同书卷八《叙进士题名》又补充说：“建炎二年（1128）李易榜：胡舜举，朝请大夫，知南剑州。”而与此相类似的有关他的生平记载，也还在《全宋诗》《宋诗纪事补遗·卷四十·胡舜举》《（弘治）徽州府志·卷六·选举志》《（正德）建昌府志》《（咸淳）毗陵志·卷一〇》以及《八闽通志》《延平府志》《南平县志》等地方典籍中多有呈现，由此可知他在中国历史上所具有的相当影响。
  绍兴十五年（1145），胡舜举就任无锡知县。
  绍兴二十七年（1157），胡舜举改任建昌军知军事，在当地创建颜鲁公祠（颜真卿曾封鲁郡开国公），将唐代颜真卿的《麻姑山仙坛记》碑刻移迁祠内保存，并留下诗作一首（《全宋诗》卷一九〇二），为当地文化古迹的保存创立下了汗马功劳。其诗云：
  立庙本来皆可纪，凛然英烈殆天启。
  年垂八十官太师，平生所欠惟死尔。
  分甘一死鸿毛轻，举世俗子何用嗔。
  谁知我公本不死，眉间生气犹峥嵘。
  堂堂十老皆人杰，逢辰遇合稷与契。
  俨然玉立配我公，忠义文章两奇绝。
  我来摩挲读丰碑，扛鼎笔力犹精奇。
  定应神仙常护持，劲直千载垂良规。
  绍兴二十八年（1158），胡舜举升任南剑州知州。在任期间，他处处以其兄为师，清廉正直，政绩卓著。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对此记载说：“胡舜举，绍兴间知州事。清静恺悌，吏不忍欺。尝置田于学，以充养士之费。”与此同时，勤政为民但又深感火灾之患的他还充分借鉴京师较为成功的防火举措，大力鼓励民众“创水铺以防虞，器具种种毕备”，并每月都“差禁军守视，轮兵官一人检点，时修葺之”，以求防备于未然。而在一切都准备妥当的基础上，为确保进一步的安全到位，胡舜举还特意将其中一个水铺的位置设置在了各幕职官进行“职事合治”的“佥厅”之前，以备万一之时的及时应对和有效指挥，大大提高了民众对防火工作的重视。后来，这种带有明显日常防备和抢险救灾功能的水铺制度，便成了民间组织自救的先河，也成了现代消防事业的开山之举。对此，中国消防在线、中国消防辞典、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中国消防网络电视等多家媒体以及进行相关研究的知名学者都予以了权威认定。
  宋理宗端平（1234—1236）年间，重文教、好仁义的南剑乡民为纪念曾对本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或有着重大影响的知名人物，特在府学内兴建先贤祠进行春秋两祭。深予百姓庇佑之恩的胡舜举赫然名列其中，与杨时、陈瓘、陈渊、罗从彦、李侗、廖德明，漕使马纯，郡守曹修古、王汝舟等并驾齐名，享受着百姓的景仰与爱戴。
  三、延平古代城市消防制度的发展
  自绍兴二十八年（1158）胡舜举在延平首开中国古代城市消防的先河后，延平的城市消防制度一直延续着良好的发展机制，呈现出以下几个典型表现：
  1、冷铺
  所谓“冷铺”，其实就是由胡舜举首创的“水铺”发展而来的一种更加齐备、周全的消防组织，它的主要做法是：在城市、农村人口密集的地方，每隔十余家就设置一个用于存放消防器具并且在火情发生时能够提供切实帮助的固定场所。这个场所除了平日由民众轮流值守以防火情之外，还有一个作为辅助措施的重要规定，那就是每个位于冷铺周围的住户都要设置一个大水桶，而每隔十家，又要再设置一大水缸，这样一旦火情紧急，大家就都能及时有效地进行救灾抢险。然而，两宋以来日渐繁荣的延平城还是由于地狭人多、楼房密集，导致即使得到施救后的火灾损失仍然显得难以避免。因此，为加强火情警戒，冷铺日常的巡防工作也就变得越发频繁和重要。久而久之，这种长效的消防机制就渐渐兼具了防盗的重要功能，基本接近现代城市治安管理的一般需求。《八闽通志》就曾对此做出说明，称：
  令冷铺创在坊巷，每十余家间辄置一所，蓄灭火之具以备缓急，即古水铺之制，而冷铺则兼防盗贼焉。
  而《南平县志》则补充说：
  又城中每坊，向俱设有冷铺，以侦缉窃盗，及放火之人。亦设水桶钩绳，救火之具。
  冷铺在城四隅，人烟辏聚之区，每十余家设一所，藏灭火之具，于中夜轮流守宿，以备缓急，兼防盗贼，今废。按宋绍熙间（注：此应为绍兴之误），守胡舜创立水铺以防火，冷铺即其遗意。今府县署前各备应援旗号，大小桶楻积水，以备救火，盖原于此。以上驿夫铺兵今俱裁，冷铺久废。
  这种水铺也好，冷铺也罢，它们都由于关系到市民安危生计且简便易行而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如此直到明代，延平城内还有因沿袭宋代水铺而设立的“潜火义社”。
  2、潜火义社
  所谓“潜火义社”，其实也是一种民间救火组织，它因为纯粹由民众自发进行，不由官府干涉，所以得名为“义社”。这种潜火义社的出现，据史料记载是因为明代延平府在推选水铺或冷铺这些救火组织的负责人时，往往意向那些有财有势之人，希望他们能够借助自己的财力，出面担当起警戒自救之责，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然而，这些财势之人在面对官府的重托时，却常常不予积极执行，以至看似威严的政府告令往往成了徒有形式的一纸空文，对防备、救助火情毫无积极作用可言。于是，便有人倡议创立义社，由民众自己公推德高望重的“社首”进行资金筹措、器具准备、工匠召集等各项必备工作，并将年轻力壮的成年男子登记在册，以备调用。这种义社建成后，一切工作皆听命于社首。其设在东城的就叫做“东隅”，设在西城的就叫做“西隅”，而介于街市之中的就叫做“中隅”，其余依次类推。义社成员在遇事出力时，一般都会获得相应报酬，如“平时有赛神之犒，遇警有运水之资”等，而一旦事起紧急，则“彼此相应，不号召而集，不顷刻而至，不争功，不邀赏，此义社规约也。”由此可知，经由宋代延平所开创的防火、灭火制度至此已发展到了一个较高水平，为生活在明代木制楼群中的普通民众带去了多一份的安全，多一份的希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延平市区还一直存在着的、由地方士绅倡立、经费自筹的专门救火组织，其实就是这种“潜火义社”的延续。它的组成人员多为义工；设有临警部主任一人（常为亲临现场的总指挥），下有水龙队员40人，拆屋队20人。一旦遇有火警，各救火队员必须一闻锣声便奔赴现场，不分昼夜，全力抢救。同时救火会还严格要求消防人员必须遵守公德，凡是穿上救火号衣的队员，一律只能全神贯注救火工作，决不能搬取任何财物。因此尽管长期以来，这些救火队员都是纯义务或是半义务性质，但却一律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和积极性，可以迅速、全力、奋勇地投入灭火和抢救工作。这种在民间公益慈善事业中最受群众信任和群众好评的一个救火组织，没有官府支持、没有经费创收，其之所以能够逐渐扩大充实、历久不衰的秘密，就在于淳朴端正的社会良俗和公正厚道的社会风气的有力支撑。
  3、火墙
  火墙也是古代延平用于消防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自宋以来延平就已经有了水铺、冷铺、潜火义社等民间自发的救火组织，但城中崎岖狭隘，民居稠密的发展现实，还是令小小的山城火患不断。考其原因，大约是：“今侦缉不设水铺，或改建或空旷。救火之具，或有或无。思患预防，似不嫌于周密也。”于是，到了明万历三年（1575），郡守林梓悯怀民众困苦，就下令由居民吴侃侃、徐佑、李鎡、许历、蓝襄福等议置银两，买地砌了七座高墙，以便隔断火路，减少过火面积。然而，仅有的七座高墙还是没能有效分隔并保护全城。万历六年（1578）冬，多火患的延城又再次遭遇了一场大火的洗礼，满目疮痍。后来，继任的郡守管大勋主动捐出俸禄，又命令吴侃侃、徐佑、李鎡等人在城中未加分隔保护的区域增筑了二座火墙，使全城的火墙总数上升为九座，分别是：府前坊一，开平坊三，铁像堂坊一，三魁坊一，威武楼坊一，中和坊一，紫芝岭坊一。文献记载，明代延平这九座火墙建成后，曾与各种救火组织有效配合，大大减少了火患发生的几率和损失，保护了万家安宁，其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乾隆十九年（1754），多火患的延平又于左三巷铁像堂坊发生火灾，保长翁永誉上报官府发布告令，希望能规劝民众积极捐筑火墙银，或捐地让墙，竟未如愿以偿，以致铁像堂坊又一次发生大火。由此可见，在民居稠密之处，修筑火墙用于防患火灾，确实是一件较为有效而且怠慢不得的安全大事。其所秉承的扑灭大火必须“断截火路”、“以绝其势”的战术原则，充分体现了“失”与“得”、局部与整体、控制与消灭的辩证关系，这既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古代劳动人们生活经验的伟大总结。
  四、结语
  虽然，由于史料的浩繁复杂，笔者一时之间还难于考证到延平城中设立防火、灭火机构和灭火组织的更详细记录，但匿藏在地方典籍中的一条条珍贵资料，却早已明确告诉我们：由于生存环境的不利影响，延平在古代城市消防的举措创建中，不仅首开历史之先河，为百姓们设置了密集的消防点、严密的消防制度，而且还激发出了非常完备的民间组织和民间智慧。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一直伴随着普通百姓的生存发展，起到了出乎今人预料之外的良好效果。比如，它通过经验总结告诉后人：建房时，一要根据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建筑高高的隔火墙（也称封火墙），这样一旦发生火灾，只限于一栋，不致蔓延；二是厨房要另建，不能与住房连在一起，且用砖或土筑墙，不用或少用木材；三是在一些多户住房内，要经常性、自发性地检查用火情况等等。这些措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起到了有效的防火作用，而且还减少了火灾的发生。再加上山城一带民风淳朴，一旦哪家发生火灾，群众大都会自发鸣锣呼喊，全城（村）人无论亲疏远近，也都会放下自己的事情，拿起水桶水盆前往泼水灭灾。可以说，延平这些产生于宋代的、群防群治的防火、灭火措施，虽然只是来源于一个文职官员的勤政创造，但在没有救火军队或救火兵力不足的古代城市，却功用显著，已经完全接近了近代消防站（队）的雏形。
  浅论朱子德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叶梦婷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这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与教育家孜孜以求的一个重要课题，古代中国早已衍生了许多研究道德教育的学术流派，儒家最具影响力。儒家德育思维早在上古文明时期已初见端倪，逐渐丰富。如早期的天命观、民本观以及西周时期的《周易》《洪范》中所透露的德育观念，“孔子创立私学，秦设立‘三老掌教化’，汉朝施行察举制度，道德教育均内涉其中。”[1]加上孔子整理与传授的《六经》等著作，都为后来儒家的道德教化、人才培育及德育学说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朱子吸收了传统儒家教育学说的核心思想，在长期求学讲学、著书立说等实践中将理学与教育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集大成为一套较为完整的德育思维体系。“朱子的理学思想是朱子教育思想的指导原则，从而朱子的教育思想则是他的理学思想在教育领域的贯彻和落实”。[2]
  朱子重“理”，“天理说”是他学术思想的核心。朱子主张世人应遵循天理，即事物运行的自然客观规律与社会道德准则，敬守天理、笃行善举。作为人类改造工程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教育更应当循理而施，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应以道德教化作为教与学的首要目的，对当今道德教育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朱子是传统儒学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教育理论，实际上也就是道德教育理论。”[3]
  一、朱子主要德育思想
  朱子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道德教化与德性的养成，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与人同耳”。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并非是为了功名利禄或是单纯地掌握礼、乐、射、御等技能。自古以来贤者育人以德为先，认为教育应“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4]德与艺不能等量齐观，高超技艺之人未必有德，而有德者必先立志，将更努力于艺。现代教育更是要以德育为首要，穷天理而明人伦，持之以恒，自觉觉他，以一推十及百，达成“内圣外王”的理想状态。
  （一）以德育为先
  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指出：“人出生时心灵像白纸或白板一样，只有通过经验的途径，心灵才有了观念。”该学说否定了遗传的作用，肯定了环境对人的影响，是欧洲两大主流哲学思想之一。然而早洛克五百多年的中国，朱子已经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概念，并以此作为“人性”与“教育”等研究的论据之一。他认为人性本善，天理安放在人的“形”与“气”中，称为“天命之性”。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人有了不同程度的感性需求，形成不同的“气质之性”，有的甚至让欲望蒙蔽了心性。在‘复’其性耳”的修养过程中，只有教育能给人们提供为学与研究道理的强大助力与可靠环境；只有德育才能使人们理解“存天理、灭人欲”的深刻内涵与意义，循理守约，持守本心，“正心修身”归其本善。“才明理后，气质自然变化”，[5]因贪念带来的烦恼病痛都自然不见。
  朱子一生研究教育之法，有关教育的典籍文章斗量车计，终究确定了“将德育放在首位，为封建社会大一统国家培养出知羞恶、明人伦、格物穷理、致知力行的人才，即‘君子’‘圣人’”的德育思路。“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6]将道德教化放在教育的首位对个体明理修身、变化气质尤为关键，是世人慎独内省、处恭事敬的价值观念及德才兼备“作圣之君”目标养成的重要途径。
  （二）德育应循序渐进、贯穿终身
  “古之教者，有小学，有大学，其道则一而已。”教育从来就是一个循序渐进、从一而终、一以贯之的过程，德育也不例外。孔子曾将品德形成的过程描述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7]朱子则是我国古代第一个将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和成人教育，作为一个统一过程来关注的人。[8]对各阶段的德育目标、内容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划。
  如对童蒙阶段，朱子幼承庭训得家学之传，小时受《孝经》等经典启蒙：“不若是，非人也”，以“圣人才德”为志，致知力行。因此他十分赞同程颐“养正于蒙，学之至善”的主张，认为童蒙教育是“作圣之基”，是人“三观”开始形成的重要时刻，应从简单的“扫洒应对”“仪容举止”做起，“用良好、健康的教育方法和道德理念教育婴幼儿，使他们从小就能构筑起一道知耻明辱、存善去恶的道德防线，从此抵御外界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9]自然养成良好习惯与道德价值观念，受益终身。
  小学至大学时期，朱子则认为“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小学的教育任务就是引导学生依规矩做事，养成事父兄等孝悌、仁义的态度与行为，而大学则是教导他们穷究“事亲事长”之“理”，明白存天理、复道心、讲品德的重要性。若是打破循序渐进的原则或是虎头蛇尾、瞻前顾后开展道德教育，虽勉强进至大学，犹无基之室，“成亦难矣”。
  （三）明人伦，发挥道德自觉性而“作新民”
  朱子认为“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10]惟人伦最是要紧。朱子将仁义礼智信的“人伦纲常”提升到“天理”的高度，等同于宇宙天地化生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定律，突显出道德节义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砥柱作用。“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11]“‘古之圣王’设学校，教天下人的根本目的在于‘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12]
  “天下无伦外之人，故自无伦外之学。”[13]朱子宣扬“明人伦”的德育主张，以期培养出拥有理想道德人格的人才。如他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首列“五教之目”，揭“明学之本指”；并亲书“忠、孝、廉、节”训词，镶嵌于讲堂大厅两壁，成为岳麓书院师生遵循的学规校训，使得书院规制从此明朗，风气为之一新；在《大学》开篇即点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4]明德，光明之德，以教导彰明天道人伦的美德为本，“察实物之理”，格物而致知，从而唤醒世人的“本心”，发挥出个体的道德自觉性，将言行止于“仁、敬、慈、孝、信”的至善之所，控制不符合道德理性与仪则的欲念，自觉地存理灭欲，持守“明德亲民，伦常当位”这一人文儒教基本价值取向。然后精心一道，将德行发扬光大，自觉觉他而作“新民”，使得个体道德性向集体道德自觉意识的转化，从而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符合儒者学以入世，“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精神追求。故朱子常言“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15]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德行养成更需要贯穿漫长的一生。朱子认为德育除依靠学校、培训机构或国学兴趣班等专门的机构外，更应当渗透到日常的生活中去。“日用之间见得天理流行”[16]，为孩子打造全方位立体的德育环境，让他们潜移默化地通晓客观的自然生存规律与道德规则，崇德明善。然而在这个快速发展、急剧变化，人们的生活品质大幅度提升的时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名利诱惑带来的浮躁心理等现象带来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人们过多地关注资本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和利益，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教育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观念也随之出现了偏差，德育缺失、教育失衡。
  二、教育的问题
  （一）师者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孟禄（1869—1947）在其所著的《教育史教科书》中，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根据原始社会没有学校、没有教师、没有教材的原始史实，判定教育应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在教育学里被称为“心理起源说”。该观点由于忽略了教育的目的性与社会属性被部分学者批驳。抛开其缺陷不说，就“原始教育起源于模仿”有其合理性，符合关于家庭教育与师长素质等课题的研究。其实早在先秦的西周时期，儒学创立者孔子就已经点出君王以身作则的重要性，“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7]引申至今，该诫语对家长、教师及其他管理者同样适用。人们常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大人的精神世界如果出现问题，将无法得到孩子的信服，教养只能是事倍功半。试问，一个随地吐痰、不注意公共场所礼节的师者；一个内心狭隘、睚眦必报、脏话连篇的师者；一个自私自利、不顾他人权益的师者；还有一个抛弃妻子、虐待父母的师者，怎么以德服人，又如何能够培育出下一代忠孝仁义、崇德向善的理想型人格？
  （二）师者溺爱与畏怯心理，德育无法有效开展
  有的家长舍不得管，有的教师不敢管，有的师长则是胡教乱管，是现代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又一大问题。有些家长采用单纯说教的形式带来极大地教育隐患，一是言传未与身教结合，教育力度不够，效果不明显；二是教育方式单一，容易造成学生逆反敷衍心理，无法让子女真正意识到错误与不良的行为习惯。这其实是溺爱的一种表现。
  溺爱的另一种表现在于对子女的低标准、对老师严要求。有些家长偏听偏信子女，对学校与教师的素养与教育方式缺乏了解与信任，出现问题则一味归结于外界因素，无法客观、辩证的评价与教育子女，导致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无法有效开展衔接配合，也容易导致教师失望畏怯心理的产生。这些不健康的心态都将造成德育无法有效展开，教育的影响力度被人为严重降低等后果。现在大部分的青少年动辄搬出《未成年人保护法》，随口便是“你侵犯了我的某某权益”，为自己的不良态度与行为开脱。道德教育缺失、教育失衡，使得正处在心智成长阶段的青少年曲解了教育法规颁行的本身用意，还因此变得无知无畏、“无所畏惧”。难道不正是教育之伤？
  （三）对应试教育理解偏差，求分重于求德
  在我国，教育可以分为家庭教育、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几个阶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教育的普及度不断提升，几乎覆盖了整个中国。无论是哪个教育阶段，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具有相对公平公正的特点。然而在教育发展及教学开展的过程中，考试这一方式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实质性问题。
  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或是获得更优质的生活从此一劳永逸，部分家长与孩子通过参加各种补习班以学习多种技能，或求取高分。有些学生完成不了规定的或是兴趣班、辅导班的额外作业任务，考试无法取得理想成绩，比赛没有发挥上佳的水平、获得靠前的排名等成为部分家庭、学校的头等大事，有的家长甚至诉诸打骂等暴力形式逼迫孩子学习。教育效果可想而知，有的甚至直接刺激孩子不良心态与心理疾病的产生，导致不少悲剧上演。朱子认为“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而今仍有不少师长、学子报着“沽名钓誉”的心态求学，进德修业被他们视为笑话，嗤之以鼻。偏重“为人”之学，习得再多技艺也只是“考试机器”或是“高分低能”的失德之人。求分重于求德违背了国家义务教育培养“四有”新人的最终目的，偏离教育的根本方向，也整衰了人才，凋敝了风俗。
  值得一提的是，“求分重于求德”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于教育制度的本身，在于个体自身缺乏对道德教育重要性的认知以及对教育目的的误解；没有深刻意识到道德教化是塑造坚毅品格与敏锐洞察力、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的教育，是求学进业、为人处世的必修功夫。
  三、关于德育的几点想法
  教育存在的些许问题，都是德育不足与无法落到实处的集中表现。如何提高德育效果，怎样才能将传统优秀文化中，特别是儒家先哲们提倡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以义制利”等独立人格精神及道德理念贯穿于各阶段的教育中并取得实效？让我们的青年儿童在一个“和德善中”的精神世界与物质环境中成长、生活；让我们的公民养成道德自觉性、文明自发性，真正地立起文化的自信心与民族的自豪感。
  （一）端正本心、以身作则，良好家教助力
  朱子说：“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身有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18]其身不正，实为其心不端。孟子说人有四端之心，失去羞恶、恻隐、辞让、是非之心，心眼不开，则无法检视自身，容易对失德意识与行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教育观念势必出现偏差，德育更是无从谈起。故《礼记·大学》说得明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既说明了端正本心与修身立德缺一不可的关联，也点出个体修身与齐家治国的辩证逻辑关系。
  其次，良好的家教家风是道德教育充分实施的一大助力。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不要以为只有你们在同儿童谈话、教训他、命令他的时候才是教育。你们在生活的每时每记得，甚至你们不在场的时候，也在教育儿童；你们怎样穿戴、你们怎样对待朋友和敌人，怎样哭，怎样笑……这一切都对儿童有重要意义。”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以牢靠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与子女，以身作则，通过“嘉言”“善行”感染和熏陶儿童，教育子女增长知识，提高修养及做人做事的礼节。良好的家教才能形成长期影响着家庭成员的精神、品德及行为的优秀的家风，润物无声地影响孩子的心灵。肩负儒道南传的理学家杨时一直坚持的是以身作则的家教家风，在《此日不再得示同学》的家训中说道：“此日不再得，颓波注扶桑。跹跹黄小群，毛发忽已苍。愿言绩学子，共惜此日光。……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念子方妙龄，壮图宜自强。……”朱子除了殷殷关切学校教育之外，同样十分重视言传身教的家庭德育方式，以“甘守清贫、力行克己、严于修身、勤奋治学、精忠爱国、视民如伤”等品格风范感染、教导子女与学生，以一种无言的生命教育，桃李成蹊、流芳千载。
  （二）以朱子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纳入课程体系，教学与德育相结合，创新教育模式。
  儒者擅长将道德理念渗透进具体教学论道过程中，如编写《六经》《童蒙须知》《小学》《四书章句集注》《近思录》等教育著作，所以才有“孔子周游列国、众生随行照顾”“游杨程门立雪、诚心敬候老师”“朱子逝世出葬，门人扶棺送行”等故事流传，世人称颂。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传统文化学习与道德教育应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并融入生产生活。以史为鉴，遵照法规、紧跟时代，针对德育课程设置相对较少，德育方式单一、效果不理想等问题，除了提升教师队伍道德教育技能与素养之外，创新教育模式十分必要。如将朱子理学课程纳入人才培养计划，加强特色学科建设，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接受传统道德教育的熏陶。此外，还可以在校园中定期举办诸如“校园十大道德先锋”“校园之星”等活动，民主推选出品学兼优、兼具特长与德行的优秀学生，让学生以此为荣，在整个学校中树立一种良好的思想导向和思想道德教育氛围，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同时，“优化了教师结构和能力，强化了德育的地位，在整个学校形成一种优秀的德育课程学习氛围”。[19]
  （二）以法之威生敬畏，引导和防禁结合
  法，作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准则与规范，它的出台与颁行是国家权威的代表。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以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20]治理国家的纲领，无非礼制与刑罚，以礼修身、以刑约束，慎用刑罚不是完全不用。荀子此言既体现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同样也说明儒者以明德为要旨，恰当刑罚为必要手段理民治世的想法，集中反映其在德育理念传播与实践上“隆礼重法”的思想倾向。朱子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引导和防禁（法度）相结合。“苟知理之所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工具，岂待他人没之而后有所持循哉？”（《白鹿洞书院教条》）光靠“良心的谴责”或是约定俗成的社会道德规范，很难起到切实有效的约制作用，需要以法规法治的威信力和强有效的执行力加以保障。
  法律的权威性之一在于惩罚。著名的教育家马卡连科曾说过：“没有惩罚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惩罚不是虐待，肆意打骂子女学生同样是没有道德、触犯法律、违背天理规约的行为。法律主张“执法有度、量刑有据”，在教育中适当的惩罚也是必要的，与其等待孩子将来被社会狠狠敲打得头破血流，不如从小运用“法度惩罚的威信”教孩子有所敬畏，敬畏生命、敬畏规则。须知，没有适当惩罚的德育是一种虚弱的教育、脆弱的教育，是一种隔靴搔痒的教育；而没有惩罚机制的道德建设，无法真正的保护人民的权力及世间万物的有序和谐生长。
  比如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除了设立如“虞官”“少府”之类“环保部门”之外，还制定出具体地法规对破坏环境与不合社会规范的失德行为施以较为严厉的刑罚。如西周周文王的“伐崇令”规定“有不如令者，死无赦”。齐国《管子·地数》记载：“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韩非子·内储说》则是“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唐、宋两代，若是抓捕到随便烧荒者即“笞五十”；“伐毁树木”以偷盗罪论处。朱熹《增损吕氏乡约》对违反“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规约，犯下“交非其人”“游戏怠惰”“动作无仪”“临时不恪”“用度不节”等“不修之过”，且“屡教不改”的乡民，处以“听其出约”的惩处。当今法治社会，自然不可能像“人治”时期采取“断手残足”等残酷的法律刑罚，也不符合儒家“明德慎刑”的主张，除必要的引导教化外，对日常行为习惯适当地加以明文法规约束，并施以恰当的惩罚，自然能让人心生敬畏，从而规范自身，这对于推行德育落到实处、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及端正“三观”无疑大有助力的。“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此即引导与防禁相结合，可见“以德入制”的必要。
  （三）道德教育与美厚风俗同相施予，化民成俗
  教化梓里、育人成才是儒者的教育依归，受到后世的推崇。“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21]修业进德是化民成俗的唯一途径。“朱子特别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批能担当弘扬儒道理学、重整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德才、文武、智能兼备，以救国济民为己任的人才。他认为，只有从个人内圣开始，树立典型，才能实现天下大治。”[22]自家己身为学立德，推己度物，由一里推广到县、府、社会，最终实现“内圣外王”、化民成俗的根本目标。在这一过程中，道德教育施行与社会环境塑造缺一不可。因此朱子每到一地都将美厚风俗、教化乡里、兴学育人作为必须施为的举措之一，足见其教育改革思路的完整性与先进性。如他赴任同安时，了解到苏颂为相道学深厚、高风亮节，特建苏颂祠堂，还修建孔庙大成殿；他聘请三位进士到县学任教，并亲授《论语》等圣贤修己治人学问。朱子知南康军时候，建立了先贤濂溪祠、陶靖节、刘西涧父子、五贤堂，颁行《白鹿洞牒》，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不论是缅怀先贤的庙祠，或是重整县学的举措，一方面使得先贤的礼义风范得以传诵，另一方面端正了士风、学风，教化了民风、世风。
  教育不仅要传播文化，更要传播文明，德育的作用不可或缺。“它是运用一定的道德学说，武装相应的教育对象，使之按照一定的道德要求去提高道德认识、遵守道德规范、增强道德素质、丰富道德精神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活动。”[2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将朱子的德育思想批评性的继承和运用到当代道德教育中，是对教育的一次返本求新的尝试，是中国教育观念日渐成熟与创新发展的表现；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对一个民族思想精华的沉淀与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延续。
  传承弘扬杨时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邓天才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诚学穷理、尊师重教、爱国怀乡、清廉为民、忠诚坦荡、干净担当”的杨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百花园中的一朵瑰丽的奇葩。为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提高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多年来，杨时故里的乡亲们，不遗余力地大力开展杨时文化系统工程建设，传承弘扬杨时精神，力求把杨时文化打造成将乐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为将乐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让历经千年的杨时文化展现出历久弥新的时代魅力和时代风采。
  一、杨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贡献
  杨时作为宋代一名官员，一边潜心学问，一边尽职尽责为官，无论是为学，还是为官，为人，杨时都给后人留下可圈可点的示范作用，其思想文化影响广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贡献有：
  1、杨时立雪程门，载道南归，在洛学向闽学过渡中起到了脊梁和奠基的作用。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长期以来，对维护国家安定、民族团结、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儒学到了汉唐之后，由于受到佛教等宗教势力的影响，日趋衰落。到了北宋时期，更是衰微与僵化。河南“二程”（程颢、程颐）虽得孔孟不传之道，但“中原遂沦于夷狄，虽以嵩洛间人，亦不复知有程学。”
  幸好，杨时曾两度拜二程为师，“北之河洛而学焉，穷探力索，务得极趣”，留下了“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得到老师“吾道南矣”的嘉许与肯定。杨时学成后，倡导东南，把所学精华传给了弟子罗从彦等，罗从彦传给李侗，李侗传给朱熹，最终朱熹成为闽学的集大成者。在那相对封闭的时代，我们从这清晰的一脉相承的师承关系上，可以确切地说，如果没有杨时矢志不渝的理学传承与传播，就没有朱熹的闽学集大成。杨时对我国文化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有筚路蓝缕建功立业的意义，在洛学向闽学过渡中起到了桥梁与奠基的作用，被尊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道南第一人”当之无愧。
  2、杨时创办书院、倾力著述，传承和发展了传统理学。
  杨时倡道东南是从兴教立学开始的，他首创东林书院，前后“讲学是邑十有八年”，弟子千余人，被称为“南渡宗洛大师”。此外，他先后还在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等地讲学，所到之处，“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著名的弟子就有胡宏、吕本中、罗从彦等。杨时在聚徒讲学过程中，十分注重教书育人，他指出“君子之学，求仁而已。”强调“学者，学圣贤之所为，须问圣贤所得之道。”
  二程的理学思想，在当时主要是通过口传心授教给弟子的，二程自己没有留下完整的著作。杨时不遗余力地整理师说，仅整理出版老师程颐的遗作《伊川易传》一书，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朱熹的《周易本义》就是在《伊川易传》这本书的基础上写成的。就在临终前一年，杨时还整理印行了《河南程氏粹言》一书。《河南程氏粹言》和朱熹编辑的《遗书》后来一起被收录《二程集》中流传至今，对理学的传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时整理师说的同时，自己也著书立说，传播理学思想。仅明弘治《将乐县志》记载的杨时著作就有《学庸语孟解》《易诗书礼解》等十几本。杨时还把二程的“理一分殊”这一哲学范畴与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和哲学思想联系起来。朱熹受杨时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理一用异”说。朱熹在其著作《四书集注》中共引用32位学者731条语录，其中杨时就达73条，位居第三。由此不难看出，杨时对朱熹的影响之大，对理学的贡献之大。
  3、杨时爱国怀乡、廉政爱民的高尚品格，为后人树立了社稷为重、亲民为先的榜样。
  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儒家的政治理想。杨时一生潜心学问，致力洛学，力做贤臣。一生历经七朝，前后从政近50年，无论是早年担任地方官吏，还是晚年入朝拜为重臣，杨时都抱着“以义受禄于吾君为安”的自安心和“若死可以救世，虽死不足恤”的济世志向主政议政。《宋史·杨时传》对此明确记载：“所到之处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对杨时的从政经历予以充分肯定。
  杨时任浏阳知县时，不惜丢掉头上的乌纱帽，也要开仓赈救灾民；杨时任余杭县令时，他宁可得罪权倾朝野的太师蔡京，也不让他强占百姓一寸良田作为其母的风水宝地。杨时任萧山县令时，他亲率民众，修筑千亩湘湖，“至今民赖其利”。即便是功成名就告老还乡之际，他宁愿不要皇上的恩赐奖赏，一心想着家乡父老，只叩请皇上“乞恩惠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其心感动高宗皇帝，准其奏：“永为优免。”
  靖康元年，金兵南侵包围汴京之时，面对危情，杨时挺身而出，坚决支持李纲等主战派，反对割地求和。当李纲被罢免，太学生上书请愿，朝廷欲武力镇压之时，杨时临危不惧，力主用和平的方式平息了京师的大学潮，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面对为害二十多年的花石纲腐败之风，杨时勇敢站出来，予以无情的揭露与抨击，在杨时和一批忠义之臣的一再谏言下，朝廷终于废止了花石纲，解救百姓于穷困潦倒之中。
  4、杨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杨时不仅继承发展了传统儒学，他的思想不仅仅影响了朱熹等人，成为闽学的开创者，诚如明代程敏政在《杨龟山先生通纪》中所说：“无龟山，则无朱子。”而且，杨时的思想还影响了周边的高丽和日本等国。韩国理学家李栗谷对杨时的为政以德的廉洁主张赞赏有加，他在《圣学辑要》中说：“臣按，正家之法，一备于前，而节俭最为人君之美德，故表而出之。杨氏曰，薄于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饰者，宗庙朝廷之礼。所谓有天下而不与也。夫何然之有！”另一韩国著名的理学家李退溪在《经筵讲义》中就对杨时的“理一分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当年宋朝使者出访高丽，高丽国君问使者：“龟山先生安在？”一国之君，惦记一位普通学者，由此可见杨时的学术思想对高丽的影响力。2011年8月15日，韩国大邱市李甲奎教授一行18人到将乐考察杨时文化时说：“我们是特地来寻韩国儒学文化之根的”，并在将乐杨时纪念馆留言簿上挥毫写下：“韩国晚生，吾欲立雪。”
  杨时不仅是将乐人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二、传承弘扬杨时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毫无疑问，内涵丰富、思想博大精深的杨时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华文化发展繁荣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和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使命与责任担当。
  杨时在哲学、政治、教育、道德、家庭等方面的思想建树，以及他在经国济世中彰显的爱国怀乡、刚正不阿、廉政恤民的情怀操守，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华文化核心理念，与自强不息、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的中华传统美德，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在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传承弘扬杨时文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1、传承弘扬杨时“社稷为重、敢于担当”的爱国情怀，有助于激发我们的热爱祖国和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
  传承弘扬杨时文化，就是传承弘扬杨时对国家、对家乡那份浓浓的深爱之情并乐于为之奉献的崇高情怀。国家危难时刻，杨时则以民族大义为重，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反对割地求和的卖国行为，维护国家民族大义；处平凡处，杨时则潜心学问、敦亲睦邻，传播心中的理想，造福后世；远他乡，杨时则不忘桑梓，魂牵故园，只要力所能及开，都愿意造福家乡。
  今天，当我们奋勇迈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奋斗之时，更需要杨时的这种家国情怀，更需要聚合全国人民的磅礴之力，更需要凝聚全国人民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立足岗位做好本职工作，撸起袖子加油干。
  2、传承弘扬杨时“亲民爱民、清正廉洁”的为政之道，有助于我们提高和增强党员干部的执政能力与作风建设。
  杨时自24岁登第进士步入仕途，历经7朝，任过30个官职，前后从政近50年，但他一生安贫乐道，清正廉洁。杨时无论是身居朝廷，还是地方为官，都能勤政爱民，“所到之处皆有惠政，百姓思之不忘”。浏阳的名宦祠，至今犹存；杨时开仓济民的事迹依旧在当地百姓间广为流传。在潇湘，浩渺的湘湖依旧碧波荡漾，滋养着当地的百姓与粮田，当地的人们依旧深深怀念他，敬仰他，为他塑像立碑。一代廉吏，千年不死。杨时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痛斥朝廷的“花石纲”，之所以敢面对面阻止当朝宰相蔡京侵占百姓良田，是因为他“身后萧然，家徒壁立”的清廉为政之道，是因为他嫉恶如仇的勇于担当精神，是因为他忠君爱民的赤诚之心。
  公生明，廉生威。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时代怎样发展，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永远是人民的期盼。廉洁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备修养。在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奢靡之风的今天，杨时这种忠君爱民的为政之道、这种勇于担当的为民情怀、这种清正廉洁的赤诚之心，仍然是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学习的楷模，对照的标杆，警醒我们要筑牢道德防线，做到自警、自重、自省、自励。
  3、传承弘扬杨时“诚学穷理、尊师重教”的治学精神，有助于我们营造氛围、提高学习能力，建立学习型大国。
  杨时7岁能诗，8岁能赋，15岁游学邵武，21岁“讲学于含云寺”，24岁中进士，42岁留下“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直到83岁逝世的前一天，仍在写《与忠定公李纲论性善之旨》，真正做到活到老，学到老。他所创办的东林书院，是宋明时期我国江南地区的理学传播中心，他前后在此讲学长达18年，培养了一大批理学人才，对我国文化重心从北方向南方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为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名副其实的闽学鼻祖。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用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型大国。”在当今时代，学习已经远远超出个人的范畴，而关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文明与进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像杨时那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把学习当成一种自觉行动，贯穿生命全过程，为社会的文明，国家的进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4、传承弘扬杨时“尚德睦邻、勤劳俭朴”的优良家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杨时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名言：“一德立而百善从之。”意思是说，美德培养起来了，各种善行就会伴随产生。各行各业都有各自的职业道德，师有师德、医有医德、商有商德、官有官德、家庭也有家庭的伦理道德。作为一家之长，杨时十分注重个人修养，注重家庭家风伦理教育。杨时曾亲自为自己的家族制定了十条家训：一训父慈，二训子孝，三训臣忠，四训夫义，五训妇从，六训友恭，七训敬长，八训择友，九训睦族，十训和邻。他告诫家人：“敝求千里北风寒，还忆箪瓢陋巷安。位重金多非所慕，直缘三釜慰亲欢。”他告诫弟子：“富贵如浮云，苟得非所藏。贫贱岂吾羞，逐特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瓢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杨时良好的家风影响了后人，他的5个儿子全是进士，还有8个孙子也中了进士。明弘治《将乐县志》风俗篇记载：“至宋龟山载道南归，而乡邑重道，读书进取，间有魁元，砥砺名节，后先相望。”
  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家庭家风教育。早在2013年，习总书记在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就强调树立良好家风的重要性，指出：“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才有基础。”2016年在会见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他又指出：“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杨时良好的家庭、家风、家训，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对于我们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杨时的理学思想对客家族规家训的影响
  廖远骝
  客家先贤杨时出生在北宋南剑州所辖将乐县，他是两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杨时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黄金律”“天理、良心”道德观关系密切。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在客家代代相传、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天理、良心”即是客家精神不可或缺的内涵，也是客家人心灵内修的动力。
  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学与客家人主张的“天理、良心”道德观的贡献就在于能把中华民族凝聚起来，这正是今天我们弘扬杨时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之价值所在。本文拟就从杨时的理学思想对客家人道德观的影响进行分析，意在说明弘扬杨时的理学思想在当今的现实意义，重在提倡弘扬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一、杨时的理学思想与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相同，认识一致，相辅相成
  理学是以儒学道德伦理为核心，并与世俗化佛教、道教相融合的哲学。杨时是理学的承启人，他的理学思想给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以很大的影响。
  杨时的理学思想的最高范畴“理”，是从二程理学中的“天下只有一个理”继承而来。杨时的理学思想的“理”从天理到人道，从穷理（指内心静养）到格物致知。他认为天理“纯亦不己”是宇宙的准则。杨时说：“盖天下只有是理”“天之所以为天，文王之所以为文王，纯亦不已”可见，天理在杨时看来有两个方面的属性，一个是“纯”，即整个世界上下、左右、前后都处于规则状态，阴阳平衡的最佳状态；二是“已”，即不停地运动着。天理运动产生自然界和人类。天理是世界之母，其阴阳对立运动生成了自然界和人类。杨时认为：“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长。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间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从天理衍生出人道，所以杨时把天理分成了不同层次，“在天曰命，在人曰性，率性而行曰道”。
  穷理（内心静养），格物致知是认识世界的途径。杨时继承程颢的“内心静养”，同时继承程颐的理一而分殊，把“内心静养”和“格物致知”看成是认识天理的两个方面。
  客家人的“天理、良心”道德观认识层面是从“天理”到人之“心性”。天理是符合自然和人类生存繁衍的最高哲理。客家人从民族大义从发，体认“天理”和“良心”。“天理”就是“本然之善性，仁、义、礼、智、信的纲常伦理”；“良心”就是诚心、正心。做人要有“天理、良心”，“要行善、诚心”。不论是私塾学堂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宗族教育、宗教教育、群众性的娱乐活动等无不突出“天理、良心”道德观。
  客家人十分重视“天理、良心”道德观的培养教育，这体现在：一是客家人重视学校教育，“学而优则仕”。客家人把子弟送到私塾、学堂、书院读书，教育子弟从小刻苦学习，为了成才、光宗耀祖打下良好基础。二是客家人以家规祖训教育子孙，牢记祖先忧国念祖、积极用世、克服困难的坚毅精神。列祖列宗训词体现“天理、良心”道德观。客家先贤罗从彦写在罗家祠堂的训词是：“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散；田宇虽广，遗之数十代亦亡，敦苦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习之不朽”。三是倡导家风纯正，即孝敬父母，养育之恩不能忘，人亲骨头香；夫妻要互敬互爱，公与婆好比称与砣，家和万事兴；勤俭持家，不能坐吃山空，要滴水成河，积土成山；子不教父之过，做人要诚实吃苦，不能鬼头鬼脑；做人嘴要甜，好言一句三春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邻里团结，互帮互助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客家人的处世理念具有很强的汉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二、杨时的理学思想为客家人家规祖训、教育后代奠定坚实的基础
  客家人是古代中原南迁的汉族民系，闽西北客家先民原生态地延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兼容并蓄由此形成客家文化。正如廖开顺、刘善群、蔡登秋先生编著的《石壁客家述论》中指出的那样：“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客家伦理道德是在对传统道德观念的继承和实践中形成的。石壁客家伦理道德的内涵其实就是儒家道德文化，在理学兴起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如果说中华文化的核心其实就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的话，客家人把这些观念融入了族规家训中，则突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观念。在他们意识中最重视“忠、孝、节、义”，把不忠、不孝、不义和不节视为大逆不道。与此同时，也相当重视“仁、礼、智、信”，把不仁、非礼、愚味、失信视为最大不敬和缺德。“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孝悌是“仁”的根本。儒家的仁义观从最一般、最根本的家庭关系中入手，再由家庭人伦发散到社会政治，创造出一整套正心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进而使客家人仁义观念更深入人心。如果说孝是忠的基础，那么忠就是孝的延伸。客家人秉承祖宗传承下来的“淳朴、善良、坚毅、勤劳、忠义、包容”的优良家风，影响着世代客家人，直至今天仍在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向来有聚族而成的传统，历史上中国家庭以具有完整性的系代家庭为主体，成员众多。“四代同堂”“五世其昌”的景象随处可见。这些系代家庭极其重视以家规族训的形式对族群家人进行教育，家训因而成为润泽滋养人们最富养分的精神食粮。如闽北四贤中的朱熹，他在《朱子家训》中指出“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体化、平民化、普及化，明确了个人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对中国优良家教的形成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我国民间的百姓族谱，都记载有各个姓氏的家规家训。自汉代起，家训族规随着朝代的演变逐渐变的丰富多彩。训以治家，训以育人，训以养德。族谱中记录的许多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成为人们倾心以慕的治家良策，成为后人“修身”“齐家”的典范。
  宋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闽学和中国文化主要代表人物朱熹就十分重视族规家训的作用，他所创作的《家训》《家礼》成为后人普遍的家训方法。朱熹不但自己身体力行道德规范，而且善于相机教导子女行为向善。有一次朱熹去看望女儿，女儿事先不知父亲要来，没有什么准备，晚饭只是做了一些葱汤、麦饭招待父亲。因为食物粗淡，女儿心中深感不安。朱熹看出女儿愧疚的意思，却不动声色，仍然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饭，朱熹即景抒怀，写了一首感情真挚、意趣盎然的诗：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时。
  诗的意思是，这葱汤和麦饭两样东西很不错啦，葱能补丹田之气，麦饭可以充饥，填饱肚子，对身体都很有补益。你不要说这两样东西粗淡一般，没有滋味，你要知道，前面的村子里还有缺衣少穿没米下锅的人家啊！父亲的诗使女儿减轻了愧疚不安，受到了节俭朴素和同情贫苦人的教育，还学到了一些养生知识。这真是：一举数得节俭诗，育女深情品中知。
  笔者为撰写《将乐百家姓》书稿，曾在田野调查中翻阅了众多族谱，发现各姓氏族谱中所记载的族规家训内容丰富翔实。或孝顺父母、尊敬长辈、或崇高仁义、诚实守信，或尊师重教、重礼谦逊，或和睦宗族，团结乡邻、或勤奋读书、勤俭节约，或自强不息、艰苦创业等等。这些关于立身治家、处世、为学的经验总结，富有教育意义。应该说是客家人道德伦理的处事结晶，体现了客家家族文化的正能量。如将乐弘农杨氏祖训家规中的“十个不准”：“不准虐待父母，背离伦理。不准忤逆无道，不孝行为。不准歧视兄弟，姐妹妯娌。不准在族淫乱，禽兽行为。不准虐待子女，重男轻女。不准夫妇相欺，损害家庭。不准包办婚姻，骗取钱财。不准血表结亲，影响后裔。不准奢侈淫逸，败坏风俗。不准纵子非为，罪及父母。不准好逸恶劳，拨弄是非。不准铺张浪费，腐化之为。不准偷盗赌博，触犯凌戚。不准骄横无惮，欺族凌戚。不准叼唆进馋，制造事端。不准窝藏坏人，陷害好人。不准酗酒滋事，扰乱秩序。不准趋炎附势，行为越轨。不准损害公益，肥私利已。不准打击报复，颠倒真理。如有故意违犯，讼之公理。家规国法昭彰，族众谨遵。今立明训家规，告诫族人。汝等遵依执行，乐及平生。如若置之度外，纵性非为。轻者必当损财，重者丧身。此有合族拟订，示尔谆谆。族众谨遵勿忘，福萌子孙。”这“十不准”是杨氏族人在漫长迁徙岁月中总结出的刻骨铭心的警示。对忤逆不孝、兄弟阋墙、虐待子女、伤风败俗、好逸恶劳、偷盗赌博等有悖伦理的行为，予以坚决反对，并谆谆告诫宗族家人严守勿忘，遵规执行。从这里不难看出《弘农杨氏族谱》中的这些祖训家规不仅是润泽滋养宗族最根本的精神食粮，更是寄托着客家人的生命信仰，情感依托和家国情怀，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风尚和伦理观念。
  客家家训教育着客家人要常怀浩然之气，坦坦荡荡立于天地之间，真正做到正直为人、清白做事。清朝康熙主政时的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李光地是福建安溪人，他在《诫子孙》的家训中通过回顾家史，分析原因，警示家人要“尊敬师长，忠实朋友，喜欢做善事，分担别人的痛苦，这是我们祖上之所以从中道寒微而后发展起来并庇荫我们后代子孙的原因。”李光地在给家族拟写的《本族公约》中写道：“用善教育人叫作志虑忠纯，用德爱护人可称人格高尚。”李光地自身严于律已，因此一生为官清廉，政声卓著。
  宋朝，将乐县有一个读书人叫廖子尚，他的太太姓陈。子尚的母亲过世早，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偏心，对他弟弟比较好，对他不好。他心里慢慢地就不平，有怨。后来他娶妻子，继母对他妻子也不是很好。他就不平，想要去找继母理论，都是妻子把他劝下来。后来他的父亲去世了，父亲留下的田地与银两，结果继母把最差的田给他，给自己和弟弟留了最好的田地，还把不少钱都私吞了。廖子尚真的受不了了，要去找继母，再次被妻子拦下来。妻子用《朱子治家格言》的话语教育丈夫“伦常乖桀”。意思说若冲突了，“立见消亡”，整个家很快就败掉了。这位妻子很有见识，肚量大，结果很快的，继母生的儿子染上赌博和抽大烟，把钱全部败光了，母子几乎沦为乞丐。这个时候，妻子很懂人情事理，赶紧对子尚说去把继母和弟弟接回来，尽弃前嫌。廖子尚听了妻子的话，把他们母子接回来，大家一起吃年夜饭，然后帮弟弟戒赌戒烟，最后感动了继母和弟弟，这个家就消除了嫌隙，慢慢和乐了。后来，廖子尚的妻子生了三个儿子，全部考上进士，且都做了朝廷命官。这就是被记入廖氏族谱的家风小故事，由此可见，海纳百川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刚，只有秉持刚正的个人品质。才能做到律已慎独、无愧于心，这就是家训的魅力所在。
  三、客家人的族规家训，践行了杨时的理学思想，流写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客家家训不仅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风尚和传统观念，逐渐成为客家人所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着所有的客家人。而且耕读传家，勤俭崇廉，开拓进取，成为客家人经营创业的方法手段，体现务实正义的人生道路。在客家家训的熏陶和感受下，客家人自觉地形成了崇文重教，勤俭持家，尊老爱幼，耕读传家的优良家风。
  将乐县龙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里山所王学恩所长几十年如一日，守卫在深山老林，他不但工作上任劳任怨，无私奉献，获得“国家优秀护林员”称号，而且在培养教育子女上也取得斐人的成就。王学恩因常年在护林点，家里大小事务都由妻子刘五金一人承担。为方便孩子上学，1992年他家从龙栖山迁到县城居住。妻子刘五金没有文化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当时一家五口靠丈夫一人的工资过日子，生活相当拮据。她便寻思在自家房子整出一间小店铺来，许多年来凭着自己吃苦耐劳和人缘好，硬是将小小便利店经营得有声有色坚持到现在。母亲对待孩子除了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外，总是运用家训循循善诱教孩子们做人的道理与做事的原则。女儿考上当时人人羡慕的重点中专，现在厦门工作。两个儿子学习上你追我赶，上了重点大学且都是硕士毕业。现分别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交通部工作。
  2015年5月15日，全国妇联在北京举行“最美家庭”揭晓暨五好家庭表彰会”。会上表彰了将乐县一个身残志坚的幸福三口之家，使张先震家庭入选全国100个“最美家庭”。谈起张先震，其家庭事迹确实感人。
  14年前的一篇报道，引出一个重残人和城里姑娘的一桩美好姻缘。2000年6月，福州美女叶东星看到有关张先震卧床7年多仍坚持写作的新闻报道的事迹，深受感动，她通过写信、打电话向张先震倾诉了爱慕之情。最终，两人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结了婚。叶东星从2001年离开繁华都市福州嫁到将乐偏远山乡万全，她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对重残丈夫不离不弃，对儿子精心哺育，循循善诱。成为丈夫的精神脊梁家庭的主心骨。有妻子做坚强的后盾，张先震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先后在《人民日报》等200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00余篇，出版散文选集和童话，获各类奖项21个，成为福建省作协会员和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会员。
  笔者曾采访过张先震夫妇，是什么力量支持他们坚持到今天，并且全家人生活的如此坚强？张先震说：“我从小生活在万全，是张氏族规家训教导我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我虽残疾，但有这么好的妻子细心照料我，这么多好心人关心我的家庭，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生活下去呢？”由此可见，只有不忘族规，把家训牢记心中，勇于实践的人，生活并不会辜负他。
  笔者例举以上多个典型事例，目的只想证实：杨时的理学思想和中华民族古老的族规家训我们不能丢弃，必须传承。当前我们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推动与支撑，离不开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滋养，离不开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对现代文明的传承颂扬。我们要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依托历史，立足现实，着重传统，面向未来。深入挖掘杨时文化的内涵，保持“忠厚持家远，诗书继世长”的优良家教家风，使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遵德钙质得以延续，使传统的家训族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接相适应，推动传统文化历史弥新，发扬光大，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道德之基，精神之本。
  杨时精神与客家精神
  肖胜龙
  客家精神是客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和灵魂，它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客家人的胸怀境界、意志品格和价值追求产生过重要影响。借鉴国内学者的研究，笔者把客家先贤杨时精神概括为“诚学穷理、尊师重教、爱国怀乡、清廉为民”。并从中来解读杨时精神对客家精神的影响。
  一、杨时精神
  杨时（1053—1135），福建将乐人，宋代著名理学家、教育家和诗人。他“上接濂洛之传，下启罗（从彦）、李（侗）、考亭（朱熹）之绪”，把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濂学和洛学，从北方引进到福建和我国南方，不仅为闽学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开湖湘学、婺学等学派的先河，对我国文化重心南移以及闽文化的开发起了筚路蓝缕的作用，向被尊“程氏正宗”、“闽学鼻祖”。杨时是一位学术地位崇高的客家先贤，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杨时是一位正面历史人物，他兼具理学、经济（“经邦济世”）、气节、文章四长。杨时精神概括为“诚学穷理、尊师重教、爱国怀乡、清廉为民”。
  （一）“诚学穷理”
  所谓“诚学穷理”，是指杨时“笃钟理学”，学道悟道，孜孜以求，心无旁鹜，潜心钻研，矢志不移的恒心和毅力。它是推动杨时一生不断进取、道德自觉、完善人格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它是杨时倡道东南并成为程氏正宗、闽学鼻祖的根本途径。
  “诚学穷理”首先表现为杨时对二程洛学信至笃，学至诚，业至精。从弱冠时起，杨时就以道学自任，先后往颍昌、洛阳求学于程颢、程颐。努力向学，终生不逾，终成正果，取得了“倡道东南”的功绩。杨时成了继承、传播和发展二程理学的主将，为其三传弟子朱熹创立的闽学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正因为有杨时的诚意求道，倡道东南，经罗从彦、李侗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有后来的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创立了闽学。北方的二程洛学终于在南方长成参天大树，结出闽学这一硕果。其次，“诚学穷理”是杨时求道的要诀。他在学习二程洛学和传道东南的过程中，在“穷理”上下功夫，坚持学中悟，悟中传，如此循环往复，以至越学越悟越传，对洛学的研究越深，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洛学。
  再次，“诚学”所讲的“诚”，既是杨时一生追求的道德目标，又是杨时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杨时非常推崇《中庸》，对其中的“诚”这一价值核心进行了清晰而明确的阐发。“夫诚者，天之道，性之德也。”杨时把天之道和性之德结合起来。他在《礼记解义》中说：“自诚而明，天之道也，故谓之性。自明而成，人之道也，故谓之教。天人一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归则无二致也。故曰诚则明，明则诚也。”人要从“诚之”方面下工夫，安于事，行于果，那样就可以由明而诚，并最终上达天德。
  杨时完善人格、崇尚德行的目标不是自己，而是全社会。杨时所倡导的“反身而诚”，注重从人的内心去寻求的思想对后来的朱熹，特别是明代的阳明心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通过“诚”把天人联系在一起，由而推导引申到道德主体对“诚”的运用，这对提高当今社会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形成完美人格乃有启迪意义。
  （二）“尊师重教”
  尊师重教，是指杨时尊重老师、敬畏学术的优秀品格和兴教立学、教书育人的的远大志向。“尊师重教”是“诚学穷理”之果。“程门立雪”这一千古佳话为后人树立了尊师重道的典范。杨时“笃钟理学”→“程氏正宗”→“倡道东南”→“闽学鼻祖”，展示出一条能启示后人奋进追求的励志求学之路。“程门立雪”启迪着一代代的莘莘学子，勤学好问，笃志求道，学以修身，学以致用。“程门立雪”，它是客家先民崇文重教的闪光点，也是客家后人弘扬客家精神的一盏明灯。
  受杨时的影响，其得意门生罗从彦从家乡剑浦县（今延平区）徒步千里赴浙江萧山，向老师请教，还不惜变卖家产，到洛阳向程颐问学。杨时的再传弟子李侗，感恩尽礼，将客死他乡的师尊罗从彦归葬于故乡。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进士及弟后，从崇安徒步到延平向李侗问学，从此摒弃释、道杂学，一心向儒，穷研圣学，终成大器。杨时一生勤奋研习，深究学问，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远千里从之游。”作为学连洛闽的宗师，杨时正是通过兴教立学来倡道东南的。程颢程颐的“吾道南矣”最终通过杨时的兴教立学得到实现。
  （三）“爱国怀乡”
  爱国怀乡是指杨时对祖国、对家乡具有深厚的感情并乐于为之奉献的崇高情怀。杨时为官居高位，则谋国计民生。北宋未年，内忧外患，朝廷对外屈辱妥协。杨时力主抗金，反对议和，这是杨时政治态度最为鲜明之处，是杨时“仁”和“义”的具体表现。杨时晚年入朝为官，虽然只有短短四年时间，但他多次上疏朝廷，仅靖康元年，他向宋钦宗连上七疏，力排靖康和议，反对投降，提出一系列克敌制胜之策，建议罢黜投降派张邦昌，诛杀童贯，所陈均关系到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杨时在上疏中议论褒贬，无所顾避，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
  杨时在他乡则魂牵家园，处平凡则求敦亲睦邻，只要力所能及，都愿意造福桑梓。杨时告老还乡时，宋高宗按惯例赐官绢200匹、白银三百两，以颐养天年。但杨时却推辞说：“乞恩于八闽，山无米、地无租。”高宗准奏：“永为优免。”充分反映了杨时爱国爱乡的拳拳之心和博大的情怀。北宋靖康元年三月，杨时临危受命，用和平的方式平息了京师的大学潮，体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中国知识分子十分崇高的气节操守。他这种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在困难当头敢于担当的精神。
  （四）“清廉为民”
  清廉为民，指杨时清正廉明、安贫乐道的优秀品格和恤民、爱民、为民的仁政观。杨时面对国难当头、民族危机以及“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人生邪僻”的道德危机，不是做旁观者，而是积宣扬儒家传统的理论思想和道德观念。他身体力行，明德修身，践履崇实，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富贵如浮云，苟得所非臧。贫贱岂吾羞，逐物乃自戕。胼胝奏艰食，一飘甘糟糠。所逢义适然，未殊行与藏……”。（《此日不再得·示同学》）。这正是他一生安贫乐道、清正廉明的真实写照。杨时自24岁登第进士后步入仕途，历任30多个官职，但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他逝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正因为杨时注重清正廉洁，具有伟岸正直的美德，所以他才敢于抗佞排奸，与邪恶势力作斗争。
  杨时坚持以民为本的从政理念，所到之处皆有惠政。《宋史·杨时传》：“历浏阳、余杭、萧山三县，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这是杨时推崇中庸思想，实施“仁政”的具体表现，主要包括民贵、宽政、法治与愿治相结合等。他提出：“夫民者邦之本也，一失其心则本摇也”、“人君所当法者尧舜而已”、“宽者得众”，主张：“爱人节用、取用适时、安抚农民、使民有家产，目的是为了休养生息，使民安居乐业。
  总之，杨时精神是一个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整体。“诚学穷理”体现杨时可贵的学术个性和探求精神，居核心地位；“尊师重教”体现杨时的教育理念，是杨时文化精神的标识；“爱国怀乡”体现杨时崇高的情怀；“清廉为民”体现杨时高尚的人格和为政态度。杨时精承接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思想道德的优良传统，整体上共同发挥文化、思想、精神的包容、引领、激励、提升的功能。
  二、杨时精神对客家精神的影响
  （一）理学南传是杨时对客家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大贡献
  中原汉民从中原南迁而来，与当地原住民长期融合，并以人数、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少数民族，形成了以汉民族为主，既有中原文化传承，又有当地文化渗透的别具特色的客家民系与客家文化。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客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杨时倡道东南，洛学入闽，把纯正的二程之学传播到客家地区并逐步扩大，不仅开创了闽学，还对客家思想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特别对客家精神的产生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理学南传方面，杨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长达47年。杨时首创东林书院，聚徒讲学十年之久，还先后在福建、浙江、河南、湖南、湖北等地讲学，弟子千余人，其中客家人居多，并涌现出一批有成就的客家学者，著名的有罗从彦、陈渊、萧凯、胡宏、胡寅、李郁、张九龄、吕本中等弟子，成为南宋初期最有影响的学派。众多的客家学者接受理学，传承理学，可见杨时对客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之深。王孙蕃《杨龟山集》原序载：“有宋名儒继出，几以百数，鼓吹正学，羽翼圣经，上传洙泗，下接濂洛，海滨之士称邹鲁焉，然破荒开辟，实自龟山先生始。”《中国名人大辞典》载：“朱熹、张栻之学，其源皆出于时”。
  特别是杨时的三传弟子朱熹，他是中国后期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四书集注》被元、明、清三朝定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之书，他的哲学观点影响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长达600多年，迄今仍对中国传统优良文化的发展起到承先启后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在研究理学对客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时，自然离不开探讨杨时对客家思想文化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二）杨时尊师重教精神对客家文化教育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杨时的教育思想突出地表现为教书育人。杨时把传先圣之道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倾力著述，以书传世。他提倡德育与智育相结合，读书与做人相结合，学与用相结合。主张把个人修养与实现理想社会联系起来，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他勉励学生要珍惜时光，自强不息。杨时倡道东南，在福建的成果最为显著。一方面，杨时传扬了洛学，给福建带来了崭新的思想；另一方面，杨时本人也进行了很多思考，其研究学问的思想和方法直接影响了罗从彦、李侗、朱熹，这正是由洛学逐步向闽学过渡最终成为闽学思想体系的中间环节和渊源所在。可以说，没有杨时的东南传道和思想解放，便没有朱熹集理学之大成的可能性。从杨时到朱熹，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学中断的道统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
  客家耕读兴家的祖训不断弘扬。时至今日，将乐农村客家人的大厅内正中设“天地君亲师”神位，把“师”与“天地君亲”并列。将乐客家人尊师重教，还可以从古迹、节令、民谚等多方面得到真实的反映。将乐有一个独特的节令，农历三月初三，“光斋节”（俗称“三月三”）。学生家中备酒菜请老师。各宗族的族田中单列出一项“学田”，用于奖励宗族子孙读书上进。民间谚语有：“三代不读书，不如一条猪”“田要添泥，人要添才”“修漏乘晴天，学书要少年”“若要求学问，老师必须敬”“穷秀才写出好文章”“子不教父之过”“作田不好荒一年，教子不好害一生”“学好三年，学坏三天”等等。
  因为重教，从宋至清末，三明全区有书院99所，而私塾、义塾更是城乡比比皆是。三明市境内历史上中进士总人数达720名，其中客家人苦读成才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沙县罗从彥“鬻田求学”的典故亦在沙县成为美谈。李侗24岁时，始学于罗从彦，他一生不求功名利禄，一心追求儒学真谛，从彦称曰：“愿中求道甚锐，趋向在抵近正。”尽得其所传。朱熹“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其苦学成才的感言。见证了客家人的崇文重教。
  客家人的重教精神，除了体现在客家名人自身从小刻苦读书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对自我以外教育的重视，并竭尽全力发展当地的教育事业，促使更多的客家子弟成才。如明人张显宗，宁化人。洪武二十四年进士，同年“特赐状元”。他任国子监祭酒后整顿学风，健全制度，在任内造就了一大批人才。清代宁化人伊秉绶在惠州为官，特别重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主持重修“东坡故居”，创建“丰湖书院”，奖掖后学，成就人才。
  （三）杨时精神对客家人爱国主义情怀的影响同样突出
  客家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许多客家历史名人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这种爱国情怀一方面表现在反抗外族侵略、浴血奋斗牺牲方面。宋代最有气节的李纲、文天祥等人均为杨时作“画像赞”。李纲称赞杨时：“儒林仪表，国家栋梁，风云翰墨，锦绣文章。”民族英雄文天祥、理宗宝祐四年举进士第一，恭帝德佑元年（1275），元兵长驱东下，文于家乡起兵抗元。后兵败被俘，元世祖以高官厚禄劝降，文天祥宁死不屈，从容赴义。其“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尚品格，留芳千古。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客家人的爱国主义情怀则突出地表现为客家“强颈“精神。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闽、粤、赣三省边界地区的红土地，洪秀全、孙中山、朱德、叶剑英、刘少奇等不一而足。日本著名学者山口县造著《客家与中国革命》：“自强好斗，没有客家人，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史。”客家男人，不论出外谋生、立业，或从政、从军、从商，都是敢作敢为，拼搏进取的。
  客家人的爱国情怀还突出地表现怀乡爱民方面。邹应龙，嘉定十四年奔母丧返归泰宁县，正遇家乡大水，当即散家财赈济灾民。海外客家赤子，他们身居异邦，心怀乡国。梅州市客家侨批见证华侨发展史和爱乡爱国壮举。梅州市现收集保存的侨批档案共22748件（不含散存在民间部分）。这些侨批涵盖了从清朝末年至新中国成立各个时期。梅州是全球客家人最大的聚集地和衍播海外的出发地，现有300多万华侨分布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梅州四成左右的人口依赖“侨批”带回的款物为生。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众多的客家后裔和港澳台客属同胞，纷纷在故乡投资建厂，为振兴故乡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经常慷慨出资赞助家乡的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体现出游子的爱乡情怀。
  （四）杨时是清正廉明、恤民爱民的楷模
  杨时还创造了一种既是“讲学之方”，又是“养心之要”的“默坐澄心”、“于静中体认大本”的独特修养方法，并一直为其门人后学所信守，“以主静为宗”被称为“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李延平集·卷三》）。罗从彦将其传授给李侗，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延平四贤”都向往“平淡”生活，安平乐道。
  杨时注重清操直节，强调“接物应事，唯直而已。”他从政期间，敢于直言朝政弊端，抨击童贯、蔡京等重权大臣祸国殃民的罪行，充分表现了伟岸正直、一身正气的美德。杨时一生清贫乐道，清正廉明。朱熹在龟山先生遗像题词中称赞杨时“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杨时其优秀的品质，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地影响着后人。注意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明辨是非，克己慎行，反对贪图享受，骄奢淫逸。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纪念白求恩》）。
  刻苦勤俭。在这方面，广大山区的客家妇女表现得特别突出。客家女人是公认的贤良淑德的典范。到田间地头看一下，很多女人身上背着小孩，在烈日下劳作。男人在外求学求功名，女人，永远在家里毫无怨言地支撑着一个家，苦苦等待。她们艰苦卓绝、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精神，历来为中外人士所赞扬。她们有力地促进了客家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说：“在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的妇女，最值得赞赏的当推客家妇女了。”英国学者爱德尔在他所著的《客家人种志略》称：“客家妇女是中国最优美的劳动妇女的典型。”客家妇女集中体现了客家人刻苦耐劳、勤俭朴实、坚毅顽强、自力自强、聪明进取等优秀品质与精神，更完整充分典型地塑造出客家人的形象和精神风貌。
  爱国爱乡、崇文重教、刚毅聪慧、勤劳朴素、开拓创业。这些都是客家精神的具体表现。宋至清代客家精神的逐步形成，与杨时的大力弘扬，特别是以身示范是分不开的。杨时对客家精神的影响至今仍存。我们研究客家精神，不能不研究杨时。客家精神的形成是在独特的社会环境和独特的历史渊源中，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在不断的推陈纳新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扬，也为中华族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在客家文化研究中，亟待提出一个标准化、科学化、大众化的客家精神，准确地表达与概括，便于大家学习、宣传与弘扬。凝炼杨时精神，既是对优良传统的回顾和总结，更是为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寻求具有自己特色的、用之不谒的精神动力。我们不但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深刻领会客家精神的内涵和意义，更要把握时代特点，顺应时代潮流，赋予时代内涵，努力弘扬客家精神，使之真正在人们的思想和实践中生根开花结果。
  双璧互映两高峰
  李子
  八百多年前的一天，他站在碧水丹山间，思绪穿越群山雾霭，穷通古今：“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乾鱼，不知果何神也……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汜者，即其君长，盖亦避世之士，为众所诚服，没而传以为仙也。”
  这座让人思接千载的大山，当时就已很出名；而这个对这座山作上天入地思考的这个人，当时也很有名，未料到自己身后成了这座山的组成部分。他的一生烘托了这座山的海拔，更不知道他那无可企及的思想文化高度，和这座山一样，成为华夏的两座高峰。
  这座山，叫武夷山；这个人，叫朱熹。
  武夷山，作为一条山脉来讲，在朱熹所述的汉以前，已名见《山海经》记载：“瓯居海中，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曰闽中山……三天子都山在闽西海北”。古籍中这条叫做“闽中山”“三天子都山”时或也叫做“南山”的山脉，北连仙霞岭、南接九连山，纵贯福建和江西两省的界峰，它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作为景色秀丽的风景区来讲，它指的是武夷山脉之一部，即我们今天通常所称的武夷山市辖区内一片奇秀山群，这一片山群里有被称作“蛇的王国”“鸟的王国”“昆虫世界”“世界生物之窗”“天然植物园”的自然保护区，有溪流云液山光涟漪的九曲溪，有玉女峰、大王峰等迷人的三十六峰、九十九岩。
  武夷山脉主峰黄岗山海拔2158米，嵯峨耸立于中国东南。
  武夷山南麓，古属建州，今天因其位于福建北部，简称闽北。这里山作翡翠色，水流碧玉姿。地灵必然人杰。这里一个政通人和的地方叫政和县，朱熹就孕育在这里；这里闽江边一个古称南剑州尤溪县的地方，朱熹就诞生在这里；这里一座原是古建州治地的建瓯，朱熹就成长在这里；这里一个波光潋滟的延平湖，朱熹就拜师在这里；这里一个恬静的小镇叫五夫，朱熹就生活在这里；这里一片静默的水湾叫考亭，朱熹就讲学终老在这里。
  八百多年前，当朱熹还是一个六七岁稚童的时候，就显示出日后成为中国一代思想家的秉赋。父亲把他荷在肩头，指着高空说：“那叫天”。朱熹眨巴着小眼跟出一声：“天之上又是什么？”这一声天问，问得父亲当时语塞，而这一声天问，却让这个孩童一生追寻天理，构建了后世称之为理学的天大学问。
  朱熹与武夷山是一生的情缘。他71年生涯中，除了短暂在外仕宦外，“琴书五十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不仅在武夷山中完成了《论语集注》《孟子集注》等理学代表作，而且在武夷山中营建“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广收门徒聚众讲学，还在武夷山中首唱棹歌，吟诗作赋，更在武夷山中浓蘸饱墨，铺纸挥毫。这里的半亩方塘，既照见今天的天光云影，更映照过一个思想家的身姿，这里鹅卵石铺就的朱子巷，既承载了历史的风雨，也传响着一个伟人的履声。
  1998年，武夷山同时向联合国申报自然和文化两个世界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地”成功获准是题中之议：改革开放初，民盟福建省委原主委、著名昆虫学家、福建农学院教授赵修复先生在福建省召开的首届科学大会上，紧急呼吁把武夷山的挂墩和大竹岚作为自然保护区封禁起来，保护其珍稀的动植物。赵教授的呼吁径直奔向中南海，一篇题为《福建农学院教授赵修复紧急呼吁保护名闻世界的崇安县生物资源》的光明日报内参直达邓小平同志案头。尽管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多少重大问题等着小平同志决策；然而，伟人的远见卓识也从武夷山这样的“小事”中看出意义不小，他不仅对文中重要句段画了横线，并在标题“保护”二字下重重画了两杠，在内参上批示：“请福建省委采取有力措施。邓小平十一月廿二日”。接到小平同志批示后，福建省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实地考察和各项准备工作。1979年4月，“福建省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两个多月后，国务院批准将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列为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中国人这么珍爱的武夷山，也受到了世界的关注，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绶带没有理由不戴在武夷山身上。
  接下来就看“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桂冠能不能也花落武夷山了。
  受命前来考察武夷山文化申遗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方面为武夷山以船棺为代表的特色而富集的历史文化目眩神迷：“武夷山古闽族、闽越族文化遗存是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另一方面，更为紫阳楼、朱子巷、兴贤古街等传播出来影响世界的朱子文化而震撼：“武夷山是朱子理学（后孔子主义）的摇篮，是世界研究朱子理学乃至东方文化的基地”。
  “世界级”文化伟人矗立在武夷山中，“世界级”朱子文化深蕴在武夷山中，“世界文化遗产地”桂冠也就顺理成章的戴在了武夷山头上。朱熹以他的思想文化海拔，与武夷山并峙于中国东南。
  作为后学，民盟前辈赵修复教授为武夷山所付出的心血激励了我。本世纪初，笔者不揣浅薄踹进了武夷山文化的溪流，为世人揭开了古闽文化的神秘之后，受组织之托，继续踏上探研文化伟人朱熹及朱子文化之路。几年来撰写并发表了《朱熹必须走出闽北》等相关文章，受邀参加南平市政协朱子文化建设课题组，为打造朱子文化品牌战略贡献思路；同时向省政府撰文报告，争取到时任省委常委、副省长的陈桦拨出省长基金80万元，修缮五夫紫阳楼和兴贤书院；又在南平市政协四届四次大会上，向大会宣读了《让朱子文化辉映闽北“百年梦想”》的大会发言，积极为挖掘和弘扬朱子文化鼓与呼。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八百年前武夷山诞生了朱熹，八百年后笔者有幸生长在这块文化福地，以受伟人之光照，为先贤的精神所感召，为神奇的武夷山、为博大精深的朱子文化献绵薄之力，为有荣焉。
  李侗与朱熹的师生情结
  文思
  如果说滚滚闽江水是福建的母亲河；那么巍巍的武夷山就是福建的父亲山；在福建，特别是闽北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诞生了一批震撼九州的雄才逸士。著名学者蔡尚思出诗赞云：“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把朱子与孔子相提并论，肯定了朱子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又一大儒的历史地位。提及朱子的杰出成就，我们不能不提到“南剑三先生”（杨时、罗从彦、李侗），让我对他们做一简要的介绍。
  杨时（1053—1135）字中立，号龟山先生，南剑州将乐县人；正是这位闽学鼻祖，把“二程”理学南传，并收授弟子罗从彦（1072—1135，南剑州剑浦县人），罗从彦又收李侗为徒，将理学精髓传给李侗（1093—1163，字愿中，又称延平先生）。正是李侗将二程理学真谛传授给朱熹，经朱子与其弟子们的数十年的共同努力，终于铸就了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的形成、发展，从而集理学之大成，延平也因而荣获“理学名邦”之殊荣。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历史上誉称“延平四贤”。本文着重谈谈李侗与朱熹深厚的师生情缘。
  李侗于宋元祐八年（1093）出生在古代南宋南剑州剑浦县樟林乡（即今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下岚村樟岚自然村）一个官宦家庭。其曾祖父李幹，北宋天圣二年（1024）中甲子宋郊榜进士，授屯田郎中，为官清正廉洁，死后获得皇帝追赠金紫官禄大夫。李侗祖父李纁，北宋宝元元年（1038）中戊寅吕溱榜进士，官授朝散大夫，写一首好文章，死后追赠中秦大夫。李侗之父李涣，也是官封正六品的上文散官。李侗就是这样一位在三代为官的家庭环境下，接受正统儒化教育长大的。他在其父的引领下，多次走访藏春峡别业，并在那里结识了“二程”理学的二代传人罗从彦。后为考取功名，他进入南剑州州学学习，又结识了吴仪的侄孙吴方庆与他的父亲吴觏，他们在一起品茶饮酒，吟诗作句，求学问道，结下了志同道合的深厚友谊。吴觏看中了李侗，并将爱女嫁给他。李侗敬慕和欣赏杨时与罗从彦所得的“二程”理学的真谛，于南宋政和六年（1116）前往南斋书院，拜先贤罗从彦为师。罗从彦是“二程”理学真传弟子杨时的学生。拜见时，罗从彦严厉抨击李侗引佛入门的错误做法；但对李侗刻苦钻研学术，品行端正的思想和行为还是给予充分肯定，喜于言表。这在他写给陈默堂的信中得以披露：“后生李愿中者，问道甚锐，曾以书求教，趋向大抵近正。”此后，李侗不仅在学术上完全接受了罗从彦的观点，而且在追求生活上也极力效仿罗从彦。罗从彦不愿从仕，李侗也不想当官。罗从彦严毅清苦，嗜好泊如；李侗也淡泊明志，穷经论道，默坐澄心，终于学成名就。李侗从罗从彦那里尽得其学，成为程颢和程颐的三传弟子。“两宋”时期他与杨时、罗从彦并称“南剑三先生”
  晚年，61岁的李侗收朱熹为学生，用其余生精力和知识耐心教授朱熹，使之成就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从而使朱熹成为“二程”理学的四传弟子。古人尊称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延平四贤。李侗一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他的最大功绩莫过于培养和成就了朱熹，可以说李侗对朱子理学的创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正是由于李侗慧眼识英才，耐心说服、引导、教诲朱熹，朱熹才得以逐步接受了“理一分殊”观点，并将“太极”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从而发展了“理一分殊”的哲学思想。
  但是，大儒朱子不是一开始就接受了“二程”理学观点，这其中经历了一个痛苦、曲折的思想转变过程。这就不能不提及其老师李侗充满智慧的教书育人才干。宋绍兴五年（1135）,5岁的朱熹随其父朱松由尤溪前往政和途中，路过延平时，第一次认识了父亲朱松的学友李侗。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将赴同安县任主簿的朱熹第一次慕名到延平拜见李侗；这是一次非师生关系的会面。朱熹对李侗观点似乎有些不屑，李侗识透朱熹的心态，用平和的语气和循循善诱耐心劝导的方式委婉引导朱熹，绕着弯子劝说朱熹要熟读孔孟圣贤书，并加以认真思考。朱熹经过长时间的认真思索，特别是朱子在同安任职时，逐渐看出佛禅之说无法解决社会问题，于是他的思想才开始转向儒学轨道，加上本人反复研读李侗推荐的儒家圣贤书，终于接受了李侗的劝导。两人坦诚交流中，朱熹被李侗的博学多才和人格魅力所吸引，决定暂时把自己多年潜心研究的禅学放一边，专心研读儒学和“二程“理学。绍兴二十七年（1157）五月，朱熹给先贤李侗寄去的第一封研读心得“问学书”。同年十月，朱熹同安县任职届满返乡后，又从五夫徒步三百多里到南剑州剑浦县（今南平市延平区），专程前往延平拜李侗为师，讨教理学真谛。李侗教育和引导朱熹思想转变的过程，充分显露出他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的才干和素质。这种因人施教的教学方式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绍兴二十八年（1158）一月，朱熹独自徒步由五夫前往延平，与李侗交流学问一月有余。在延平期间，朱熹除了与李侗切磋学问外，特别静心体认天理，刻苦研读、虚心问道，从而初步确立了“理一分殊”的哲学思想基础。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31岁的朱熹与李侗多次书信交流了“主静存养”与“洒然融释”的学习方式后，终于明白了“理一分殊”的深刻道理，这才决定到延平正式拜李侗为师。并借助在老师李侗家居所旁边的西林院达观轩，就近接受李侗老师的教授，长达两个多月。期间李侗不仅耐心为朱熹讲授儒学“仁字”和“二程”理学真谛，而且还阐述了孟子尽性，传授了自己存养、持守的经验与方法，使朱熹茅舍顿开，从而摒弃佛学，完成了“逃禅归儒”的重大转变，从而踏上了研究理学集大成之征途。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33岁的朱熹得知李侗到建安访友的消息，他立马由五夫前往建安拜见李侗，并陪同李侗返回延平。还在老师家不远的西林院住了两个多月，这是他第五次到延平求教李侗。隆兴元年（1163）六月，71岁的李侗由建安前往江西铅山，途经武夷山时与朱熹相会，并再次进行思想和学术交流。同年八月李侗返回延平时，再一次途经武夷山，师生又一次相聚。朱熹借机向李侗请教赴京应诏“所宜言”，即上疏皇帝的奏折内容。李侗希望朱熹向皇上表达朝廷必须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富国强兵，抵抗金兵的意向。
  朱熹通过这六次与李侗的历史性会见，不仅从李侗那里学到了居敬持志，涵养功夫，而且把儒家学说用于安邦治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子在师从李侗的十年间，校订了《谢上蔡语录》，撰写了《论语纂训序》，并将自己与恩师论学语录编写成《延平问答》，弥补了李侗著书甚少的缺陷。将李侗学问传承下来，其功可赞！在李侗先师的指导和自身努力下，朱子学问和儒学知识倍增。朱子在自学和悟道的征程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两首诗《春日》和《观书有感》。诗中喊出了“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清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诗中不言而喻这源头就是指儒家学说。朱子就是这样谨遵杨时、罗从彦、李侗先师的“二程”理学之门道，经自身践行努力，达到思想与理论的巅峰。朱子从李侗那里学得“二程”理学的真谛，特别是他在同安任职实践过程中，逐渐意识到“儒理实，佛理虚，”禅学根本无法解决当前迫切的国际民生问题，从而从思想上开始转到儒学上来，这得缘于李侗耐心细致的教育和引导，终于完成了“逃禅归儒”的重大转变；从此，朱熹全身心的投入到研究儒学，创建以理学为中心的闽学，从而集理学之大成，成为继孔孟之后的中国又一大儒。
  走到成功的背后
  张建光
  看你，自延平而来。那里与你生命息息相关：你的军政生涯起点地、“延平条陈”上奏地、“延平王”封号取用地、驱荷复台思想的策源地。听过江湖上太多的传说，见过山野里太多的遗址，总想到你的故乡作一番长谈。带着十分的虔诚和景仰，今天，我到了南安。
  走进你的故里便走进你的光环。一路都是以你名字命名的街道、学校、各行各业与各类产品。就是海峡对岸，独祀你的庙宇也有150余座，在日本还有你诞生的纪念碑石。有人说，你是唯一可以串联起大陆、台湾、日本与荷兰的历史人物，也是唯一在不同政治背景下皆能同受官方和民间尊敬的历史人物。你当之无愧时代赠予的称号，“国姓爷”“国姓公”“延平郡王”“延平王”“开台圣王”“开台尊王”，被两岸人民看作神、看作圣。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就说过，你“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这个季节正是凤凰花开，树树犹如燃烧的火炬。市委书记告诉我们，南安的版图就像一把火炬。我想，你和当地的仁人志士就是那高擎火炬的人。
  我仰望过你鼓浪屿皓月园覆鼎石上的立像，注目过泉州马上驰骋的座像，拜谒过台南郡王祠的神像。今天沿着你的大街由西向东，瞻仰矗立在大街上的雕像，第一时间见到的竟是背面。下午阳光格外强烈，在雕像身后留下了长长的影子，块块岩石愈发显得粗犷雄浑，我长久的注视着你的背影，思想走向了历史的沉重。正面看你，伟岸、荣光和辉煌；背后看你，总让我联想到你所经历的有如大海般波澜起伏的大苦大难。我驻足不前，索检你那凡人难以忍受的磨难：一是国破。你生长在中国历史至暗时刻，虽然年幼聪慧，经纶满腹，15岁考取南安县秀才，21岁入南京国子监就学。本来你完全可以走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就在你到南京的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攻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杀；驻守山海关的总兵吴三桂变节，引清兵入关。以后就是“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学业就此中断，你抱定救亡天下的决心，投笔从戎。回福建朝见南明隆武皇帝，受到欣赏重用，赐你国姓大名，封“忠孝伯”“招讨大将军”，授尚方宝剑，委以军事重任，一介年轻书生就这样被迫走上血雨腥风的战争生涯。二是母丧。母亲是拥有中国血统的日本女人，对你疼爱有加。清军占领福州后，继续南犯，进占南安安平镇，洗劫了郑府上下，你母亲不堪受辱，毅然自尽。待从金门赶回，你和母亲已是阴阳两隔。如果原来抗清是出于民族正义，此时已是国恨家仇集于一身。第二天，南安九日山下潘山操场，龙幡旌旗，顺风招展，刀枪剑戟闪耀寒光。南安孔庙内，你身着白甲素袍，腰系尚方宝剑，手托当年读书的青衣儒巾肃然下跪，面向孔子雕像行礼后，庄严发誓：“昔为孺子，今作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谨谢儒服，唯先师鉴之。”随后挥别青衣，放火焚烧。从此，高举反清复明大旗，转战东南17年。三是势孤。南明王朝毕竟是小政权。你虽然建立了厦门基地，一度北伐打到南京，收服了江浙“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登高眺望高吟“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但终归年轻，功败垂成，只得退守厦门。而海峡东岸的台湾，已被荷兰殖民者霸占了三十多年。对外，你没有国家的支持，十几万军队的供给靠的是“自生自殖”，在海内外设立了“五大商”“十大行”。对内，你是孤臣孽子，势单力薄，偏守东南一隅，四面受敌，孤臣孤军，孤忠孤魂，真可谓内外交困“零丁洋里叹零丁”，虽千万人我独往。就连对手大清王朝康熙大帝也为之动容，在你身后题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白崇禧将军肃然命笔“孤臣秉孤忠，五马奔江，留取汗青垂宇宙；正人扶正义，七鲲拓土，莫将成败论英雄。”四是父叛。有道是哀莫大于心死，悲莫过于父子反目成仇。作为海上商业集团首领的父亲以利益为根本，经不起清廷“闽粤总督”“三省五爵”头衔的诱骗，不顾你的哭劝，竟然变节降清。父亲兄弟一干人抵达福州不久，清廷覆手为雨，将他们悉数押解京城，作为劝降你的砝码。饱读诗书的你何尝不孝自己的父亲，如何不怜自己的手足？你的诗流露出“天以艰危付吾俦，一心一德赋同仇。最怜忠孝两难全，每忆庭闱涕泗流”这样的心情。为此，你与清廷多次周旋，以致在先宣诏还是先剃发上纠缠不清。你尽最大努力保父老兄弟的性命，现在有研究者说，你甚至还通过关系设法营救他们。但是，你抗清之志始终坚如磐石，铁定以大明为正朔，移孝作忠。你曾作诗与父：“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父教子以贰。今父不听儿言，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明明知道此信清廷必见，你却引用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文》之语，请“清廷试思：今日之城中，是谁家之天下？”彻底断绝清廷要挟的念头。后来撰写《台湾通史》的连横十分感慨：“北征之檄，报父之书，激昂悲壮，热血满腔，读之为其舞，此则宇宙之文也。”文如此，情则春秋大义，永昭日月。你39岁就英年早逝，抱恨终天。与其说你是病死的，不如说你是累死、义愤而死。现在，我才真正懂得海水为什么那么咸？那是因为收储太多像你一样的仁人志士的眼泪。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介绍了阿英1940年写《海国英雄》四幕历史剧的情况。阿英说在他的写作中“历时最久，所经过的艰苦也最多”，而且他“始终是在极度的敬意下，审慎而又审慎地写下了每一行的”。通过你延平杀敌、与父决裂、攻打南京、退守台湾等情节，“竭尽所能的强调的表扬了你一生最伟大的精神，既是不为威逼，不为利诱，刻苦耐劳，忍受人间一切惨痛，不为最大的失败灰心，为公忘私，为国忘家，不屈不挠，奋斗到底，一个韧性的恢复故土的伟大意志与实践精神。”正因为剧本形象的表现这种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战争沦陷区人民的斗志。所以上演后受到进步文艺界广泛支持，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仅各报道推荐此剧的文章，就发表了近百篇。
  我曾问过山，今日来问海，你为什么能？凭什么秀才封王，撑起东南一片天，让明王朝又苟延残喘二十余年；凭什么驱荷复台，让“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俯首签订城下之盟，成了第一位打败西方侵略者的东方巨人。凭什么文武双全，马上船上叱咤风云，马下船下口占手书，立等可就，正确处理国事、家事、天下事，不是移忠作孝而能春秋大义？凭什么庙里封神，39岁的人生却成了后世历代永恒的崇拜，成为达官贵人、凡夫俗子心中最尊的偶像。南安几日得出了你成功的原因无非这样：一曰人格。我和石井纪念馆的郑馆长笑谈，作为出生日本的你，会不会讲日语？答案没有深究，我们却共同认为你是中国文化哺育的子孙。自幼读的是《四书》《五经》，尤懂《春秋》之大要，“大一统”“大复仇”思想早播心间，屈原、岳飞、文天祥是你的榜样。我仔细端详你手书“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后动，动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写得生龙活虎，颇有心得。你给事物取名却不忘儒家经典，十大商行分别用“仁义礼智信”“金木水火土”的字号。历史风云际会：朱熹父子分别在你家乡和同安任职，朱子曾在石井的鹤山东麓的岩石上刻下了“海上视师”，数百年后你在这块石上视察训练水师。我想两位圣贤肯定“隔空互动”交流过。忠孝圣贤是你生命的追求，完美的人格道德是你生命的底色。同治年间巡台使者沈葆祯为你写道：“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二曰眼光。你22岁给隆武皇帝上疏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所献良策，后人称之为《延平条陈》。虽然言简意赅，但高瞻远瞩，极具战略思维。特别是“通洋裕国”的对外开放思想，比“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的打开国门的主张早上200年。大海在你的眼中，是良田，是通途，是屏障，是你生命中的原风景。据说你母亲生你时，梦见一条鲸鱼扑入怀中。民间也传说，你是东海鲸鱼之神。我则想说，你是中国人中之龙，因为大海就是龙的故乡。你对大海的认识，对海权的把握，所反映出来的海洋观显得那样远见卓识，以致于当今人们谈论起海上丝绸之路还经常以你为例。你在收复台湾同时，就发动军队在南北各地屯垦，作出了立足台湾的长远打算；你在推进军政建设的同时，又推行朱熹理学文化的弘扬，广设学校，教化一方。你颁行了一系列法令措施，让圣贤之学成为“日用常行之道。”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写道：“台湾虽为海上荒服，我延平郡王辟而治之，文德武功，震铄区宇，其礼皆先王之礼也。至今二百数十年，而秉彝之性，历劫不没，此则礼意之存也。起而兴之，是在君子。”三是意志。你是胜也战，败也战，屡败屡战，一直“苦斗到底”。你有海的力量，又有山的坚定。北伐失利后，面对清军大肆围剿，没有一味退却，反而在1661年4月29日，以“坚冰可渡”的非凡气魄亲率25000大军，战船500多艘，从金门料罗湾东征，破鹿耳，登赤嵌，摧敌舰，歼敌援，经过9个多月浴血奋战，于1662年2月1日完成了驱逐荷夷，统一祖国的伟业。你登高大声吟诵《复台》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你仅仗一旅之军，没有国家支撑，背负大清王朝的追杀，竟然能够横跨海峡，打败当时号称海上“第一军事强国”的荷兰侵略者，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张学良将军为你赋诗：“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在版图。”
  今夜南安注定无眠，从此灵魂故乡永远驻着一个名字——郑成功。
  建瓯文化建设刍议
  徐肖剑
  建瓯，古老而新兴的城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为闽北绿色腹地的跃升发展，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今，建瓯市委市政府又在打造另一重要方面的软实力——利用该市丰富的传统文化积绽，把建瓯建成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新文化城。鉴此，笔者试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说到中国传统文化，陈寅恪曾言：“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自此之后，几十年来都以儒释道三教文化为中国之三大传统文化。笔者不以为然，首先中国并非政教合一的国家，传统文化不可能是纯宗教文化。中国有宗教文化，但却是比他国更独特的诸教共存、多神崇拜的宗教文化。自春秋始，中国即有含道家、儒家、法家在内的诸子百家之说，言中国传统文化，应是道、儒两家文化及比之出现更早的习俗、宗教与帝王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帝王、道家、儒家文化方为中国五大传统文化。建瓯城区即蕴含此五大传统文化，应予有计划地开发、完善，使人经由建瓯即可大致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到武夷山看了自然景观后非到建瓯看传统文化不可。
  一、在三溪汇流处创建以习俗文化为主体的旅游新景区，彰显中华习俗文化。
  崇阳溪、松溪、建溪三溪交汇处可开发旅游景区，区内建筑中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尽显中华文化风采。
  曾修撰《建安志》的宋代御史张叔椿说：“建备五方之俗”。意指建瓯的习俗风貌呈现出东西南北中五方融和的特点。盖因汉武帝元封初（前110）平定闽越之乱后，汉朝廷将大批闽越土著迁徙江淮，又将大批汉人陆续移入闽北。东晋“衣冠南渡”，又有多批中原士族从外省迁徙入闽。隋唐之后，自由迁徙入闽者渐多。五代战乱，江北士大夫、缙绅、商贾也多逃难来闽。清康熙年间实行“地丁合一”政策，外地人口流入闽地亦多。至道光九年（1829），建安县人口达227134人，殴宁县达3076940人，两县计534000余人，其中外来人居多。闽越土族与中原士族驳杂，古闽文化与河洛文化交汇，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决定了建瓯习俗的丰富多彩，除接受中原传统习俗外，地域习俗犹存，五方之俗名副其实。应尽最大可能建设一中华习俗文化苑，彰显中华习俗文化。
  此外，还可在区内建造东风凤凰山原御茶园北苑石碑为中心的茶文化场景，如陆游《建安雪》、周绛《补茶经》及“对拳”、“茗战”等，凸显北苑贡茶文化。设立御茶馆、茶艺表演场所和茶艺人才培训中心，以利输出茶艺人才。同时，在苑内建设小吃街，凸显建瓯小吃文化。
  二、以五凤楼为中心，着眼大殷（后改为大闽）国故都，修复古皇城主体部分，体现中国帝王文化。
  东汉建安元年（196）立建安县时所创建安县城，曾设四个城门。唐建中元年（780），州刺史陆长源修复城池，建城门九：东曰宁远，东南曰通安、资化，南曰建溪，西南曰建安，西曰水西，西北曰临江、西津，北曰朝天。这些城门后又几经毁建，最多时即明洪武年间为十一座：东有宁远、政和（通安），南有通仙（资化）、广德（建溪），西有通济、平政（水西）、临江、威武（西津），北有朝天、拱北、朝阳。建安门居城内。
  后晋天福八年（943）二月，闽富沙王王延政在建州自立为帝，以建安为都，国号大殷，纪元天德。盖因其父王审知于后梁开平三年（909）于福州被封为闽王，传至延政之兄延钧。延钧于后唐长兴四年（933）称帝，国号大闽，更己名为鏻。传至王延羲，于天福九年三月被都将朱文进、连重遇杀害。王延政遣统军使吴成义攻福州。闰十二月，羲侍卫武臣林仁翰杀连重遇、朱文进，迎吴成义入城。闽故臣共迎延政请归福州。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遂于天德三年改国号为闽，在建安即闽国帝位，以建安为闽国北都，福州为南都，续用闽国国号，取消殷国国号。延政在建安期间，确立了城区建设的南北中轴线以及平直方正的“棋盘街”布局，在中轴线中心盖太和殿，建五凤楼。同时大兴土木，扩建城池，增修城垣，兴建宫室楼台，构筑御苑校场，奠定了建瓯恢弘壮观的皇城格局。
  要恢复古皇城面貌，应改造五凤楼中轴线上的旧街建筑。同时，复建太和殿，修缮通仙门，修复通济、临江、威武三门，并结合建筑防洪工程修建西、南面部分城垣，形成殷（闽）国故都的主体规模，彰显故都皇城气派。
  三、修复东岳庙、孔庙、光孝寺，展示道、儒、释三家典籍、文物，彰显三家文化。
  道、儒、释三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柱，建瓯的东岳庙、孔庙、光孝寺不仅具规模且也代表了道、儒、释三教文化，应予修复，并做到修旧如旧。在此基础上通过收集、展示道、儒、释三家文化典籍、文物等形式，扩而宣示道、儒、释三家文化。
  建瓯城内，现存最重要的儒家文化遗存是建宁府孔庙。该庙始建于宋宝元元年（1038），为仿曲阜孔庙建成，为当时全闽最大的孔庙。现存的大成殿，虽重建于清朝，但其内檐柱础皆为宋物，两庑及戟门为民国年间修建。应按原有规模，恢复前门、万仞宫墙及泮池、泮桥、棂星门、戟门、大成殿、明伦堂、藏经阁、集贤堂、春风堂、藏书阁、聚星亭、崇圣祠、两庑等围于宫墙内的建筑群。并附以现代声像科技手段，展现儒家典籍，尤其是以朱熹为主的孔子最重要的传人十二哲的事迹；展现一代君王王延政，三位宰辅游简言、袁说友、杨荣，千名进士和史学家袁枢、外交家徐競，文学家吴激以及当代院士江龙、徐询等事迹及文化典籍。
  千年古刹光孝寺是福建现存始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场所，被誉为福建佛教的发祥地。始建于正值佛教在中国兴起之时的南朝永定二年（558）。现为明万历时重建、清朝两度增修之建筑。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是闽浙赣僧人求戒圣地和佛教法会的戒坛。明初鼎盛时僧侣达千人。为福建十方大丛林之一，曾有“南开元、北光孝”之誉。光孝寺应凭福建最早、规模最大的佛教场所原有建筑群修复，恢复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和连接东西两侧回廊组成的封闭式主体建筑以及伽兰殿、祖师殿、法堂、禅堂、祖堂、藏经楼、方丈室、香积厨、斋堂、寮堂、客堂等与两厢回廊隔墙连缀的建筑群落。并尽力收集展示释家典籍文物。
  白鹤山麓所建之东岳庙又称东岳行宫，是古建州一大名胜。该庙始建于西晋建兴五年（317），千余年来多有修蕺。现存建筑为清嘉庆十九年（1814）重建。顺阶而上依次为金刚殿、前殿、戏台、圣帝殿、后殿。这些建筑物与两侧厢房组成了福建建筑最早、规模最大的古代道教建筑。就其主体建筑“圣帝殿”的规模、形制及文物价值而言，堪称全省仅有、国内罕见。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上，东岳庙还设置有奈何桥、孟婆亭、天王殿、妙娘庙、戒台等。正殿前面两侧设有回廊，分供三十六行之奉神及其他众神，这其实也体现了中国宗教的特质。对这一国家级建筑瑰宝，应尽量予以恢复原始风貌，并收集展示道家典籍文物。
  早年东岳庙前有诸多樟木、杨木。白鹤山上有松树万株，俗称“东岳庙林”。应复植或另植各种适宜建瓯气候的观赏花木，营造郁郁林中花果香的自然生态，中心古庙显神威的宏雄气势。
  在做足做大建瓯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同时，笋竹城的文章也得做好做大，强力发展建瓯经济。这点建瓯市委市政府已有规划，不赘。
  当然，这是需要几届政府的努力方可办到。祝愿建瓯在《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西经济区的若干意见》精神指引下，文化建设取得更大成绩。
  请称“朱子”，勿称“朱熹”
  林文志
  从事朱子文化研究工作几年来，阅读了不少有关朱子的著作、文章、资料，每每读到有些著作、文章、资料称朱熹时，便有许多想法涌上心头。今天把它整理成文，希望能引起社会共识。
  本文表达一个观点：请称“朱子”，勿称“朱熹”。这是因为：
  其一，称“朱子”与朱子的历史地位相合，而称“朱熹”与朱子的历史地位不合。众所周知，朱子名熹，宋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集理学大成者。朱子的历史地位，历史上多有评价定论。康熙皇帝题联：“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辛弃疾有诗：“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钱穆先生曾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蔡尚思先生诗云：“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这些评价，足见朱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朱子的历史地位实际也是如此。仅举两例：一是孔庙祭祀，十二哲配享，有十一哲是孔门弟子。朱子位列十哲之次，而且是唯一非孔门弟子。二是孔子创立儒学，朱子创立新儒学，即理学，使儒学的主流思想得以传承弘扬，影响了世界，影响到今天。这样一位历史文化伟人，难道不应该称“朱子”吗？
  其二，称“朱子”与礼相合，而称“朱熹”与礼不合。中国历来为礼仪之邦，学礼、知礼、执礼、行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讲礼，首要问题是对人以礼相称，以礼相待。更何况，对朱子这样历史文化伟人，难道不应该尊称“朱子”吗？而直呼“朱熹”其名，对于我们来说，大有不学礼、不知礼、不执礼、不行礼之嫌。
  其三，称“朱子”与历史传统相合，而称“朱熹”与历史传统不合。查阅史料，从朱子辞世到今天，有关朱子传记很多，其中元、明、清三朝的朱子传记，不论是书名，还是书章，几乎全部称“朱子”，罕有称“朱熹”。中华民国后朱子传记大部分称“朱熹传”，少量称“朱子传”。这就充分说明，元、明、清三朝对朱子的称呼十分讲究，完全用敬称而不用俗称。民国以后大部分用俗称，恐怕与民国以后文化变革、礼仪教化受到冲击有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林批孔批朱熹”，朱子成了批判对象，所以不可能用尊称而改用直呼其名。非常可喜的是，著名朱子学专家、浙江大学博导束景南先生，早在1985年创作出版、2015年再版的《朱子大传》，出现了书名使用“朱子”的称呼。近年来提倡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对朱子尊称越来越多，俗称越来越少。青年作家、南平市朱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祝熹撰写的《大儒世泽——朱子传》，从书名到书章，大部分使用“朱子”尊称，只有个别特殊情况下使用“朱熹”称呼，得到社会的好评。
  其四，称“朱子”与南平“朱子故里·理学摇篮”、“道南理窟、闽邦邹鲁”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相合，而称“朱熹”与南平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不合。南平及10个县（市、区）被称为“道南理窟、闽邦邹鲁”的县就有延平区、建阳区、邵武市、武夷山市、建瓯市、浦城县、政和县六个县（市、区）。今天南平全境皆为“朱子故里·理学摇篮”。朱子在南平生活、学习、成长、成就，集理学之大成，几作中山客，琴书五十载，实际居住时间长达62年之久。朱子是世界的，是中国的，是福建的，更是南平的。南平人民对朱子怀有特别的感情。南平特别应该带头称“朱子”，而不应该称“朱熹”。
  其五，称“朱子”与朱子文化保护建设工作的使命目标相合，而称“朱熹”与朱子文化保护建设工作的使命目标不合。省委省政府提出全省打造朱子文化品牌，南平市委市政府正在全面实施朱子文化保护建设“一区五工程”（朱子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保护工程、学术工程、传播工程、教化工程、交流工程），取得长足发展进步。我们的使命目标是打造朱子文化品牌，而非打造朱熹文化品牌，毫无疑问应该称“朱子”，而不称“朱熹”。
  当然，朱子是一个自然人。作为自然人，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朱子是一位历史人物，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在称呼上，也不能简单化，一概而论，不能一律称“朱子”。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其称呼要符合其身份。比如，对于父母来说，就不可能称其为“朱子”，一般称其乳名、小名；对于老师来说，也不可能称其为“朱子”，一般直呼其名；对于朝廷来说，更不可能称其为“朱子”，皇帝一般称其朱熹或“熹”；对于百姓，包括朱氏后裔来说，应该怀着虔诚敬畏之心，只能称“朱子”，或因朱子谥“文”，世称“朱文公”，当下也可称之为“朱文公”。
  感受建瓯万木林杨荣文化的魅力
  杨培旭
  我曾想，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做杨荣文化，它实在给不了我名与利，比起给孩子写故事、做学问与读那么多圣贤书实在没有对这个社会和国家起到太多价值。
  然而，2014年我读了《明朝重臣》《杨荣研究文集》《万木林与杨氏家族》《东杨宗谱》这些书的内容后，只要一提起万木林，就会联想起古今几位著名人物，就会有一种精神力量涤荡胸中。在杨荣研究文集里，我看到了原建瓯市委林文衡书记在1990年2月9日作出的学术研究的四点指示：一、研究历史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史观；二、万木林与杨氏家族不可分，要着力研究；三、从事历史人物的学术研究，要为改革开放服务；四、杨荣研究应与闽学（朱熹）研究相结合。诚哉斯言！
  古建安是闽源文化，也是儒、释、道文化的故乡，建瓯万木林及杨荣文化已引起了许多海内外学者的关注。
  说起万木林，首先不能忘记杨达卿。这位元末明初的富绅，在乡亲们遭遇连年旱灾、饥寒交迫的时候，想了一个以工代赈的办法，让灾民们到他家山上种植杉木，“植树一株，偿粟一斗”。至于灾民是否真正种了树，他是不计较的。
  杨达卿是一个身处深山僻壤的乡坤，却有着可贵的民本思想。从他的赈灾之举，我们体会到清朝郑板桥说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精神，这是一种主动的人文关怀精神。杨达卿为富行仁，以这种特有的巧妙形式，既不伤穷人尊严地救助了众多乡亲，避免自己行为可能造成的祸端。杨达卿造林后，注意到护林的重要性，对其家族立下严格家训：“汝等当尊吾言，此山之木，誓不售人”；但可用于“学校、祠庙、桥梁及养生送死之需”。因而成就了一片葱绿数百年的森林。其实，杨达卿并不是仅仅做了灾年救济这一件好事，“博学好施，不乐仕进”，是史籍对他的评价。
  《东杨宗谱》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杨达卿居住的龙津里有一位叫李必延的农民，家境困窘，无以为生。为偿还债务，无奈准备卖掉自己的妻子。杨达卿得知后，先替李必延还了债，以后又经常以钱粮相济。两年后，江西起义军过境攻打建瓯城，已参加义军并担任总管职务的李必延率兵攻打万石门。李必延为报答杨达卿救命之恩，乘黑夜进杨家，表示愿护送杨达卿一家安全离开。但杨达卿谢绝了，他说，你能救我一家，不如救全城百姓。李必延听了他的劝告之后，率领义军离去，建瓯城避免了一场兵灾洗劫。
  1385年，白鹤山真如禅寺需要大批木材，住持无涯向杨家求助。杨达卿之子杨彦贞慨然赠送万木林杉木3万多株，并负责运输之费。真如寺住持无涯非常感激，就把白鹤山山麓一块风水宝地回赠。作为杨达卿墓所。行仁一生的杨达卿终于有了一个好的归宿。
  现在说说杨达卿之孙杨荣。杨荣，初名子荣，字勉仁，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福建建瓯房道万木林际村人。建文元年（1399）参加福建乡试，名列第一，次年会试，殿试亦名列前茅，授职翰林院编修。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破南京城时，杨荣在马前迎谒，并提醒朱棣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猛悟，立即趋驾谒陵。杨荣因而受到朱棣赏识，朱棣即位，设立内阁，委派杨荣和解缙等7人入文渊阁，参与政务。
  一日晚上，宁夏报警，谓城已被鞑靼所围，杨荣判断：“宁夏城坚，人皆习战，奏上已十余日，围解矣。”到了夜半，果然接到解围的奏报。城祖不禁赞汉道：“何料之神也”。未几，迁杨荣为侍讲。
  永乐五年（1407），杨荣受命前往甘肃规划军务。所经之处，举凡山川形势，城堡险易，军民休戚，道路远近，无不一一细心考察，详细回奏，明成祖深表满意。
  永乐七年，鞑靼脱脱不花等请降，杨荣奉命往甘肃受降。
  永乐八年至二十一年，成祖五次北征，每次都令杨荣随从，做为贴身谋士参与决策。
  永乐十年，浙江丽水和福建政和发生民变，成祖在塞外闻讯，命兵部发兵剿捕。杨荣奏呈，言这些人“或为有司所苦，或为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请求改用招抚。
  永乐十二年，从征瓦剌，成祖以劳师远征为虑，询问足食足兵之计。杨荣奏呈用屯田防边之策，得到朱棣首肯。
  永乐十三年，判寇逃入赤斤蒙古，成祖拟派师出击，杨荣认为叛寇不足为患，奏阻用兵，后来赤斤蒙古果缚叛寇来献。
  永乐十九年，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一切规制多出杨荣之手。
  永乐二十年，从征鞑靼，有人进言征用江西民夫，运输粮草，杨荣奏请罢征，以解民困。
  永乐二十年，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大火，杨荣不计个人安危，亲临火场指挥，抢出图籍制诰，被成祖誉为“岁寒松柏”。
  永乐二十二年，杨荣从成祖北征，回师行至榆木川时成祖病卒，遗命传位太子；为防生变，秘不发丧，命少监海寿驰报皇太子朱高炽，使朱高炽得以安然接位，是为明仁宗。
  据《东杨宗谱》记载，跟随杨荣征战的“佘岳元帅”三将，勇战厥虏，牺牲沙场。杨荣班师凯旋后，在建瓯故里建庙，三堂磊峰。当地民众传说，佘岳三将为国捐躯后，当时是杨荣将他们的战功奏明成祖皇帝，遂得追封为“佘公元帅”，杨荣为了纪念他们，请人雕塑了三尊宝像在京祀奉。杨荣还乡时，也就将这三尊宝像带回来。途经七道村头时，有一尊宝像突然落地，请不起来，因此就地建庙祀奉，这就是现在的福林堂，也叫“护林堂”，现在看到的匾额由原北京军区离休军级干部、建瓯市杨荣研究会原顾问杨陈英同志亲笔题写。其余两尊分别在际村、林墩两处建庙祀奉，叫庆丰堂、贵林堂。
  中国有名古语说“伴君如伴虎”，纵观中国历史，能够在封建王朝的舞台上担当40多年的重臣实在不多见，而像杨荣这样能辅政五朝而又善终的人物更是凤毛麟角。他的人生历程中至少能给我们几点启示：
  一是以天下为己任。无论是跟随朱棣的五次北征，还是力排众议支持迁都北京，劝说皇帝安抚浙闽“山贼”，他始终都把国家的安定繁荣、百姓的安居乐业放在第一位，勤勉为国，鞠躬尽瘁。
  二是为人处世谦和恭敬。杨荣辅政五朝，不仅没有被皇帝猜疑过，而且每每视为知己，委以重任，这与他低调为人，圆通处世密不可分。
  三是廉洁自律，不谋私利。“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封建社会官场最真实的写照。然而，杨荣为官40多年，除了请求皇上下诏将祖上载种的万木林定为风水林这点“私利”外，从无所求，如此清官，百姓能不拍手拥护而争相颂德吗？
  杨荣是建瓯封建社会历史上担任官职最高的名人，是明朝重臣、政治家、著名军事家、文学家，曾辅佐四任皇帝，历事五朝，为官敬业，对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在保护万木林上也有很大的功劳。建瓯市杨荣研究会班子成员杨陈英、张泉备、杨玉龙、耿涟波等许多专家、学者，实实在在、切切实实为杨荣文化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万木林的许多故事激活了我对逝去先贤的记忆。当一个死者逐渐被所有人遗忘的时候，才是他真正泯灭的时候。为何古来圣贤却可以活在当下、活在我们的史书中？600年来杨荣家族延绵不断，繁荣昌盛，给人以许多启迪。
  《杨荣家训》一书被收入省委文明办、省方志委、省妇联共同编纂的《福建家训》一书，位列众多家训的前三甲。际村万木林的百姓为纪念杨荣的功绩，在每年农历五月十五都会开展纪念杨荣文化活动；千年历史文化山村游客慕名涌入，整个山村沸腾，文化节内容多彩，踩街活动、杨荣家训弹唱、越剧演出、祭拜杨荣像，一百多人的表演团队，600多年的坚持与坚守，展示杨荣文化的深刻内涵，激励中华儿女的家国情怀。该村漂亮的农民公园也成为旅游文化节的一大亮点。同时，在这一天，好客的际村人家家户户都会设宴招待亲朋好友，每家每户都像过年一样热闹。品尝了农家特色美食，相约际村，用传统的原汁原味、原生态的方式纪念杨荣。文化是灵魂，是一个地方和城市生存的基础，文化是精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
  建瓯万木林永远伫立在世界的面前，杨荣文化节已成为建瓯山乡旅游文化品牌，杨荣文化是闽北文化的重要血脉之一。物质的传承是短暂的，文化精神的传承才是永恒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的文字都活起来。
  我们走到万木林，就可以看到真实的历史物件及证据，杨家祠堂、弘农郡、四知堂、清白堂、方竹书院、杨达卿纪念馆、护林堂（福林堂）、桂林堂、庆丰堂、登瀛牌坊、杨荣蒙古夫人张氏墓、太师府等重要古迹。更让我们想到的是：600多年来，明朝首辅杨荣写的《川石记》劝学篇，激励了一代代川石学子勤学苦读，报效家国，在当前国家倡导的文化自信中，建瓯川石乡党委政府积极发掘《川石记》的新意，再一次让该劝学文章熠熠发光，努力助推当地教育发展。《川石记》是杨荣为家乡后辈而作的劝学励志名篇。这篇文章主要是倡导“积善以裕后，读书以致用”“天下之于贤才，不择地而生，贤才之致用，必勤苦而复得”。文章例举了明朝川石乡学子陈升励志勤学，出仕报国的故事，从而打破唐朝诗人罗隐“书筒落水，川石无官”的谶语故事。为进一步挖掘乡土精神财富，川石乡将该文作为今年全乡精神文明建设的亮点，积极组织文化部门制作宣传折页两千份，开展《川石记》的诵读活动，以身边的例子来激励莘莘学子，还专门开展文章研讨工作，组织川石中学的语文组老师对《川石记》的研读探讨，在教学中以读后感、讲故事、演讲比赛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活动，激励学生勤奋向上，让学生主动勤学，发挥正能量，展现新学风，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助推教育事业上新的台阶。
  杨荣的后人，继承杨家的家风，文化遗产，又出现了革命烈士杨峻德及当代“岁寒松柏”的传承人杨陈英将军、布衣英雄杨之林等许多为国效力的好儿女。
  人民日报一片评论员文章这样写道：福建一个村子，一条禁砍禁伐的祖训管了600多年，造就了195公顷的万木林。万木林保护仍有漫漫长路要走，作为际村人、杨荣的后代，笔者愿与家乡人共同学好《杨荣家训》，弘扬杨荣文化，传承优秀历史文化，讲好万木林历史故事，宣传绿色生态理念，连根养根，根深叶茂，保护好绿水青山。
  闽学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
  丘山石
  闽学亦称朱子学。清人蒋垣在《八闽理学源流》中说：“盖朱子生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功，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1]张岱年也说：“朱熹学说称为闽学，这是因为朱熹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福建一带进行的。”[2]不过，闽学又非仅指朱熹一人的学说，也包括其弟子及再传和私淑弟子长期秉承朱熹学术思想，开展研究活动，共同探索，从而所形成的学术思想体系。
  就闽学而言，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并影响东亚及南亚各国。朱熹等人校注的《四书五经》长期被后来历代统治者钦定为开科取士的范本，其著作浩如烟海，涉及范围广，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弘扬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系统工程建设中，如何挖掘与保护闽学是一件具有深刻意义的大事。
  一
  朱熹生于闽，长于闽，终老于闽，所创之学被后人称为闽学。其一生著述讲学不辍，足迹遍及东南各地，弟子及再传和私淑弟子人数众多，遍布于福建、江西、浙江、安徽、江苏、湖南、湖北、山西、广东、河南、四川等地。该学派能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结合当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以重振封建伦理纲常，实现社会和平稳定的局面，即儒家所普遍坚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闽学渊远流长，源于孔孟及先秦诸子，直接伊洛，但以与武夷文化的历史渊源最为密切。朱熹自十四岁因丧父依附五夫诸刘，接受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等人的熏陶起，就开始与武夷山结缘。史载刘子翚常常带朱熹前往武夷山水帘洞讲学，现今该处仍有清初地方官为保护屏山与朱熹讲习武夷遗址所颁布告的摩崖石刻，其中有曰：
  “宋儒屏山诸贤，居武夷山水帘洞讲学，卒即洞建祠，从游门人朱文公亲题匾额‘百世如见’，现存祠中。”[3]
  此后朱熹在武夷山隐屏峰下建武夷精舍，聚徒讲学，专意学问。朱熹在《武夷精舍杂咏诗序》一文中描述其精舍附近的山水及介绍精舍建筑时间时说：
  “武夷之溪东流凡九曲，而第五曲为最深，盖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尽耸，全石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处微载土，生林木极苍翠可玩，而四隤稍下则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旧记所谓大隐屏也。屏下两麓，坡陀旁引，还复相抱，抱中地平广数亩，抱外溪水随山势从西北来，四曲折始过其南，乃复绕山东北流，亦四曲折而出。溪流两旁丹崖翠壁林立环拥，神剜鬼刻不可名状，舟行上下者方左右瞻顾错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岗长阜，苍藤茂木，按衍迤扉，胶葛蒙翳，使人心目旷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极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经始于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来居之。四方之友来者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若夫晦明昏旦之异候，风烟草木之殊态，以至于人物之徜徉、猿鸟之吟啸，则有一日之间，恍惚万变而不可穷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发于予所欲言而不可及者乎哉？”[4]
  朱熹一生在武夷山著述讲学最久，人物之胜也超绝一时。他自谓时贤常“过我精舍，讲道论心，穷日继夜”（《朱子文集》卷87)[5]，最为知名者有吕祖谦、辛弃疾、何镐、项平父、袁枢、刘子翔、刘珙等人。此外，朱熹还常在武夷精舍“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6]。弟子中较为著名的有蔡元定、黄榦、辅广、陈淳、蔡沈等，史称“朱子讲学武夷，诸生不远千里而聚首执简”[7]。据统计，朱熹门生弟子共五百多人，其中武夷山的就有二百多人。
  当南宋之时，随着朝廷迁都临安，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中心南移，于是“闽浙反为天下中”[8]，而闽北也就成为南宋移民的主要迁入地及供给的大后方和文化大本营。武夷山凭借溪山之胜，成了文化人及思想家们聚首的好去处，在当时也因此成为全国学术研究中心。其实，自唐末中国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开始，武夷山就已成为儒、释、道三教齐聚之所，不仅有三教峰、三教庵，还有三教堂等，均供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塑像。受优美武夷山水的吸引，各种流派的学术思想家们聚集在一起，互为补益，学术气氛宽松、和谐，为后来闽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朱熹因为负责抚养教育他的“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等人也是嗜道佞佛的，所以他也经常出没于武夷山及附近的永乐禅寺、瑞泉庵、云际寺、景福僧舍等，武夷山慧苑寺至今还遗存有朱熹“静我神”、“静神养气”等墨迹木刻。朱熹除了频繁地与僧人交往外，还喜欢同道士往来，《武夷图序》就是他应道士高文举之请而撰写的。朱熹后来通过李侗指点，凭借自己笃实的儒家文化素养，以儒为主干，融合释道，终于完成复兴和发展儒学的伟大历史使命。
  二
  虽然闽学为朱熹所创建，但其发端则始于立雪程门、载“道南”[9]归的游酢和杨时。由于杨时的学术贡献较大，因而后人大都忽略了游酢而只提杨时。伊洛之学由杨时传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李侗再传朱熹。后人有感于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人的传道之功，也就称他们为“道南三先生”。又因为他们生长之地均属南剑（今南平）管辖，故而又称“南剑三先生”。作为闽学先驱，杨时的贡献最显著。杨时载道南归之后，不遗余力地传播伊洛之学，以广道学之传。他着手修订《伊川易传》，作《校正伊川易传后序》，编辑二程语录，并将从二程继承的思想融会贯通，自著《中庸义》等，在二程与朱熹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罗从彦虽然后人对他的学术成就评价不高，但由于他一生笃志求道，潜思少行，宣扬儒家道统，言必称孔孟，因而实际上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至于李侗，朱熹师事他达十年之久，又在他的指引下，最终得以逃禅归儒，实现学术思想的重大推进，因而其学养也为人所称道。当然，“南剑三先生”之间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师承关系，他们各自对伊洛之学均有阐发，不少思想观点后来被朱熹继承和发挥，成为闽学最为重要的思想来源。
  朱熹闽学的另一重要思想来源是“武夷三先生”的儒学、道谦和尚的禅学和“胡氏五贤”（胡安国、胡寅、胡宁、胡宏、胡宪）的《春秋》学及胡宏所开创的湖湘学。朱熹早年依附诸刘之时，受学“武夷三先生”。“武夷三先生”不拘一家一派，朱熹亦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等无不涉及。在这期间，朱熹还曾师事密庵道谦和尚，向他学禅，前后有十几年时间。在“武夷三先生”中，朱熹以师事胡宪为最久。胡宪乃胡安国兄长之子，既为“武夷三先生”之一，又名列“胡氏五贤”，因隐于五夫籍溪，故学者称“籍溪先生”。他平生主要治《论语》，与朱松常相往来，故而朱熹依附诸刘之后亦师事之，直至他于1162年去世，前后近二十年之久。通过胡宪，朱熹系统地接受了“胡氏五贤”的学术思想。在“胡氏五贤”中，以胡安国居首，他所撰写的《春秋传》曾为宋代治《春秋》者奉为圭臬，被列为经筵读本。胡寅，胡安国长子，少时曾从学于杨时，著有《读史管见》及《论语详说》，对朱熹颇有影响。淳熙十年（1183），朱熹为纪念胡寅，特地将胡寅与刘衡在武夷山罗汉岩上修建的“夺秀亭”更名为“铁笛亭”，取胡寅与刘衡在那里吹铁笛之故事为亭名。胡宁，胡安国次子，幼随其父研读经史、博览群书，胡安国《春秋传》的修纂检索多出于其手。他的著作《春秋通旨》被视为胡安国《春秋传》的羽翼，对后世影响也很大。胡宏，胡安国季子，幼年亦曾师事杨时，终传其父胡安国之学。他一生无意仕进，优游湖南衡山二十余载，著书讲学，创立了湖湘学派；人称“东南三贤”之一的张栻就曾师事之。胡宏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知言》一书中，其中有关心性问题的详细论述对闽学心性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闽学与道南学派及武夷诸学派的关系，柯远扬认为：“朱子闽学是从本体论上吸收融合了龟山道南学脉坚持的‘理本论’和武夷湖湘学脉表识的‘性本论’，创造性地以《易》《庸》为理论基础，以太极为道体，构成有自身性、理二重结构的独特的理学体系。”[10]历史资料表明，闽学是自北宋周（敦颐）、程（颢、颐）、张（载）、邵（雍）等人以来各种学术思想的集大成，但朱熹在这一集大成的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凑“集”，而是有所发展与创造，即“成”。在朱熹之后，黄榦、真德秀和蔡氏诸贤等又将闽学作了进一步阐发，从而使闽学这一庞大的思想体系更加趋于完善，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虽说闽学成长于八闽大地，但由于它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而它已不仅是八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是我国文化宝库中巨大的瑰宝。当今在西方强势文化严重逼压的情势下，如何深入挖掘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道严峻的课题。就挖掘与保护的关系来说，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挖掘有利于保护，保护是为了更好地挖掘。需要指出的是，闽学文化遗产的挖掘及保护有浅层次和深层次之分。浅层次的即是静态的，如有关史料的辑订、典籍的整理、遗迹与遗址的修缮等；深层次的即是动态的，如深入研究朱熹等人的学术思想及学术精神，弘扬闽学学者们兼容并蓄的恢弘气度，为回应现代新的学术课题与突破新的学术或意义困境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与方法，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重新焕发出悠久的思想魅力。
  由于闽学学者人数众多，交流活动范围广，著述种类多，因而对于有关他们历史资料的辑订，必须力求翔实。不可以讹传讹，更不能为了某方面利益而采取“戏说”的方式，甚至故意捏造事实，歪曲历史，造成混乱局面。对于有关典籍的整理，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还必须认真做好勘误与校订工作，以免谬种流传。对于有关历史遗迹、遗址的修缮，必须尊重历史原貌，修旧如旧，以供人们“发思古之幽情”。一些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为了短期利益，竟然将闽学文化遗迹、遗址修建成现代化娱乐场所，这种行为名义上是修缮，其实是在破坏。有的甚至将文化遗址夷为平地，开辟成商品住宅区或工业开发区，漠视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这种损毁文化遗产的行为必须立即予以纠正与制止，以免引起更大范围的国家历史文化瑰宝被毁坏，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惨痛局面。
  同许多文化遗产一样，闽学文化遗产也有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分。闽学的物质文化遗产即如上述所谓闽学历史遗迹、遗址和手迹、典籍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即如闽学学者们的学术思想，包括他们的生活态度、文化艺术见解及流传的诗文等。由于闽学学者们学术研究范围广，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医学、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非常卓越的贡献，因而深入挖掘闽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许多学术禁区的逐步被打破，以及与海外学术研究机构交流的加深，我国各高等院校学术研究机构及各地学术研究团体在这方面都相继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特别是作为闽学文化遗产重要基地的武夷山，自开始实施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为海内外闽学研究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深入研究挖掘的平台。在武夷山召开的历次有关闽学学术研究活动中，不仅学术气氛自由、宽松、和谐，且学术成就也令人瞩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在深入挖掘研究闽学学术思想方面，虽然许多专家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有一些领域需要更深层次的拓展，如对于朱熹等人所秉持的致思向度的研究与探讨，长期以来人们大都是在人文价值方面作出一些探索，而忽略了其中的科学价值观，以及在现代社会里的重大现实意义。乐爱国指出：“在朱熹那里，格物致知作为道德修养的第一步，这本身就反映出科学的道德价值。”[11]朱熹虽然强调说：
  “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杀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12]
  并且又说：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同上）
  将穷究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事物之“理”与学为圣人联系起来，但他又反对一味穷究自然之物，他说：
  “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13]
  因而在阐述穷究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事物之“理”与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时，他主张二者互为补益，他说：
  “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14]
  就事实而言，并不是普天下所有知识都与道德有关，但作为科学主体的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本身无疑包含着道德。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活动中，也必须遵循科学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普遍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同时，朱熹把格自然之物纳入学为圣人之道中，即是肯定了人的科学认识过程对于人的道德修养、实现自身道德理想的价值。虽然朱熹反对“兀然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求取学问，仍不能摆脱传统“尊德性”范畴这一历史局限，但从他平生常与弟子们致力于天文观察及其它科学研究可以看出，其中已经开始有了近代意义科学思想的萌芽。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关系中，他明显偏向了后者，这是由于他开始注意到科学对于社会道德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我们进一步深入挖掘朱熹格物致知理论中关于科学知识与道德修养之间的深刻内涵，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
  近年来，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热潮。勿庸讳言，这除了人们对文化遗产中文化内涵的关注越来越深刻外，还看到了其中所蕴涵的旅游品牌资源。其实，文化遗产中文化内涵的挖掘保护与旅游品牌资源的开发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文化遗产中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保护有利于旅游品牌资源的开发，而旅游品牌资源的开发也有利于文化遗产中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保护。对于闽学文化遗产旅游品牌资源的开发，首先是提高开发的水准。比如有关闽学文化遗产中的历史文物，不能仅是简单的橱窗展览或劣质的复制，应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挖掘。其次，保护闽学文化遗址的完整性。因为这些遗址是闽学学者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自觉或不自觉活动中的一种空间存在，常常凝聚着他们的思想韵致，如果遭受改变，则隐含的内在意蕴必将消失。其三，保护遗址周围所能见到的山川、植被、地形等有形物体，乃至遗址的氛围，如空间视觉效果、内在神韵的和谐等。不能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无视遗址的空间格局，搭盖或建筑损坏遗址神韵的构筑物与建筑物，因为一旦内在神韵和整体美感被破坏，则是任何挖掘与保护也无法弥补的。此外，保护闽学文化遗址周围的生态环境，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由于闽学学者们总是喜欢在青山秀水中筑室隐居、聚徒讲学、著述立说，因而许多文化遗址都与山水联系在一起，如武夷山就是文化与自然紧密结合的一个显著的例子。这种情况下，文化遗产的挖掘就必须注重保护生态环境。自然遗产有一部分由再生资源组成，如植被、水景，如果破坏不严重，尚可通过自然调节或人为努力得以逐渐恢复，而更多的自然遗产则是不可再生、不可取代的无价之宝，如一些具有特定意义的岩石、泉眼、瀑布、古树名木等，一旦随生态环境被破坏而消失，其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为此，只有把握好文化遗产挖掘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实现其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才能真正获取其中所蕴涵的宝贵财富。
  结语
  闽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代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成熟形态，被称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15]，在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历史上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而对于闽学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必须本着细致、深入的工作热忱来进行。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世界格局中，如何从闽学文化宝库中寻找出中西文化契合点，使其走向世界，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发挥它的积极作用，逐步摆脱在西方强势文化逼压下所面临的学术困境与意义困境，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道既艰巨又深具感召力的重大课题。
  踏访文化古城建瓯
  杨思浩
  我们有幸应建瓯杨氏宗亲邀请，三次到闽北古城建瓯考察，参加杨荣文化节活动，并浏览了古城的山山水水，踏访了那里的名山古刹；聆听那里的文化人讲叙古城建瓯文明历史和杰出的历史文化人物，完全被它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历史人物所吸引。
  打开建瓯历史的篇章，拂去岁月的烟尘。通过我们多次的走访才知道原来建瓯是福建最早建县的古邑之一。它始建于建安元年（196），与南平建县在同一年，距今已有1823年历史。
  在建瓯杨氏宗亲的引领下，我们一行三人首先瞻仰了有1400多年历史的光孝寺。该寺始建于公元558年，比历史古城泉州的开元寺还早100多年，是福建最大最古老的古寺之一，是中国著名的佛门圣地，也是各地僧人授戒、授号、洗礼向往的圣寺。光孝寺占地约90多亩，该寺纵长242.3米，横宽161.2米。全寺由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三组建筑群及连接东西两侧的回廊组成封闭式主体建筑群落，寺两旁还建有伽蓝殿、祖师殿、法堂、禅堂、祖堂、藏经楼、方丈室、香积厨、斋堂、寮堂、客堂，两边的长廊将它们巧妙地连成一体，可谓设施齐备，相得益彰。特别是大雄宝殿建筑工艺堪称一流，全国罕见。它的屋顶为重檐歇山式，配上架梁式屋架，天花板为明袱切上明造，顶高15米，阔5间，深6间，建筑面积有1千平方米，内檐柱网布局，采用当时最先进最独特的元式减柱造法，柱直径达0.6米，柱础为清鼓镜式石奠；殿宇均用楠木架造结构，坚实而不易腐朽，是我国古代工匠的精美杰作。
  从光孝寺出来，我们驱车来到白鹤山，慕名踏访建瓯东岳庙。据说该寺庙始建于西晋，距今也有一千多年历史。是我国现存年代最长、规模最大的古代道教建筑群之一。就其主体建筑——圣帝殿的规模，形制及文物价值堪称本省仅有，全国罕见。
  我们下车后，远远就望见耸立在白鹤山下、松溪河畔的“东岳庙”。庙门前的花岗岩石碑显得分外醒目庄重。入庙就能看到十殿阎王；十殿阎王与圣帝殿之间是戏台。平时戏台中部的木板就收起成为通道，演戏时再重新铺上。
  圣帝殿是东岳庙的主体建筑，为了适应闽北山区雨水多气候潮湿的特点，又要保证采光通风好，雨水排泄尽的功能，该庙采用了外檐屋面泄水急促，倾斜坡度达30°，四侧翼角高翘挺拔险峻，独具匠心。
  东岳殿供奉的是东岳大帝。过去的东岳庙布局上建有奈何桥、孟婆亭、圣帝殿、奶娘庙、戒台等，现在虽早已不复存在然而他留在建瓯人心中的东岳大帝仍然至高至圣。每年农历3月28日，东岳大帝生日，建瓯四乡八邻的善男信女都会自动到此相聚，敬神献香。
  从东岳庙回到芝城中心，我们怀着对孔子圣人的敬仰之情，膜拜建瓯孔庙。这是福建最大孔庙之一，与泉州的孔庙规模相当。据史料记载，该孔庙始建于宋宝元元年（1038），原址在建瓯南城门边，距今900多年。宋建炎元年（1127）毁于战乱。于宋绍兴二年（1132）重建时，多次遭水灾损毁；明永乐三年（1405），重建时迁到现址。建筑布局仍然仿造曲阜孔庙。我们从棂星门进入，跨过门后泮池、穿过朝门，进入大成殿内，殿堂正中上挂着两幅大牌匾，分别书有“万世师表”和“斯文在兹”；下面立着孔夫子的高大彩塑，左右两旁分列其弟子颜回、子思、曾参、孟轲等彩塑像。大成殿右后方，是一座明代黄严符刻的唐代画师巨匠吴道子亲笔画的孔子像碑，令人肃然起敬，敬虔之心油然而生。
  在大成殿内我们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发现殿里每根楠木柱子都是歪歪扭扭的，不由我担心之情油然而生，问及为何，建瓯随行专家回答：请放心吧，这是根据古建筑上“柱歪力不歪”的原理构建的。它正好验证了孔子的“歪才正用”、“有教无类”的思想哲理。我们也从中领悟出建瓯古文化的深厚底蕴。
  在浏览和敬拜建瓯孔庙时，我们不得不提起继孔子之后中国之大儒朱子。在建瓯文化历史中留下的深深印迹。他每次到建瓯必然亲临孔庙，祭拜孔子；并在县学上引经据典，讲学授教，建宁府的文化繁荣、朱子功不可没！且不说朱子早年到建瓯参加乡试中举之事，成名后的朱子更是多次亲临建瓯讲学，尽管岁月的风尘会吹走许多历史的印迹，毁掉许多弥足珍贵的古迹遗址，然而却冲淡不掉人们对朱子的不尽思念和无限敬仰！建瓯市博物馆至今还珍藏有一块明代“朱熹对镜自画像”碑，该碑高93厘米，厚3.5厘米。碑的左下侧方刻有隶书的“家庙遗碑，数次经历兵火毁损后重镌，皆失其旧，此乃朱文公61岁时对镜写真的。威仪整肃，体备中和，谨依原本，钩摹重镌，俾海内民宿景仰尊崇，俨然见先贤丰年之气象云。十六代孙玉石拜镌石”的真迹。此碑刻固然弥足珍贵，然而更可贵的是验证了朱子与建瓯不解之缘，也是朱子文化重要遗存物之一。除此碑外当然还有环溪精舍，建安书院，画卦亭、朱文公家祠、五经博士府等；虽然这些大都随着岁月流逝而毁坏淹没，现仅留一口古井，然而朱子对建瓯文化的贡献和影响，却长留在建瓯人民心中，留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史诗中，永不磨灭！
  出了孔庙，我们来到了鼓楼街一座跨街保存完好的建瓯五凤楼。远远望去楼宇高耸、檐角飞翘、画栋雕窗、坐南朝北，气势宏伟。然而登楼眺望，更令人感叹！只见南北中轴线笔直，楼下三个门，二小一大，中大的门洞，车来人往，络绎不绝，仿佛感受到建州府昔日的繁华景象。早在1000多年前，王延政（闽越王王审知之子）称帝时所修建的，固取名“五凤楼”。时光穿越千年，虽然几经烽烟战火损毁，但至今依然巍然耸立在建瓯城中心，可谓千古奇观！这得源于建瓯人民不懈努力，毁了重建，建好又毁，毁了再建。难道这不是一代又一代建瓯人坚韧不拔，顽强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吗？
  到建瓯你们一定别忘了到房道镇际村瞻仰辅佐明朝五代皇帝的重臣杨荣故居和其祖父杨达卿精心培植的万木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用堪称楷模的杨氏家风和家教培养出他杰出的孙子杨荣。一代名臣杨荣，29岁考举名列全省第一名；官至内阁首辅、太子少博，留下“三杨辅政”的光辉典范，流芳千古。杨荣之所以能从政40多年，历经了明朝五位皇帝而能善终，这完全得益于他始终把程朱理学贯穿于他的理政辅佐、为人处世的全过程。可以说杨时的“中庸之道”，他学的入情入理，融汇贯通。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三杨辅政”中的杨士奇、杨溥最终都难保性命，而杨荣却能奇迹般地活下来，这与他低调做人，方圆处世分不开；即使是宦官王桭专权之时，还能获得告老还乡殊荣实属不易；不幸的是他病死在回乡的路上。但他死后还被明朝廷追封为太师，谥号文敏。在封建专制帝制下，经历五朝帝王，还能获得善终，实属万幸啊！当然也与他能处处以国事为重的忠心，时时处处以谦恭待人有关；还与他廉洁自律、勤政爱民的高尚品德分不开。
  我们踏访了建瓯的古寺名刹；瞻仰了历史名臣杨荣故乡际村，对杨荣这位建瓯著名历史人物的深入了解后，千万别忘了去房道镇，游览被誉为“古森林博物馆的万木林。”
  建瓯的万木林是解放后我国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面积约10.72公顷，森林覆盖量约4万多立方米，林内拥有1200多植物种，荣获“亚热带植物博物馆”之美誉。林中生长着稀有樟木、楠木，有一棵樟树直径达181多公分，树高34米多高；林中还棂息猕猴、隐角鹿，黑狗熊等珍稀动物。望着万木林的参天大树和茂密林海，不由得我们想到万木林创始者杨荣祖父杨达卿先辈。正是这位可敬的著名乡绅的努力执着和际村杨氏后裔乡亲的600多年的共同努力和精心保护，才有今天万木林的奇观异景。才会受到历代官方的明令保护。解放后又被国家林业部指定划为“森林禁伐区”，是我国首批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并被誉称为“古森林博物馆”。
  建瓯的“万木林”的树木品种繁多，挺拔壮观的参天古树，以及栖息在万绿丛中的稀有动物隐角鹿、黑狗熊，猕猴等，从而还获得亚热带动植物博物馆的美誉而名扬天下。
  参观了万木林后，还可去登攀距建瓯城北15公里风景名胜“归宗岩”。面积虽然不算大，只有4平方公里，然而名气颇大。山上小溪流水潺潺，山峦叠嶂起伏，古树藤盘，岩石洞穴，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千年古刹崇仁禅寺依山建造，山上的岩石上雕刻着许多名人题词、诗赋、宛如万绿丛中一点红，琳琅满目。在一处峭壁之上，题刻的梵文清晰可见；在寺庙两边，落差20米的瀑布，飞流直下，颇为壮观，令游客陶醉忘返，留下古今文人不少诗词赞语。
  北宋建州文人游酢留下：“奇冠南闽此最奇”的岩壁雕刻格外醒目。明代著名诗人陈珪的“归宗未遇朱夫子，廖落人间若不闻，假使当年聊一憩，风流何羡武夷君。”更是把建瓯的归宗岩比作人间仙境与武夷齐名。
  建瓯古迹遗址比比皆是，不仅有四大城门（通仙门，通济们，登江门，威武门）和二个广场（练氏夫人广场，闽源文化广场）；还有练氏夫人祠、刘屏山祠、郑氏养蒙书院，以及前面提及的朱熹五经博士府、杨荣故居。南宋著名文人袁枢诞生地小桥镇的阳泽村更是存留着许多风格各异的古民居，值得人们去探访。如果有时间的话，千万别错过去建瓯黄华山山麓的太保庙观赏世界一绝的乌木马祖塑像。塑像座落在太保庙内的天后宫内。该神像是由整体巨大树根雕刻而成的，堪称一绝。这塑像的问世还有一个真实的神话般的故事。1998年，建瓯发生百年一遇的洪灾，位于城东南海拔1000多米的筹岭村头山岗上一声巨响，电闪雷鸣，顿时山崩地裂，一股强大的泥石流汹涌而下，先将一块重达千吨的巨石推出50米，后又将一个小山丘推出百米外，眼看泥石流将冲进村庄的千钧一发时刻，却戛然而止，原来一根巨大的树根横卧在前面，挡住了这股强劲的泥石流，避免了筹岭村房毁人亡的灾难。这根光溜无支深埋地里的乌木横空出世，被世人发现，建瓯请来福州的人工巧匠雕刻，经过三个多月努力，手执如意的妈祖神像就摆放在天后宫的正堂。瞻仰了乌木妈祖后还可以顺便浏览一下太保庙的独特建筑——观音阁和关帝殿，亲身感受到儒释道和谐共处之妙哉。
  建瓯的山水美景，古迹遗址，历史名流真可谓枚不胜举，作为“八闽首郡”，不是短短的一篇文章可以写尽叙完。建瓯的历史人文，有待人们进一步去挖掘和弘扬。本文只是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建瓯悠久厚重的历史和杰出的历史名流进行深入挖掘和讴歌出一份微薄之力。
  浅谈杨亿家规家风对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
  杨学文
  一、杨亿简介
  杨亿（974—1020），为闽北“三杨”（杨亿、杨时、杨荣）之一，字大年，祖文逸，南唐玉山令，建州浦城人，是东汉弘农华阴人杨震（字伯起）的第38代孙。北宋文学家、史学家、编纂学家。他文风雄健，才思敏捷，才华出众，挥翰不辍，被欧阳修称为“一代文豪”。少时，7岁能文，11岁诗赋下笔即成。因诗赋才能而倍受太宗青睐；刚即位的真宗也非常赏识他的才华，下诏让他主持《太宗实录》的编修，八十卷，而杨亿独草五十六卷。杨亿天性颖悟，从小到老，都在写文章。善于用小字起草，一篇文章几千字，不加改动，当时的学者，一致尊崇他。他博览群书，记忆力强，尤其擅长典章制度。喜欢教诲劝导后学，后学靠他而成名的很多。他重视与人结交，性情耿直，崇尚名节。著有《武夷新集》《西昆酬唱集》传世。受杨震廉政“四知”清白家风世代相传的影响，杨亿不但继承和发扬了“四知”传统美德，而且在教育子孙方面有严格的家规，优良家风世代相传。对促进社会进步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杨亿的家规内容
  杨亿提出，童稺之学，不比记诵，在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人之言为主。日记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如黄香扇枕，陆绩怀橘，叔敖阴德，子路负米之类。为此，亲制十六条家训以规范族人行为。
  1、敦孝悌孝悌为人伦之首，百行之原。族内若有子侄忤逆父母，不顾奉养；媳妇不敬公婆，乖离骨肉以及败常乱俗，囊恶逞强者，轻则公祠杖责，重则送官不恕。
  2、睦宗族宗族乡党乃尊卑长幼所居。非伯叔兄弟，即子侄祖孙，比闾而处理，宜和睦。故先王设教，同乡同井尚有出人相友，患难相扶之羲。况一本同枝，而休戚可不问乎。如有小节辄行口角者，族房秉公直叱不徇。
  3、尚勤俭勤无难为之事，俭无不起之家。富贵由勤俭而生，名利由勤俭而成也。若游手偷闲而奢侈条度，则物力有限，贫贱由此而至矣。凡我子孙，务宜克勤克俭，丕振家声，万毋奢华游惰，以颓祖德。违者尊长面斥不纵。
  4、安生理士农工商各有恒业，恒业尽而恒产存。恒产存而恒心在，则当家无闲人，而门内有君子矣。倘不务生业，而三五成群酗酒游惰者，尊长鸣祠重处。
  5、完国课贡赋之法自古有然，况今功令森严，考成所系，虽值时势维艰，亦宜多方设措。倘任意拖延，而累及裹甲者，不惟官法重惩，且失故家体统。凡我子孙务须照限早完，以见急公之倘任意拖延，而累及裹甲者，不惟官法重惩，且失故家体统。凡我子孙务须照限早完，以见急公之义。
  6、戒赌博赌博为破家之薮，将来萌不法之源。为盗为窝，渐欠而及也。倘有不肖子孙不顾家业，挪骰咱卢者，公众送官重究，更赌尽而家贫，遂至为非作歹不法事者，一经确据，鸣官重处不贷。
  7、严婚娶婚照娶乃人伦之大典。配合贵得其宜，上以昭告于祖宗，下以传流于后世，原非浅也。若不论门户之高低，止较礼仪之厚薄，则以良配贱，有玷家凰莫此为甚。如有此等事情发生，必惩革出族，不许入祠，断不曲徇。
  8、敬争讼争门非忠厚长者之道，乃血气勇夫之所为。即有物业不明，越理过情者，亦宜备茶入祠见明尊长，至众论不服，方许经官。若秉公判断，如挠不从，族房出官核实，亦奂左袒，亦无炎凉，以伤族谊。
  9、旌读书士为四民之首，人才乃一族之望，倘无奖赏，何以鼓贤肖之心。嗣后子孙上学者贺银贰两，补廪者贺银三两、科举程仪壹两，贺经肆两，纳监贺银贰两、乡科贺银捌两、外花杆银贰两、外拜祖桌盒陆钱，甲科倍于乡科，鼎甲倍于会科。其有异途考职者，贺银壹两。更有未进而潜心苦读者，每季公祠家课首选者，赏银三钱，以充笔墨之资，亦以鼓励人才之意也。
  10、奖节烈忠臣孝子节妇，皆朝廷之所旌奖者也。闺门乃风化所关，节妇乃妇道宜法，有能孀居守节，白首无瑕，或遇横逆而侠烈捐生者，通族绅衿族长，请咨部给匾旌扬，以彰淑德。
  11、保坟墓坟为先人遗骸所宅，蓄留树木草竹以为護卫也。尺地寸草宜皆爱惜，苟有不肖子孙，盗采坟树，盗卖坟穴，坟顶及坟壇下插葬或开僻栽种，有伤地脉者，族众必以犯祖不孝论禀官起诉外，立革祠外，削去谱系。
  12、儆非焉族内或有奴仆娼优及世有恶疾恶名者，固宜斥逐，苟嗜利非焉，不顾家风，致陷匪贱，不独先人深痛，且为合族深羞，必革出祠外，削去谱系。
  13、继绝世族内有已娶无後者，羲应立继，然立继自有定例，不得因无产不继，亦不得越分觊觎。
  14、谨教训族内有父母纵容子孙干犯名分置若罔闻者，祭祀不得颁胙。
  15、安本分清明冬祭位次不可越分，示尊卑有等也。家祠所在，祖宗式凭，若有醉酒失仪，因私事争闹，族众革出祠外，不得颁胙。
  16、循天理房族有恃长侵诈，非理偏徇，及公事推诿不理者，祭祀不得颁胙。
  三、杨亿的良好家风
  杨亿不但有严格的家规，而且还做到“无私”，因而也“无畏”。在教育子孙方面，他继承、发扬和完善了杨氏家诫录。指出：家诫序者，所以诫吾子弟也。而广搜古训，作一家言，旧有此例乎？曰有张清恪养正烦编，陈文恭教女遗规，及孟瓶庵吏部家诫录、梁芷鄰中丞退庵随笔中之家诫，皆是也。吾观前贤撰者，如温公家范、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曹月川家训、忠愍公训子书、张杨园训语，诸编所以教其家者，事悉备，言甚详矣。后人即极意求新，未必能及古人精粹。况自揣凉德，平日事父事兄，无可为门内观型者。身教既少，而欲谬以言教，子弟其信我从我乎？兹于群籍中博采嘉言法语，择其最切要最浅近明白者，汇钞成帙，稍增损之，以为家诫，庶几晨夕开卷，如规先正即俨然晤对先人也。读贤哲之遗言，即不啻高曾之遗训也。反躬而求，自语言容貌以至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苟有过一端达于此诫，何以对我祖宗，复何以教我子弟，则安得不愧悔，刻责惩忿窒欲，改过迁善，勉守此身，以毋陨坠家声也乎。然亦不侈言诚家人也。愿时观诵是编，讲说是编，先自遵循，以为一家之倡而已。各家都有了好的家风，社会就会和谐。
  杨亿因有以上严格的家规和良好的家风，他一生虽不长，还留有不少传世作品。有所选《咏汉武》，诗曰：“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雄。光照行宫劳夜拜，露溥金掌费朝餐。力通青海求龙钟，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具，那教索米向长安”。为刺武帝求仙，徙费心机，用兵不胜其骄，用于人才之地则不如意；亦有影射宋真宗侈求神仙而薄遇文士之意。这首诗就有他良好家风之意。
  总之，杨亿的家规家风有赏有罚，对违规者轻则教育，重则杖责、送官，直至革族不许入祠。在历史长河中，为本族教育后世起到很好的作用。但凡杨氏子孙，无不谨遵此训，世守不违。促进其后裔在新时代要有新的作为也起到积极作用。
  朱熹为官之德对现今社会的启示
  陈仕勇 狄建江
  朱熹是继中国古代孔子之后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出生于尤溪，他是一位新儒学著名的代表人物，融合儒、释、道三教，并加以改造和创新，集宋代新儒学之大成。其理学思想为后人所推崇，并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清代学者全祖望赞道：“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他研究范围涉及经学、史学、哲学、教育学、伦理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在他博大精深的朱子学里，包涵着爱国勤政、仁义之道、中庸和谐、讲仁爱、重民本、从道不从君等丰富的思想内涵。这些思想也一以贯之在他从政的仕途和传道历程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据史料记载：朱熹一生历事四朝（高、孝、光、宁），22岁中进士第，被授予“左迪功郎”官阶，福建同安县主簿，至70岁以“朝奉大夫”“赐紫金鱼袋”致仕，在位时间长达48年，但其间屡次辞官13次，任官六次，实际任职仅7年，除虚职不受等原因外，还与他儒家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一、爱国理政、操守道德
  爱国主义历来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内涵，具有强烈而鲜明的儒家思想意识，儒家经典《左传》记云；“临患不忘国，忠也”，《礼记·儒行》记云：“苟利国家，不求富贵”。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主完颜亮撕毁宋金和约，率军百万南下大举入侵南宋，时任祠官的朱熹在强烈屈辱求和气氛笼罩朝廷的情况下入垂拱殿奏事，连上三札：一札讲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圣学”，论《大学》之道和帝王之学；二札论外攘夷狄的复仇之义，意在反对议和。他根据儒家“三纲五常”思想，指出“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者……当今所当者，非战无以复仇，非守无以制胜”，主张“合战守之计以为一”，把爱国复仇提升到天理的高度；三札论内修政事之道，意在反对宋孝宗赵眘宠信佞臣，要“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朱熹面奏三札，实质是用儒家纲常名教和德治思想去整顿社会，巩固统治秩序。
  二、民为邦本、勤政爱民
  朱熹是“民本思想”实践的典范，重民思想是儒家优良的传统思想，面对南宋危机他心急如焚，“莫大之祸、必至之忧、近在朝夕”，“所忧者不止于饿殍，而将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他清醒地看到：严重威胁封建统治的主要是因为贫困引发的农民武装反抗，主张“恤民隐”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政权“安邦兴国”的根本，也是儒家一贯坚持的“民为邦本”的思想体现。
  1153年，朱熹在同安初任主薄时，一面爱民以仁，一面治吏以法，县署中挂起“视民如伤”的大匾，以此为座右铭，告诫自己要时刻关爱百姓。
  1178年，朱熹知南康军，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
  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以防富豪隐田漏税，减轻贫民不合理的赋税负担，解决了“贫者无业有税、富者有业无税”的不平等问题。
  三、清正廉洁、严戢吏奸
  儒家理学思想蕴涵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廉为政本”是儒家廉政思想的核心。在儒家的观念中，“廉”应从君主“正心”开始，而“正心”实际上就是“清心”或“静心”。按照儒家的解释，“惟其心无欲而静”，故清心必须“无欲”，即必须清除各种私欲或私心杂念，以达到“无作好、无作恶”，“不起意则此心光明”的境界。
  朱熹在从政及生活中身体力行，在同安任职时，题诗一首与官吏们共勉：“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要求属吏像度具量具那样公正无私，不可有贪婪之心而损害公众利益，这种清廉的为官之道，也是他所终身奉行的准则。
  对于官吏，他主张“损其疾”，就是要减少官场沉疴痼疾、去除积弊，抑制官吏巧取豪夺。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私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
  淳熙八年十二月，朱熹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十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职。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从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先后被授予左迪功郎、武学博士、朝奉郎、朝散郎，历任泉州同安主簿、秘书省秘书郎、知南康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直秘阁、薄提刑、江东提刑、秘阁修撰、江东转运使、漳州知州、湖南转运副使、潭州知府、湖南安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等职。当时著名词人辛弃疾在就任福建提刑官时，曾向朱熹请教为政之道，朱熹赠他三句话：“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从他的为官之德，我们看到他每到一处、每任一职“举一事必稽于众，施一政必顺于民”，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敬重，但也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朱熹的从政经历合乎儒家仁政传统理念，他的从政思想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今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许多值得后人学习的政治智慧，对当今从政者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首先爱国理政、操守道德，强调为官要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国家人民利益至上。儒家经典《左传》记云“临患不忘国，忠也”，《礼记·儒行》记云：“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要把国家人民利益放在个人富贵之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操守道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勇于担当，无私奉献。
  其次恤民爱民、关心民生，甘当公仆。朱熹理学思想中最重要的仁义之道，体现在他为官时关注百姓疾苦——“爱民虑远”，这与我们党所倡导的“密切联系群众”是一脉相承的，领导班干部要带着感情、带着关爱深入到基层和群众中去，体察百姓疾苦，多办顺民意、解民忧之事，时刻铭记：“民生为官之本，民意乃政之道”。
  三是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这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权为民所用也是党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朱熹的善恶观认为：“心正，政才得正”，心术不正，滥用权利必然腐败；同时，他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克制声色、货利的诱惑，这种积极的社会教化态度，对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和作风建设，都是有利的。
  领悟际村的风土人情
  杨仁慧 杨培旭
  房道镇际村风光旖旎，理学文化博大精深，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丰富，是明代重臣，大学士杨荣的故里，也是建瓯最著名的“绿海林都”。
  房道镇际村位于建瓯市西南部，有六个自然村，780多户，总人口3200多人，土地总面积34016亩，林业用地面积28906亩，其中：林分面积16321亩，竹林地面积11149亩，未成林地面积1021亩，迹地面积415亩，森林覆盖率达到81％，林木绿化率名列全市前茅，有被誉为“鸟的天堂，树的王国，昆虫的世界，森林的博物馆”的国家级森林自然保护区万木林。完整的生态环境，对发展森林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客观优势，也有做大做强旅游产业的深厚人文基础，这是一个生态的家园。
  在际村树口矗立着一座始建于明代、复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木制牌坊，这座按照封建社会皇帝御封的双层结构规格建造的一座木质建筑，没有使用一个钉子，全部用榫头对接，呈南北走向，通高10米，宽16.2米，进深6米，面阔三间，进深三柱，重檐歇山顶，上竖书“登瀛”二字，下侧梁坊横向书写“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杨荣”、“七代尚书第，伯逊，达方、士美，杨荣，公，仕仪，目公”等字，为明代皇帝英宗朱祁镇于公元1440年杨荣去世后御赐的匾额，以表彰杨荣一生的丰功伟绩。其中的“登瀛”二字字体方正，苍劲有力，寓意像杨荣这样功德圆满之人必将到瀛洲成仙。古代规定经过“登瀛牌坊”武将要下马，文官要下轿，以示尊敬。现在“登瀛牌坊”旁还写有杨荣家训等距今600多年的悠久历史，保存尚好，这是国家重要的文物遗产。
  杨达卿纪念堂毗邻登瀛牌坊，佘岳公王庙、庆丰堂、明代古戏台、杨荣铜像等人文景观，坐北朝南，占地三亩，堂前牌坊匾“杨达卿纪念堂——明赠荣禄大夫太子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正厅匾额“四知堂”为杨氏宗亲原北京军区后勤部副政委杨陈英将军题写。左边题有“杨荣家训”右边撰有“祭祖誓词”前堂两侧为回廊，前堂中央塑杨荣铜像，正厅中央供祀杨达卿夫妇神像，两侧撰设：《杨达卿行实》少师胡广《万木园山记》《杨氏家族与万木林》《万木图》等文献。正厅前方左柱竖挂三幅、汉杨震廉政夜辞金、隋帝杨坚勤俭治国，宋杨家将满门忠烈。右柱竖挂三幅，明杨荣四朝元老家，元杨达卿植万木林，宋杨时程门朝立雪。每年两次祭祀春祭定清明节前三日，秋祭定九月初一前二日。
  著名乡绅杨达卿（1305—1378）名福兴，字茂兴，元明时建安龙津白塔（建瓯市房道镇际村）人，杨氏第六十五代后裔，家素饶裕，天性纯孝，乐善好施，博学开明，著《龙津诗集》，明宣德五年（1430）杨达卿以其孙明太师杨荣显贵，宣宗皇帝封赠荣禄大夫少傅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建安杨氏为当地旺族，清初郑成功同杨氏族人联兵抗清退守台湾者颇多。
  据史料记载，元至正十四年（1354），杨达卿逢灾年以工代赈，“植树一株，偿谷一斗”救济灾民，蔚然成林，告诫子孙，悉心保护，誓不售人，唯作公益，世代相传。里人德之，因名万木林，郡守阮德柔美名曰万木园，其孙杨荣在明代官至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工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亦作《万木图事实记》并清明代画家中书舍人王孟端作《万木图》以表先志，万木林即为杨家“风水林”加以封禁保护，自然演替成富具特色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闻名遐迩的万木林，于1956年被国家划定为首批自然保护区，1996年在杨达卿故里重建纪念堂，以表其德，供人敬仰。
  际村村庄繁华地段有一座圣迹“清白堂”，系明太师杨荣回乡祭母时，即大明永乐辛卯九年（1411）春正月，为弘扬关西孔子杨震所建。历史记载：东汉清白吏太尉杨震“迁东莱太守，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密愧而出。”东杨宗谱第一宗十九页记载，汉代昌邑县吏薛文清诗题曰：人间无处不天公，却笑黄金馈夜中。千载四知台下过，马头又是起清风。”后来据《杨荣传》第六十一页记载，杨荣的同僚知他在家乡新建一座“清白堂”，又纷纷题写诗文、表示贺忱。《永乐大典》副总裁官王洪作《清白堂记》，金幼孜称赞：关西风华胄，太尉古名臣。直节照筒册，清风动冠绅。遂令千金下，流光插无垠。伟哉建安派，阀阅无嶙峋。
  大家都称赞杨荣是关西夫子、杨震的好后代，千载不忘杨氏清白遗风，教育子孙，弘扬传统美德，清白堂正厅中央供祀的杨震神像，至今杨氏家族仍世代相传，保留清白好风尚。
  2017年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赞扬杨震“四知”拒金。杨震为官清廉，有老朋友、长辈劝他为子孙置办产业，杨震说：“让以后的世人称他们是清官的子孙，我用这个留给他们，不是也很丰厚吗？”这就是一种觉悟。
  在际村村头落帽山马踏仑的陡坡上有座杨荣侧室张氏夫人墓，据杨荣史料记载，元配、继配都是刘夫人，对于侧室只有杨溥在杨荣墓神道碑上提一句“侧室有张氏。”《东杨宗谱》受到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局限，侧室不登宗谱。但在房道际村一带民间及杨氏族中，都很普遍的传说际村有“番婆冢”（蒙古族）。经建瓯市杨荣研究会调查证实“番婆冢”就是杨荣侧室张氏墓。整座墓碑宽0.44米，高1.4米，文曰“明赠夫人杨母张氏墓”，右记“大明成仕己亥年三月清明日立”，左署“孝男贵通立”勒，这就是当年遗留的实物。杨荣子六人杨恭、杨让、杨锡、杨赐、杨贵芳、杨贵通六子中贵通列最后，当为杨荣第六幼子，张氏墓碑仅以孝男贵通立。以上五子俱不写，据此可证实贵通为张氏所生，现际村杨姓五百多户，贵通派下有六十余户，证实这是杨荣侧室张氏在际村嫡传。
  明初北部边境为蒙古，杨荣五次扈从成祖出塞，北征均在蒙古，为了民族和睦，和亲娶蒙古族大汗女为妾，当时称外族女为“番婆”，张氏为蒙古族人。据际村老人杨思义回忆，1972年曾得内蒙古人来函，查询张氏葬墓下落，并要求提供墓中古铜钱等陪葬品，惜在“文革”期中，此函未留存。
  张氏墓的完整保存，为以后蒙汉文化交流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
  际村的风土民情，除了保持汉族传统习俗外，还有少数民族的风俗一枝独秀，即用蒙古族习俗的每年五月十五举行杨荣文化节的采街活动。
  到了际村丘岭（秋岭）自然村，红色土地上就有不一样的感受，由于丘岭（秋岭）黄元垅地理位置自然相对隐蔽，因此（1943—1945）间我党闽北地下游击队领导人黄垂明同志（当年化名为吴金生）解放后任宁德地委副专员，曾经率队潜入这一带活动，并在丘岭黄元垅偏僻山林建立游击革命根据地，在这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上，历世孕育了不少仁人志士。当年李美英，女，仅16岁，际村人，在吴金生的游击队伍任地下交通员职务，但未暴露身份得以幸存，尽管在文革期间因为丈夫苏以灼被诬“通匪”而牺牲未获昭雪，她被牵连讹为“匪婆”，然而，历尽磨难终于1991年11月份找到上级领导黄垂明，时任宁德地委副专员的黄垂明的证明，经地方老区办确认，并发给“五老”证书，同时当年为革命牺牲的苏以灼、苏以钟、杨之林三位际村前辈均因献身黄垂明领导的地下游击活动而不幸捐躯殉难，在地下交通员李美英及际村知情老人杨思义、杨培植、杨则鑫、杨可滔、罗顺祥、杨兴成等多位知名人士的见证下，三位际村布衣英雄经当地党委政府走访调查确认，黄垂明在游击队时英勇就义，终于在2002年6月给予平反昭雪。际村丘岭黄元垅正在报批革命老区基点村。
  走进万木林，为典型的多层次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型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地理位置为东径118°09′23″，北纬27°02′28″至27°03′32″，海拔230—556米，面积195公顷。就今天来看，在封建社会时代，立“植杉木一株，偿粟一斗”之规的杨达卿能够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当年种植的都是人工杉木林，经过六百多年的变迁，经过长期封禁，万木林的土地上，为生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区内结构完整，成为相对稳定的生态体系，植物丰富，为典型的森林生态型，现在万木林植物资源丰富，野生动物繁生，不愧是科学研究的理想基地，观光旅游的优美场所。在万木林土地的山坳冈峦上主要有壳斗科、樟科、山茶科、木兰科、杜英科、冬青科等168科常绿阔叶树种组成，253种木本植物，580属1335种维管束共生共长，鸟类有15目36科141种兽，其中白顶溪鸽为福建省新纪录，兽类有7目17科32种，两栖爬行类有8科18种，1000多种昆虫20多种被列为国家保护的诸如穿山甲、猕猴毛冠鹿等野生动物。尤以一棵胸径1.75米，树高36.5米的沉水樟，秀甲天下，尽显王者风范。当你走进山林，随时随处，看到的是奇珍，听到的是鸟语，闻到的是花香，留下的是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万木林是天赐际村的一座绿色地标。无论你是谁，身负使命也好，心无羁绊也罢，这都是一方让你乘兴而来，满载而归的神秘热土，这是大自然的热情召唤，也是建瓯房道际村人民发自内心的深情呼唤。
  近几年，该镇在建设美丽乡村中将现代生态文明理念与万木林人文历史等有效融合，在现有万木林旁新建一片万木林，新万木林森林公园，新万木林公园规划建设3000亩，由森林、林间栈道、苗圃、珍稀树种培育区、万木林历史文化景观区等组成。其中历史文化景观区有清白门、方竹亭、解元井、荷花池、鲤鱼溪、七星桥、杨荣文化墙。为进一步弘扬际村先祖杨达卿“植杉一株，偿粟一斗”的济世善举，际村村民制定了新万木林森林公园村民公约，凡是际村村民娶妻的、出嫁的、考上大学的、参军的、生小孩的，都要在新万木林森林公园种下一棵树，必须挂牌、刻录姓名，种树时间，凡是树木死亡的，都要由种树者及时补苗，确保成活，凡是有游客到际村的，要到新万木林森林公园植树的，村委会的苗圃提供价格不等的树苗给游客，同时刻上姓名、种树时间，同时，村里举行每年的3月12日植树节义务植树，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传承杨达卿文化精神。
  闽学圣贤起名趣谈
  肖世华
  在这红尘世界里，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有个称呼伴随一辈子，甚至有些人的躯体化为尘土了，人们还叨念他的称呼，该称呼是啥？就是名字。两千多年来，有两个名字家喻户晓，即太上老君——老子、万世师表——孔子。老子所创立的道家思想与孔子的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
  名字是人们随意用来区分彼此的符号，以后又演变成为固定身份的标志，在文字出现以后又以文字形式记载下来。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随着名字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名字也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程门立雪”这一典故表达了古代中国尊师重教的教育传统和诚心求学的精神。该典故列入教材数百年了，游酢和杨时名字代代相传，他俩对传播洛学、开创闽学做出巨大贡献，堪称闽学的“开山鼻祖”。南宋理宗皇帝匾赐游酢，御赞他“伟哉圣道，光载南传”，点出其南传圣学之功绩。清朝康熙皇帝匾赐杨时，御赞他“程氏正宗”，其脉传至朱熹。朱熹赞其祖师：“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
  游酢和杨时二位先贤，满腹经纶，德才兼备，从他们为其孩子取名字，可窥见一斑。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自称用名，称人以字，“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
  游酢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曾经作诗《诲子》：“三十年前宿草庐，五年三第世间无；门前獬豸公裳在，只恐儿孙不读书。”他有七儿子，起名为游撝、游拟、游拂、游损、游掞、游捄、游握。
  长子游撝（读huī）。撝，释义：谦抑，谦虚低调的处事方式。撝取自《易经·谦卦》六四爻：“无不利，撝谦。”谦卦艮下坤上，为地下有山之象。山本高大，但处于地下，高大显示不出来，此在人则象德行很高，但能自觉地不显扬。谦为德之本。游酢希望长子游撝要学会谦让、诚挚和谦逊，作众弟弟表率。
  仲子游拟（读nǐ）。拟，释义：揣度。拟取自《易经·系辞上》：“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拟之而成象，成象而后言，则言之有物。议之，就是讨论、议论；讨论之后行动，更能合时中。既拟又议，万事万物之变化就能合于理。可见游酢取名拟，其理学思想已经孕育形成过程中。
  季子游拂（读fú）。拂（动词），形声。字从手，从弗，弗亦声。“弗”意为“（物体表面）不平”。“手”与“弗”联合起来表示“用手掸去物体表面上多余的东西”。拂，意思是轻轻擦过；掸去；甩动；抖。拂取自《坛经》中神秀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可见游酢对佛陀的修学造诣颇深。
  四子游损（读sǔn）。损，释义：减少。损取自《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道则不然，损不足，奉有余。”认为“天道”的特点在于减少有余而补给不足，而“人道”则反之。亦取自《周易》第四十一卦。损是本卦的标题。损的意思是减损。损和益，一减一增，被当作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既是对立的，又可以相互转化；或减或增，或减中有增，增中有减，或不增不减。如何取舍，如何抉择，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要依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取“损”是游酢理论思想逐渐完善阶段。
  五子游掞（读shàn）。掞，释义：舒展。掞取自西晋文学家左思《蜀都赋》：“掞藻天庭。”掞藻意思是：抒发辞藻，施展文才；亦取自唐代柳宗元的《哭连州凌员外司马》：“天庭掞高文，万字若波驰。”意思是：你在朝廷中撰写的雄文，万言文辞有若洪波奔放。游酢希望五子游掞将来才华横溢。
  六子游捄（读jiù）。捄：古同“救”。“救”字从求从支，义为在严寒天给人送去皮衣。引申义为给予帮助使脱离危险或解脱困难。救取自《礼记·檀弓下》：“凡民有丧，扶服救之”。亦取自《诗·邶风·谷风》作“匍匐救之”。游酢希望六子游捄将来有成就，学会慈悲为怀、救苦救难、救困扶危、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等。
  七子游握（wò）。握，释义：搤持。握取自楚国诗人屈原的绝命词《楚辞·九章·怀沙》：“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瑾、瑜：美玉。即意为：怀里藏着美玉，手里握着美玉。比喻具有纯洁无瑕的品德。游酢希望七子游握的心，始终保持一清二楚，怀瑾握瑜。
  游酢从政四十余年，勤政廉洁，惠政在民，政绩卓著，勤政更新，政绩卓著，功绩斐然，有口皆碑。他为七个儿子命名“撝、拟、拂、损、掞、捄、握”，都有“扌”提手旁。意喻德为先、勤为本、和为贵。
  杨时，延平四贤之首，他的家庭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他编写的《勉学歌》是杨氏家族治家立身之训，以垂训子孙。杨时四代同堂，父子六人都是进士，誉称杨氏丹桂六枝芳。南平县志载：“诸孙登科者数十人。”是南剑州的名门望族。他有五个儿子，取名为杨迪、杨迥、杨遹、杨适、杨造。
  长子杨迪（读dí），字遵道。迪，道也。东汉·许慎《说文》。迪取自《诗景·大雅·桑柔》：“维此良人，弗求弗迪。”即“这些心地善良人，不求禄位不钻营。”亦取自《尚书·商书·太甲上》：“旁求俊彦，启迪后人。”即“向各方面征求贤才，以开导启迪后人。”杨时希望长子杨迪要学会遵道而行，作众弟弟的榜样。
  仲子杨迥（读jiǒng），字昭远。迥，远也。东汉·许慎《说文》。迥取自《史记·司马相如传》里：“迥阔泳沫。”杨时希望杨迥向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学习，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有所造诣。
  季子杨遹（读yù），字循道。遹，回避也。东汉·许慎《说文》。即邪僻。遹取自《周书·康诰》：“今民将在祗口乃文考，绍闻衣德言。”杨时希望季子杨遹要行德言，循大道。
  四子杨适（读shì），字积义。适，之也。东汉·许慎《说文》。适取自晋末宋初诗人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即“少年时就没有迎合世俗的本性，天性原本热爱山川田园生活。”杨时希望四子杨适要积善垒德，晓以大义。
  五子杨造（读zào），字汝旨。造，就也。东汉·许慎《说文》。造取自唐·柳宗元《柳河东集》诗句：“明日造朝。”指臣子到朝廷觐见君王，奏事议政。杨时为五子杨造，取字“汝旨”，期望其学有所成，造诣深厚，金榜题名，领旨谢恩，为国效力。
  杨时一生精研理学，儒林仪表。宋高宗赞他：“言正而行端，德闳而学粹。网罗百家，驰骋千古。”他为五个儿子取名“迪、迥、遹、适、造。”都有“L”走字底。“L”是从篆文辵（chuò）简化而来。辵：从彳从止，乍行乍止。寓意行大道、民为本、利天下。
  亚圣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中，受儒教祭祀的古代圣贤。清康熙称朱熹：“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朱子家训》字字珠玑，是朱熹治家、做人思想的浓缩。朱熹有三个儿子：起名为朱塾、朱埜、朱在。
  长子朱塾（读shú），字受之。塾本义：享用新熟瓜果的地方。转义：教书就读的地方。受本义：接受；承受。，从爪从冖从又（右手）。会意。甲骨文字形，象两手中间有一只舟，表示传递东西。朱熹希望长子朱塾将来当老师。朱熹深知教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振兴的根本，自古我国是礼仪之邦，孔圣人在世界的影响很大，向孔子学习，传道授业解惑也。
  仲子朱埜（读yě），字文之。埜是“野”的古字，上林下土，会意。林木只有深深扎根与土壤，才能枝繁叶茂，百花争妍。“文”本义：花纹；纹理。从玄从爻。天地万物的信息产生出来的现象、纹路、轨迹，描绘出了阴阳二气在事物中的运行轨迹和原理。由此可见朱熹理学思想体现其次子名字之中。
  季子朱在（读zài），字敬之。在表示草本初生在土上。本义：存活着，生存，存在。在取自《易经·乾卦》初九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即“龙出现在田间，有利于大德之人出来。”亦取自《论语·里仁》：“父母在，不远游。”即父母是家之根。“敬”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从苟（jì或jí）从文（支，pū）。以支促之言行真善美（苟）。慎言也。敬与孝是忠的基础，忠是敬与孝的结果。体现朱熹继承和弘扬忠国孝亲的传统美德。
  朱熹三个儿子起名即“塾、埜、在”，全带“土”字旁。《说文解字》指出：“土者，是地之吐生物者也。”凡是有植物生长的地方就有“土”，“土”是万物之母。另外，九位孙子命名全带“韦”字（注：韦属金）；二十位玄孙命名全带“水”字旁；朱熹后第四代（注：十三世）33位嫡孙命名全带“木”字旁；第五代43位嫡孙命名全带“火”字旁。表明朱熹子孙全以“五行”循环命名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根基。
  俗话说：“文如其人，人如其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字不仅传承了人的情、意、志；还蕴涵了人的精、气、神；更传达着天地之玄机。从闽学鼻祖游酢与杨时，到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他们为其儿子取名过程几十年，映射出三位先贤的心行痕迹，是“理一分殊”思想成熟过程。
  古云：“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好名。”圣贤起名，涵意深邃，以上趣谈，见文相会。
  杨龟山陵园玄机解读
  曾学榕
  著名理学家杨时的墓（今称杨龟山陵园）座落在福建省将乐县水南镇的乌石山麓，修建迄今已有877年的历史了。年复一年，前往拜谒祭祀的杨时后裔及各界人士，代不乏人，尤其是近十来年清明时节，更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然而，在这些人当中，真正知晓陵园情况、能解玄机的人恐怕为数不多。笔者愿以多年收集的资料和研究心得与感兴趣者共享。
  一、杨时的墓地是杨时本人亲自选定的
  据《龟山先生年谱》记载：“宋高宗绍兴五年乙卯（1135），公八十三岁。……三月十五日，公与诸友相地于镛州之南山。”
  “相地”就是踏勘、选择墓葬之地。杨时的故乡将乐县是福建省最早建县的七个古县之一，曾于闽天德三年（945）一度升县为州，因县城西郊有山形如覆钟，故取名为“镛州”。“镛”就是大钟。“镛州之南山”指的是将乐县城南面的山。
  杨时是一位名闻海内外的著名理学家，他怎么会相地、看风水的堪舆之术？这要从杨时的易学水平说起——
  杨时少年时很聪明而且好学，《龟山年谱》载：“五年庚子，公年八岁，能赋诗；六年辛丑，公年九岁，能作赋。”“五年庚子，先生八岁，善属文，人称‘神童。”从八九岁开始，这个小神童就为进取刻苦攻读。他曾在家乡将乐县城的含云寺旁筑室攻读。他在《含云寺真祠遗像记》中记曰：“是时，予尚幼，方肄业为科举之文，挟策读书，穷日夜之力，为进取计……”
  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为了培养和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对科举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废除诗赋、帖经、墨义，改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应试举人选《诗》《尚书》《易经》《周礼》《礼记》中的一经为本经，以《论语》《孟子》为兼经参加考试。这科举改革五年之后，即熙宁九年，杨时考中进士。
  杨时当时读了什么书？当年科举应试具体内容是什么？现已无从考证。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必与《易经》有关。他从八九岁开始，一直到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十数载寒窗，《易经》作为必修的内容，他应该是熟读的。由此可以推测：杨时的易学水平不低。
  杨时于宋哲宗八年（1093）拜程颐为师。程颐在洛阳讲学的内容主要是以易说理，杨时被后人评为程门高足，承传程氏易学水平自然非止一般。我们在传颂至今的“程门立雪”的典故中，虽然无法获悉杨、游二人向老师程颐求教的具体内容，但是笔者揣测：与易学相关成份概率应该相对较高。这里面与游酢也是一位易学大家也有关联。
  宋政和元年（1111），杨时在萧山知县任上，得意弟子罗从彦从家乡前往求教。他初入杨时门下时听杨时讲授即“汗惊浃背”，惊叹说“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杨时在讲《易·乾·九四爻》时，曾说“伊川（程颐）说甚善”。为了求证，他返回家乡，变卖田产，充作盘缠，前往洛阳向程颐请教。当他发现程颐所说与从杨时处听到的相差无几，便又从洛阳折返，师事杨时。从罗从彦求学中，我们可以得知：①杨时在东南传播理学，程氏易学是讲学的重要内容；②杨时讲程氏易学与老师程颐所授的相差无几。
  程颐所著《伊川易传》是杨时整理和刊行出版的。杨时在《校正伊川易传后序》中说：“伊川先生著易传，方草具，未及成书而先生得疾，将启手足，以其书授门人张绎。未几，而绎卒，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本。政和之初，予友谢显道得其书于京师，示予，而错乱重复，几不可读。东归，待次毗陵，乃始校定，去其重复。逾年而始完。”杨时不仅整理过《伊川易传》，于晚年还整理了《河南程氏粹言》。通过整理老师遗作，杨时可以说是全面继承了程颐的易学思想。
  杨时在继承程颐易学思想基础上，形成了自有特色的易学思想。对于易学在卦、爻辞的释义上偏重于用，是他易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的亮点。
  《杨龟山先生年谱》记载：“（宋）元符元年戌寅，先生四十六岁。归自浏阳。七月，著《周易解义》。”可惜此书已佚，我们现在已无从整体上了解、研究他的易学思想，只能从散落在《杨时集》中的片段去搜寻、去发现他对《易》的真知灼见。因此，笔者以为：杨时的易学水平是相当之高的，可以说是大师级的水平。
  堪舆学作为以易学为基础、为精髓、为主干的一个分支，在战国时期已发展到较为完善的水平。经秦汉迄唐宋，风气与水平又较前有所大的发展。此时期，凡习《易》者多通堪舆之学。杨时作为一个对易学深有研究的大家，自然亦洞悉堪舆学的玄赜，从他选的墓地风水地理来看，至少是个行家。
  了解了以上，杨时能与诸友相地于故乡之南山就不足为奇了。
  二、杨时逝世
  杨时在与诸友相地于故乡之南山并确定墓地之后，于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卒于正寝。也就是说在他相好墓地后的一个多月，就过世了。《龟山年谱》载：“二十四日，先生卒于正寝。是日，先生晨兴，盥漱，粥罢，诸子侍侧，谕以修身齐家作人体要。语毕，至中庭书室就寝。随视之，先生已逝矣。”
  杨时好象能测算出自已的阳寿几何，选好墓地后逾月就安然辞世，真是令后人惊奇与叹服。笔者以为只有四个字可以解释，那就是：“天人感应”。
  三、杨时墓
  杨时墓座落在将乐县水南镇乌石山麓。这个杨时亲自为自已选定的墓地究竟有什么玄机呢？笔者试为解读——杨时为自已选定的墓地形态在风水地理上“喝形”称：“荷叶盖金龟”。这个墓地的“风水”好不好呢？中国古人相地之术一般都有这样一个流程，即：寻龙、点穴、查砂、问水、切相。杨时墓地“风水”如何，从这五个方面一一分析，便知端详。
  1、寻龙。杨时墓的靠山是高大的乌石山，龙从东南而来，其脉接将乐县与沙县交界处的高峰雪峰山（海拔1299米）后，再往东南而去，不知其所止。福建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为中亚热带季风型气候，温暖湿润，降水充沛，所以这一带的山脉全都植被繁茂。笔者曾登临乌石山顶，放眼望去，群山绵亘，莽莽苍苍，如有一条苍龙，雄健而矫灵，从天际与峰巅，伴白云遨游而来，顺金溪而下降于列祖山，水送龙行，入首于主山之下，正是所谓：“云从水绕之降龙”，极备大官之相。
  2、点穴。杨时墓的主山，也就是玄武山，如一张倒扣过来的荷叶，三条山脊从山顶即荷叶的叶心分张而下，如同“爪”字形。中间的那一条山脊，即“爪”字的中间一竖，为干，为正脉，顺直而下，至山脚又隆起，状如“金龟”，为龙势脉气“正到长来”结聚之所。杨时墓的穴就点在“荷叶盖金龟”形的龟之上，这是极其准确的，是“上不伤龙，下不脱气，藏风聚气”之“要的”。穴场的土质为黄壤，土层深厚而纯净，亦称上佳。
  3、查砂。“砂”即为穴场周围的山峦，所谓“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玄武已论过，青龙、白虎即“爪”字的左撇右捺，两条山脊作回环拥抱之态，而且青龙高于白虎，最是合规。墓前是一山垅，较为开阔，是为大明堂轩宽敞；再往前，是一座小山，名唤“龙灯山”。低矮而浑圆，山上林木佳秀，其为案山，再合适不过；过案山是金溪两岸将乐县城古镛镇与水南镇的冲积平原，其中金溪从西南流向东北，水南小溪自东向西注入金溪，龙池溪自西向东注入金溪；再往前，就是稍高的石门岭，山脉横亘，耸拔端恃，是墓前的朝山。山、水、平阳排列有序而相映，清雅而秀丽，正合“朱雀翔舞”之规制。
  4、问水。杨时墓前的山垅中有一条小溪涧，蜿蜒迂曲，自东向西注入金溪，溪水清澈明净，常年不断。金溪之水沿左青龙山下，浩浩荡荡由西南向东北奔流，青龙得水，绝佳。《葬经》云：“生气遇风则散，界水而止。”有这二水，穴场之脉气得以藏聚。
  5、切相。所谓“相”就是墓地的座向。杨时墓是座午向子，即座南朝北。这是何故？在一般人眼里看，座北朝南才是好朝向。没错，那说的是阳宅。中国地处北半球，座北朝南最适宜。而阴宅却不一样，要以时以形而定。有的风水书认为：“看水定向”；有的认为：“四象取向”。“四象”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杨时墓的风水地理看，两者都有所考虑。但笔者以为：杨时有他自已的寄情和牵挂。墓座南朝北，墓主可以时常向北望：一是可以望见将乐县城北郊的龙池，那里有生他养他的故居，有祖辈的坟茔，还有神奇的“落星穴”。“落星穴”在将乐县城北郊肖公洞山麓。《将乐县志》载：“晋朝义熙年间（405—418）有长星坠其处，俄成一穴。占星者谓：五百年后，当有大贤。邑人以德星坊名之。近杨氏故居，龟山先生实生于此，人以为应云。”这个说法曾广为流传，杨时应该是知晓的，那可是他人生命运的吉兆之处；二是可以远望他求学的地方——河南颖昌与洛阳，在那里他先后师事二程兄弟，成为程门高弟，后来成为闽南学鼻祖、理学宗师。尊师重教，是他的一生追求；三是可以远望皇城帝都，那里是他曾经为官和为忧国忧民殚精竭虑、不懈抗争的地方。爱国忧民是他的高风亮节……
  人生有所眷恋，有所寄情，有所牵挂，就会对自己的身后事作出相应的安排，这已为许多名人的行为或遗嘱所证实。笔者以为，杨时也是如此。
  还有一点，宋朝人，犹其是南宋士大夫阶层有墓地朝北的风气。据说是与怀念故国旧土有关。陆游诗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便是佐证。笔者以为杨时也是如此。
  不能说杨时墓地一点瘕疵没有，如墓地前的流水原为一条小涧，“天门”虽开，但小涧水流太小，汇入金溪之处、所谓“地户”，遮蔽不足。有道是：山主人丁水主财。杨时后裔虽然人丁兴旺，但大富之辈少见，可能就是应验。
  不过1985年后这种情况大为改观。1985年，福建省与将乐县把杨时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规定了陵园的保护范围；翌年，福建省文化厅和将乐县人民政府拨款修葺，重修了杨时墓。1993年，台湾全球董杨宗亲总会理事长杨钦清先生捐资整修，修建了陵园的牌坊和曲桥。现在，杨时墓前修建的水塘连片，清流涵蓄，时见锦鳞游泳，鹭鸟翔集，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地户”处牌坊高耸，修竹茂密，“水上乐园”及一些民居次递建成，“地户”遮蔽已不成问题。相信现在及将来杨时后裔定然会在陶朱之道雄风大振的。
  四、祭祀灵应
  杨时墓历代官府于春秋两祭，族中人、敬慕者亦遵例而行。
  在众多的杨时后裔中，文臣武将代不乏人，求学应试的学子更是人数众多，不时之期，墓前也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有春风得意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自然会到祖宗灵前祭祀，以求福佑；有官场失意的，也会到祖宗灵前祈祷，望予指点；常有莘莘学子，三五成群，到墓园拜祭，以求心思开窍，学业长进，考场顺利。杨时是一位大学者，既是杨氏的显祖，又是客家人的先贤，据说他对后人，尤其是求学的后人的祈求，还相当的眷顾。因此每逢清明或大考之前后，学子们及其家人来拜求的，来答谢的日见增多。事经传播，更有不远数十百里前来者。显祖庇佑，先贤灵验，当是圣人精魂不灭与信众虔诚所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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